绪论

第一节 全球化视域下的新移民文学

往上追溯，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可以说肇始于50年代的“经济一体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化”这一命题才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就已经蔓延到中国学术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事件可以说本身就是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一个明证。经济实现全球化以后，随着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关系的密切，文化全球化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文化全球化的特点就在这个“杂”上，杂可以指“混杂”“杂糅”，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不是简单地以经济强国的文化取代经济弱国的文化，而是在一段时间的跨国界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也得以在价值观和模式上产生冲突、磨合和重合，这中间既有优势文化在各国之间转换和移植的过程，也有弱势文化向优势文化趋同、模拟、协商的过程，从而重新建构出来一种新的混杂而多元的文化。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趋同性和多元性在这里矛盾而辩证地得到统一。因此，在当下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既不能秉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抵制文化交流和文化交往，也反对抹杀异质文化的多元丰富性，全盘接受强势文化而造成文化上的完全同质化。一种谨慎而明智的态度应该是，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对异质文化保持一种开放的认同，保持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交流状态，尊重不同文化所独有的个性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视野下文化重构的现代化进程，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而创造一种多元、丰富而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鼓励出国留学，引发了一波移民浪潮。这一批以留学或者就业为目的的移民绝大多数是为了实现自身发展而主动寻求迁移，投身于当代世界人口在国际间移动的洪流。有报道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移民输出国，综合过往的数据保守估计从中国大陆迁移出去的移民已经达到一千多万。吴奕锜在《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一书中分析，这一股移民浪潮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国政府实行开放政策的结果，然而其深层原因其实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一个“中国故事”而已。

一般意义而言，一个人之所以要离开自己的祖国，漂洋过海去另外一个举目无亲充满了“他者”同时自己也被“他者化”的国度，除了向往这个国家发达的物质环境之外，对这个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深层原因——文化的深深向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这种迁移不仅仅是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的位移，更重要的其实是从母国文化到异质文化的一种从精神到骨血的转换。初登异域，移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得以立足的身份。为了得到无论是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还是文化意义上的身份，移民们都付出了血泪交融、艰苦卓绝的奋斗，尤其是后者——文化身份，更是让移民们承受了种种艰辛和屈辱，那是一种拆散了打烂了揉碎了再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而关乎这个伤痛历程的叙事反映到文学写作上，就构成了我们在世界华文文学视域中称之为“新移民文学”的早期创作。

“你获得的很多，但失去的也很多，你是否真的到达了彼岸，是否真正离开了家乡，这是一个不容易确定的问题。家乡，过去，历史，是你的一部分，既是你的财富，又是你的负担。”[1]这是美籍华裔学者叶凯蒂在1996年出版的小说《蓝土地，远行者》中卷首的引言，这一段话可以看作对新移民文学精神内涵的绝佳注脚。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与许多国家联系不断加强，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认识到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必要性。1978年12月26日，52名公费留学生踏上奔赴美国的征程。这可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启留学热潮的“吃螃蟹者”。随后1981年1月国务院进一步放开政策，大大刺激了留学潮的发生，数以万计的留学生选择了漂洋过海的征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北美洲因其发达的经济状况、先进的文化水平和开放而包容的留学移民政策而成为大多数希冀走出国门者的选择。

然而，新移民从一个当时经济相对发展较为缓慢的国家进入一个经济发展势头相对强劲的国家，从第三世界的中国进入第一世界的北美强国，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位移，对人们影响更大的是文化上的迁移。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生成路径，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由于种族、环境、历史、制度、生产力等各种影响因子的不同会产生巨大的差异，当这种充满了差异（当然也有某些共通之处）的文化成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度的人们身上的烙印时，将会在很长的时间内甚至终其一生影响他们的一言一行。因此，当携带着传统东方文化基因的中国人来到崇尚个性自由的西方文明的美利坚大地上，两种文化的冲突、龃龉、磨合就在所难免。叶凯蒂的这段话不仅仅代表了她个人的心声，更是代表了几乎整个新移民群体的心声：“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异乡住久了之后，常常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无论你怎样努力，无论从表面上看你有多成功，最终你还是个外国人。刚开始在异乡你的生活被求生的现实问题制约，而且很为新的环境所左右。一旦闯出路来，再仔细想，你会发现代价高得惊人。”[2]语言隔阂、文化差异、生存压力……如此种种在新移民们第一天踏上异国的土地开始便排山倒海地向他们冲击过来。毕熙燕在《绿卡梦》中推心置腹地写道“一种处身于社会主流之外，充满焦虑和无奈的压力，精神空虚而又具有表达欲望会合起来的 ‘边缘人综合征’”[3]淹没了他们。中国自古以来便有诗言志的传统，“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报任安书》），古圣贤之作多为发愤而著书，不平则鸣，这既是中国人一贯的精神传统，应该也是人类情感的共通之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新移民们每每因异域生涯而感压抑郁结之时，也一如先贤一般转而投向文学，拿起笔来写作，纾解这种“边缘人综合症”。1983年12月，苏炜以“阿苍”为笔名发表了《荷里活第8号汽车旅馆》，至今因其新移民在新大陆的“初试啼声”而被视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开场之作。此后至今的三十余年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跨越太平洋、抵达这片自由女神和红叶漫天的国度，或者留学或者工作或者定居。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瞬息万变，移民们周围的环境较30年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观感也随着境遇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不变的是，他们中仍然有很多人选择用文字来记录他们在异域的遭逢经历、所思所想，北美新移民文学便在这一代代的传承中按照其自有的规律往前推进。十年为一个年代，迄今北美新移民文学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即三分之一个世纪。任何文学自有其发展历程和脉络可循，新移民文学上承“留学生文学”余脉，天然地承接了“五四”新文学睁眼看世界的源流，下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跨族裔书写的长河，从早期描写生命移植异域生存的纪实性创作沉潜转入对家国历史乃至一代人命运的反思，从发生、嬗变到未来的走向，都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北美新移民文学更是一幅中西文化交流、砥砺、磨合的全息图，其中能够窥见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激烈对撞与交融的过程，犹如一面无穷之镜，映照出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种推拒与融合、反思与奋进之像，最终超越文化局限、抵达人性之境。因此，在全球化潮流依然此起彼伏、波浪滔天的当下，对北美新移民文学三十余年一路走来的历史循踪而探、挑筋剔骨、吐故纳新，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意义。“中国必须具备自己独特而明确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并顺利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4]研究包括北美新移民文学在内的新移民文学发展历程，能够为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人构建适合自身生存的文化身份把脉，为百年中国文化的内省以及海外传播提供参照，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文化秩序重建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