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行走的文学——北美新移民文学创作流变
新移民文学是新一代大陆留学生远渡重洋来到北美大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凝聚而成的文字，是“行走的文学”、离散的文学、流动的文学。历经三十余年的沉淀生发，由浮躁、粗糙而沉潜、深刻，由情感宣泄而面向历史，告别了执着于故国乡愁和文化冲突的展示进入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深化为思索一代人命运的写作。新移民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承前启后那几年难免会有重合、覆盖的区域，很难断然界定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文学发展的规律本来就是螺旋式渐进上升的，所以对于时间的分段，目前学界尚未有权威定论，大都是前后交接的几年略有不同，各个阶段特点倒是取得了共识。此处我想用“走尽天涯、拣尽寒枝、洗尽铅华、歌尽桃花”来形容这吐故纳新、归去来兮的三十余年北美新移民文学创作流变的过程。
一 新移民文学草创发轫期——异域生存与故国回望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8]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旅美作家曹桂林的成名作《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经典台词，因为姜文主演的同名电视剧而轰动一时，影响了当年许多中国人，至今仍有余绪。然而，对于拼尽全力想要移民北美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看到了“纽约是天堂”这前半句话，而忽略了后半句的“地狱”。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门开放后第一代奔赴北美的中国人心中喷薄的梦想。然而，纽约并不是遍地黄金，当然也不是人间炼狱，但是自从他们的双脚踏上北美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就对他们展露了无私的铁面。语言隔阂、生存焦虑、文化差异、情感失落，种种未曾料到的压力排山倒海将他们淹没了。正是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的落差中，第一代新移民开始了他们的创作。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学形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情绪宣泄式的、纪实性的自传体写作，大多以“边缘人”的心态表现新移民异域生存的艰辛和故国回望的文化乡愁，艺术特色多为粗糙、浮躁、直抒胸臆的现实主义手法，字里行间的焦虑与痛苦显而易见，因此被称为“输出的伤痕文学”。同时，也并不排除少数较有思想深度的作品。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与现代文学史上“五四”留学生、20世纪60—70的台湾留学生都大为不同。“五四”时期的留学生乃是为了“师夷长技”救亡图存，台湾“无根”一代留学生则是因为失落了故土而无奈漂流，大陆新移民留学生却大多是经历了“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以后，为了追寻更好的生存发展而主动选择留学或者移民的一批人。因此，他们经历并适应这种与母国“脐带”断裂一般的文化阵痛的时间要比台湾留学生要短得多，承受苦难的能力也更坚韧。尽管如此，当新移民胸怀灿烂的“美国梦”遽然掉落在一个全然陌生而不讲人情的世界，以前的一切清零、不得不从社会最底层做起的时候，激烈的文化冲突和与原乡骤然断裂的阵痛还是让他们焦虑、痛苦、彷徨，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冰河”“飞鸟”“背影”“彼岸”“行走”“漂流”等这种带有强烈的离散意味的符号化意象频频出现在他们的文本当中，从而使得作品蒙上了一层孤独、放逐的色彩。
这种异域生存焦虑在苏炜的《背影》《远行人》、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范迁的《敲错天堂门》、陈河的《致命的远行》等诸多作品中均有表现。来到美国的“伍珍”（《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们踏出国门、来到新世界，见到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的新奇、兴奋还没来得及消化，生存的压力就牢牢地攫住了他们。《北京人在纽约》的男主角王启明到达美国一月有余“还不知道美国的太阳是圆是方”，他那双曾经优雅地拉着大提琴的艺术家的手，为了生活整天浸泡在湘院楼餐馆肮脏的洗碗水中。然而这不算什么，在美国，“一天停止奋斗，就面临生活的危机”[9]。失去工作才是最可怕的，正如《我的财富在澳洲》的作者刘观德所说的那样，“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这“五苦”论可以说道尽了新移民初来乍到艰辛生存的心酸无奈，无论你是在澳洲还是北美洲。
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两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是这一时期分化出的另一种风格的创作，因其讲述了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主人公在美国经过挣扎奋斗而大获成功的异域商海传奇故事，受到了国内读者的热烈追捧。尤其是后者在文本中对美国文化表现出高度迎合和完全认同的态度，以物质上的富有作为衡量成功标准的价值观使得这本小说颇具炫耀自得之感。这之后，后来者纷纷复制续篇。虽说这类题材的纪实价值远高于文学价值，但是刺激、活跃了当时北美的新移民文学热潮，为我们今天研究北美新移民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文本存在。正如赵稀方研究员在论文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描写华人在美国淘金成功的故事，因为迎合了国人在特定时期对于西方的想象获得了成功。但随着国人对于西方了解的增多，特别是随着 ‘纪实’性的败露，这些缺乏文学性的 ‘倾诉’性作品就逐渐湮没了。”[10]
二 新移民文学酝酿积淀期——文化反思与双向认同
这个时期的创作我想从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谈起，虽说这部作品在问世年代上更接近上一个阶段，但是其中绽放的对文学冲突进行反思的闪光点却更接近新移民文学第二个阶段的特质。这一阶段较第一个阶段要漫长而持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世纪之交的十余年，新移民文学进入酝酿积淀期，褪去了第一个阶段的浮躁和直白，将目光从生存焦虑的书写转移到了对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表现，并且随着新移民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母国通讯的逐渐恢复与交流增多，他们在积极融入本土文化的同时也在反思自身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都有自己独立、客观的思考。使原乡与异乡在这个阶段逐渐得以并置，母国是文化之根，居留国是新的家园。此心安处是吾乡，在冲突与融合中实现了文化的双向认同，长期以来“边缘人”“文化的他者”心态在走过漫长激烈的博弈之后逐渐发展成“国际人”。本阶段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也逐渐沉稳、深刻，挥别了“乡愁”，不再作倾诉式的伤痕展示，思想性大大增加。
《丛林下的冰河》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这是一部描写“边缘人”心态的典型作品，它的着眼点不像初期的“美国梦”系列一般落在异域生存的艰辛上，而是见证了新移民在初期经历思想震荡而迷失信仰和方向的全过程。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年轻的新移民，对于美国文化有着深切的认同，从骨子里都盼着自己鼻梁垫高、眼睛变绿，明知道文化有奶血之分，需要一个缓慢自然浸泡的过程。然而“我”又并不能狠下心把自己完全泡进去，因为祖国的冰河那边还有牵挂的初恋情人“D”。当我决然回到故乡去寻找“D”，却得知“D”已经遭遇车祸去世。“D”实际上象征了“我”的精神家园和信仰。我在美国虽然享受到了物质的丰盈，然而精神却在异国的荒原中逐渐荒芜。
正是这种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开启了在文化冲突中寻求“融合”与“超越”的源头。王周生的《陪读夫人》、严歌苓的《扶桑》《人寰》、阎真的《白雪红尘》（大陆版名为《曾在天涯》）、张翎的《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苏炜的《米调》、陈霆的《漂流北美》、郁秀的《太阳鸟》、陈谦的《望断南飞雁》《下楼》《特蕾莎的流氓犯》、袁劲梅的《罗坎村》《老康的哲学》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佳作频出，不胜枚举。
三 新移民文学纵深繁荣期——文化融合与世界公民
进入21世纪，新移民文学可以用成就斐然来形容。无论是作家自身沉淀的积累，还是文学精神的觉醒与升华，在这个阶段都表现出文化的交融和立意的深远。
虽说文化冲突始终是新移民文学常驻主题之一，精神与物质的撕扯、他乡与故乡的去留、“自我”与“他者”的交错始终贯穿其中。但是此时这些已经不是新移民作家最关注的矛盾。作家自己的心态已经从“边缘人”进展为“世界公民”，或者说此时“边缘人”的含义已经不是之前的含义。新移民作家已经不再以自己的“边缘”地位为意，甚至欣然接受这个“边缘人”的身份，这是从“边缘”与“中心”的相对性而言的，没有“边缘”就无所谓“中心”，或者说多个“边缘”消解了“中心”。正是如此，严歌苓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而陈谦也将自己界定为“美国两面派”。他们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对双方文化都有认同和反思，不盲从不偏听，多种文化多元共存，表现在创作上便是超越了国家、种族、地域、文化的局限，关注普遍意义上的共通人性。
这个时期的新移民文学创作不仅走向纵深繁荣的成熟期，还萌生了一些新变，是可以期待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家们纷纷将目光转向历史深处，力图展现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正好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重合，表现了作家意图以个体生存方式观照大写历史的“野心”。他们关注的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普通人的人性书写，与此同时表达对民族、国家、社会、历史的深层思考，重新构建自我的身份，为中国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方面张翎的《金山》《流年物语》《阵痛》《劳燕》、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陆犯焉识》《床畔》《芳华》、袁劲梅的《忠臣逆子》《疯狂的榛子》、陈河的《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外苏河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代表，他们往往从抗日战争或者更早开始，历经抗日、内战、土改、文化大革命等一直写到当下人们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其中张翎的《劳燕》、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和陈河的《沙捞越战事》 《米罗山营地》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张翎、袁劲梅的“战场”落脚点在中国，而陈河的“战场”落脚在加拿大、马来西亚的丛林中，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着眼于中国人的历史，还具有国际的视野和情怀，书写战争中跨越国籍、跨越族裔、跨越地域的具有普世性的人性存在。他们在小说中表现的那种不分国界、人种的全人类的爱和人文关怀立意高远，深刻隽永。
同时作家们也将目光从历史深处的烟尘中调转回到当下中国普通的生活上，关注新时代里普通中国人可能会遭遇到的状况，并表达自己对于文化与人性的思考。这方面严歌苓的《补玉山庄》 《妈阁是座城》《老师好美》、张翎的《死着》、陈河的《义乌之囚》、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和《空巢》、张惠雯的《如火的八月》《垂老别》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他们与时俱进反映着中国当下最新鲜最鲜活的时代画面，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失的思索，善于发现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给只顾埋头发展而失落了文化和精神的中国经济特快列车拉个闸提个醒，在高速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最基本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文明建设。
另外一个方面，远在北美的陈谦、曾晓文、张惠雯、哈金[11]等作家在书写中国故事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当下北美异国生活的书写。陈谦《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对精神自由和物质丰盈之间的抉择，升华成《无穷镜》中珊映对追求“烟花”还是“一炷香”一般的人生的思索。同时陈谦作为“硅谷白领”代言人的写作倾向，她关于湾区IT高科技领域生活的书写和裔锦声的《华尔街职场》又染上了“中产阶级化写作”的色彩。秋尘的《零度容忍》和陈谦的《虎妹孟加拉》都表达了对小留学生的关注，袁劲梅的《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在回溯父亲作为科学家的一生的同时也表达了对长江流域污染问题的担忧，类似这样开始关注环保、教育，脱离了物质困扰、追求生活质量的文字都可以归入中产阶级化写作的范畴。此外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还有北美新移民作家的非虚构写作倾向、重回历史现场的家族寻根叙事与多重认同书写，以及再次回到中国、实质上完成了“二次迁移”或者“再移民”行为作家的书写，我们将这类海归作家书写的故事称之为“回流书写”。此时还有一种所谓“灵性写作”的提法，主要指的是宗教背景或者题材的故事。施玮的《叛教者》可以说一改之前《世家美眷》《柔弱无骨》等通俗小说的写法给了我们一个惊艳的亮相，作为神学博士的她将自己为之跟踪、沉淀了十余年之久的故事呈现于世，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基督教徒的故事。然而在这里，施玮并非要向读者布道，而是想要通过故事表现这一批走下神坛的圣徒在灵肉交织、信仰与道德、政治与宗教的博弈之间所面临的人性的拷问。其直面历史真实的残酷勇气令人唏嘘，覆巢之下无完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够幸免。陈瑞琳将其称之为“补天之作”或可商榷，但这部小说确实是有助于填补北美新移民文学题材上的空白。
综上所述，北美新移民文学在进入第三个十年的发展阶段中表现出了文化性与文学性兼具、本土化与全球化并存的开阔气象，题材选择上纵横捭阖、自由开阔，表现的时间与地域也是大开大合、气象万千，其文本也由此获得了历时与共时的意义。新移民作家以“世界公民”国际化的视野观照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和普遍人性，无论在写作技巧和主题立意上都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深、丰富而多元的阶段，我们可以期待北美新移民文学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