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留学生文学到新移民文学——北美华文文学发展的三次浪潮

千山外，水长流。任何一段文学的发生一定都有它之所以发生和形成的历史语境和前提。要透视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发展现状，还有必要进入历史时空追溯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前世今生。正如陈瑞琳所言：“宏观地研究美华文学，必须打通两个通道，一个是打通美华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另一个是打通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波澜，因为他们是海外文学的源头和先声。只有站在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坐标系中，才能真正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起伏浪潮和内在继承的精神脉流。”[3]虽说现阶段“北美新移民文学”常常被用来指称北美华文文学，实际上，新移民文学可视作北美华文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第三次繁荣，在此之前还有两个载入北美华文文学史发展阶段的高潮，通常将这三个文学繁荣的阶段界定为北美华文文学发展的三次浪潮。

一 世纪之交的域外生存见闻实录

移民现象，古已有之，从一地迁往另一地，有主动寻求的也有被动发生的，大多是为了改善生存现状，寻求个人或者国家的出路。近代海外移民浪潮中从中国迁往北美是人数较多的一支，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华工出口和公派留学。这个时期的写作大多是关于域外生存所见所闻的实录，尚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文学，但已经出现了很多移民文学特有的元素而初具雏形，其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美国华语文学最早的起源应该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已经诞生第一份中文报纸《金山日文录》，以及随后的《中西日报》《民言日报》等。但殊为可惜的是当时发表于这些报刊的作品几乎都没有得到保存。在目前已掌握的史料范围内能找到的是1848—1852年张维屏撰写的叙事长诗《金山篇》，其间描述了早期华人美好的美国梦，被学界公认是北美华文文学的开山之作。而同为这一阶段代表作、黄遵宪作于1882—1885年的《逐客篇》却大异其趣，恰恰表达的是美国梦在现实中的幻灭，从中或可窥见当时中国国力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就此开启了华人在北美苦难生活的记载。1905年出版的溯石生的《苦生活》、1907年刊发的《黄金世界》、吴研人的《劫与灰》都是旅美华工的血泪之作，“苦”生活和“黄金世界”的相悖正显示出这段“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的吊诡之处。这些作品和1910—1940年华人被囚禁在美国天使岛上用中文创作的《埃崙诗集》一起，见证了这些追求美国梦的华人先驱所受到的非人虐待，成为早期移民精神上难以磨灭的伤痕。

第一波北美华文文学浪潮除了华工生存实录以外，还有早期留学生这一脉，最早的华语留学生文学有史可据的是庚子赔款后容闳在美留学所作的《西学东渐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留学浪潮，留下了大量域外题材作品。其中留美的有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留欧的有徐志摩、巴金等人，留日的有鲁迅、郁达夫等人。他们沐浴了欧风美雨，作品中渗透着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源头。但是因为彼时这一批作家都是胸怀家国，去国外只是为了强国救民而短暂停留，没有移民倾向，因此只能视为留学生文学。

二 台湾留学生文学浪潮和“草根”文学

20世纪60—70年代，因为政治潮流和社会变动，台湾兴起“出国热”。当时台湾政府与大陆隔绝，而与美国交好，年轻人纷纷选择去美国留学。白先勇、於梨华、欧阳子、聂华苓等人便是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他们大都是出生于大陆、童年时期随家人去台湾，成年后赴美留学的群体。本阶段文学突出的特点是表现留学生“失根”的彷徨和痛苦。他们初登异域在文化的夹缝中感到如无根的浮萍一般失落、迷惘，又与大陆以及过去那种歌舞升平、优越繁华的生活隔绝，便感到一种无家可归的悲哀和无助感。他们将这样一种漂萍哀蝉的身世之悲寄寓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回望失落了的故园贵族生活，便呈现出一种末世的苍凉之感。其中尤以白先勇的“纽约客”和“台北人”系列最为突出：“旧时王谢堂前燕”不仅是“飞入平常百姓家”，还飞到了完全融不进去的新大陆。名篇《芝加哥之死》《谪仙记》中的主人公吴汉魂和李彤便是因为无法释怀这种失根之痛，就像被贬到了不属于自己世界的仙人，无法找回自我，最终都选择了自杀来结束痛苦。虽说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吉铮和丛甦在内的留学生作家群，但於梨华仍然被奉为北美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她在作品中呈现的留学生涯中遭遇的种种文化冲突、种族歧视等生存焦虑，几乎囊括了留学生题材所辐射到的各个因子。“故土大陆遥不可及，台湾太小又没有机会，而美国又不是自己的文化的土壤这些原因所带来的志气消沉。”[4]他们对脚下这片新大陆感到极其隔膜却又无可奈何，遥望故国挥不去的一缕乡愁化作苍茫的孤绝，进退两难、患得患失、无所适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至今仍被奉为“留学圭臬”，是学子们留学之前的必读书目，主人公牟天磊也成为於梨华贡献给北美华文文学人物长廊中的一个独特的“边缘人”形象——自我放逐、无根的一代。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同样记载了这一代留学生异域生活中的因生存艰辛、爱情失落、自我迷失甚至分裂引起的文化不适症。“面对陌生的新大陆的疏离隔膜与无奈，遥望故国，表现自己那挥不去的落寞孤绝与乡愁，以及对西方文明不弃不离的复杂情感。他们对生命深邃隽永的感知，对中西文化情愫的缠绵与放达，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辨，对岁月沧桑的叹息，无疑是旅美华文作家留给海外文坛的艺术瑰宝，也是一个时代在美华人族群的心态写照。”[5]陈瑞琳如此诗意的评价恰切地总结了这一段北美华文文学高潮的成就和影响。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以黄运基先生为代表的“金山派”作家群这一脉分支，他们的创作以表现海外华人尤其是底层人士在美国摸爬滚打的血泪生涯为主，与台湾留学生的学院派创作可谓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因此被认为接续了世纪初“天使岛诗文”的余绪而称之为“草根文学”。从早期华工移民猪仔式的非人生涯到参与美国西部大开发、美加铁路建设，华人移民为北美今天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贯通美利坚大地的漫长铁路线上，“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然而这一切不仅被官方刻意地完全淹没在历史的烟尘里，忍辱负重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吃苦耐劳招致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恶浪滔天的“排华运动”，华人移民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不公正的歧视、最惨无人道的迫害。随着祖国的日益独立、强盛，随着美华人民族意识觉醒，爆发了轰轰烈烈、艰苦卓绝的抗争。历史进入20世纪后半叶，翻开了新的一页，华人在美国的境遇也逐渐改善，劳工输出也被知识型新移民所替代。“岂容青史尽成灰，不信东风唤不回”。历史可以原谅，但绝不能遗忘。以黄运基先生为代表的“金山作家群”以“为华人立史”的使命感，用文学记载了这段百年华人移民的沧桑史。他的长篇小说“异乡三部曲”《奔流》《狂潮》《巨浪》，中短篇小说集《旧金山激情岁月》、散文集《唐人街》正是这一作家群体对老一代华侨华人生活宏大而逼真的描绘。“这不仅为海外华人移民美国的坎坷之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而且为 ‘草根文学’从批判现实主义跨向 ‘新移民文学’的中西文化融合架起了划时代的桥梁。”[6]

三 一代飞鸿：大陆新移民文学

迥异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留学潮，当代留学大潮大都涌入北美大陆，而非当年的欧洲和日本。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出国，自1978年国门开放以后，数百万学子漂洋过海，掀起了一股空前的留学风潮。与此前历史有所不同的是，这批留学生学成之后大多留在北美，从“留学生”到“学留人”、从“花果飘零”到落地生根，“新移民文学”正是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应运而生。从早期的“草根”一族走到今天的文化、科技新移民的百年历程，“由黄运基时代的 ‘海外孤儿’到台湾留学生文学的 ‘失根’之痛，再到今天 ‘一代飞鸿’的广袤移植，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也是文学变迁的内在轨迹”[7]。

旅居旧金山的作家刘荒田以其反映北美华人“落地生根”过程中遭遇的各种文化挣扎的散文而知名，陈瑞琳评价他的作品乃是北美新移民努力超越底层世界、建构心灵港湾的集中映射。从他的散文集《北美洲的天空》《异国的粽子》中对西方文化“东张西望”的新奇到“假洋鬼子”系列的文化冲突，为移民北美的华人描绘了一幅形象生动的面面观。可以说他的作品具备了从“草根文学”到“新移民文学”承上启下的特质。

所以学界一般认为新移民文学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发展于90年代初，并约定俗成地将其从彼时至今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十余年是拓荒期或者说发轫草创期，这一阶段大都是新移民初抵北美自传性的异域生存书写和回望故国的乡愁抒发，以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苏炜《远行人》、阎真《白雪红尘》、薛海翔《早安，美利坚》等“大陆留学生文学”为先声，亦有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种在新大陆历经磨难获得成功的新大陆“淘金梦”的纪实文学以及同名影视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世纪之交的十余年为酝酿积淀期，这个时期新移民创作的重点大都将表达重点从生存焦虑转换到了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以王周生《陪读夫人》、严歌苓《扶桑》、张翎《望月》、严力《血液的行为》等为突出代表，他们或者把眼光投入华人移民的历史深处映照当下华人的文化处境，或者秉笔直书当下生活中的中西文化冲突。21世纪头十年后半段始一直到现在，这是北美新移民文学深入发展、成熟稳健的阶段，新移民们经过三十多年事业上的努力拼搏，大多数人可以说摆脱了经济意义上的生存困难，文化上也克服了差异和冲突带来的障碍，笔下的创作已经从反映文化冲突转向追求文化融合、探索普遍人性，这一阶段作家作品层出不穷，文学成就也飞跃提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尤其是近年严歌苓、张翎、陈河、陈谦、袁劲梅等代表作家都纷纷为文坛贡献了好几部厚重之作。关于这部分文学的评论和研究也随之而走向深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代飞鸿振翅高飞，终于穿越了文化冲突的低气压云层而抵达了宏阔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