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概况
一 学科的兴起与建构
（一）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界定
梳理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的概况，要从它的学科归属——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说起，那么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需要厘清概念。何谓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从提出到确立，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磨合、论争，学界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意见尚不能统一，至今悬而未决。代表性的意见有如下几种：
1．陈映真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特质的一些随想》一文中认为：“‘世界华文文学’似乎应该指涉中国大陆本部——包括台港——以外地区的华人或华裔文学作家，以汉语=华语书写的文学。”[5]并且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马华文学、“旅居北美的华人或者华裔作家以现代汉语书写的文学”[6]以及“散居在马来半岛和北美以外世界其他地区例如大洋洲等的华人或华裔作家的汉语文学作品”[7]。这一类观点是将中国大陆及台港地区文学都排除在世界华文文学范围之外的。
2．杜国清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一文中提出，“所谓‘世界华文文学’应该是指 ‘世界各地以华文创作的有关华人世界的作品’。”[8]华文文学应该是以华文创作的表现华人世界和华人文化的文学。界定的范围表现在特定的表现对象只是华人世界和华人文化，是否包括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和台港澳文学，似乎不是其关注重点，并未特意强调，但从这个定义看来，地理意义上的范围是最为广泛的。
3．杨际岚在《从“完整”出发——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中主张，完整的世界华文文学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两大版块，其定义的两个关键词是“世界”和“华文”，即世界范围内所有用华文创作的文学，这个定义最为接近“世界华文文学”字面展示出来的含义。而这也是一部分大陆学者的看法，比如陈公仲先生便认为，世界华文文学理所应当包括中国文学，但“世界”之义在此有所偏重，研究的重点还应当是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华文文学。他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学科总结《华文文学研究：筚路蓝缕 砥砺前行》中提出，“中国大陆的文学当然属于世界华文文学，而且是主体部分，但并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方向。研究方向与概念内涵是两回事，不能用 ‘狭义’‘广义’来混为一谈”[9]。这一类观点的特点在于，是否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界定的关键在于选择的文字应为华文，而对地理范围及表现对象不作设限。
4．相对于以上提出来的广义的界定，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世界华文文学主要以台港澳地区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而将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在外。
以上几种意见应该是各有其支持和反对的理由，而且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定义的讨论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全球化浪潮席卷下世界格局变动不居，国际力量之间的博弈不断，人们的观念和思想也在不断地接受冲击和更新，关于学科建构的理念与时俱进原属题中应有之义。鉴于过去我们在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候常常会忽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文文学，造成中国文学版图的不完整，同时在全球化格局中文化交流、摩擦、冲突甚至融合不断发生，我们确实应该放眼世界，从学科完整性出发来定义世界华文文学，方能尽可能避免残缺和遗漏。因此本书在论述时将“世界华文文学”理解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文学和相对于中国而言的海外华文文学。
基于此，由世界华文文学分流下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专指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以华文创作的文学。其中，比较成规模、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版块分别是：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为主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以日本、韩国等为主的东亚华文文学；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大洋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以其作家和文学作品的数量较多、质量较好、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而成为翘楚，也聚焦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学界的目光大多集中在台港澳文学身上、辐及东南亚华文文学；80年代国门开放以后大陆移民人数激增，逐渐取代之前的台湾留学生而成为移民主体，他们创作的移民文学在80年代初生发而在90年代愈见繁荣。此时不论是世界格局还是中国国情都与之前的大环境大不相同，海外华文作家们的生存状况、创作心态都与此前的移民大不相同，为了以示区别，从2004年首届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开始，海外华文文学越来越多地使用“新移民文学”这个概念。因此梳理新移民文学研究状况，实际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大部分基本重合，其学科背景和理论建构是通用的。本书主要研究对象北美新移民文学即属于海外华文文学范畴中的北美华文文学。
（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建构历程
饶芃子、杨匡汉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中定义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写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学外传以后，与世界各种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10]。海外华文文学引起中国大陆学界的注意最早是来自台港文学，饶、杨用“引桥”来形容这一过程。
1979年7月，北京《当代》杂志刊登了白先勇在1965年发表于台湾《现代文学》第24期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实际上是白先勇留美期间创作的，按照今天的学科建构应该属于台湾留学生文学。他通过塑造以尹雪艳为中心的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自上海至台湾的旧社会遗老遗少的形象，展现了一幅与中国大陆文学作品中完全不一样的“台湾众生相”，其极具特色、华丽而颓败的文学空间引起了文学界和读者的热切关注，但当时学界都将其看成台湾文学，而称之为“一只报春的燕子”，意在表示大陆学界从此掀起介绍、研究台港文学的热潮。但实际上最早在大陆发表的作品应该是聂华苓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3月第3期的《爱国奖券——台湾轶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黎湘萍研究员在《被遗忘的“台湾轶事”》一文中对此作出了考证。1981年3月，“台港文学研究会”成立。但此时，关注台港文学较多的大都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学者。此后值得注意的、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构历史中较为关键的几个节点分别是：
1.1986年深圳举办的第三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因与会海外学者的提议而更名为“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海外华文文学”得以提名，并且被学界意识到与台港文学的差异。
2.1991年7月，第五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广东中山举办，并更名为“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许翼心、赖伯疆、王润华这三位学者提交了三篇论文，这是第一次明确以“世界华文文学”出现在题目中的论文。
3.1993年8月，江西南昌举办以“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为名的第六届研讨会，并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世界华文文学理念方始形成，并且建立了一种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
4.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正式成立，吸引了更多学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促进了华文文学的交流和互动。
因此，我们说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跨文化性、世界性的汉语文学领域，其学科建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不断走向纵深，方兴未艾。它不但展现了海外华人独特的异域生存方式，同时也整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拓展了理论视野，在跨文化的异质空间与世界各民族对话、沟通，构建多元丰富的学术空间。
二 理论论争与建构
因为语言、文化、历史各有差别，海外华文文学在各个地区和国家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走过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但是每一个学科、领域都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学现象的分析，求同存异提炼出超越时空的共同话题，诸如学科的命名、概念的定义、范畴的界定，演变的方式与过程、融合与分离的方式等，这些学科得以建立的理论依据是“学科的基础，也是一门新兴学科首先必须去面对和关注的问题”[11]。
（一）关于华文文学命名的讨论
“任何一种学术命名，不仅仅揭示某类特殊的现象、某种被忽略的隐蔽关系以引起关注，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甚至可能导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12]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兴起本身就是明证。又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着经济、政治、历史、国别、种族、文化等各种共通与差异，生发出来关于语言与生存、漂泊与离散、抵抗与认同、边缘与中心、民族性与世界性等丰富多元的话题，对“海外华文文学”或者说“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的讨论和视角的调整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以下介绍两种影响比较大的观点。
1.“汉语新文学”
朱寿桐先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所继承和发扬的乃是同一脉新文学传统，它们在学术上乃至学科上被人为分割开来的现实局面，应该通过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加以整合，以达成文学整体的统一。”[13]并且认为，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以及其他政治区域在内，凡是用现代汉语来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应该不分国别或者政治区域而整合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目前学科建构的现实局面乃是人为地将汉语新文学分割开来，非常不合理。朱寿桐先生建设“汉语新文学”的设想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文学建构”。虽说朱先生提出“汉语新文学”的建构并非仅仅面向海外华文文学，但是因其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了“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统一”，因此在本论文中从海外华文文学角度列入讨论。需要肯定的是，鉴于中国大陆学界一直以来对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有所忽视的现状，朱寿桐先生提出“汉语新文学”的概念的确是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概念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必要的联系，突出了其世界性特征，“不仅有效地弥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概念的逻辑伤痕，更是直面世界文学，在文学格局、人文关怀、理性思维三个方向创构了具有中国作派的文学研究体系”[14]。同时，学界亦有并不认同的声音出现，认为“汉语新文学”的提法存在无视差异性、过分强调同一性的局限，难免具有“汉民族中心”“大陆中心”“现代汉语中心”“新文化/新文学中心”的种种嫌疑。仅就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学科而言，“汉语新文学”能否具有全面涵盖各时期、各地域华语文学的能力尚有存疑。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虽然都可以归为华语文学，但是各自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使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内部，也展现出多元的面相，比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与北美华文文学的面貌就有所不同，即使仅就美国一地而言，不同地区（如大陆、台湾）、不同年代赴美作家的作品，也是风格迥异的。不过，朱先生亦在后续的写作中作出补充，坦陈“汉语新文学概念无能力也无必要取代现存的各种学科概念，只是这一概念的出现和运用为相关学科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学术优势的参照”[15]。
2.“华语语系文学”
“华语语系文学”，英译“Sinophone Literature”，是史书美（Shumei Shih）教授在2004年发表的英文论文《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中首次提出：“我用‘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指称中国之外各个地区说汉语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别于 ‘中国文学’——出自中国的文学。Sino phone literature的最大产地是台湾和 ‘易手’前的香港。”[16]此后，史书美又通过《什么是华语语系马来西亚文学？》（What is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2008）《华语语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2011）《华语语系帝国》（Empiers of the Sinophone）（2016）四篇重要的英文论文以及专著《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华语语系的帝国》继续深入倡导“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综而观之，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有两个基本点——反离散和“去中国中心”。她将中国大陆排斥于“华语语系”之外，强调语言社群而不是国族，并将其置于大陆殖民主义、定居殖民主义、移民殖民主义三种历史进程中。应该承认，从理论的批判性和本土性而言，史书美对于“华语语系文学”的建构是自成逻辑并且颇有新意的，但是，她的意识形态立场决定了她这种建构的偏见和片面，从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论争和修正。
南京大学刘俊教授追根溯源从词源背景对史书美创造“Sinophone literature”提出质疑。英语中本来没有“sinophone”（华语语系）这个词，有西方学者仿照“anglophone”（英语语系）和“francophone”（法语语系）的构词法创造了这样一个新的名词。从构词法来追根溯源，我们注意到“英语语系”和“法语语系”产生的历史实际上和早期以英法为主的帝国殖民主义对外的扩张有很深的关系。它们产生的背景不仅仅是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需要，而占比更重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共同使用这种语言的过程中是为了解决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社会甚至是政治等各方面出现的问题。正是为此，刘俊提出“英语语系”和“法语语系”的产生，“早期是为了呈现一个事实，即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伴随着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展，成为在殖民地强行推广的殖民语言。后来该词系则被学者置于后殖民理论中，强调殖民地土著居民在使用殖民宗主国语言时，虽然其语言常常被视为 ‘亚流’（相对于殖民宗主国而言），但其重要性其实并不亚于殖民宗主国所使用的‘正宗’语言”[17]。由于包括台港澳在内的中国与其他使用华文话语的地区或者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也不存在一如英国、法国等曾经的殖民帝国在殖民地强行推广自己语言的现象，因此，刘俊教授认为，史书美教授创造“华语语系”或者“华语语系文学”这一名词借鉴了“英语语系”和“法语语系”的构词法，忽略了语言的成因和历史文化背景，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稀方研究员则釜底抽薪，从史书美所以成论的后殖民理论入手，深度辨析了“后殖民文学”“少数文学”“混杂”等概念，指出史书美在学术建构的过程将不同区域的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对抗的关系，是一种理论的“误用”。史书美表示：“华语语系与中国的关系充满紧张，而且问题重重，其情况与法语语系之于法国，西语语系之于西班牙及英语语系之于英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暧昧又复杂。”[18]据此，赵稀方教授提出异议，认为“不同地域的海外华语文学因为历史、地域、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原因，肯定会发展与中国大陆文化不同的特征，但把两者的关系完全描绘成殖民对抗，显然是不合适的”[19]。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之于华文文学的关系，赵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混杂中的异质性，而并非混杂中的抵抗性，由此可以解决两种主体对立的问题”[20]。
大概因为史氏“华语语系文学”概念背后政治色彩过浓因而很难被大陆学界所接受，同为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王德威教授接过了推广华语语系文学的大旗，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因而使得这一概念在华文文学学界迅速传播开来并为很多学者所袭用。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与史书美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是否将中国大陆的主流文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在内”。他认为，华语语系文学指的是“中国内地及海外不同华族地区，以汉语写作的文学所形成的繁复脉络”[21]。这一定义与我们所说的世界华文文学基本符合。王德威认同华语具有混杂与在地化现象，同时他也认同批判汉语中心主义，但是和史书美的区别在于，王德威并不认同把中国大陆排斥在“华语语系”之外的做法，他强调华语语系文学超越自限、兼容并蓄、众声喧“华”，并且认为中国是一个现实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体，应该意识到“华语语系”拥有不同于其他语系的独特之处，反对简单套用后殖民理论，并且王德威还进一步确立了以“三民（移民、夷民、遗民）主义”和“后遗民”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王德威继史书美开创性提出“华语语系文学”之后建设性地推广、修正了这一概念，尽管在论述上仍有一些语焉不详之处，但因其专业性和包容性而正在引领“华语语系文学”走向更广阔的未来。当然，我们在应用这一概念的同时也要警惕其中内含的“话语权的博弈”和“学术政治的较量”,“王德威既对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加以 ‘王德威化’，又以 ‘解（中国文学）中心’的姿态拒绝采用大陆学界提出的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讲，这也是其意识形态立场使然”[22]。
（二）关于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新移民文学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的归属问题也是一直因为众说纷纭悬而未决，时不时地会发生新的讨论。对于新移民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或者归属问题，陈思和教授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大陆或台港地区的第一代海外移民作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旅外文学，他们的写作还没有融入在他国的文学体系，他们用汉语写作，创作内涵是从母国带来的生活经验，发表作品的媒介基本上是在海峡两岸的范围，主要的读者群也是来自两岸。”[23]并且针对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属于中国文学设定了语言（中文）、审美情感（民族性）、所表述的内涵三条内在标准，同时辅以三条外在标准——即这些创作的发表场所、接收人群、影响区域。而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徐学清教授则强烈反对陈思和将第一代移民作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旅外文学这一说法，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并非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拥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历史和特点，具备独立于中国大陆文学的自足性，并且在和中国当代文学互动的过程中发生交流和对话。因其置身海外面向中国的视点，徐学清教授的观点与这些旅居海外的新移民作家们有一致之处，他们大多不认同新移民文学或者海外华文文学属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观点，比如美华作家陈幼石就曾在研讨会上批评“中国中心”，强调自己是美籍华文作家，不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但是他们将中国文学视为母体文化，和新移民文学乃是根缘关系，甚至有人用亲生父母和养父母来形容母国和居住国。母国文化为海外华文文学提供滋养，海外华文文学反过来又参与和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以刘登翰、杨匡汉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也认为新移民文学不应当归属中国当代文学，若是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等也视作中国当代文学，则混淆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更有海南师范大学毕光明教授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角度切入，认为必然不能笼统地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中国当代文学，但可以把一部分主要反映中国大陆或者港澳台生活，而又在大陆或港台发表并引起主要影响的文学，看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综合各家言论，将包括新移民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看成一种独立于居住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的第三种空间的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互相影响、多元共存、整体提升，是比较客观的看法。对此，吴奕锜的看法是，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
据此，王列耀教授提出了一种“空间的中国”的观照视点。他引用英国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观点——“既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占据相同的位置，从而以相同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所有的观察不可能都是等值的”[24]——说明在全球化时代，从空间的哪一个视点来观照中国文学将变得极其重要，特别是在中国正在以文化、文学海外传播的形式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的时刻。正是从这个“空间的中国”层面上而言，仅仅以本土的视点来观照百年中国文学显然已经无法胜任，必须拥有海外的视点，并且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视角，来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化视点。那么以新移民文学为主体的海外华文文学——他称之为“华侨华人文学”就以其既在本土又在海外的“间性”特征，能够同时拥有本土视点和海外视点，对建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进行自我审视，葛兆光先生提出，我们“不仅要走出 ‘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 ‘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25]，只有尝试从中国以外的各种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来观察并反思中国，从不同的镜子中审视自我，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印象。这即是说，观察的视角很重要，而重审华文文学的理论源头和批评方法，其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探索另外一种观看中国文学的方式。华文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阑尾”或者“附录”，作为介于本土和海外之间的第三空间的文学，华文文学延伸、开拓了中国文学的视野，往上可追溯至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源，在当下则可以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隔海相望，实现一种反对二元对立、去中心化的对话，彼此互为映照、共同呈现当下图景。华文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混合融通，为“从中国文学到中文文学”这个开放的设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近年来，以赵稀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一直呼吁打通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壁垒，实现学科之间的跨界与融合，可以说是兼具开拓性和包容性的一种代表性观点。
其实任何理论都很难面面俱到囊括全体，因此一代一代之学人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视角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各种华文、华语文学进行多元化的思考，也便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多向度的视角，才能达到众声喧哗、多元共存。“我们不必再为华文文学寻找家园，它的家园就是它自己。让我们的华文文学研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还原到对居住或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的生命、生存和文化的原生状态的关注上。”[26]
三 当下研究现状
（一）研究概况
时移世易，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各国经济文化往来愈加频繁，新移民文学也从刚开始的生存书写、表现文化冲突与融合转而面向书写共通的人性，发掘在困境中个体的生存方式，历经了草创期、积累期、爆发期而走向纵深发展的新变期。新移民文学发展三十余年至今，不仅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因其出版发行和阅读受众大都在中国，因此也参与和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作家更愿意在中国出版或者期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并参与角逐国内各类文学奖项。影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勃兴，为新移民作家转向电影电视作品创作转型创造了条件，作品“触电”“触网”频频发生，影响愈加广阔深远。
因为海外华文文学与生俱来的多元复杂特征，各地的文学风貌也各不相同。其中，北美新移民文学最为活跃，其创作实绩和文学成就也相对较高，又因其处于东西方文化撞击最为激烈的远离本土的另一块大陆，它表现双重边缘异质文化空间下的个体生存方式的思索也更为深刻，因此成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版块，同时在学术上因诸多研究者注目而发展为一个学科的研究重镇。国内许多知名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纷纷转向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有的还设立了专项机构和专业，每年都召开众多学术研讨会，营造华文文学研究氛围，甚至还邀请优秀的新移民作家到高校或者研究机构讲座，很多高校毕业生也以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北美新移民文学为论文选题，相比前些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阵营要强大很多，研究氛围也愈加浓厚，客观上也推动了新移民文学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研究理论和方法
就像早期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创作状况多为书写异国生存与回望故国的乡愁一般，早期对于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研究大多也是着眼于某一作家的“个例”研究，落实在生存焦虑与故国体验这一类问题上，并且早期就研究对象是华文亦或华人写作分类也不是很明晰，将用中文写作的新移民作家和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放在一起研究，统称为“华裔文学”或者“北美（美国）文学”。随着研究对象逐渐浮出水面，研究也随之沉潜流转，进入整合性、规律性的研究，分类愈来愈细，研究角度也不断切换，方法论也越来越丰富。海外华文文学跨越了文化和族裔的界限，兼具开放性和多元性，其方法论也就相应立体开放、丰富多元，文化学、社会学、比较学、阐释学、形象学、接受理论等各种方法论不一而足，具体选择哪一种方法论进行研究，不仅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理论素养有关系，与研究对象的特点也有关系。
北美新移民文学相对海外华文文学其他版块可谓远离母国文化，东西文化差异也比较集中、激烈，可谓“灵根自植，花果飘零”。移民作家甫一登陆便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文化冲突，在生命移植的过程中最难适应的不是地理位置的位移，而是文化身份的转换。这种文化差异、文化失衡所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迷失、断裂和重构如同生产的阵痛一般深入骨髓。兴观群怨，考见得失。不平则鸣，新移民作家们纷纷将自己亲历海外世界的失落与幻灭、坚持与荣光，渗透着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考和对平等对话的追求都呈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因此，研究北美新移民文学，从文化身份角度切入就显得极具张力和潜力。具体到进入问题的角度，近年很多学者借鉴后殖民理论从身份认同、种族、阶级、性别甚至华语语系角度研究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离散性和边缘性，可说蔚为大观，也有借鉴比较文学理论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借鉴“形象学”理论研究新移民文学作品如何构建文化形象的，还有从艺术性方面进行文本细读和审美研究的。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说：“方法不是别的，只是反思的知识。……好的方法在于提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依照一个真观念的规范去进行认识。”[27]究其实不管使用什么方法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海外华文文学。
（三）相关著述
20世纪90年代末期，学界对华文文学的批评研究基本都受到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影响，着眼于文学作品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和审美感悟式的文学批评。陈贤茂先生1999年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四卷本）和公仲先生2000年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是这一时期集大成者。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2014年再版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由饶芃子教授和杨匡汉教授两位主编，可以说在之前的基础上更新、深化了华文文学领域的学科建构。不过文学史类型的著作普遍的特点在于考据资料全面而理论冲击力欠缺，有广度而深度稍欠。但是撰写文学史的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奠基和建构而言，是不可或缺而且劳苦功高的。
华裔美国学者尹晓煌的《美国华裔文学史》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国内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是比较早的将北美新移民文学与华裔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其中单辟专章梳理了美国华文文学的历史流变，从主题、语言和文化选择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剖析，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学术示范和基础。这方面的著作还有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吴冰《华裔美国作家研究》、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顾圣皓和钱建军两位主编的《北美华文创作的历史与现状》等。
旅美文学评论家陈瑞琳2006年出版了《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一书，收录了自己的数篇理论文章和评论，从宏观的学科建构到微观的具体作家文本细读都有着力。此后又和新移民作家融合一起收集整理了四十余位当时活跃在北美文坛的作家作品并且逐一点评，结集成为《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于2008年出版，资料性和学术性兼得。2014年，陈瑞琳又在跟踪关注北美华文文学多年基础上捧出心血之作《海外星星数不清——一个璀璨的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始终以自己的“在场”纵览北美新移民文学三十余年的起承转合，因其批评话语富有激情、鞭辟入里而又想落天外，被誉为“北美文坛的园丁”“用生命来批评的批评家”。
自从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意识，大陆学界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饶芃子教授可以说是为海外华文文学摇旗呐喊的代表学者之一，她主张运用“比较的方法”和“文化的视角”来观照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她的《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等一系列论文，从命名到学科建构都高屋建瓴地为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意见。其他还有杨匡汉研究员的《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从归纳乡愁、放逐等八大母题入手论述了华文文学的跨界演绎和母题变奏；刘登翰研究员的《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从跨域书写、诗学批评介入华文文学研究；王列耀教授亦从身份认同、宗教情结等视角切入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这批前辈学者在前面开山辟路，以赵稀方研究员、黎湘萍研究员和刘俊教授等为代表的中坚学者接力延续、开拓新知，从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失语和重新建构文化身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近年来，华文文学研究中区域研究力量的增强是令人欣喜的现象，程国君的《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赵庆庆的《枫语心香：加拿大华裔作家访谈录》《加拿大华人文学史论：多元和整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对华文文学的分类或单个作家的研究也精彩纷呈，王红旗的《灵魂在场：世界华文女作家与文本研究》、刘艳的《严歌苓论》是近期新作；引人注目的还有麦礼谦、林小琴、杨碧芳编著、荣立宇译著的《枕底无花梦不香：天使岛中国移民的诗歌与历史》和程国君主编的《张翎研究资料汇编》，是华文文学研究在史料建设上进行的努力。此外，越来越多的文学博士、硕士论文选择北美新移民文学作为自己的论文研究对象，代表性作品有倪立秋的《新移民小说研究——以严歌苓、高行健、虹影为例》、丰云的《论华人新移民作家的飞散写作》、陈涵平的《诗学视野中的北美新华文文学的文化进程》、肖薇的《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海外华人女性写作比较研究》、陆薇的《渗透中的解构与重构：后殖民理论视野中的华裔美国文学》、张卓的《跨文化交流与当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周颖菁的《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灵魂作品、代表性作品推陈出新层出不穷，本书所列一定是挂一漏万，因为篇幅、时间以及能力原因，此处不再一一赘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