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危机中的高等教育学

一 在危机中前行

当今的人文社会学科门类纷繁，蔚为大观。年轻的高等教育学无疑是一个独特存在，因为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式学科”！作为中国学者首创的“自主品牌”，高等教育学本该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典范，但因为种种原因，其发展道路很不平坦。对高等教育学史稍作了解便可发现：极少有哪个学科像高等教育学一样从建立开始就一路危机四伏，也极少有哪个学科像高等教育学那样即使获得了大规模发展却依然难以摆脱“被终结”之虞。

在学科建立初期，危机主要来自“老大哥”普通教育学的质疑。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在回忆当年创建高等教育学的历史时说过：“高等教育实际工作者从实际需要出发，赞同并热心支持者居多；教育理论家则是持怀疑旁观态度的不少。他们认为，一般教育理论适用于各级各类教育，似无新立学科的必要。”^[1]而且“高等”二字加在“教育学”前也曾让某些人感到不解。据潘懋元回忆，当年他就曾因为高等教育学名称问题在北京与一位学者发生过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潘懋元等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另辟蹊径，绕开以师范院校教育系为研究阵地、以普通教育学专业人员为研究队伍、以基础教育为研究重点的传统教育学研究体制，以综合大学和各类专业院校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所为研究阵地、以高等学校一线教师和干部为研究队伍，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创建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高等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高等学校各项工作的重建和发展，无不需要理论的支持。而教育学理论从来都是以中小学教育为实际研究对象，很少涉及高等教育的各类问题。要研究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只能创建一门以研究高等教育为己任的新学科——高等教育学。从学科知识看，高等教育学的创建并没有简单地照搬普通教育学知识，而是着重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火热现实中汲取养分，探究问题；从学科队伍看，高等教育学最早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绝大多数都是高校一线的教师干部，学科背景五花八门，很少有教育学专业人员；从学科建制看，高等教育学没有简单地从属教育学，而是建立了自己的专门制度体系，包括独立的研究组织（各级高等教育学会）、独立的研究机构（各类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所）、独立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独立的研究刊物等。这里的关键是人和地，即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如果当时没有高等学校教师干部的大力支持，没有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所这样的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平台和阵地，高等教育学就只能是一个纸面上的概念，无法成为一个现实中的学科。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潘懋元等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在教育学建制之外，采取群众性的学科创建模式是明智和务实的战略选择，符合当时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现实需要，也符合高等教育学鲜明的应用性、实践性特征。这种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学科创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学科主要依靠学术精英的创建模式。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认为，历史学是学者和权力精英的专属领域。在任何意义上，无产者和边缘群体都无权建构他们自身的历史学。^[2]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潘懋元等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带领一批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教育理论训练的高校教师和干部以及处于教育学术边缘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创建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学科。

群众性的学科创建模式也有其自身的严重局限性，特别是这种模式对高等教育学学术性和理论性的相对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些先天不足，以致“高等教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长期成为理论界的争议话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高等教育学能否成为学科的争论稍稍有所缓和，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并未完全稳固。随着高等教育问题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新兴的高等教育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常常力不从心，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高等教育学再度受到挑战。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就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不必成为学科，并再度引发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与领域之争”。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影响。在西方，高等教育一直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从未成为一门学科，这一状况对相当一部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心理产生了直接影响，使那些本来就缺乏学科自信的学者更加疑惑：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究竟是不是学科或是否有必要成为学科？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高等教育学从诞生开始就形成了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虽然这些特征无法成为化解危机的灵丹妙药，但确实增加了高等教育学在面对危机时的韧性。作为年轻和弱势的学科，高等教育学一直主动保持高度开放的姿态，从未把学科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垄断权”，更没有因为其他学科的介入而产生赫尔巴特式的忧虑。^[3]所以，多学科研究的兴起不仅没有让高等教育学终结，反而被理解为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建设“重要的准备工作”，甚至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4]同时，“学科与领域之争”也因为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独立学科”的观点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5]而逐渐冷却下来。尽管这一话题仍不时被热心者提起，但已经不再对高等教育学的存在构成威胁。

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学尚未完全理清与多学科研究的关系，新的危机再度降临。这次危机源于国家学科政策的新变化——所谓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位点授权审核和进行人才培养的新政策。这项政策的初衷是打破原有“二级学科”之间的界限，拓展研究生专业口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也存在矫枉过正、急于求成、一刀切等严重弊病，特别是对一些长期相对独立存在的“二级学科”造成致命打击。据了解，为了申报和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的需要，或许也是出于争夺庞大基础教育市场的利益驱动，一些高等教育研究所纷纷改名为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院，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主动与传统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院）趋同。一些高校的高等教育学学科本来独具特色、充满生机，但所在学校的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或博士点）获批后，高等教育学被纳入整个教育学的大框架中，从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沦为教育学的一个培养方向，在招生和培养的各个环节都与教育学其他专业趋同化，教育学（实为普通教育学）成为所有专业的必修课，高等教育学一些主要学位课程沦为选修课。此外，一些高等教育刊物也出于各种考虑，纷纷改名转型为“大教育”（实际上主要是基础教育）刊物，原来的高等教育研究特色基本丧失。

显然，“一级学科政策”对高等教育学最直接的冲击就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异化”。所谓“异化”，就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本身没有消失，而是在机构名称、工作职能、研究方向及行政隶属关系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导致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独立性、专门性受到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学学科属性和制度基础被严重削弱。

与以往高等教育学危机主要在理论争议层面不同，这次由“一级学科政策”带来的危机是制度性的危机，有“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力，对高等教育学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实质性的严重威胁。以高等教育研究所（简称“高教所”）为主要形式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学科独立性的核心标志。实践证明，高等教育学与高教所应该呈现“两位一体”的关系，高教所是高等教育学最适宜的家园，高等教育学只有在高教所才可以得到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正所谓“不失其所者久”（老子语）。离开了高教所这个家园，高等教育学很可能会因水土不服而遭遇困境，并可能失去自身的特色，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建设教育学一级学科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产生了直接和正面的冲击，特别是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高教所被改制为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院，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作做出新部署，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并于同年11月由国务院印发，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此后，“双一流”建设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掀起热潮。

从总体情况看，年轻的高等教育学难以从“双一流”建设中获得更多的利好，反而因此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为了迎合“双一流”建设的新形势，很多大学展开了新一轮院系机构调整和学科调整，一些被认为难以进入“一流”行列的学科和机构被撤销，而在一些大学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高等教育学自然在劫难逃。据了解，在几年来的“双一流”建设中，已经有几个老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被突然撤销或并入无关院系。突如其来的无情调整，让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高等教育学学者感受到“唇亡齿寒”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