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思：西汉七十年的历史回顾

作为西汉前期的大儒，董仲舒如何看待和反思汉初七十年的发展历史？基于一种历史眼光，他首先把反思和批判意识上溯到秦朝的暴政。这是因为，董仲舒有时候不便直接评论汉初社会政治问题，就着重批判秦朝暴政。通过批判秦朝暴政，曲折地反映了他对汉初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

在写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董仲舒批判指出：“（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天人三策·第一策》）董仲舒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不仅没有及时调整先秦法家的统治政策，反而“又益甚之”，主要表现为“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尽灭先圣之道”，等等。其最终结果，竟导致秦朝的暴亡。

不过，董仲舒的上述批判只是阐明了秦朝实行法家政策的危害及其后果，却没有分析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何固守先秦法家思想传统。显然，其缘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年代，法家思想卓有成效，竟使“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荀子·议兵》）。因此，在秦朝统治者看来，法家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战争结束之后的秦帝国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这样，尽管当时的淳于越博士意识到必须对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加以调整、更新，但秦朝统治者却不能立即抛弃法家思想传统。李斯对淳于越的驳斥体现了一种历史惯性的思维模式，也反映了一种既得利益者的思维模式，因而不无某种典型性和普遍性。李斯意识到治国必须统一思想，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关键问题在于统一于何种思想、以什么方式来统一，以及统一到什么程度。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由于缺乏“前车之鉴”，断然实施“焚书坑儒”的暴政措施，强制推行“以吏为师”的意识形态，截然斩断了自战国以来多元发展的思想文化传统。这种做法在短期内似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违背了人心、违背了那种正常的思想文化发展态势，故而事与愿违，很快就被历史所淘汰了。

在董仲舒看来，秦朝所实行的法家政策是反教化的。他批判说：“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天人三策·第二策》）这段话所谓“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等等，可谓入木三分，令人警醒。特别是，董仲舒还指出，“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这段话除了批判秦朝暴政，还折射出董仲舒对汉初社会风俗的一种批判精神，也反映了他希望变革治国理念与文教政策的强烈愿望。

继而，董仲舒回顾和反思西汉立国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对于当时西汉的社会状况，董仲舒批判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这段话主要反映了汉初的社会政治问题。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社会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但在繁荣、昌盛的外表之下，潜伏着日趋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黄老无为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以往那种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积极作用，蜕化为一种阻碍革新的顽固、保守的思想观念；^[2]第二，地方诸侯目无法纪，贪得无厌，大肆兼并土地，导致贫富两极分化。^[3]这不仅严重削弱了朝廷的权威，而且也对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带来极大的隐患；^[4]第三，在思想文化方面，先秦诸子百家遗风犹存，各执一辞，不利于统一思想和加强中央集权。^[5]另外，由于国家不重视文化教育，导致民众道德水平低下、社会风俗败坏；^[6]第四，匈奴时常入侵，两越不断制造事端，弄得边境不宁。^[7]

概而言之，正是因为上述四大问题的综合作用，造成汉武帝上台以后，呈现一种所谓“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恶性局面，统治者“虽欲善治”，却竟然“亡可奈何”。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黄老无为”作为汉初国家意识形态，已经愈来愈不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董仲舒认为，要想实现“善治”，首先必须调整、革新国家意识形态，建立一种新型的、积极有为的治国理念与文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