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血缘伦理疗救功能的建构

70年代末，中国社会“伤痕”情绪弥漫。为了给劫后的社会疗伤，“人性”话语建构了血缘伦理的疗救功能，包括对个人的疗救和对国家的疗救。70—80年代之交的小说文本大都把家庭作为个人“伤痕”存在的话语空间，家庭成为“伤痕”集中和情感倾诉的载体，具体表现为家庭、婚恋伦理的异化。郑义的《枫》写了两个初恋的青年学生的爱情悲剧。不可调和的派别隔阂让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中，一个弱女子经历了三次家破人亡（囚），一次自杀被救，两次结婚，两次失去丈夫，孩子两次失去父亲，最终还要面对两个丈夫的困境。扭曲的历史让美丽浪漫的女子遭受了家庭、亲情、伦理的多重变故和苦难。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里，夫妻离异，母亲被囚至死，姐弟失散，再相遇已成陌生人，几乎造成姐弟乱伦的悲剧。家庭悲剧背后的血统论阴影不时隐现。戴厚英的《人啊，人》里，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考验知识分子恋情、家庭亲情的试金石。赵振环抛弃了孙悦母女，很快与别人结婚；暗恋孙悦的何荆夫在此时来到孙悦身边向她表达执着的爱情。奚流与儿子奚望政治观点不同，父子几近反目。政治谬误和历史暴力表现为对恋人、夫妻、母女、父子、姐弟等家庭伦理关系的破坏，“伤痕”的治疗和抚慰表现为重建家庭伦理的渴望和要求，让女儿回家（卢新华《伤痕》），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冯骥才《铺花的歧路》），夫妻破镜重圆（韦君宜《洗礼》、张一弓《张铁匠的罗曼史》、李国文《月食》）。在这种时代性社会心理的强烈作用下，“‘人的东西’则建立在一种隐喻性的理想个人关系之上，爱情、婚姻、家庭等涉及私人生活空间的关系模式成为负载这种理想个人关系的具体载体”^[10]。

血缘伦理对国家的疗救表现为运用“祖国”叙事唤醒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血脉联系。小说叙事中出现了“祖国”的表象，“祖国母亲”正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重启作为“民族生命之源”的血缘家庭的结果。忠孝观念成功地转化为爱国主义，以儿女对母亲的家庭血缘伦理来体现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建立起无可置疑的忠诚、仁爱的家国新秩序。“伤痕文学”中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抽象，即把个人记忆作为国家记忆加以书写，个人身心上的伤痕被看作一种国家的伤痕，而抒情自我就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符号出现的，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获得了一致性。当一场不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给个人命运带来磨难和挫折时，对个人伤痕的书写无处不体现出一种关系民族国家的政治无意识。从对个人伤痕的抚慰转向对民族命运的同情，巩固了国家信仰。80年代初期传颂一时的诗作仍然以“祖国”为题，表达现代化建设时期欣快的国家想象。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江河《祖国啊，祖国》、梁小斌《用狂草体书写中国》直接以民族国家作为抒情对象。这种高昂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激情正是从对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中获得抒情依据和动力的。^[11]事实上，进入80年代以来，国家感情在文学中的渗透不仅没有停歇，反而更强了。只不过那种悲壮的国家记忆已转换成了欣快的国家想象。

无论是对个人伦理和情感“伤痕”的疗救，还是用文化象征符号“祖国”来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认同，都意味着家庭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重启。“人性”话语通过对血缘伦理的借用，使家庭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上，具有了“疗救”的功能。“疾病”与“疗救”都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对家庭建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