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均重视图书典籍的刊印流传，作为辅助政教之用。宋代由国子监负责中央官府的刻书工作，刊刻经史子集各部典籍及佛道经藏，其所刊刻典籍被称为“监本”。及至元代，则由中央设立兴文署，负责刊印图籍。明代继起，除了南、北二监外，内府司礼监也是重要的内府刻书机构，所刻典籍以“经厂本”著称于世，所谓“明内府雕版，阉寺主其事。发司礼监梓之，纳经厂库储之，凡所刊者即称之为经厂本”[1]。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沿袭历代中央政府刻书的历史传统，顺治朝及康熙前期的内府刻印工匠大都为前明所留[2]，所刊行书籍一仍明式，字体、版式与明代“经厂本”相似。康熙十九年（1680），内务府所辖的武英殿修书处成立，逐渐成为清代皇家最重要的刻书机构，负责官方典籍的刊印、装潢、校勘等事务。
武英殿修书处隶属于内务府，由“侍卫及司员经营”[3]。除了常设书作、印刷作、装潢作外，成立初期还设有露房、砚作、珐琅作等机构。早期的武英殿修书处只是武英殿造办处的一个下属机构，虽然也刊刻书籍，但承刻能力有限，康熙帝将一些重要典籍交由江南织造大臣刊印，再呈进内府。例如《全唐诗》《御定历代诗余》《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批通鉴纲目》等，皆非武英殿修书处所初刻。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清廷组织编刊《佩文韵府》，康熙帝谕旨于武英殿内选用房间，武英殿浴德堂成为内府书籍校勘的工作场所。《钦定日下旧闻考·武英殿》载：“殿东北为恒寿斋，今为缮校《四库全书》诸臣直房。西北为浴德堂，即旧时所称修书处。”[4]《国朝宫史》又载：“西有浴德堂，为词臣校书直次。”[5]可见当时武英殿内浴德堂是内府典籍校勘的场所。康熙四十四年（1705），武英殿造办处下辖的砚作划归养心殿造办处管理。康熙五十七年（1718），珐琅作又并入养心殿造办处。至此，武英殿修书处的刻书职能渐趋独立，成为最重要的内府书籍刊印、装潢、校勘之所。
武英殿修书处的发展、壮大、衰微与清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康雍乾三朝无论在文治还是武功上，都臻于封建王朝的顶峰状态。统治者在标榜武功的同时，更不遗余力地宣扬文治，而有效措施就是大规模编纂和出版典籍，因此这一时期武英殿修书处获得蓬勃发展，相继刊印了《古今图书集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一系列重要典籍。嘉庆朝以后，国力渐衰，工料愈逊，武英殿修书处的规模虽然没有被削减，但刊印殿本的数量及质量则每况愈下。嘉道时期所刊印殿本的种类，不及乾隆朝的一半，相当一部分是续刻、重刊。咸同两朝，外强入侵，内乱迭起，文治之事只余其名。此一时期照相石印技术及铅活字传入中国，对传统的刻书事业造成巨大冲击。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失火，“凡康熙二百年来之藏书储板，一炬荡然”，“武英殿既灾，纂修协修之官名犹在，写刻印装之工匠亦未撤，而刊书之事，终同治一朝阒寂无闻，此为极衰时代矣”[6]。武英殿修书处的刻书工作基本停滞。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清廷所编图书多交由新设立的图书编译局等机构办理，而武英殿修书处则以修补各处藏书为主要任务，焕章殿等武英殿部分殿宇还被挪作修订法律馆的办公处所[7]，逐渐名存实亡。辛亥革命后，武英殿修书处随清王朝的覆灭而成为历史陈迹。
选择清代武英殿修书处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如下四个方面的缘由：
其一，武英殿修书处以皇家雄厚的财力为后盾，刊印典籍可谓不惜工本，其刊印的殿本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装潢水准、所用纸墨质量、校勘精细程度、写刻水平各个方面皆非一般坊刻、私刻可比。晚清重臣曾国藩曾在私人书信中坦言：“国朝刻书远胜前代，殿板如《十三经》《廿四史》《全唐诗》《图书集成》《五经萃室》《书画谱》之类，凡初印者，无不精雅绝伦。”[8]武英殿修书处所刻之书追求极致，讲究版刻、纸张、行款、墨色、字体、图绘等，殿本的装帧设计新颖，装潢华丽，作为皇家陈设和皇帝赏玩的艺术品存留于世。这些精美的殿本，是中国历代内府刻书工艺的集大成者。以武英殿修书处的套印技术为例，套印技术源自明代，却发皇于清代，明代套印以两色、三色居多，四色则极为少见，五色只用于笺谱、画谱等，而清代殿本多色套印则较为常见，康熙时期武英殿修书处刊印的《御选古文渊鉴》，即用红、黄、绿、墨、蓝五色套印，套印形式和技巧相较于明代更为成熟。[9]因此，要清晰了解殿本制作和工艺技术，就有必要全面探究武英殿修书处的历史源流和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有清一代武英殿修书处大量刻印、发行殿本，将原本深藏宫中、外人难以获见的珍贵典籍予以广泛流播，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保存、流传，推动古代学术的发展，有着非常正面的作用，对清代的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2003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提出“故宫学”，明确“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清宫典籍在内的六大方向[10]，武英殿修书处及其刊印的殿本无疑是“故宫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展开系统研究亦是“故宫学”应有题中之意。
其二，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清代最重要的皇家出版机构，继承和发展了历代中央机构刻书的优长和经验，是研究中央政府刻书制度史的一个重要切入口。从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至1912年裁撤，武英殿修书处承担皇家刻书职能长达二百余年，其严密的组织架构、职官设置、人员分工及后勤保障机制，保证了殿本出版的进度和质量，也是我们借以研究中央刻书机构和制度的绝佳视窗。武英殿修书处的刻书、装潢、校勘活动是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在雕版技艺、版画镌刻[11]、板片保护、活字印刷、套印技术、装帧工艺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视为“民间刻书的风向标”[12]。不少学者认为，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殿本滥觞于明代经厂本：“清代殿板书实权舆于明代经厂本，惟明以司礼监专司，清则选词臣从事耳。顺治一朝纂刻书籍，均经厂原有工匠承办，故其格式与经厂本小异而大同。”[13]在陶湘看来，尽管殿本滥觞于明代的经厂本，明清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二者在具体操办流程、办事人员素养上则有很大的不同，“明以司礼监专司，清则选词臣从事”，发展出了清代皇家刻书特有的风貌。研究清代武英殿修书处及其主要成果——殿本，为深入比较明清两代乃至其他朝代的中央机构刻书特色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
其三，武英殿修书处是彰显清廷文化政策的集中体现。清帝通过典籍的编印，宣传和阐释皇权政治合法性、官方文化主导性、统治秩序稳定性及统治政策权威性，辅助统治集团宣扬稽古右文的文教政策，以此教化臣民，巩固统治。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了大量皇帝谕旨、诏令类书籍，并在地方加以翻刻、推广这些书籍，标明帝王的立场和行为准则，以统一臣民思想，划一舆论，如雍正时期刊印殿本《大义觉迷录》《御制朋党论》等皆是此类，武英殿修书处实际成为清朝文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体现“皇权”之外，武英殿修书处刊刻的书籍往往具有资治和教化功能。清廷非常重视殿本的发行和流通，甚至不惜动用存公银两，以广诵习。乾隆九年（1744）清廷奏准，于武英殿修书处下设通行书籍售卖处，由专人管理，负责殿本通行书籍的发售。武英殿修书处凡新刻一种殿本，需将刷印数量和颁赐范围向皇帝请旨，首先用于各殿宇陈设和赏赐臣民，剩余部分再通行售卖。殿本通行本颁发至各省后，鼓励各省翻刻，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达到统治者所期望的“人人诵习，以广教泽”这一目的。
其四，民国以来，作为“皇家出版社”的武英殿修书处受到了学界的较大关注，相关的研究论著越来越丰富，但以往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武英殿修书处的机构设置、刻书数量和装潢特色等方面，缺乏对武英殿修书处相关文献档案的深入挖掘和整体性研究。武英殿修书处的历史源流、职官设置、人员管理、后勤保障以及殿本的基本特征、流通售卖等具体细节研究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对于武英殿修书处设立的时间、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武英殿修书处刊印殿本的总量、殿本售卖流通等基本问题，学界或有争议，或存在进一步拓展空间。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出现一部全面深入探讨武英殿修书处的学术专著。
本书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爬梳新发掘的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内务府奏销档案等第一手档案史料，以及会典、实录、圣训等官书典籍，辅之以文集、笔记、家谱、方志等文献资料，全面考察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的历史源流和发展历程，对武英殿修书处的基本问题如设立时间、组织管理、人员设置、日常运作机制等问题一一考实，同时对殿本的进呈、颁赐、翻刻、回缴以及售卖等流通过程，以及殿本的版刻、纸墨等特征等予以细致梳理，从而勾勒出有清一代武英殿修书处的整体面貌和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