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产业集聚对地区生产率增进的效应是空间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持续不衰的论题。这个论题最早可追溯到经济学大师马歇尔（1890，1964）那里，马歇尔对“地方性工业的利益”的考察与分析，可视为有关产业集聚与地区生产率增进二者间因果关系最早的系统性研究。他关于特定地域之特定工业所享有利益的论述，被新经济地理学的开拓者Krugman（1998）称为“古典马歇尔外部经济的源泉”[1]，并将其细分为三种效应，分别称为“市场规模”、“厚的劳动市场”以及“纯外部经济”。在吸收马歇尔外部性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当代空间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聚的地区生产率效应展开研究，由此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理论视野。第一个可称为外部规模经济视野，聚焦于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主要围绕地区产业集聚规模与地区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展开。该视野下的研究以城市经济学为代表，核心议题为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代表性研究包括Alonso（1971）、Henderson（1974）等建立的城市最优规模模型。此类模型的结论揭示出城市生产率与其所依托的城市规模大小密切关联，城市规模扩张同时具有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规模不经济效应，两种效应的相互制衡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第二个可称为产业密集度视野，聚焦于产业空间集聚的密集度，主要围绕地区产业集聚密度与地区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展开。该视野下的经典模型由新经济地理学的三位主要开拓者Krugman、Fujita和Venables（1999）提出，这便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中心—外围模型。[2]该模型推论显示企业倾向于在具有市场规模优势的地区集中，以获得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节约带来的生产率增进效应，越是企业集中的地区，上述两种效应便越强。也就是说，产业集聚与生产率的增进二者形成了循环累积机制，直至将所有企业都吸引到一个地区，该地区因而成为各种工业部门集聚的中心地区。第三个可称为集聚类型—生产率视野，该视野下的研究着重于区分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与地区生产率之间的联系。主要可分为两种集聚经济效应：一个被称为本地化经济，强调同类产业群聚的生产率效应；另一个被称为城市化经济，强调不同类型的产业杂居的效应或利益，后者又称为协同集聚效应（the effects of co-agglomeration）。
上述视野的理论分析以及由提出的模型推断引出了大量实证检验，其中绝大多数支持产业集聚有助于地区生产率增进。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Sveikauskas（1975）对美国，Louri（1988）对希腊，Zheng（1998）对日本有关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检验；Ciccone和Hall（1996）对美国，Ciccone（2002）对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大国，Broersma和Oosterhaven（2009）对荷兰非农产业就业密度之地区劳动生产率效应的检验；以及Glaeser等（1992）、Henderson（2003）对美国，Baldwin等（2008）对加拿大，Lee等（2010）对日本有关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城市产业效率之影响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随着剧烈的产业空间重构（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industries）而演进的，空间重构尤其是集聚对于中国各地区产业生产率的增进效应，也成了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论题之一。客观来看，聚焦于中国的研究，绝大多数属于借鉴国外理论与方法的经验检验，多半处在对已有理论方法、模型与测度指标的引进与“中国化”处理阶段。其中围绕中国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面，以Au和Henderson（2006），武康平（2007），张昕、李廉水（2006）等的研究成果较具有代表性。有关地区产业密度之生产率效应的研究，以周一星（2003），范剑勇（2006），陈良文、杨开忠（2007），柯善咨（2008），刘修岩（2009）等的成果具有代表性。而在区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之地区生产率效应方面，以梁琦（2006），黄祖辉（2007），薄文广（2007），魏后凯（2008），范剑勇、石灵云（2009），朱英明（2009），刘长全（2010）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上述研究都为产业集聚—地区生产率增进效应提供了来自中国现实的有力证据。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已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存在三个明显的倾向或曰不足：其一，几乎所有研究均围绕着产业集聚的生产率增进效应兜圈子，而对这种效应究竟是通过哪些机制与渠道施加的，这些机制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等问题，鲜见有系统性分析者；其二，相关研究往往只聚焦于对某个特定空间层面（特定区域、城市或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效应的分析，鲜有从多重空间维度切入，沿着地区集聚产业特征之地区生产率增进效应线索的考察；其三，大多数研究往往侧重于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生产率效应的横向比较，但缺乏纵向动态视野的考察。本书旨在以上述研究中的不足为出发点，从一个分合兼具的视野切入来研究产业集聚作用于地区生产率增进的机理及其效应。本书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两点：其一，在纵览空间经济学有关产业集聚之生产率效应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一种分合兼具的视野切入，基于对已有零散研究的梳理、分类和提炼，并借助理论模型对相应的机理系统予以推演，对产业集聚影响地区生产率增进的各主要传导机制的特征、效应以及其相互联系予以深入剖析，从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二，结合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多样性特征，引入改革开放最近20年来中国典型区域数据，从多个空间层面对理论分析所鉴别出的不同机理系统及相关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这样一种研究的理论意义，无疑在于为考察产业集聚与地区生产率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产业集聚影响地区生产率增进的内在逻辑联系。通过本书的研究不仅可望对已有理论研究形成补充和拓展，还可望根据理论分析结论提出新的实证研究命题。
其现实意义在于，通过以中国数据为例的实证分析，揭示改革开放最近20年来，中国“非农”产业空间布局变化影响地区生产率增进的深层原因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在GDP增速、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对此，国内外学者达成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产业部门持续向东部地区集聚是拉开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Fujita & Hu，2001；陆铭，2006）。本书从多视角、多空间层面对中国产业集聚之地区生产率增进的机制及其效应予以实证检验，不仅可望对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趋向，做出某种前瞻性预期，还有望在此基础上，对各级地方政府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形成合乎逻辑且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