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方民族的生存状态
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其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具体的客观生存环境。可以这样说，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与继承发展，其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其自身的生存繁衍及其生存质量的提升，离开了这一终极目标，人类的一切文化将不可能产生。因此，要了解人类的信仰文化，就应该将其与其自身的生存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接近事实的真相。
一 南方民族的生存环境
南方民族的生存环境主要指其生存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就地形而言，其地理环境是十分复杂的，既有高原、山地、丘陵，也有盆地、平原、岛屿，且其间水系纵横，湖泊星列，重峦叠嶂，峡谷森然，给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与严酷。
1.峻拔的高原
中国南方的高原主要由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之一部所构成，两者之间大致以“冕宁—宁蒗—丽江”一线分开。在以金沙江水系为主的切割下，高原的边缘被切割成岭谷间列的山原地貌或高山深谷形态，其间的青藏高原南部，由于金沙江左岸水系和岷江水系的切割，高原原面基本消失，形成了著名的横断山岭谷区；未遭切割的地区原面上分布着深厚的冻土层，并普遍存在着融冻泥流、热融塌陷、冰丘等冰缘地貌。云贵高原的海拔高度虽较 “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为低，但对南方民族的生存而言，所产生的影响更为巨大。它主要分布在云贵两省，向东北伸入川、鄂、湘接壤的山地，向东南进入广西境内，向北伸入川西南，是长江、珠江、元江三大水系的分水高原。原面西部有较大的楚雄、昆明等盆地，而东部的溶蚀盆地较多。在上述三大水系的切割下，高原周缘岭谷错杂，地形十分崎岖。
2.连绵的山脉
南方多山，无论是高原还是丘陵地带，都参差穿插着山地。山地海拔自西向东渐次降低，一般西部海拔为5000—6000米，中部海拔为2000—3000米，东部海拔为500—1000米。相对高度则以河谷深切的横断山区最大，可达1000—2000米，最大的甚至有3000多米。在川西高原与云贵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有成都平原西侧的龙门山，四川盆地内的龙泉山，以华蓥山为代表的川东褶皱山系，以大娄山为代表的贵州褶皱山地，以巫山山脉为代表的川鄂褶皱山地，湘西山地的武陵山和雪峰山，湘赣交界处的九岭山和罗霄山，江西的庐山和怀玉山，皖南的九华山和黄山，浙江西部的天目山，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广西的大瑶山，湘粤交界的南岭等。在这些山地之间，拥有着丰富的水系，因而地形多呈岭谷间夹，纵横错落，严重阻碍了人们的相互交流，使各地区的人们长期深陷于孤立封闭的狭小环境之中。
3.险恶的峡谷
高山深谷是南方民族生存环境的一大特点。峡谷主要分布于金沙江水系的横断山区、川江水系的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地、汉江水系的秦巴山地、湘鄂西山地、武夷山—南岭山地等，规模悬殊，短者仅长1公里，长者可达数百公里；浅者只有10米，深者却达3000米。在众多的峡谷中，水流湍急，猛浪若奔，河床险滩鳞次栉比。如金沙江上的虎跳峡世界闻名，峡深3000米，最窄的谷底仅宽30米。河床上险滩紧连，水急浪高，礁石密布，令人惊叹不已。
不仅金沙江水系如此，其余水系亦相差无几。川江支流乌江、赤水、岷江、大渡河等，分别从贵州高原和川西高原流出，多切成数百米深的峡谷，其中尤以乌江峡谷最为险要，被称为 “乌江天险”。其谷窄而深，其岸陡而险，一般谷壁陡立300—700米，水流如箭，瀑布、暗礁、险滩众多，其中被称为四大险滩的漩塘滩、天生桥滩、镇天洞滩和一子三堆滩的落差高达8—33米！除此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川江的猫儿峡、铜锣峡、明月峡、黄草峡、剪刀峡，岷江的平羌峡、背峨峡、犁头峡，以及世界著名的长江三峡。而源于秦岭、南岭、湘西山地、湘东赣西山地的汉江、湘江、赣江及其主要支流的上、中游河段，常以峡谷将一些盆地串联起来，其中又以赣州、吉泰盆地间的峡谷最为险恶，河宽不足百米，水急滩险，著名的“十八滩”可为其代表。
4.如网的水系
自古以来，江南也以水著称，被人们称为“江南水乡”或“江南泽国”。我国著名的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及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元江、闽江、钱塘江等水系都分布在这片土地上，其中长江水系流域面积已覆盖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8.8%，珠江水系流域面积约70万平方公里，澜沧江水系流域面积在我国部分约为16万平方公里，怒江约为12万平方公里，雅鲁藏布江约为24万平方公里，钱塘江、闽江和元江的流域面积分别约为54349平方公里、60992平方公里和39840平方公里。长江水系又以湖泊众多为特征，湖泊总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1/5。全国著名的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四大淡水湖以及众多的中小型湖泊星罗棋布于此。
同时，长江、珠江、钱塘江、闽江、澜沧江等大部分水系结构多为树状，因流域各地的复杂的地质构造、基岩性质和地表形态，局部地区又有不同的河网结构，有的呈扇形河网，有的呈羽状河网或辐射状河网、网状河网，而不同的河网结构对河流的水情变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对暴雨后洪水聚集速度的快慢、洪峰势头和持续时间长短方面的影响尤为重要。一般言之，扇状河网结构的洪峰汇聚迅速，水势涨速很快，而网状河网结构在洪水期间则排涝困难，易成涝灾。至于湖区平原地带由于水流蓄积，多造成泥沙淤积，使水位逐年增高，易决堤成灾。故江南水乡旧时水灾频仍，岁比不登，多有逃亡四方者。
5.气候与森林
我国南方的气候典型表现为热带、亚热带气候，但由于地域辽阔，地理地势环境复杂，各地区的气候差异较大。位于最南部的海南省及南海诸岛属于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气温较高；而横断山区则因地势高差悬殊，“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十分突出；四川盆地、昆明盆地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湿润；至于丘陵地带则四季分明、寒暑迥异。
诚然，我们在对南方气候进行讨论时，还应该将气候的历史因素考虑进去。据有关专家考证研究，在我国夏商时期，气温明显偏高，“这个时期气候温暖，从孢粉分析的资料来看，当时北京地区生长着栎、榆等树种组成的暖温带阔叶林；青海湖地区生长着以松、云杉为主的针叶林；华北平原东部地区则为落叶阔叶林——草原植被；辽宁南部此期阔叶树花粉占优势；胶州湾出现阔叶树增加、针叶树减少的栎松林；……据研究，植被类型反映的中国东部亚热带的北界到达今山东兖州一线”[1]。由此可以推测，旧时南方的气候较今日更为炎热，其大部分区域当属热带气候。尤其在殷墟考古发掘中，还出土过犀牛、亚洲象的骨骼，这种今日仅生存于热带地区的动物在殷墟中的出现，无疑证实了夏商时期气温偏高这一结论。
具体地说，在全新世早期，浙江余姚、安微一带曾生长着热带、亚热带植物，活动着犀牛、亚洲象等热带动物。而秦岭、大巴山一带山地在几千年前曾有过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犀牛与亚洲象也十分常见。至于中国台湾、闽南、岭南以及滇南地区，气候则更为湿热，除了乔木以外，还有高大的竹林和茂盛的藤本植物。倒是云南东部的昆明一带在全新世早期，气候较今日凉爽，森林植被中还曾有过桦木、铁杉一类寒温带植物。
6.远古的南方先民
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我国南方很早就有原始人类和类人猿的活动遗迹。我国最早的类人猿腊玛古猿头骨化石就是在云南省开远及禄丰县庙山坡被发现的，其类人猿生活期距今分别为1400万年和800万年。而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化石也在云南省元谋县城东南的大那乌村发掘出来，据有关专家测定，元谋人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批用火的人类。而较元谋人更早的是在四川省巫山县大庙龙骨坡发掘出来的“巫山猿人”化石，距今约200万年。至于生活年代相当于“北京人”的古人类化石在南方更是被频频发现，有贵州的“桐梓人”、湖北的“郧县人”、河南的“南召人”等。另外，还有距今约30万年的湖南的“石门人”，20万年的安徽的“巢县人”，10万年的湖北“长阳人”、江苏“汤山人”等，以上均为直立人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南方远古人类化石包含着人类进化发展的三大阶段，即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并存在着与此密切相关的古猿化石。这一事实至少表明，在我国南方，自古以来就一直生活着人类，或者说一直生活着黄种人——中国人。
新石器时期遗址在南方被发掘的就更多了。著名的有浙江余姚市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其文化遗物反映出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并具有原始的手工业，如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色，除此之外尚有木工艺、骨器制作、编织业、纺织业。在这里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漆器和干栏式建筑等。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也都十分著名，如在湖南澧县大坪乡的彭头山文化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的稻谷遗物，这是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而在马家滨文化遗址中却发现了距今6000余年的残布片，是中国目前最早的纺织品实物。
在古代传说中，南方也一直活动着许多著名的原始部落群团。有伏羲、女娲、祝融、炎帝、蚩尤、共工、盘瓠、巴人等部落。这些传说，有的被转化为了历史。《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峤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此所言姜水当为古代羌人生活的领域。《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由此可知炎帝部落当为南方民族之一支。又《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路史·国名记》：“江水，祝庸之封地，今朱提。”可见江水之地实为今日四川省宜宾一带。
伏羲、女娲的传说来自南方民族，并一直传承至今。宋人罗泌《路史·后记》载：“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自注云：“乃阆中俞水之地。”俞水即渝水，今重庆市嘉陵江。罗泌《路史·后记·女娲氏记》又注：“今峨眉亦有女娲洞，常璩《华阳国志》等谓伏羲、女娲之所常游，此类尤多。”另外，清人陆次云《峒溪纤志》亦载：“苗人腊祭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按今日苗族同胞传说，苗族为伏羲、女娲的后裔，他们本为兄妹（或姐弟），遭遇洪水，人类绝灭，仅存兄妹二人，遂结为夫妇，绵延人类，成为人类（即苗族）之祖。[2]
蚩尤则为南方九黎部落群团的首领，据《国语·楚语》载，九黎为九个部落，每一部落又有九个兄弟氏族，故《龙鱼河图》言：“蚩尤摄政，有兄弟八十一人。”除蚩尤部落传说外，南方民族还盛传着盘瓠、廪君、涂山氏、蜀山氏、颛顼、帝喾、禹等神话传说。这些传说的传承，事实上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南方自古以来确实生活着大量的远古先民这一史实。
二 南方民族的苦难之旅
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已经消失于历史尘烟之中的，还是至今仍然存在和发展的，都曾经历过巨大的艰辛。这种艰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恩赐”，二是生存的自然环境所带给他们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曾用了一个著名的形象化比喻，他将人类文明发展比喻为一座有台阶的悬崖峭壁，把那些已消失的文明比作在攀登悬崖过程中摔下来的尸体，而将那些发展着的文明比作在悬崖上仍然坚持不懈、奋力攀登着的勇敢者，最后他用一种沉重的语调总结道：“在每一个现在拼命攀登的爬山家背后，都至少有两倍其数的人（我们绝迹了的文明）失败了，躺下来死在岩石上面。”[3]
南方民族属于“现在拼命攀登的爬山家”这一群类，但是在他们攀登的旅途上仍鲜明地或依稀微茫地留下了许多血汗的痕迹，其中有同大自然的搏斗，也有部族群团之间的生存竞争和部落内部的生存竞争，在这里笔者将主要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部族群团之间的竞争历程做一番“扫描”。
1.炎帝、蚩尤部族
《礼纪·月令》载：“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淮南子·时则训》载：“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由此可知，炎帝部落实为南方民族先民之一支，但《国语·晋语》又称黄帝与炎帝为兄弟，均为少典之子，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炎、黄两部族曾经一度相邻而处，其部族之间的关系亦十分和睦亲善。然部族间的关系并非恒定不变的，常常是亲善与斗争相交，团结与厮杀相连。或为部族人口的繁衍，或为生存环境的狭窄，或为其他我们目前尚不可知的种种原因，部族间发生战争也并不稀罕，这本为人类生存竞争的一种表现。故有神话传说记载炎黄部族间的生存竞争：
（1）故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飘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4]
（2）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5]
（3）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6]
上述三则神话是关于炎、黄两大部族生存竞争的著名神话，就神话内容而言，两大部族之间的战争主动权当在黄帝部族一方，“黄帝伐之涿鹿之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战争的起因则是由炎帝部族引发，“炎帝无道”“炎帝欲侵凌诸侯”。可见黄帝部族发现炎帝部族的不端行为后，本着维护正义，稳定社会局势的目的，才主动攻击炎帝部族。战争的结局是以炎帝部族败溃告终：“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炎帝部族在黄帝部族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离开自己原来的生存根据地，开始漫长而又艰辛的迁徙之旅。
蚩尤部族也有着类似遭遇。有学者认为，蚩尤为炎帝之裔，后逐炎帝、参卢而自立，自称炎帝。[7]对此，后人有这样的解释：“盖蚩尤本神农后末帝之诸侯。《尸子》说神农氏十七世，其末帝叫参卢，即蚩尤从参卢处得铜以铸兵器。蚩尤取炎帝之位，仍名赤帝或炎帝，本亦神农之后。”[8]其他古籍对此亦有记载，如《逸周书·尝麦解》载：“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蚩尤部族不仅逐走炎帝，且攻击过榆罔部落。《庄子·盗跖》载：“时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逐榆罔。”《太平御览》卷5引《帝王世纪》亦载：“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于涿鹿之阿。”蚩尤为九黎之君，因较早地掌握了炼铜之术，并以铜为武器装备，较之石器时代的其他部族而言，其军事力量自当最为强盛，故在与榆罔部族、炎帝部族的生存竞争中，获得了胜利。然当他们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之时，却因力量的众寡悬殊而失败了，这种挑战即来自黄帝部族群团的联合攻击。
（1）黄帝……征师诸族，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9]
（2）蚩尤作乱，黄帝始制弧矢。[10]
（3）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11]
（4）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12]
（5）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13]
（6）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14]
（7）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15]
（8）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绝辔之野”。[16]
有关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生存竞争的历史传说甚多，难以一一列举。从某种角度来看，黄帝与蚩尤部落之战较之炎黄之争当更为惨烈。黄帝部族不仅联合了熊、罴、貔貅、虎等部族参战，还不断地约请应龙、魃、风后等母系氏族部落协同作战，而蚩尤部落除了自身的81个兄弟氏族外，亦联合了风伯、雨师及魑魅部落。在这两大部落集团的争斗中，起初蚩尤部族占尽上风，“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使黄帝部族连遭败绩，“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但随着战争的发展，黄帝部族联盟的力量日益壮大，最后终于击败蚩尤部族，“遂杀蚩尤”。蚩尤部族经历此番惨烈的战争后，元气大伤，从中原一带向西、向南退却；尧舜禹三代时，又被尧、舜、禹率军攻击，退至江汉一带；东周时又为楚国所迫，部分迁入湘鄂川黔边区，部分继续西迁，进入云贵川省，还有部分则进入了东南亚一带。
2.共工、驩兜部族
共工部族原曾居中原一带，系炎帝部族群团中的一支。《山海经·海内经》载：“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左传·昭公十七年》亦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有关共工部族熟悉水性、善于水战的记载较多。宋人罗泌《路史·后纪二》注引《归藏·启筮》：“共工人面蛇身朱发。”《管子·揆度》载：“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
自炎帝部族群团败于阪泉之野后，炎黄两大集团的生存竞争并未从此断绝，炎帝部族的后裔如蚩尤、共工、夸父、刑天之属仍然继起奋争，尤与共工部族的抗争最为持久。
（1）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17]
（2）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氏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18]
（3）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日诛重、黎。[19]
（4）尧……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20]
（5）（舜）流共工于幽州。[21]
（6）禹杀共工之臣相柳。[22]
自颛顼时期起，至夏禹时期止，在漫长的史前年代中，共工部族一直为了本部族的生存而与黄帝部族的后裔族系们进行着殊死顽强的抗争。尽管在高辛氏时期，部族遭受了重创，“宗族残灭，继嗣绝祀”，但他们仍然不息抗争之志。直至尧、舜、禹三代，依然奋争不止。尤其是在“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23]。空桑本为颛顼部族世居之地，《吕氏春秋·古乐》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这里的“振滔洪水”，当为共工部族率领水族图腾部落的士兵，大举向黄帝部族后裔的祖居大本营进攻。但连番战争，屡遭败绩，共工部族的力量被日渐削弱，在商朝时期，勉强与舒人共建了一个小国舒龚，后为楚所灭，其族后裔多化为楚地民族。今日土家族先民板楯蛮、賨人中就曾融入了共工氏部族的后裔。《文选·蜀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云：“巴有賨人剽勇，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賨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侯。并复除所发賨人卢、朴、沓、鄂、度、夕、龚姓不供租赋。”《华阳国志·巴志》亦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此所言“共”“龚”二族姓，即为共工氏部族之后裔。
历史上有关驩兜部族的记载，多发生于尧舜之时，但其先祖为黄帝、颛顼之后裔。《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杜预注云：“即驩头也，帝鸿，黄帝也。”可见驩兜当为黄帝之“不才子”。后来，驩兜成为颛顼之子。《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若颛顼为黄帝之孙、驩兜是颛顼之子的话，他与黄帝的关系被连降三级，成为黄帝的重孙。这种辈分的坠落，倒不是真的血缘关系的混乱所致，而是表明驩兜部落因为其他一些社会原因，与黄帝部落的关系日渐疏远。
又，《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穆扬之食，有驩头之国。”由此可知，驩头（兜）部族系以采集渔猎为主的原始部族，其“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的描述，当视为其族的鸟图腾形象记载。
尧舜时代，驩兜—丹朱部族（后亦有称其为丹朱部族[24]）仍属黄帝族裔，并曾与尧部族结成了十分亲密的关系，致使后人称其为尧之长子。《太平御览》卷70引《尚书逸篇》云：“尧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号曰丹朱。”在尧部落势力衰败之际，驩兜—丹朱部族为争取部族联盟的领导权及生存权，与尧部落发生了矛盾，于是部族联盟发生了分裂。
（1）尧末德衰，为舜所囚。[25]
（2）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26]
（3）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27]
舜囚禁了尧，又阻隔了尧部落与丹朱部落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夺取了丹朱部落的生存之地，同时还粉碎了驩兜—丹朱部族登上联盟首领位子的梦想。于是，“丹朱与南蛮旋举叛旗”，开始反抗尧舜部族，但结果仍以失败告终。《尚书·舜典》载：“放驩兜于崇山。”《吕氏春秋·召类》亦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部苗民，更易其俗。”《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驩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祀之。画亦似仙人也。” 驩兜—丹朱部族战败后，一部分被迫迁于南海，一部分则远走海外，一部分被流放于崇山一带。晋代盛弘之《荆州记》载：“崇山，（慈利）县西三十里，相传即舜放驩兜处。”明万历《慈利县志》卷12载：“驩兜墓在崇山，舜放驩兜于此，后遂死于山下。”慈利县今属湖南张家界市，有学者认为，其后裔与后来的濮、僚、庸、卢、扬越等相融合，形成今日湘西苗族的一支先民。
3.百濮与百越部族
百濮亦称濮人，因其支系繁多，故曰“百濮”。“濮”字最早见于《今本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元年，帝即位，居濮。”濮人长期无君长统属，虽部族繁多，但散为一片，故史载不多。约公元前16世纪，载有濮人曾向商汤王朝献过朱砂等物。《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商时曾联合过南方的部族，“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有关濮人生存竞争记载较多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濮人与周、楚等国发生的关系亦较突出。开始时，濮人作为属地向周人称臣纳贡。《左传·昭公九年》卷45载，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逸周书·王会解》：成周之会，“卜（濮）人贡以丹砂”。至春秋时，周室衰微，周、濮之间的关系不见于记载，而楚与濮人的关系相对要突出一些。《国语·郑语》卷16载：“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楚蚡冒于是始启濮。”此所言“启濮”，即楚人开拓濮地，把当时较为先进的楚文化传播到濮人部落。当然，这种文化的开启并非毫无代价，它使得濮人逐渐化入楚国，成为楚人的附庸国。文化交流本身的不平等性，导致濮人的反击和抗争，《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庸、廪、百濮、群蛮因长期不满楚人的进逼，在楚人饥荒之年，群起反抗，致使楚人震恐，准备迁都，以避其锋。然而，濮人毕竟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力量分散，虽对楚人形成某种暂时性的威胁，但终于在部族生存竞争的“悬崖”边停止了自己的步伐。《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最后终于攻取了濮地，“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濮夷无屯聚，见难则散归。”[28]濮人兵败散归以后，部分濮族部落为楚所并，其余部分则西迁。自战国到汉代，在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组建的夜郎国中，就有部分是濮人后裔。三国时期，部分濮人居于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两省。唐代时史传有关于濮人活动的记载，此后则所载甚稀，难以寻觅其流。但据有关学者考证，今日的彝族、普米族、哈尼族、白族、土家族、布依族、布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均与濮人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
越人与濮人相似，均因其部族内部组合复杂、来源众多而被人们称为“百越”。据《尚书·禹贡》所载，百越古时主要分布在扬州、徐州一带。《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林惠祥教授则进一步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29]随着岁月的推移，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百越部族的生活范围亦日渐扩大。
早在尧舜时代，越人已开始与中原华夏族系发生了交流，《尚书·尧典》载：“尧申命羲叔，宅南交。”《大戴礼记·少间篇》曰：“虞舜以往嗣尧，……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亦载：“舜命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扶交趾。”又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这里所言的“南交”“交趾”“苍梧”“九疑”等地，古时都在岭南越人活动的范围之内。
远古时代民族之间的交流，同样也是以本族人民的生存发展为首要条件，故往往亦伴随着战争。如商代初期伊尹受成汤之命，下令各属国、诸侯朝贡，就提到“沤深”“越沤”等百越族系，要他们“以鱼皮之鞞，鳀鲗之酱，鲛献（即珍珠），利剑为献”。后又要求他们“请以珠矶、玳瑁、象牙、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30]用这种纳贡的方式来维持部族之间的关系并非长远之计，一旦难以满足对方的需求时，接下来便是战争掠夺了。《诗经·大雅》曰：“王命召虎，或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在此之前，周穆王亦曾率兵进攻百越，“遂伐越，至于纡”[31]。
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百越民族日渐崛起，并建立了吴国和越国，史称吴越。吴国兴盛时，主要攻击相邻的楚国。“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32]自此以后，吴国屡屡用兵于楚，阖闾九年（前506），吴与蔡、唐等联军与楚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县境），楚师败绩，五战及郢，楚昭王外逃，吴王遂入楚都。[33]阖闾十一年（前504）四月，“吴复伐楚，取蕃。楚恐，去郢，北徙都鄀”[34]。楚人虽败，但毕竟国力强盛，后在秦人的帮助下，击败吴师，阖闾回师吴国，其后吴、楚之间互有攻伐。“吴侵楚，……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秋，……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毂。”[35]
随着越国的强盛，越国对吴国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吴国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越国，于是吴、楚之争遂转为吴越之争。“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横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颈。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闾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请委国为臣妾。”然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振兴了国力。“十四年春，……乙酉，越五千人与吴战。丙戌，虏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勾践率兵复伐败吴师于笠泽。”“二十年，越王勾践复伐吴。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颈死。越王灭吴。”[36]
越灭吴后，势力大增，成为当时之霸主国，并开始了与楚国争夺生存范围的战争。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越王遂伐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朝服于楚”[37]。从此，越人再未强盛到与中原争雄的地步。他们大部分留居南楚区域内，其余部分则迁移到东南亚诸地。留居中国大陆地区的越人及其后裔亦随着地域或文化以及其他因素，逐渐形成今日的壮侗语族，主要有壮族、侗族、水族、毛南族、黎族、高山族等，也有部分融入今日的畲族、瑶族和傣族中。
4.僚、俚部族
僚族，“系百越的一支”。尤中先生认为：“对于僚，我同意很多人的说法，即是雒的音转，乃‘越种也’。”[38]在我国历史典籍中，最早记载僚人的是张华的《博物志·异俗》：“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认为僚人的活动当在西汉时期，“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南夷，为牂牁郡，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立为后”。僚族为雒越（百越中的一支）的后裔，自楚灭越后，僚人的生存环境日益严峻，在后来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僚人承受着来自封建统治者的巨大压力，虽时有抗争，但终未彻底改变这种生存环境，为生存计，一部分僚人被迫同化为汉民族。
“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屠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39]僚人不仅深受封建统治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在部分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得不到基本的尊重。“蜀王（杨秀）好奢，尝欲取僚口为阉人。”[40]《新唐书·南蛮传》亦载，贞观十二年（638），唐朝讨平巴、洋、集、壁四州僚人之后，虏僚族男女千余人，多以之为奴。
在如此沉重的生存压力下，僚人遂多次抗争。“遂州獠叛，复以行军总管讨平之。”[41]“二年，资州盘石民反，杀郡守，据险自守，州军不能制，腾率军讨击，尽破斩之。”[42]“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之。”[43]“李贲复帅众二万自僚中出，屯兵澈湖，众军惮之，顿湖口，不敢进。”[44]经过长期的军事反抗与征伐，部分僚人逐渐被同化，然一部分僚人因分散于滇、黔、桂、粤及越南等地，地处僻荒，与汉民族接触交往较少，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多，故当时被称为“生僚”。由于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这部分居住于山地、丘陵的僚人所面对的自然生存环境更为严峻、艰难，加之与其他民族之间发生交流的机会较少，其社会文明较之其他与汉民族交往较多的南方民族，显得更为落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亦日益频繁，僚人后裔逐渐分化入今日南方民族各族系之中，如仡佬、仫佬、壮、侗、苗、黎等。
俚人，亦系百越中雒越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古代交趾，广州、苍梧、郁林、合浦、宁浦及高凉等郡，最早见于史载的是《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俚）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俚）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至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二反，攻郡。……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俚）皆应之。”注曰：“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
俚人的生存竞争历程与僚类似，古代亦往往俚、僚并称。他们同样承受着来自封建王朝和自然环境的生存压力，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直至南朝，俚人仍多居住于山洞之中，故有“俚洞”“山俚”“跨据山洞”“夷僚丛居”等记载。纵使居住于山岭谷间，亦多构木为巢。郭义恭《广志》载：“珠崖人皆巢居。”按，珠崖人当时为俚、僚族属。当然，亦有一些俚人聚寨而居，但其居所仍十分原始简陋。南朝宋沈人怀远《南越春》载：“晋广郡夫陙县人夷曰衤带，其俗栅居，实惟俚之城落。”尽管俚人的生活如此艰苦，然仍须按期交纳租赋，且其经济剥削十分沉重，计有课租、输赕、掠取牲口与财富诸项。“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不闲货易之宜，每至买银，为损已甚。又称两受人，……不辨自申，官所课甚轻，民以所输为剧。”[45]“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也言‘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46]
在如此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下，俚人也曾多次抗争，但却屡遭镇压。仅以南朝为例，梁大通年间（529—534年），广州“俚人不宾，多为海暴”[47]。其后，桂阳、阳山等地俚人及其他部族再叛，朝廷委派兰钦都督衡州三郡兵“讨桂阳、阳山、始兴叛蛮，至即平破之。……会衡州刺史元庆和为桂阳人严容所围，遣使告急，钦往应援，破容罗溪，于是长乐诸洞一时平荡”[48]。陈太建年间（569—582年），“广州刺史马靖甚得岭表人心，而兵甲精练，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49]。
随着征战与反抗的交替，大量的汉民族逐渐进入俚人地区，也带来了较先进的汉文化，俚族的一些有识之士受汉文化的熏陶而日渐开明，尤其是俚人的著名首领洗夫人与罗州刺史冯融之子高凉太守冯宝的婚姻，使得岭南一带最终归于隋朝，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隋唐以后，大部分俚人逐渐分化，形成了今天的黎族；另一部分则融入壮、侗等民族之中。
5.巴人廪君、盘瓠部族
据学者们考证，廪君部族系巴人的一支后裔，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因此在探溯廪君部族的生存历史状况时，有必要追溯巴人的历史。《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按，太昊即上古伏羲氏部族，系古羌人部落的一支。后循岷山山脉北麓逐渐东迁，约莫在尧舜时代，已进入汉水上游。《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这里两次提及“西南有巴国”，并非指同一地域，前者指金沙江上游青海一带；后者则指汉水一带。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此地气候较今日更为温暖，有古代考古发掘的亚洲象化石为证。巴人居于汉水一带之后，地近陕西，故与夏、商、周三代均有交往。《华阳国志·巴志》称：“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与焉。”从而成为夏部落的同盟国。商灭夏以后，自然会对夏之盟国进行征伐，巴人亦蒙其难。“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
伐巴方。”[50]“□□卜，□，贞王佳妇好令沚
伐巴方。”[51]待到周发起讨商之战时，巴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遂与周等国联合进攻商部族。《华阳国志·巴志》对此记载较详：“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讨商成功之后，巴人成为周人部落的亲族之国。
在巴人历史中，所遭遇的最大生存挑战来自相邻的楚国。春秋时期，楚国日渐强盛，不断蚕食周边弱小国家，开疆拓土，威震南国。楚国的这种强劲势头对邻近的巴人而言实为一种生存威胁，令巴人颇为不安。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巴人对楚人的生存挑战的应战方式是十分复杂而灵活的。他们时而趁楚国陷入困境之机，起兵攻伐；时而在有机可乘时又与楚人联手对外，以分其羹；时而又与楚人联姻，力图用亲族婚姻的裙带来束缚住楚人扩张的野心。但是在生存竞争这面旗帜下，各诸侯国家、各部族之间的联盟、友谊都是暂时而脆弱的，也只是生存竞争的一种方式而已。无论是联合还是战争，都逃不脱弱肉强食、强者生存这一铁的竞争原则。最后，巴人终因力量弱小，无法与强国抗衡而归于灭亡。
作为巴人一支的廪君部落的活动中心为夷水一带，即今湖北省长阳县。廪君是传说中的人物，有关其史载资料不多，加之其部落的活动范围比较狭窄，且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不多，其部落在生存竞争方面的史实流传较少。就现存典籍中所载的史料内容而言，其生存竞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部落内部的领导权竞争资料。《后汉书·南蛮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二是部落开疆拓土，与外部部落发生的生存竞争方面的资料。廪君率其部族“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52]。在这种生存竞争中，廪君部落凭着自己的智谋与武力吞并了盐阳一带的虫图腾部落，为本部落争得一块生存之地。后来有关廪君部落活动的史料记载便十分稀少了。据笔者推测，廪君部落地处盐水，即今湖北恩施一带。巴人灭亡后，此地为楚之腹地，当秦统一后，封建王朝势力强盛，地处盐水的廪君部落更难发展，其部落后裔除部分迁至湘黔川边境、融入当地的土家族和其他民族之外，其余部分则或形成聚落，成为今日湖北省的土家族，或融入当地的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之中。
巴人的另一支在巴国灭亡后，“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53]。按，此所言“巴子兄弟五人”，疑为廪君之后裔，因廪君部落本为五姓结盟，在巴国被灭后，迫于生存压力，逃迁于更为僻荒的黔中郡山区，是极有可能的事。而在后代历史上比较活跃的则是巴人的又一支系，世号板楯蛮或賨人。有学者据《晋中兴书》认为，板楯蛮为廪君后裔，此说当误。这一支系在秦昭襄王时，首以镇压白虎图腾部落（疑为廪君部落后裔）的反抗而闻名。“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54]此言“射杀白虎”，当指镇压白虎部落之事。另外，板楯部落亦多次协助当时的朝廷平息其他民族部落的叛乱。《资治通鉴·安帝元初元年》载：“羌豪号多与诸种抄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救之。”《后汉书·孝桓帝记》载：“（建和二年三月）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有类似记载：“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
尽管板楯部落屡助朝廷，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贡献，但他们在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心中仍然是压迫剥削的对象。“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箠楚降于奴虏，至乃嫁妻卖子，或自颈（刭）割。陈冤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庭遥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乎赋役，困乎刑酷。”在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板楯部落亦多次聚众反抗朝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5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板楯蛮部落的反抗力量对于来自中原王朝方面的生存压力而言未免太小，很难达到从根本上改变生存环境的效果。“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谨讨平之。”[56]隋唐以降，历史上已不见板楯蛮的活动记载。
除此之外，尚有武陵蛮、五溪蛮、溇中蛮、豫州蛮、潳山蛮、酉阳蛮等分支，其部分已包含着巴人支系的后裔，他们亦多次为了反抗中原王朝的生存压迫而进行过大小无数次的起义，其结局亦同板楯蛮一样，最终归于失败，后融入今天的土家等少数民族之中。
盘瓠部族系一种犬图腾部族，有关盘瓠的记载较早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本传注：“今辰州泸溪县有武山。”按，武山即“南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由此推论，盘瓠部族的活动中心即今日湘西武陵山地。
盘瓠部族支系较为庞杂，与其亲缘关系较近的今日南方民族中主要有瑶、畲、苗、侗等少数民族。若按古代地域而论，则其名称更为繁多，如武陵蛮、五溪蛮、荆州蛮、雍州蛮等。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按地域所称的蛮族，并非纯种的盘瓠部族，其间亦混杂有相当多的巴族、越族、濮族、楚族等部族。地理上与中原地区的偏离，加之封建王朝统治的压迫，盘瓠部族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严峻挑战面前，往往自顾不暇，所以历史对其有所忽略。除了前述传说中盘瓠曾协助高辛氏斩杀“吴将军”之首，为高辛部族的生存发展建立功勋外，其后的记载多属于部族为自身的生存发展所做的种种应战方略，具体地说就是军事上的生存抗争。
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施（弛）刑徒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
和帝永元四年冬，溇、澧中蛮潭戌等反，燔烧邮亭，杀掠吏民，郡兵击破降之。
顺帝永和元年，……其冬，澧中、溇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一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
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招诱，皆悉降散。……至延熹三年……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57]
上述所列举的“武陵蛮”“澧中蛮”的反抗并不等同于“盘瓠蛮”的反抗，但其中也夹杂有盘瓠蛮的后裔子孙的行动。他们连续不断的反抗有可能暂时获得生存条件的改善，但也使部族力量遭到削弱，而这种生存力量的弱势也给部族自身的生存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困难。尽管从秦汉到明清，盘瓠部族及其后裔族系一直没有放弃抗争，但是最终也仍未彻底摆脱这种生存压力的控制。盘瓠部族后裔除一部分被强制迁移到中原地区、化为汉民族外，大部分仍居留原地，形成今日的苗族、瑶族，还有部分东迁或南迁，成为今日的畲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