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武术文化传承之道:两个“侗拳之乡”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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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溪篇

引言

甘溪侗寨位于天柱县渡马镇共和村,分为上甘溪和下甘溪两个自然村寨,现居住一百余户,是远近闻名的“功夫村庄”。据当地人讲述,甘溪形成寨子最早可追溯到明代。甘溪先祖是从江西随军征调的军士,在明朝政府征剿云贵后,大批军士携带家属就近留守云贵地区。甘溪先祖综合考虑水源、地形等因素,就在甘溪开垦荒地,逐步定居下来。陶家、陈家、陆家等六姓人家先后迁徙至此,而六家在迁徙至甘溪之前均有自己的武术。其中,陶家的再礼公是甘溪陶家始祖,陶钧为征苗将军,武艺高强。而至于甘溪武术最开始属于哪个门派,由于历史较为久远,加之旧时关于武术也少有文字记载,多为口头相传,因此,甘溪武术的源头已无从考究。但从甘溪先祖迁徙之前的从军经历,可以大致判断:甘溪武术起源于军事武艺。在甘溪先祖迁徙至甘溪后,在军事武艺的基础上,结合甘溪地理环境,对技术进行了适当改造。与此同时,在与周边村寨的民俗和生产生活互动中,甘溪武术逐步与汉族、苗族及其他侗族进行武术交流和融合,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武术文化格局。

至清末民初,陶幸昌成为甘溪武术的重要传承人,中华民国时期则是陶再成和陶政红。其中,陶政红是国民党军人,对于丰富甘溪武术内容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正因为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陶通信的父亲陶政红被打成“右派”,甘溪武术发展曾一度受阻,在此期间,甘溪侗寨武术不能公开习练和传承,只能“隐于高山”,且多为晚上“关起门练”,这给本就保守的甘溪武术的传承增添了一定的障碍和神秘性。文化大革命后,陶通信成为甘溪武术重要的传承人和总教练,陈家、杨家、袁家、陆家等大多师从于陶通信。此外,陈万清、陶通信、陈通信、袁霞凤、杨汉德等也都是重要的武术传承人。而在“传内不传外”的年代,为了能够学到陶家功夫,陈家和陶家结为异姓兄弟,所以才出现陈光涛、陶光涛、陈通信、陶通信这些同名不同姓的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甘溪逐渐形成了以陶通信为核心的侗族拳师队伍,纷纷外出教武收徒,促进了甘溪武术更广范围内的继承和传播。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在甘溪,受侗族玩龙民俗的影响,甘溪武术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伴随舞龙而发展,“玩龙”时打拳已成为甘溪武术重要的展演模式。通过“玩龙”,甘溪武术也得到了有效“宣传”,感召更多的甘溪人主动学习和传承侗族武术。与此同时,通过在民俗节日期间“玩龙”,增进了村寨之间武术文化的交流。在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甘溪武术不免会吸收包括汉族、苗族武术在内的其他武术因素,促进了甘溪武术内容的丰富和技术的发展。另外,在旧时,天柱县侗族地区民风彪悍,村寨械斗时常发生,为了在械斗中取胜,在争强好胜心理的驱动下,部分甘溪侗拳师刻苦学习和训练,客观上促使甘溪武术技术不断得到改进,也促进了甘溪人习武风气的盛行。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下,甘溪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甘溪武术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变迁,侗族武术也因为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被束之高阁,处于文化传承的边缘地带。近年来,随着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包括侗族武术在内的侗族传统文化逐步得到政府各级部门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在陶光标和陆承龙为代表的文化精英的大力推动下,在甘溪民文化自强意识的带动下,以发展求自强、以发展求脱贫已成为共识。而在甘溪当前的条件下,以武术带动旅游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得到了包括甘溪干部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因此,从陶光标最开始提出的“把武术传承下去”到“建设功夫村庄”,从甘溪侗家拳最初注重实战逐步向兼具实战与表演转变,符合当前人们的观赏和娱乐需求。甘溪人依靠优美的地理自然环境优势,借助甘溪侗家拳的娱乐与表演功能,走出了一条武术文化旅游型传承之道。更为重要的是,甘溪人在建设“功夫村庄”的过程中,上下一心,在修建寨门、合约食堂、功夫记忆馆中众志成城,自动捐木、捐工、捐钱,既体现了甘溪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更体现了甘溪人较强的民族凝聚力和族群向心力。

与此同时,在天柱县政府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电视新闻媒体的宣传,先后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瑞典的国外武术爱好者来到甘溪一探究竟,甘溪也被英国《每日邮报》评价为“世界最神奇的九大村庄之一”。基于新闻传播的连锁效应,日本富士电台也于2018年3月来到甘溪拍摄“世界极致体验”节目,进一步扩大了甘溪的知名度。无独有偶,在国内,尤其是在黔东南,世界拳王张美萱、“苗人小龙”王飞鸿等先后造访甘溪,并设立训练和拍摄基地,给予甘溪“功夫村庄”建设以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在甘溪强大的凝聚力下,在天柱县和渡马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基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大背景,甘溪村民及侗拳师、政府、社会在甘溪“功夫村庄”的建设中实现了共谋。尽管如此,在甘溪“功夫村庄”的建设中,依然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如甘溪“功夫村庄”建设中的管理与利益分配、武术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等问题仍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