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个新闻传播学人的媒介批评实践
1995年，《现代传播》刊发关于“媒介批评”的文章，明确提出“媒介批评”的概念，拉开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序幕。研究肇始，有学者把英文的media criticism表述为“传媒评论”或“传媒批评”，但普遍的表述还是“媒介批评”。研讨兴起不久，就有学者提出宏大的学术目标：建立“媒介批评学”或“传媒评论学”。经过数年努力，刘建明著《媒介批评通论》、王君超著《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在2001年先后出版，成为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概论性著作，努力揭示媒介批评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基本样貌。
媒介批评研究兴起之前，媒介批评实践已在国内展开，只不过不叫“媒介批评”，而叫“报刊审读”或“新闻阅评”。大约从1989年开始，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陆续开展“报刊审读”工作，到1996年前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纷纷成立专门的“新闻阅评”机构。这就是说，当学界开展“媒介批评”研究之时，“报刊审读”或“新闻阅评”已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实践而普遍开展起来，主要目的是加强传媒管理，加强舆论导向。除了这种作为管理手段的“报刊审读”或“新闻阅评”，学界独立的媒介批评实践也陆续展开。譬如李希光、刘康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年）、《妖魔化与媒体轰炸》（1999年），张锦力著《解密中国电视》（1999年），李幸著《告别弱智：点击中国电视》（2000年）等著作的出版，都受到业界与学界的关注。[1]
因此，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即“媒介批评实践”）与作为学术研究的媒介批评（即“媒介批评研究”）已在国内先后登场，成为新闻传播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新兴领域。在我看来，这时的媒介批评已走向自觉。只有对媒介的批评成为一个独立言说系统，一方面对媒介批评实践开展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在媒介批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媒介批评实践，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媒介批评才真正走向自觉。相对于自觉的媒介批评，则是自发的媒介批评，这是一种事实上形成了媒介批评实践而尚未形成明确的媒介批评观念及其理论研究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媒介批评自觉的必要基础与必经阶段。中国自发的媒介批评实践，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形成。对此，我指导的博士生胡丹在学位论文《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中已做过专门研究，阐明中国媒介批评起源于或者说“生成”于清末民初，集中体现在维新变法时期、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几个历史时段。[2]
那么，究竟什么是媒介批评呢？这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我曾说过：在学术的意义上，“批评”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的分析、判断、评论。因此，所谓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的分析、判断、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一种评价意见。这种分析判断或价值评判，可能是对媒介现实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加以抨击，乃至否定；也可能是对媒介现实的某些做法总结经验，加以肯定，倡导推广。换言之，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评价。当然，对于缺乏媒介批评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适当强调媒介批评的否定性指向，加强对媒介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分析、评论、批判，对于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
媒介批评究竟要批评什么？或者说媒介批评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在哪些层面展开？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媒介”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的载体，而且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产品，还意味着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唯其如此，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主要在五个层面展开：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二是行为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传播主体的传播伦理展开；三是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4]
媒介批评的这五个层面，构成了媒介批评的主要领域，展现了媒介批评的巨大空间。大体上，媒介文本/产品批评、媒介行为/伦理批评、媒介现象批评，是媒介批评的基本领域或核心领域，国内的媒介批评主要在这几个领域展开。媒介体制批评，是媒介批评的特色领域，因为媒介是体制化的存在，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社会制度决定媒介体制。所以，媒介体制批评是对媒介的深层次批评，欧美批判学派的批判对象主要就是媒介体制。至于媒介文化批评，则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等类型的批评存在着较大的关联。面对媒介所传承的大众文化，如果分别从文学、艺术、影视的角度，就其美学特质、文艺规律、艺术成就等内涵展开批评，仍旧分别属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影视批评的范畴；如果侧重从媒介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来展开批评，则成为媒介文化批评，或者说成为“文化研究”。这样，媒介批评的媒介体制批评、媒介文化批评两个层面，就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以及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具有某种交融的性质。
我对媒介批评的关注，缘起于媒介批评实践。1999年5月，《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出台。当时我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教，成都一家报纸前来采访，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等报道出来，觉得不够充分，就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小文《为珠海出台舆论监督〈办法〉叫好》投给《新闻知识》，该刊1999年第9期作为卷首语刊出。本来，自己的学术定位是做理论研究，这篇小文刊出后忽然醒悟，这不就是媒介批评吗？2000年春，应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广播电视学会邀请，参加当年四川广播电视新闻奖评选，在评选会结束之际，负责人要我代表学界做个总结，仓促间拟个提纲就讲了一通，然后整理成一篇小文《强化新闻特性，提高宣传水平——1999年四川年度电视新闻奖评审观感》发表在《新闻界》，让我对媒介批评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还有一件事加深了我对媒介批评的认识。也是1999年，《华西都市报》首任总编辑席文举先生找到我，希望我组织川大研究生为其每日出刊的内部《业务交流》撰写报评，就当天《华西都市报》的优缺点展开批评，或者就该报与其他报纸的得失进行比较。我觉得这是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好机会，就爽快应承下来。那时，川大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尚未开设“媒介批评研究”之类的课程，我就在“新闻理论研究”课布置了平时作业：每个研究生必须在课程结束时提交发表在《业务交流》上的数篇报评文章，并附上数百字的个人总结，作为平时成绩。1999级和2000级两个年级的研究生试验下来，我发觉效果很好。根据学生的自我总结，2001年我写了一篇教研文章，把研究生写作报评的成效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改变了学生认为理论无用的偏见，使其体会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培养了学生审视媒介的专业眼光，使其深化了对新闻业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第三，促进了学生对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使其提高了运用理论来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激发了学生对理论学习的热情，特别是使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问题的自觉性。[5]
从此以后，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我一直比较注重让研究生撰写媒介批评文章，作为培养其批判意识、分析问题、研究学术的一个入门路径。作为教师，自然不能光说不练，自己也时不时撰写或者与研究生合写一些媒介批评文章。转眼之间，就到了2019年，屈指一算，距离我撰写第一篇媒介批评文章恰好20周年。2019年暑假，对自己撰写的媒介批评文章略加盘点，且不算为《同舟共进》杂志撰写的八九十篇刊物点评，也不算为广州市委宣传部撰写的七八十篇《广州日报》阅评报告，单是在专业期刊公开发表的就有好几十篇。忽然动了一个念头，何不把这些媒介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于是乎，来回翻拣，挑选出50篇文章，分成九个专题，即新闻真实与专业操守，言论空间与评论特色，公共言论与价值理性，媒介事件与新闻炒作，公共事件与舆论监督，人文精神与价值导向，媒体发展与业务创新，媒介伦理与传播法规，新闻评奖与作品得失，编成这本《学理三棱镜：媒介批评文集》。
书稿编成，一个问题涌上心头。媒介批评文章结集出版，意义或价值何在？众所周知，媒介批评文章总是针对某种现象、某个问题而作，具有相当强的时效性。过了一段时间，还有什么意义或价值呢？详加审视，自以为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富有理论性的问题而写，具有较强的学理性，或许有助于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我说过，媒介批评是一种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媒介批评是对鲜活的媒介现实进行学理审视，剖析、判断、评价其利弊得失，为业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业界弘扬优势，正视问题，修正错误，从而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媒介批评所发现的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所阐明的学理，所提出的对策，又可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添砖加瓦，或储备素材，或增添新说，或完善旧说，或更新观念，从而推进新闻传播学的不断深化乃至重构。在此意义上，媒介批评可以深化新闻传播学术研究。[6]这也许是文集可以出版的一个主要理由。
这本文集的写作时间历经二十年：从大的方面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1999年至2019年新闻传播业发展历程中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值得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科学认识或把握这段传媒历史提供了某些具体的思考片断；从小的方面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本人撰写媒介批评文章的历史轨迹与致思路径。此外，学界对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比较重视，新的专著和教材不断出现；而对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似乎热情不够，专门的文集尚不多见。对于越来越重视媒介批评教学的新闻传播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媒介批评文集还不如媒介批评研究著作好找。于是乎，敝帚自珍，仿佛又增加了文集可以出版的理由。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文集的有些篇章是跟研究生（写稿时在读）合作撰写的，已在文末分别标出研究生姓名。合写的文章，不论是先由我提出写作任务与框架，还是先由研究生提出写作任务、共同讨论写作框架，大都数易其稿，由我最后删定。因此，文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由我负责。这次编辑成书，对文章的某些词句作了必要的修改与适当的润色，特别是按照2012年6月1日实施的新版《标点符号用法》国家标准统一了某些标点符号的使用，力求行文更加自然流畅而规范，庶几使文章的事（现象、问题）、理（道理、学理）、文（辞章、文采）达到有机的统一。当然，至于是否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有留给读者批评指正了。
我对媒介批评的基本观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今传媒》杂志记者2011年对我做的专访[7]中，因此我把这篇专访作为代跋放在文集最后，以便读者对媒介批评的基本理念有一个大致了解。十分抱歉的是，这篇专访提到我在暨南大学工作期间曾组织过两届全国媒介批评学术会议，编辑出版过两辑《中外媒介批评》，当时本来打算将两方面的工作，以及本人对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奈何2012年底调入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就任院长，随工作变动带来工作重心的调整，加上传媒业本身的历史性变革，曾经的媒介批评学术计划基本上付诸东流！最近这几年在媒介批评领域继续开展的工作，只是收入本文集的若干篇媒介批评文章。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董天策
2019年9月20日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1] 董天策、胡丹：《中国内地媒介批评论著十年扫描》，《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 董天策：《中国媒介批评的发生学研究成果——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新闻界》2015年第19期。
[3] 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中外媒介批评》第2辑卷首语，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中外媒介批评》第2辑卷首语，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董天策：《媒介批评：新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途径》，《新闻界》2001年第4期。
[6] 唐金凤：《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今传媒》2011年第3期。
[7] 唐金凤：《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今传媒》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