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江浙财团与1932年的公债风潮和公债整理
1927—1931年国民政府发行的30种、十多亿元公债80%以上用于军政费[62]，这类“财政公债”债务自身无法担负还本付息的资金，致使大量的中央税收被用于偿还债务，从而使关税、盐税等依次都做了公债的担保。当时，中国的关税几乎占国家总税收的半数，担保着无数的公债。但这项税收在当时国内外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已逐渐减少。其余各项中央税收，也均有下落之势。这对于公债基金的影响极大。以中央有限的税收为无限发行的公债作担保，南京政府日渐不堪重负。在此前后，国内政治局势又急剧动荡。1931年5月，国民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等军事首领实行反蒋大联合，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9月初，宁粤战争爆发。正当国民党内部纷争不休之际，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威胁着南京政府，而且使南京政府失去了东北的一大笔税收收入（每年8000万元至1亿元）。原来由东北税收维持的张学良的几十万军队，这时要由南京政府负担开支。政治军事危机和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困难，使公债行情持续下跌。1931年12月1日，上海交易所的主要公债行情跌至票面价格的一半，12月23日，公债跌至最低谷，公债市价小于票面值的40%，只及9月1日时的一半左右。[63]以裁兵公债为例，1930年7月最高市价为80.6元，最低为74元；1931年12月最高为57元，最低为51元；1932年1月，最高仅为51元，最低竟至36.6元。[64]
国民政府依靠发行内债维持财政的做法，也随着债价的暴跌、债信的动摇而陷入困境。维持债市的稳定、尽快恢复债价成为政府和江浙财团的共同需要。政府对债券进行整理的拟议在此时初露端倪。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以维持债信为名，在召集上海金融界商谈对策时，曾计划对各项债券还本付息提前偿还，也曾拟议拨款2000万元收买债券现货、化整为零收回各项库券，改发一种金融公债。[65]但这些计划最终因政局变动而未能实行。江浙财团在表示愿意同政府合作的同时，也对由日本侵略东北、宁粤纷争而带来的国家动荡状态极表担忧。尤其是1931年10月27日宁粤双方“和平统一”会议在上海举行之后，进展缓慢，对此金融界非常不满。11月5日，上海银行公会召开了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宣言稿和财政方针建议案各一件，当日即推由张公权、陈光甫、李馥荪、吴鼎昌、胡孟嘉五人，分别面谒宁粤代表，陈述相应主张。宣言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的政绩予以负面评价，直言不讳地指出：“自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全国人民无不认为破坏之日告终，建设之期开始。举凡党国措施，罔不竭诚拥护，以期政治之稳固，借谋经济之发展。不意五年来，兵祸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灾不能防，甚至党国自身亦复不能保持完整。卒为外患所乘，占领辽吉，震撼世界，国无以自存，民无以聊生。凡为国民，自问对党国之信仰，已五年如一日，而其成绩乃至如斯，实不能不感觉无穷之悲愤。尤为我金融界同人，此五年中，追随国民之后，不断地在社会上提倡尽力协助党国政府，至此更不能不抱万分之惭疚。”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达成一致，息争御侮：“窃以为在此时局之下，此次代表会商中，无论任何条件，双方皆应立即互让，克期合作。万不得已，则亦宜立由双方推定第三者，本互让精神，迅予调处。双方尤皆应承受其调处，以期统一于必成。”宣言最后对和平会议破裂的后果，提出警告：“诸公须知训政之权在诸公，而授训政之权于诸公者犹是国民。……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听任诸公之自行破裂。……现在政治军事外交危险之状况，当为诸公所深知，勿待多言。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无疑，无论任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66]
自1927年起，以银行公会为代表的江浙财团，便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成立，给予极大支持，也曾寄予极大的希望。另一方面，从1927年宁汉合流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局的动荡使上海金融市场风浪迭起，但毕竟蒋介石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还是稳固的，这一政权对上海金融界的权威也没有大的动摇。然而，自1931年2月的拘扣胡汉民事件起，蒋介石集团的权威性乃至施政合法性，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的挑战。“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趋严重，蒋介石集团无法以原来的方式维持其统治，而宁粤政争旷日持久，这些对社会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上海银行公会的上述宣言表明了江浙财团对蒋介石集团的不满与失望，对于长时期地承受政治分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则已经失去了耐心，明确表示将凭借所掌握的金融力量和经济影响力，向现存及将来的当政者施加压力，以捍卫其自身的利益。[67]
1931年12月15日，宁粤对峙的局面被打破，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提出辞呈，五天后宋子文呈请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职务。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实际责任。但孙科政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当时国库空空如也，而军政费开支却每月需要2200万元，孙科每月能筹集到的款项只有700万元。[68]而且江浙财团对孙科很不信任，因为同年5月，当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建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时，曾通电全国各银行公会及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表示对南京国民政府于5月28日以后所发出的法令概不承认；并曾因截留粤海关税问题，直接影响到债券市场的稳定而引起江浙财团等的各方不满。再就地缘而言，孙科基本为粤派方面的代表，与以上海金融业为核心的江浙财团之间没有确立起共信。为解决财政困难，孙科任命黄汉梁为财政部长与上海金融界进行磋商。黄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市分行的经理。该行虽也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成员，但黄与江浙财团核心人员缺乏联系，在江浙银行界也无甚影响，不足以进行有效的交涉。虽然黄在上海积极活动，却“终仅得三百万”，不足以维持中央政权的运作。迫不得已，孙科于1月12日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停止偿还政府公债本息6个月。至1932年国民政府应付各种内债本息共计2.1亿余元，每月平均偿还数约1700万元，1月应还本息共计达1600余万元。[69]孙科之所以考虑动用这笔基金，一方面是对江浙财团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大体上弥补当月支出不敷之数。
停付公债本息立即激起以上海金融界为核心、以江浙财团为主的全国性反抗风潮。1月12日下午，上海银行界获此消息后，便派代表就此事向孙科质询。1月13日，李馥荪主持的二五库券基金会召开会议，决议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大小挪用基金提议，并函请总税务司保留备抵债券基金之税款。二五库券基金会并于当天发表宣言，称“近闻中央有挪用基金之提议，市面发生动摇，此议若成事实，债券何如废纸，影响所及遍于全国，人民之生死存亡均系于此。本会职责所在，于必要时惟有尽力之所及，采取种种办法。总期国民政府之条例继续有效，更希群策群力，以匡不逮”[70]。上海银钱两业于13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推胡笔江起草致国民政府电稿，由银钱两业联名致函二五库券基金会表示誓为其后盾，推李馥荪即与上海各界接洽，告以银钱两业态度。上海市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沪上工商金融等团体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财政部，坚决反对政府停付公债本息。市商会主席、二五库券基金会委员王晓籁坚决表示：“头可断，公债基金之用途，绝对不能移动。”外埠各地金融业商业团体积极呼应上海银钱业的函电，纷纷致电孙科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停付公债本息。如杭州市银行业公会、杭州市钱业公会、杭州市商会、浙江全省商会联合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公开对政府法令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设在上海的内债持票人会（于1931年12月21日成立）是反对停付的最重要团体，随着公债风潮的发生，其成员迅速扩大。上海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纷纷加入持票人会的步伐，国华银行、上海中孚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于13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盐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交通银行、上海中国实业银行、大陆银行于14日，上海江苏银行、上海中国农工银行等于15日，先后加入持票人会。而杜月笙、徐寄庼、徐新六、张文焕等知名人士，则以个人身份加入持票人会，此外浙江持票人几百人也联名加入。[71]持票人会发展成为以上海金融业为主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持票人组织，几乎成了江浙财团的组织形式。1月15日，持票人会致函二五库券基金会：“顷于本埠一月四日各报诵读贵会宣言及致国府电，上报国信，下顾民生，义正词严，语中言切。窃思自称以救国救民为责任之国民党，其指导下之政府，当能从善如流，打消此种自害害民、自杀杀民之妄举。万一政府背弃国信，蔑视民生，务请贵会同人均抱王委员晓籁头可断、公债基金之用途绝对不能移动之决心，任何暴力必无所施其技。敝会同人誓做后盾，甘同生死。”[72]持票人会致函上海银钱业公会称：“顷读一月十四日贵会衔致政府当局元电，对于政府停付债券本息之拟议，予以明白反对，通陈利害，详尽无余。……此后一切政治财政得贵会之坚决主张，各公团一致风从……敝会取一致之态度，为保管债券基金委员会之后盾。”这可以解读为持票人已经明确把上海银钱业公会作为在债券问题上与南京当局交涉的领袖。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银钱两会的电文更引人注意，电文说：“敝会忝为商人集团之一，有会员四十万，绝对追随贵会之后，援助一致态度为债券基金委员会之后盾。……贵会深知财政与政治绝对相连，则种种办法之中，请当道还政于民，俾自解救国难亦其法。”这已经超出了公债问题的经济利益视界，大有奉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为整个公共领域的代表之意。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在短时间里进行新的政治整合，确立起充分的权威，那么上海银钱业公会很有可能被进一步推向公共事务领域。[73]在江浙财团的直接推动下，一场范围广大的反对停付公债本息的风潮，已在国内主要城市全面展开。南京当局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由停付公债本息拟议而引发的抗议风潮，其声势之浩大超出了孙科等人的预料，政府内部一时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与蒋介石及江浙财团都有密切联系的张静江请前任上海市市长张群一同出面斡旋。经过政府与江浙财团的反复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孙科政府撤销停付公债本息的决定，而上海银行界则答应每月贷给政府800万元。
公债风潮平息后，孙科政府旋即辞职，蒋介石重新上台，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孙科政府仅仅维持了三个多星期就垮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得到江浙财团的认可和支持。“孙的努力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由于他没有取得像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这样的重要人物的支持。”[74]这次公债风潮的发生固然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宁粤之间的政争新结局直接有关，但从公债史和金融史的角度来分析有关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是：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与江浙财团为主体的国内金融工商界基本利益之间矛盾的长期积蓄演化成了这次风潮，江浙财团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最大，故而站在了这场全国性抗议风潮的最前列。
蒋介石和宋子文复职不久就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再次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战争使上海的工商业陷于瘫痪，而当时全国半数左右的税收来自上海，这样，中央“财政情形，已陷山穷水尽之境”。再借债是不可能了，而战争又急需款项，政府除了厉行节约外，就只有整理公债一途。为此，削减了当年达21000多万元的内债支付（加上外债的债务支付共约3亿元）。[75]
1932年2月中旬，宋子文在上海召开有银行公会代表张嘉璈、钱业公会代表秦润卿、二五库券保管委员会代表李馥荪、市商会代表王晓籁、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代表张慰如等江浙财团头面人物参加的会议，将初步拟订的公债整理方案交与代表讨论，宋氏说明了公债整理的缘由和具体方案。宋氏方案主要内容是：①每月应付公债本息1600余万元减为860万元。②还本付系年限除民国十七年金融公债不变外，其余公债库券一律折半偿付，库券息金减为月息5厘，公债一律改为年息6厘。③设立国债保管基金替代二五库券保管基金，全权管理库券基金。④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自此减息展本后，无论如何困难不再牵动基金，及变更此次所定办法。⑤政府应彻底整理财政，在收入范围内，确定支出概算[76]。各团体代表表示事关重大，应分别召开各自团体会议，才能表示正式意见。2月18日，上海银钱两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讨论宋子文提出的公债整理方案。银行公会主席、二五库券保管委员会主任李馥荪首先报告说2月到期本息基金分文未拨至保管委员会。秦润卿随后报告说：钱业对此事讨论后，认为国难当头，对政府的公债整理方案原则上同意，但提出应以此后政府不发公债、不再向银钱业借款的前提。贝祖贻、胡孟嘉、徐寄庼、王伯元、王志莘等都发表了意见，会议根据胡笔江的意见，议决“由持票人以国难关系自动建议延本减息，若由政府强制执行，则以后基金随时有动摇之虞”。会议决定向财政部提出包括财政公开、确定预算、不再向银钱界借款并不再发内债等八项条件。[77]在国难当头、正常还本付息事实上已不可能的情势下，作为江浙财团核心的上海金融界有条件地同意了政府的公债整理案。1932年2月24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发《关于变更债券还本付息令》，该令说：“自辽变发生以来，各种债券价格，因之暴跌，国家财政，社会经济，多受其困。政府丁艰屯之会，对于还本付息，从未愆期。迨上海事变继起，债市骤失流通，金融亦陷停滞。政府与民众本是一体，休戚相关，安危与共。际滋国难当前，财政奇绌，与其使债市飘摇，无宁略减利息，稍延偿还日期，俾社会之金融得免枯竭，御侮之财力藉可稍纾。迭饬财政部与各团体从长讨论，就原颁之条例，重拟适当标准，并经决定每月由海关税划出八百六十万元，作为支配各项债务基金，其利息长年六厘，还本期限按照财政部拟定程表办理。仰由行政院饬部转令拨发基金之征收官吏及总税务司，每月按期将各项债券本息台数拨付，至本息还清之日为止，不得稍有延误。此乃政府与民众维持债信调剂金融之最后决定，一经令行，永定为案，以后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不得将前项基金稍有动摇，并不得再有变更，以示大信。”[78]两天后，持票人会代表上海金融界等各界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接受公债整理。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公债整理能够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财政当局与以上海金融界为核心的江浙财团达成了妥协，获得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当2月中旬宋子文首次与上海银钱业商议公债整理案时，就得到上海银钱业的原则同意。并提出了财政公开、设立预算等要求，希望以整理公债为契机得以实现。主要由上海金融和各业资本家组成的上海持票人会，不仅明确宣言要不惜牺牲自己利益，支持政府巩固债信，并号召所有持票人与政府密切合作。这种态度与一个月前对待孙科政府完全不同，内中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一·二八”事变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固然对上海的社会经济、对江浙财团带来很大影响，但毕竟相距尚远，而“一·二八”事变给上海以直接的、巨大的影响，直接危及国民政府，危及江浙财团的根本利益，“抗日救国”已是包括江浙财团在内的全国各界的共同呼声，保障中央政府正常运作，已是当务之急。对于持有大量政府库券的江浙财团来说，维护国民政府即维护自己的债权。二是宋子文与江浙财团的固有关系和复出后的实行主要财政措施的影响。在南京政府中宋与江浙财团的关系最密切也最融洽。北伐“成功”后，身为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开始筹划建立预算财政，克服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的高压手段和财政的混乱状态。另外，他力图在政治上予江浙财团以一定的参政机会，邀其参加一些财政经济会议，并网罗其头面人物出任财政经济方面的官员；在财政上，宋子文改变以前摊派募集垫款和发行内债的做法，以高利率、大折扣方式发行内债，给予江浙财团以十分有利的认购公债条件。这些都密切了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宋子文复出后，于2月7日电各省军政当局要求各省立即停止截用国税收入；2月10日又如期进行赈灾公债的抽签，并宣布月底还本150万元。这些与孙科政府决然不同的举措，又使江浙财团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