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的财政经济关系
如前所述，在北洋政府时期，江浙财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与北京政府虽然也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维持比较密切的财政关系。随着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革命势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北伐的推进，江浙财团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南方，在财政上支持南方革命政权，支持蒋介石集团。
江浙财团一些人士与孙中山、国民党早已有联系。辛亥革命时期，虞洽卿、朱葆三、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沈仲礼、李平书、李云书、张嘉璈、李征五、傅筱庵、方樵苓、陆维镛等著名江浙籍商人，就或直接参加光复上海之役；或设立组织开展筹饷募捐，支援民军；或直接任职沪军都督府；或成立组织赞成民主共和。[3]朱葆三还出任都督府金融机关中华银行的总董。荣宗敬、穆藕初、顾馨一、陆伯鸿等也是出钱出力，协助沪军都督府。他们中的不少人因此与陈其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1915年6月，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孙中山嘱孔祥熙代表他投入股份1万元，表示支持。1916年，宋子文的母亲也在该行投资5000元。[4]同年12月，孙中山为筹集革命经费接受日本友人的建议开始在上海筹办交易所。1917年1月22日，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赵家蕃、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人附议，向北京政府农商部呈请设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年夏，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上海市面因此萧条，交易所的筹备工作暂时耽搁。孙中山随即南下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因此受北洋政府通缉，并被取消了上海交易所发起人资格。孙中山发起筹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搁浅后一年半载，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又利用前案继续进行筹办交易所的工作，他们通过虞洽卿又拉拢上海工商界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吴耀庭等为发起人。[5]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其首任理事长虞洽卿，常务理事闻兰亭、赵士林、周佩箴等，理事张乐君、李柏葆、李云书、张澹如等17人中，除邹静斋1人外均为浙江、江苏籍著名商人[6]，他们大多与国民党联系密切，有的如赵士林、周佩箴、李云书、张澹如等曾加入同盟会、国民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前夕，蒋介石、陈果夫、朱孔扬、赵士林等组织名为“茂新”的第54号经纪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蒋介石（蒋伟记）、张静江（张静记）、陈果夫（陈明记）等还集资成立恒泰号经纪人营业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江浙工商金融界著名人士与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的上述关系，对江浙财团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政治倾向有重要影响。
1923年2月，孙中山重开革命政府于广州，但广州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经济困难。孙中山曾向各国驻华外交团提出将粤海关关余13%拨归广东政府[7]。各国舆论对此虽予以同情，但迟迟未见行动。8月，孙中山又要求公使团分拨关余，但公使团置之不理。同年10月曹锟贿选“当选”大总统后，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与日本磋商借款，引起全国反对。孙中山准备督师北伐，但军饷甚是困难，于是他采取坚决措施包围粤海关，并发表扣留海关税款宣言，扣留粤海关税款。对此，总税务司安格联曾态度强硬地表示，如北洋政府不能阻止广东海关事件，他将不负由海关担保的内债基金之责，并煽动工商金融界反对广州截留粤海关税款。因为关余在1921年的公债整理案中被指定为公债基金担保之一，事关江浙财团的切身利益。所以，江浙财团对孙中山截留海关税款始初表示强烈反对。12月1日，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致电孙中山，要求维护内债基金，切勿动用关余。上海银行公会还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名义发表宣言说：“关余为内国公债基金已为全国人皆知，无论何方，如论何人，不得攘夺……如有人攘夺关余即攘夺我国民财产，倘国民财产军阀可以攘夺，国将何以立？”[8]粤海关事件发生后，各列强竟派军舰驶入珠江口进行恐吓，以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为代表的江浙财团的态度受到国内多数舆论的指责，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12月16日发出的电文中指责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致孙中山电是受北庭指使，助纣为虐，并声明内债基金，未经合法国会议决，国民誓不承认[9]。明了了国内主流民意，又鉴于列强的飞扬跋扈、曹锟政府的倒行逆施，江浙财团对广州政府截留粤海关税款采取了明智态度。1924年1月3日，上海总商会会长宋汉章、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函张嘉璈说：反对广东关税一事，再由沪上三团体（指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引者）联合通过决议案，而不要银行公会单独行动；并告戒张氏“前此所发通电，已有人讦为帮助北政府，表示反对，如再继续集会，诚恐另生枝节，钱业中亦以对于中令不再表示之必要”[10]。
江浙财团始初对粤海关事件反应强烈，确是因利益所系，并非对北洋政府怀有好感。事实上，因北洋政府滥发公债，特别是1921年整理公债后即破坏公债基金信用，挪用盐余与交通余利收入，引起江浙财团的强烈不满，而收回海关税款保管权及关税自主也为江浙财团向所主张。所以，在江浙财团对广州政府截留关税税款逐渐持明智态度后，一些代表人物开始更多关注南方革命力量的发展。1924年10月，张嘉璈在其随笔中写道：“全年满地战争，交通阻滞。上海分行一面维持沪市，一面需接济内地各分行。而内地各分行多存现金，则虑兵匪抢劫，少存则恐挤兑，同时又不能兼顾当地市面，使其安定。至于政局纷扰与金融有密切关系之公债，其基金又时有动摇。银行当局责任所在，尝有穷于应付之苦。……虽然，否极泰来，照此趋势，北方几无政府，南方似有成立统一政府之望，姑坐以待。”[11]因此他对北洋政府的再行借款采取拒绝态度[12]，而对广东革命政府的财政请求给予适当支持。1924年8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了中央银行，宋子文出任该行行长。次年夏天，由于右派向革命政权进攻，广州政治经济激烈动荡，中央银行遇到挤兑风潮。为应付这一局面，宋子文派员前往香港，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贻商借200万元现金。贝祖贻向北京的中国银行总行请示后，张嘉璈感到有必要同南方的国民党势力拉上关系，于是便以总行名义，密嘱贝祖贻亲赴广州与宋子文当面接洽。经过双方协商，中国银行允诺承借中央银行所需款项的1/4，即50万元。宋子文对此极为感激，后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他曾电令出发各军，谓“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13]。这样，中国银行就与南方国民党政权建立起友好关系。
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张嘉璈为因应新时局，率秘书南下驻守上海，直接管理中行南方行务。行前他与中行各董事相商决定：中行将以全力赞助国民革命军北伐。[14]随着北伐的推进，江浙财团对国民政府北伐的欢迎与支持态度逐渐明朗，因此在暗地里给予国民革命军以经济援助。北伐军抵达赣州后，需用现银迫切。于是蒋介石致电时在天津正待南下的黄郛，要黄转告张嘉璈在上海设法汇济。当时孙传芳正调兵遣将，准备与北伐军作殊死之战，因此对金融业举动监督甚严，而且赣州僻处内地，调汇不易。但张嘉璈仍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汇济30万元。蒋介石于1926年11月初进驻南昌后，又通过黄郛转嘱张嘉璈由上海拨汇南昌现款20万元以济时艰，张嘉璈也密电南昌中国银行照办。[15]
1927年初，蒋介石率其嫡系部队开始进军浙江、江苏（上海）地区，军饷极度困难，几乎面临断饷危险，他屡屡要求财政部长宋子文速发军饷，否则与其难堪。[16]蒋氏在责难宋子文电文中甚至说：军事成败胥在于此。军事饷需对于蒋介石是如此重要，对于对手孙传芳等又何尝不是如此。1927年2月，孙传芳联合张作霖和张宗昌成立“安国军”，决定在上海地区与北伐军决一死战，饷需同样成为其成败关键。3月2日，孙传芳、张宗昌以讨伐共产党为名，向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筹措饷粮，准备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担保发行库券1000万元，由上海各银行、钱业和各行号摊认。[17]江浙财团的天平倾向何方，对于中国军事和政治局势有着巨大的影响。
面对这样的形势，江浙财团中人除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等绝少数人外，大都在客观分析形势后，对南方革命势力采取暗地里支持的态度，而对孙传芳等军阀的筹饷要求则采取拖延甚至反对态度。几乎在上述张嘉璈支持蒋介石的同时，江浙财团另两位领袖人物陈光甫与钱永铭也对蒋介石的借款要求伸出援助之手。蒋介石率军攻克南昌后，为稳固地盘，决定用重金收买敌方军官，急需大笔现金，于是派亲信黄郛和徐桴赴沪秘密联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和四行储蓄会副主任钱永铭洽借，陈、钱在了解到蒋的军事实力后，允诺“革命军饷银，当尽力而为”，于1927年2月初秘密借给蒋50万元。
1927年3月12日，傅筱庵召开总商会常董会议，讨论摊认孙传芳等1000万元二五附税办法，接着召开总商会、县商会、闸北商会会长与会董联席会议和上海银钱业联席会议，要求当场确认摊认该项巨额库券数额。尽管傅氏在几次会议上为劝诱摊认库券说得舌敝唇焦，而各业、各商代表竟无一应者。这充分说明江浙财团人士大部分已认清时局，倾向于南方革命势力。
事实上，江浙财团代表人物在北伐军抵达江浙地区时，都已明确倾向于北伐军、倾向于蒋介石集团。张嘉璈的态度已如上述。虞洽卿早在1926年4月广州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前就派女婿盛冠中陪同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到广东“考察”。8月王晓籁等回沪，虞听了汇报后，得出蒋介石对浙东乡谊和“交情”看得很重的结论。1926年11月，蒋介石率北伐军攻取南昌后，虞洽卿即赴南昌晤蒋。而钱新之、陈光甫则是“上海银行界与宁孙（传芳）反对最有力者”，“孙乃欲通缉之”[18]。1927年1月24日，陈其采在建议蒋介石迅速组织临时财政机关应付财政问题时，指出“平素倾向革命主义”的陈光甫是担任临时财政机关负责人的最合适人选[19]。
但当时把持总商会的傅筱庵执意支持孙传芳等军阀势力。他在召集几次联席会议摊认孙传芳拟发的1000万元库券毫无结果后，竟利用职权从他控制的中国通商银行准备金中拨出200万元，作为对孙传芳“安国军”的捐赠。傅氏所为，为江浙财团中大多数人士所唾弃。为了与傅筱庵廓清界限，也为了向蒋介石表明支持北伐的态度，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联络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面粉公会、纱厂联合会、纱业公所、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等19个团体于3月22日发起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发起团体代表包括虞洽卿、王一亭、王晓籁、宋汉章、钱新之、吴蕴斋、荣宗敬、穆藕初、秦润卿、胡孟嘉、徐新六、谢韬甫、孙景西、徐静仁、徐庆云、吴麟书、顾馨一、陆伯鸿、朱吟江、闻兰亭、叶惠钧、冯少山、劳敬修、姚紫若、石芝坤、徐补荪、沈田莘、余葆三、李咏裳、陆伯鸿等一批上海金融、工商、航运界领袖人物，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被推为商业联合会主席。随后又有中国棉业联合会、上海机器碾米公会、上海染织布厂公会、中华水泥厂联合会、新药业公会、电机丝织公会、华商码头公会、上海银楼公会、江苏火柴同业公会、上海出口各业公会、上海煤业公会、上海五金业同业公会等45个团体加入，其代表包括刘鸿生、黄楚九、蔡声白、范和笙、薛文泰、朱子谦、姚慕莲、黄振东、陆维镛、项如松、方椒伯等工商各业著名人物[20]。上海商业联合会集中了一批江浙财团的上层人士，成了江浙财团新的组织形式。上海商业联合会的成立，使傅筱庵控制的上海总商会名存实亡：从入会团体看，由上可知，原加入总商会的主要工商团体都已加入了商业联合会；从人员看，上列各团体代表人物大都是总商会历届会董或骨干。
上海商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是“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21]，是上海工商金融界面对时局的应变之举。它的成立表明：江浙财团的主体在客观分析全国政治军事局势后，在南北军事对立中已公开倒向国民革命军一边，也表明江浙财团把寻找新靠山以便保护工商金融业发展的“宝”押在了蒋介石身上。江浙财团主体的这一理性抉择，对于促进北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商业联合会成立后，江浙财团便积极为蒋介石筹款。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当日，虞洽卿等就拜访蒋，商议设立为蒋筹措军饷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并首先筹款1000万元问题。次日，商业联合会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虞洽卿拜见蒋介石情况报告，会议推定吴蕴斋、谢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书、劳敬修、闻兰亭、叶扶霄、顾馨一为代表，往见蒋介石“接洽一切”。28日，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总商会、县商会、闸北商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白崇禧两度给银行公会来函要求筹饷问题，会议商定由五团体派代表与国民革命军军需处处长徐圣禅（浙江镇海人）联系。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往见蒋介石，蒋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乃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拟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22]3月30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公布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名单。该名单以江浙财团人士为核心，15名成员中包括银钱业界的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钱新之（四行储蓄会、四行准备库）、秦润卿（钱业公会会长）、吴震修（中国银行）、汤钜（交通银行）及工商界的虞洽卿（上海商业联合会）、王晓籁（闸北商会）、顾馨一（县商会）、徐静仁（纱厂联合会）等，陈光甫任主任[23]。蒋介石同时致电上海商业联合会、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现在财政委员业已派定，所有关于财政问题，应统由该委员会通盘筹画。惟是军事未已，庶政待理，需款孔急，亟应设法筹垫。兹特派该委员会陈主任，亲赴贵会商议办法，尚希概予接洽，鼎力协助。”[24]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交涉，财委会就于4月1日与上海银钱业谈妥筹借300万元。4月4日，陈光甫以财委会主席名义与银行公会代表胡孟嘉、叶扶霄及钱业公会代表谢韬甫、楼恂如正式签署了垫款合同。[25]
相对于对蒋介石集团的财政支持，江浙财团在向武汉国民政府提供财政援助方面所持态度较为谨慎。1926年12月，广东革命政府迁都武汉。在此之前，已由国民革命军数度向汉口金融业直接借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主任邓演达、财务主任陈公博以国民政府将在汉口设立湖北银行的名义，以湖北官钱局财产作抵向汉口各银行钱庄筹借500万元，汉口浙江实业银行便被摊认20万元，在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总行经理李馥荪就电示汉行予以婉拒[26]。1926年12月中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发行整理湖北财政公债1500万元，整理湖北金融公债2000万元；宣布财政公债用于整理湖北财政，及救济商民因军阀勒借债款所受之财政困难；金融公债将用于收回湖北官钱局旧票、归还国民政府新债、拨充中央银行分行预备金以及抵借现金[27]。这一次，上海金融业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1926年12月25日，由张嘉璈出面在上海沧州旅馆约集李馥荪、陈光甫、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办事董事）、王子鸿（中行汉行经理）、沈季宣（大陆银行汉行经理）等密商，支持武汉革命政府发行新公债。同时，他们提出六项要求，如：公债基金应由基金委员会在中央银行开立专户存放，随时有权移动；或在中央银行库中另放一处，与该行款项不相混合；基金委员会每月须将款项收支情形登报声明，以昭大信；要求把长期公债（即整理湖北财政公债）的利息率由四厘增至六厘[28]。张嘉璈、陈光甫等把上述意见书托王子鸿带至汉口，再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唐寿民转请孔祥熙交与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后，汉口金融业对于武汉国民政府所发行的金融公债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江浙财团各主要银行的汉口分支机构参与其间。[29]
3月29日，代表武汉国民政府前来接受江浙财政的宋子文抵达上海，次日便与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宋考虑在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之下筹设江苏财政处和浙江财政处，以实现江浙财政统一。蒋介石于4月8日发表总司令部布告，对宋子文的统一江浙财政表示“支持”，称“所有江浙财政事宜，应即交财政部接受整理，以期统一”[30]。4月12日，上海银钱业两公会举行欢迎宋子文宴会，银钱业表示“国民政府政治旨在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对内发展民众事业，本埠金融业在数年前精神上早已默契，今愿为国民政府之后盾……倘国民政府因需用款项，募集担保确实之公债，金融业之当竭诚承受”[31]。同一天，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银钱两业提出再垫款300万元的要求，银钱业则向宋提出包括请国民政府发表保持工商并维护金融业方针、借款用途限于江苏、借款分批交纳、借款担保品应由银团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等五项条件。[32]上海银钱业欢迎宋子文时的表态及提出的借款条件表明：当时银钱业尚承认武汉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但随着宁汉矛盾的公开化，江浙财团逐渐偏离了武汉国民政府、支持蒋介石集团。就在银钱业宴请宋子文的当天，蒋凭借江浙财团前次300万元垫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江浙财团对此明确给予支持。4月16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致电蒋介石并请转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称“窃维革命告成，建设随之。不图共产党只知破坏，阴谋暴露，事实俱在。幸当局未雨绸缪，俾免赤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顷读吴稚晖先生呈请清党电文，益见有扫荡反动之决心。诸公次此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此一举，可否之间，关系甚大。敝会愿以三民主义为始终，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33]，上海钱业公会也于当天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说“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惟一政策，是以旌旗所至，靡不箪壶欢迎。乃不幸有捣乱分子，假党之名，窃党之权，欲试其倒行逆施之手段，为此反革命行为，全国人民视为公敌。伏乞诸公此次列席，毅力解决，扫除毒氛，锄暴安良，在此一举。凡我人民愿作后盾”。次日，银行公会也致电蒋介石并请转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支持蒋“清党”：“自革命军奠定淞沪，商贾方期安居乐业。不图少数爆裂分子遽施破坏，扰乱大局，其叛党祸国，人民共愤。闻诸公此次列席会议，具有驱赤毅力，清党决心。树立国本，端在斯举，商业金融，实利赖之。”[34]
必须指出的是，商业联合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上述电文中所说的中央执、监委员是指在南京出席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和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的各委员，仅有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邓泽如等策划并实施反共清党的分子十余人。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开除党籍并“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的命令[35]；武汉国民政府于同日发布《集中现金条例》，下令禁止各华商银行兑付钞票，禁止现银出口[36]；武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怒潮。而江浙财团在宁汉公开对立后更坚决地倒向蒋介石集团。4月18日，上海银行公会紧急通告各会员：“自即日起与汉口各行暂行停止往来”。同日，银行公会致电蒋介石，告以银行公会各行已与武汉隔绝，请求蒋出面维护金融稳定。江浙财团同时加快了向蒋再次垫款的步伐。4月25日，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光甫（陈其采代）、王晓籁、钱永铭（新之）与上海银钱业两公会代表倪思宏（远甫）、孙元方（景西）、谢韬甫、楼恂如签署了续垫借款300万元合同。合同规定垫款月息7厘，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由银钱业派员监收，直至两次垫款一并还清，但如二五库券已销售得款，应尽先归还。[37]
“四一二”政变前后，中国政治局势风云多变，蒋介石处于既要与军阀势力征战，又要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还要建立完备蒋氏国民政府的关键时期，需款确是孔亟，江浙财团的支持、特别是两次垫款对他来说是至关紧要的。为什么江浙财团在1927年春夏南（国民党）北（北洋军阀）、宁（蒋介石）汉（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纷争之际，最终选择了蒋介石呢？内中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代表人物的“投机”“背信弃义”，而应更多地从阶级属性和阶级利益上去分析。“黄金时期”形成的江浙财团属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为着自身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其中一些代表人物早年就参加或支持辛亥革命。北洋时期，政局动荡，军阀连年混战，加以政府腐败，出卖利权，使以江浙财团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极度失望，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强力人物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的安定，保护中国实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的发展。所以在南方革命势力兴起并探得南方的实力后，江浙财团把视线转移到南方，对北伐总体上持积极、赞助的态度，掌握着军事大权、与江浙财团的基础宁波帮有地缘情节、与江浙财团一些代表人物早有密切联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成为江浙财团所看重的人物。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工人运动空前高涨，危及了江浙财团的利益，使他们感到害怕和恐惧。他们“恐共”，攻击共产党“名曰公产，实则破坏”[38]；他们唯恐“劳工势力支配”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江浙财团代表人物之一的王晓籁曾说“吾人最怕之事，即共产”[39]。他们主张镇压工人运动。江浙财团实业界代表人物荣宗敬说：“工潮不决，纷扰无已”，“工人手内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需收回枪械，以维治安”[40]。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浙财团背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支持主张反共清党的蒋介石集团是必然的。虞洽卿就说：“蒋总司令极力主张铲除共产党，我商人虽破产亦当设法捐助。”[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