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媒介转型与小说叙事的嬗变
一 电子媒介与当代小说的困境
中国当代文学正处于一个奇怪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放大，不说中短篇小说，仅长篇小说，每年中国就有数千部长篇小说出版；另一方面，却是读者对小说阅读的冷落，每年出版的三千部长篇小说多数都是印量不多，其中多数都是出生即死亡。当然，读者对小说阅读，尤其是对严肃文学阅读的冷落，从另外的事实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曾经极其红火的纯文学期刊现在很多已经停刊，没有停刊的，大部分也是靠政府拨款维持生计。这一切，显然都和读者对当代文学的不满意有关。2007年，新浪博客的“文学已死”事件中，编辑设计了一项网上问卷调查。这项问卷设计本身可能毛病很多，如问项是否合适、单项选择是否科学等，都大可推敲，但最后的问卷结果，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公众对“文学”的认识和期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等一些有价值的数据。如在“你觉得文学在生活中的意义”项下，认为“很大”的占67.13%，认为“一般”的占26.44%，认为“没有意义”占6.43%；在“你觉得文学有什么价值”项下，点击“认识社会人生”占61.87%，点击“提高审美能力”占26.21%，点击“记录历史”占11.92%；在“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项下，认为“一般”的占48.55%，认为“很没意思”的占39.84%，认为“很了不起”的占11.61%。[1]从上述调查来看，对当代文学不满的读者，达到了参与调查的读者的90%，这显然是一个极高的比例。这当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文学所遭遇的危机。不过，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以及当代文学遭遇的危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和时代媒介的转型有关，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和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有关，而不仅仅是当代文学本身的问题。事实上，德里达很早以前，就前瞻性地预见到了和电子媒介碰撞之后文学所遭遇的危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2]德里达为什么对电信时代的文学前景如此悲观？显然，这是因为电子媒介这个特定的新的媒介方式巨大地改变了文学原本的存在空间。在德里达看来，电子媒介冲破了原本存在的时空间距——而这个恰恰正是文学存在的基础，因此，文学存在本身在电子媒介时代就成了一个疑问。当然，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米勒在深入分析德里达的观点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3]德里达关于电信时代对于文学存在空间的挤压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不过，米勒对于文学研究的强调也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当然，这个研究指向的也许不仅仅是文学本身，而还应该包含文学与媒介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关注文学生态变化的时候，应该关注到媒介对文学生态变化的影响。对上述新浪网的读者调查，我们显然不应该仅仅看到所谓的文学的没落，文学质量的低下，而应该关注到媒介嬗变在这个过程中施加的影响。如果我们能结合当代中国语境，深入分析一下电子媒介对传统文学存在空间的破坏，我们恐怕就不能更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文学所遭遇的困境。
从上述调查答案中可以看到，当有67.13%的人认为文学在生活中意义很大的时候，有61.87%的人把意义价值赋予了“认识社会人生”。换言之，从文学阅读中获得关于这个社会的信息，得到关于人生意义的评述，应该是很多读者对文学的期望，或者说，对文学功能的基本认知。
所以，当文学能够实际起到帮助读者认识社会人生的作用的时候，客观上，也是文学影响力较大的时期。在印刷文化时代，或者之前，小说、文学应该是完美地承担了帮助读者认识社会人生的功能。亨利·詹姆斯也曾奇怪于现代小说初期的畅销，“为什么男人们，女人们还有孩子们竟然会把这么多的注意力花在这些随意写成的东西上，它们主要都是一些为此信口雌黄的、更为经常地是一些如此散漫无章的作品。”[4]他得出的答案是，人们想要体验更多的生活。“小说家只能依赖这个——依赖他所认识到的、人们所永远希求于作家为他们提供的仅仅只是为人们所普遍感兴趣的一幅图画。而在所有的图画里，小说所提供的图画内容最广泛和最富于弹性。它可以把笔触伸向任何地方去——它绝对能够把任何事情都容纳进去。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题材和一个画家的才能。但是就它的题材而论，了不起的是，整个人类的意识都可以成为它描写、表现的对象。”[5]这里詹姆斯提出了小说的特质，就是小说是可以给读者提供最丰富、最有弹性的画面，可以提供最为丰富、多样的生活图景。不过，詹姆斯接着提出了疑问，事实上小说所描述的生活，我们大多数人也都在经历，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小说来对这些进行表现呢？詹姆斯认为，原因在于人类的好奇心，人类总是想要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而且还要让自己以尽可能低的代价来获得。所以，詹姆斯很有趣地表述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人们就会找机会去偷别人的经验。读者们有着强烈的体验别人的生活的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鲜明生动的文学叙述就能够给读者以极大的满足感，通过这种鲜明生动的文学叙述，读者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是以较低代价获得的来自别人的经验。[6]金庸的小说《鹿鼎记》中有一个有趣的人物，韦小宝，此人天生聪明，却没有读过什么书。小说有交代，韦小宝所有关于社会行为的知识，很多都是从听评书中获得的。这就是文学作品帮助读者认识社会人生的典型案例。那么，在印刷时代作家是依靠什么给读者提供各种各样关于生活、关于社会的知识的呢？答案是借助媒介信息。此时的作家从个体生活经验上，未必比普通读者丰富多少，但是他们可以借助媒介信息来扩充自己的信息、知识。作家之所以能够借助媒介信息来完成自己小说中关于社会人生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资源的独占性有关的——在媒介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普通读者自然不如身为文人并且有意搜集媒介信息的作家能获得更多的媒介信息。通过对媒介信息有意的收集，以及在小说中的使用，他们的作品帮助读者实现“认识社会人生”的功能。吴趼人的写作就非常依靠他收集的资料，而他收集的资料，不过是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故事。包天笑对此曾经有过描述，“我在月月小说社，认识了吴沃尧，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曾请教过他。他给我看一本簿子，其中贴满了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故事，也有笔录友朋所说的，他说这都是材料，把它贯串起来就成了。”[7]事实上，在印刷文化时代，如吴趼人这样收集写作资料的作家不在少数。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文人对报纸新闻带有某种程度的垄断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就更容易对读者构成吸引力，也就更能够指导读者认识社会人生。文学能帮助读者认识社会人生，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今天我们反观这个时代文学、小说的畅销、走红，我们会发现，小说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干预社会事物，同时构成了与社会精神的互动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媒业并不发达。虽然有报纸、电视，可是，这些传媒所报道的新闻完全是官方八股文。也就是说，民间的诉求，社会的精神，很难从此时的新闻中得到表现。同理，读者们如果想要对这个社会有更为深刻的，更为全面的理解，仅仅依靠新闻媒介显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积极介入社会，表达大众关心的主题，就起到了帮助读者认识社会人生的作用。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当时的小说就积极、敏感地介入到拨乱反正、精神反思的主题之中，在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改革文学又应运而生，直接针对社会敏感问题发言。当蒋子龙的小说都可以起到为改革鸣锣开道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小说对读者认识社会人生所起到的作用。
但是今天，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小说的认识社会人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失去认识社会人生的作用，不是因为今天的作家们相比较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失去了关注现实的意识，也不是因为今天作家的书写没有达到一定的认知的深度。相反，今天的作家们并不缺少关注现实的意识，这一点，从当下底层文学题材的被持续关注就可见端倪。很多作家都有着强烈的关注现实的意识和责任感，他们对现实的书写也的确极具深度，但是，很遗憾，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却被读者忽视了。深圳的曹征路是一个极具现实批判意识的作家，他的小说很多都充满了对当下的关注、批判。他的名作《那儿》在笔者看来，更是能帮助读者认识当下社会人生的典型文本。小说中的小舅朱卫国是一个省劳模，一个国有大型矿机厂的工会主席。他虽然当上了领导，但是却保留着80年代工人淳朴的责任感。工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日渐衰退，很多工人在走投无路之下，为了生计，甚至做了暗娼。小舅对这种情况深感痛苦。后来工厂改革，小舅一度欢欣鼓舞。可是后来，他发现这所谓的改革是有问题的，它只是少数权力者和资本合作套取国有资产时用来掩人耳目的一个障眼法。此时，小舅舅不是明哲保身——他是一个有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工人劳模，他决定发动工人进行抗争。当市里下令铁腕推进，要把工厂卖给套取国有资产的公司时，小舅利用文件中的漏洞，发动全厂工人，让工人们用房产证做抵押贷款，来购买工厂的股份。小舅希望利用工人们占有绝对股权的方式，获得工厂的控制权，保住工厂。可是市里又下发了29号文件，强调保证经营管理层的优势股权。这就使得小舅的控股计划全面落空。而与此同时，他又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最终，深感沮丧的小舅用工厂中的大锤砸死了自己。当然，小说最后也留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小舅的死最终起到了作用，他以自己的死亡，保住了工人们的工厂。《那儿》原载于《当代》2004年第5期，小说把我们社会改革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少数权力者和资本勾结套取国有资产——表述得淋漓尽致，同时，小说还提出了一系列沉重的问题：社会信仰的重建问题，工人阶级的地位问题，等等。《那儿》发表之后，在中国文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遗憾的是，它产生影响的范围也仅仅就是中国文坛而已。换言之，虽然这部小说对于社会人生有着深入的观察和剖析，可是，又有多少人还会真正关注文学认识社会人生的作用呢！
普通读者很难关注到《那儿》这样的小说的认识社会人生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图像开始产生无远弗届的影响，并且成为大众认知世界的方式。2003年，一个学者带领课题组对一个黎族居住区调查，这个地方1986年才接通电视信号，但是，电视，这个在黎族居住区仅仅出现了十多年的东西，已经成为黎族妇女休闲生活的首选。问卷调查显示，在“看报纸”“看杂志”“看戏”“看电影”“看书”这5种休闲方式中，选择“经常”的人数比例分别是9.88%、10.99%、10.12%、10.12%、13.46%，而“看电视”一项，选择比例高达80.12%。[8]显然，这个调查颇能看出电视的巨大的影响力。电视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和其特有的图像传达方式密不可分。“图像不像文字那样需要受众中介才能转换为思想或场景，图像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心理层面，产生直观的视觉冲击甚至震撼，那是一种任何语言都不能替代的感觉。”[9]显然，相较文字阅读来说，看图像是更为轻松、方便而且似乎更为真实的一种了解社会人生的方式。如果说电视已经足以对文字叙述产生巨大的冲击的话，那么，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各种纪实性的新闻图片、新闻视频等等，可以招之即来，这就更给文学叙事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换言之，在今天这个时代，发达传媒给大众提供了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如果说之前大家必须要借助文字，借助小说才能完成对社会某些方面的认知的话，那么，在发达传媒时代，大家可以随意地获取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资料、图像视频。就拿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底层文学应该是新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现象，很多作家都关注到这个社会层面，并且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书写。不过，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当他可以轻易地在网络上获得关于底层的图片、视频，以及各种信息的话，他为什么必须要通过阅读底层文学来了解底层呢！是的，曹征路的《那儿》是比一般底层生活的视频、图片更为深刻的，可是，谁又在乎那种深刻呢！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知道底层人的生活状况，这就够了。相较网络图像获得的便捷，以及能带给读者直观的视觉冲击力，小说叙事必须借助于文字，以及不能直接反映某一具体事件等特点就成为缺点，还被无限放大了。而且，电子媒介时代的图像还是丰富和多元的。只要读者愿意看，他可以一直不停地看下去。至少从图像的丰富性来说，小说所能传递的关于社会人生的知识似乎就显得贫乏了。换言之，如果把认识社会人生理解为获取对世界的相对表层的介绍的话，显然，在今天这个发达传媒时代，读者已经永远不需要从传统的小说叙事中获得满足了，无所不在的各种视频、图像已经完全满足了读者的这种要求。
在电子媒介时代，图像阅读正在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而电子媒介时代的图像叙事对于传统小说来说更具有冲击力的地方在于，图像能够给读者带来真实的幻觉。亨利·詹姆斯在谈到小说的未来时说：“只要生活仍然保持着这种把自己的形形色色投射在人的想象力上的力量，他就会发现，小说在处理印象方面比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别的事物都更为有效。达到这个目的的任何比这更好的东西尚待人们去发现”。[10]毫无疑问，詹姆斯是正确的，相较其他文学写作方式，相较史诗、神话、诗歌等等，小说的确更具有接近人关于生活的想象力的能力，这也是当年小说盛极一时的原因所在。可是，詹姆斯提到的达到这个目的的更好的东西在电子媒介上已经出现了，那就是无所不在的图像、视频。从本质上说，图像也是一种符号，利用图像来表达社会现实，其实和利用文字表达社会现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用符号来呈现现实。可是，相较文字，图像却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它往往以真实本身出现而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于是就导致图像最后成为波德里亚所谓的拟像，构成一种“超现实”。所谓拟像，是波德里亚提出的一个概念，强调指出图像原本是要反映现实的，是现实的复制，但是图像逐渐摆脱现实取得独立，成为实际上和现实无关，但是表象上似乎又代表着现实的拟像。而且，这种拟像虽然和真实无关，但是却又能带来真实的幻觉，“波德里亚所谓的‘拟像’将图像本身所具有的后现代指向发挥至极端，因而‘拟像主体’将可能是纯粹的或者最大程度上的后现代性的。在波德里亚看来，虽然‘拟像’主要是由媒介和信息所创造出来的，这也就是说例如在广播中语言文字也参与了‘拟像’的制造，即‘拟像’是所有大众媒介的产物，但图像‘拟像’（如在电视中的‘拟像’）则无疑是主导性的……图像‘拟像’比文字‘拟像’更能产生真实的幻觉，即更能被相信是真实的，它常常被当作现实本身，这就是电视新闻、图片新闻制造的幻觉。”[11]图像的这种欺骗性，源于它对于描述对象的直观性和直接性，正如达·芬奇所说，“绘画与诗的关系正和物体与物体的影子的关系相似。”[12]在这里，达·芬奇因为绘画直接指向了物体的形状本身而把绘画和物体本身等同，而无法直观性的呈现，需要借助阅读者想象的文字，则被置于了次于图像的物体的影子的地位。在电子媒介时代，借助发达的电子媒介网络，图像的这种直观性也被高度利用，于是，图像叙事也就日渐演变成了拟像或“超现实”。“图像就是符号，但它假称不是符号，装扮成（或者对于那迷信者来说，它的确能够取得）自然的直接和在场。而语词则是它的‘他者’，是人为的产品，是人类随心所欲独断专行的产品，这类产品将非自然的元素例如时间、意识、历史以及符号中介的间离性干预等等引入世界，从而瓦解了自然的在场。”[13]这种拟像的形成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电视，或者很多新闻视频、新闻图片成为我们认为的社会真实，我们以为，我们看到这些电视图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真正了解了社会。虽然实际上媒介呈现给我们的，只不过是媒介的创造而已，并不是对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再现。但是，问题在于不管学者对于图像的拟像本质有如何真切的认知，关键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拟像的真实幻觉直接构成了对小说的虚构性的冲击。如果说很多文学作品的阅读者是把“认识社会人生”当作其阅读动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在表象上，小说文本相对于作为拟像的图像叙事，显然并不更具有真实感。
图像时代的到来，接着生产出了适应于图像时代的主体，这个对于未来的小说叙事来说，可能意味着更为沉重的打击。现代小说是现代印刷文化时代的产物，所以小说也高度适应于印刷文化时代。事实上，小说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印刷文化时代。但是，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一些价值观念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念都是在印刷文化时代形成的，比如，尼尔·波兹曼就指出，“童年”的概念，就和印刷时代有关。“由于印刷和社会识字文化的出现，一种新的传播环境在16世纪成形了。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具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的定义，即儿童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人。”[14]可是，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因为直观地阅读图像便可以直接获得所谓的真实，这样，以阅读能力来定义的“童年”概念就面临着瓦解。而且，因为图像的直观性。可能会有越来越多成年人满足于拟像的统治，失去反思能力、思考能力。换言之，现代传媒的影像革命，在带给大众积极因素的同时，其负面性的东西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日渐在取消人的思考能力。因为文字和图画是不同的，“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而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一幅图，也许的确值1000个字，但它绝不等于1000个字，或100个字，或两个字。语言和图画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因为一句话总是、也首先是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是想象中的一件事。大自然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猫’或‘工作’或‘葡萄酒’这样的东西。这些词是我们通过观察自然、进行归类总结后得出的概念。图画本身并不表示概念；它们展现实物。图画不同于句子，是不可辩驳的。这句话说得再多也不过分。图画不会提出一个意见，它不隐含自身的对立面和对自身的否定，它无需遵守任何证据规则或逻辑。”[15]也就是说，相对于图画来说，当我们运用语言的时候，我们需要时刻训练我们的整体逻辑感，我们的逻辑思维时刻都在工作。可是，一旦进入到图画层面，当我们欣赏图画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有某种感觉，而不需要有清晰的逻辑判断。所以，某种意义上，从文字到图画，可以算作是认识上的一个倒退。而且，似乎后果还很严重，“在过去，人类不能把直接经验传递给别人，这使得使用语言成为必须，同时也迫使人类的头脑开发概念。因为为了描述各种各样的东西，人类必须从具体中衍生出一般、笼统的概念；人类必须选择、比较、思考。然而，当传播可以通过用手指比划即可实现时，我们的嘴巴沉默了，写作的手也停下来了，因此头脑便开始萎缩了。”[16]显然，相较欣赏图画，阅读文字对大脑的要求更高。可是，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电影、电视，以及网络视频的普及，阅读图画、图像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第一选择，这种阅读的结果是，阅读者的概括能力、逻辑能力日渐退化。换言之，当我们阅读有趣的小说的时候，虽然小说有趣，可是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还需要时刻保持精神的专注，保持思维逻辑的运行。可是在阅读图像、影像的时候，思维是可以彻底休息的。这样，在图像、影像文化培养之下，很多人的逻辑性将会越来越差，那么，相对应的，对这些人来说，小说也就显得越来越没有趣味——毕竟，不思考的娱乐要比需要思考的娱乐更为单纯、有趣。这样，小说就必然会受到图像的冲击。正如金惠敏所指出的，图像的增殖会导致主体的解构。图像带来的轻松阅览会让阅读主体越来越失去曾经通过文字阅读形成深度阅读能力和反思批判能力。长此以往的话，则必然会对文学构成致命性的打击——因为已经没有具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主体了。[17]的确，小说叙事，文字叙事是需要主体具有理解能力、批判精神的，或许这也是今天小说受众日渐减少的重要原因。
而且，小说的“认识社会人生”功能在今天的缺失还和当下信息传递的快捷性有关。相较新闻故事、信息叙事，小说故事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小说对一些社会现象或者作家的社会认知展开叙事的时候，它需要作家提前收集资料，并且对信息资料以及虚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相比较之下，新闻故事、信息叙事对于新闻热点事件有着强烈的即时表达能力。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更是把信息叙事的这种快捷性发挥到了极致。借助发达的电子媒介，新闻主持人可以在事发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且给大众进行现场直播。有些重大事件，即便没有在第一时间进行现场直播，相关的新闻消息，图片、视频也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迅速传上网络。相比较之下，小说很少针对某一热点事件发言——这并不是它的长处，小说是缺乏对现实直接发言的能力的，但是在电子媒介时代，对于追求信息快捷的读者来说，这就构成了小说的致命缺陷。更有意味的是，相较严肃的小说叙事，一些具有某一方面专门知识，但是文笔艺术性不够的业余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平台完成对他们的围绕某一方面专门知识进行讲述的小说的传播。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小说虽然可能艺术性不高，但是确实对他们有认识社会人生的作用。《杜拉拉升职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小说从叙事文笔来说，谈不上特别出色，但是小说持续热销，这显然就和小说涉及了大众关心的问题有关了。从小说的目录就可以看得清楚：忠诚源于满足，老板心中谁更重要，和上司保持一致，管理层关心细节么，百分之五就够了，别搞不清楚谁是老大，老板们的不同特点，受累又受气该怎么办……这不像是一部小说的目录，更像是职场指导书之类的目录。但是，这就是这部书的卖点。对于广大白领来说，如何在职场获得更多，活得更好，是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如何经营好自己的职场，显然是广大白领所关心的问题。那么，《杜拉拉升职记》关于如何在职场经营好自己的讲述，就能够给某些读者提供独特的生活认知，这对于广大有需求的读者来说，毫无疑问，它就是有认识社会人生的作用的。从《杜拉拉升职记》这个角度，相比较之下，传统小说的认知社会人生的作用显然是远远不够了。
事实上，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让小说日渐失去其独特的价值，不仅在于认识社会人生方面，便是在娱乐性方面，小说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看今日之审美大世界，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正在被电子图像制品所扫荡、所取代，至少说正在被切分。”[18]一般来说，就传统意义而言，普通读者阅读小说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获取信息，同时获得娱乐。从中国明清以降，直到当下，看一下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无论我们今天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小说推到一个多么高的历史位置，把这些小说的意义升华到多高的高度，但是这些小说之所以在当时能够产生较大影响，之所以能够留传下来，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小说本身的娱乐性。上述新浪博客的调查中所提到的读者对阅读小说的期盼，得票率仅次于“认识社会人生”的“提高审美能力”，其实就和小说的娱乐性有关。对于传统小说来说，娱乐性是其存在的根本。从传统中国小说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娱乐性对于小说的重要意义。小说的娱乐性为其带来了大量的读者，反过来，这又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小说的地位。梁启超当年曾经以夸张的言辞来提倡革新小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手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9]梁启超如此看重小说，鼓吹革新小说，显然不是他认为小说本身多么重要，而是看中了小说的娱乐性，以及小说的娱乐性会带来的广泛的传播性，以及这背后可能存在的大量的读者。这背后其实不过是为了宣传新思想。当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小说在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中，曾经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但是，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也对小说的娱乐性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观点，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首先电视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大量的娱乐，“美国的电视确实是魅力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很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的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20]接着，尼尔·波兹曼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重点不在于电视给大众提供娱乐，或者电视具有娱乐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电视正在把一切娱乐化。“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世界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21]尼尔·波兹曼指出，电视是如此深刻地改变了这个时代，以至于它在把一切东西都故事化、娱乐化。从美国的经验看，大到非常严肃的总统选举，政治选举，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学习，甚至宗教仪式，等等，都在被娱乐化。尼尔·波兹曼是针对美国的现实做出的关于电视带来的娱乐的严肃的分析，但是我们如果观照我们生存的当下，我们发现，尼尔·波兹曼的批判在我们这里同样有效。电视图像以及今天更为发达的移动互联网，正在给我们传递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娱乐的信息，而且，正在把各种严肃的东西娱乐化。是电视，是图像导致了这个一切都为了娱乐的时代的到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电视、图像带来的娱乐化思维，正成为一种统治性的思维。尼尔·波兹曼指出，电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通过给大众提供娱乐，从而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当大众都通过电视来娱乐，来了解世界的时候，一个有趣的悖论就出现了，原本电视图像只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是当电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时候，电视、图像反而成了世界的模板——世界现实应该跟着电视、图像去建造。所以，波兹曼指出，电视不仅仅是给大众带来了娱乐，以及把一切都娱乐化，事实上，就像印刷术曾经影响着社会重要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在我们生活的当下，电视已经取代了印刷术曾经的位置，开始接管一切了。[22]所以，因为电视、图像对娱乐的强调，我们在今天这个电子媒介时代也会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一切都和娱乐有关。比如学习问题。关于学习，在中国传统理念中，一直强调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痛苦的事情，因为学习成功者，往往需要刻苦的学习精神，比如“凿壁偷光”，比如“头悬梁，锥刺股”。但是现在，学习也开始被娱乐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以动画形式出现的学习软件，另一方面，电视讲学、电视上课也成为这个时代的热潮。而且，相关电视部门甚至为了娱乐而不顾一切，甚至违反公序良俗，为有意迎合某些特定的观众群体而特意制作各种噱头，打着真实的旗号造假。面对当下生活中这种泛娱乐化现象，我们必须承认，电视的确完成了对社会的娱乐化改造。相较电视、电子媒介具有的强烈的娱乐化精神，小说的娱乐性显然是严重不足的。这显然也影响到了读者对于小说的接近。
发达传媒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给传统小说叙事带来了危机。毫无疑问，当下电子媒介的发达更有利于作家收集资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写作更容易了。事实上，因为电子媒介的冲击，对于当代小说家来说，建构出独特的小说叙事文本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虽然电子媒介时代出现了网络文学，而且目前网络文学发展得如火如荼，受众众多，但是问题是，就目前来看，网络写作还是带有明显的通俗化写作的特征，缺少对文本的艺术性、思想性的深度的打磨。从网络小说叙事的叙事主旨、艺术手法等各种方面来看，至少当下的网络文学在艺术上还是比较粗糙的，网络文学的成功只能说明，文字故事一样能够吸引读者，一样可以具有巨大的娱乐性，但是，网络文学却显然不能成为严肃小说学习的模板。在传统的小说生态环境被发达传媒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寻找在发达传媒时代传统小说叙事的新的生长点，探寻小说的独特价值，研究小说叙事在叙事上可能发出的变化显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创作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