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手工诸业的进步和水平的提高
冶铁业与铁制工具 渤海国的产铁地区见于我国史籍记载的有两处，即铁州和广州。铁州是中京显德府的属州，因盛产铁而得名。作为铁州州治的位城县，则更是以出产品质优良的“位城之铁”[15]而闻名于世。广州是铁利府府治，史载其“地亦多铁”[16]。但是实际上，“渤海国产铁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两处。据我国考古工作者调查发现，在今吉林省境内的其他地方，也有渤海国时期的冶铁遗址和遗物。例如，在今和龙市勇化乡惠章村发现的渤海建筑遗址东面（顺山坡）约400米的福兴沟口北约50米处，堆积着大量的炼铁渣，一直延伸到山脚，其范围约50米×20米，大约有1000平方米。这里的炼铁渣分布范围之广及密度之大，在整个延边地区也是十分罕见的。而1986年在今抚松县松郊乡新安村发现的渤海炼铁遗址的规模则更大，炼铁渣面积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米，竟达到了10000平方米。该遗址紧靠新安渤海古城，在城内与城外均发现了铁渣和铁矿石，混有卵石的铁渣厚度达到了0.35米，其中一块铁渣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红褐色，长7.6厘米，宽5.7厘米，厚1.4厘米，另一块铁矿石为紫红色自然石块，长5厘米，宽2.5厘米，厚1.4厘米。又如，在今汪清县仲坪乡高城村渤海古城的城外西南方向200米处，也发现了南北长24米，东西宽16米，大约384平方米的椭圆形炼铁渣堆积，厚度居然达到了0.5米。此外，在今和龙市东城乡圣教屯的渤海古城内，也发现了渤海国时期的炼铁渣。
从这些遗址的分布情况看，它们分别位于渤海国的中京显德府、西京鸭渌府和东京龙原府的管辖范围，而且铁渣堆积面积和厚度都相当可观。由此可见，渤海国的冶铁业主要分布在今吉林省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而且规模也是很大的，说明今吉林省的东部地区是昔日渤海国的主要产铁区，也是渤海国时期冶铁业最发达的地区”[17]。
渤海国灭亡后，其遗裔中仍有很多人从事着冶铁业。例如，宋朝人王曾出使辽朝路过柳河馆（今河北省滦平县红旗乡房申沟门）时，曾亲眼看到那里“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18]。我国考古工作者也在其附近的半砬子东沟发现了辽代渤海人的冶铁炉遗址。又如，在辽的上京道饶州长乐县居住的渤海人有“户四千，内一千户纳铁”[19]；东京道同州所属东平县为产铁之地，居住在那里的渤海人被统治者“拨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20]。尽管上述史实只是反映了辽代渤海人的情况，但我们从中也能看出，“渤海人长于炼铁”[21]，而且参与冶铁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
渤海国的冶铁业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究其原因，除了渤海人自身的勤奋和努力之外，与唐朝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渤海国崛起之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昌盛时期——唐代。当时的中原地区不但经济发达，而且在冶铁产量、规模等方面均超过了以往历代。仅以唐宪宗元和初年（约806）为例，全部“岁采”（即入国库）铁就达二百零七万斤，[22]并且“已能制造大型的铸铁件，如在蒲津（今山西省风陵渡）的黄河河面上架设一座浮桥，两岸各铸了四座大铁山，连同铁山上的铁人、铁牛及56根铁柱，用铁量总共达到数十万斤。中原地区冶铁业的发展，自然会对与唐朝保持密切往来的渤海国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促进了渤海国冶铁业的发展”[23]。
渤海国建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冶铁业逐步发展起来，铁器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到目前为止，仅在其统治中心——上京龙泉府就曾出土过铁铧、铁犁、铁镰、铁铲、铁锤等生产工具；铁锅、铁钉、剪刀、户枢、车
等生活用具；铁带扣、门饰等装饰用具；铁香炉等佛事用具及铁镞、甲片、铁刀等军事用具。而在渤海国的其他地区，如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西京鸭渌府、扶余府、长岭府和涑州等（均位于今吉林省境内），同样也发现了大量的铁器。上述在今吉林省境内发现的各类铁器说明，渤海国的铁器使用已遍及当时的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等各个方面，尤其是铁制生产工具已被大量应用于农、渔和狩猎等各业。
此外，渤海国时期的各类铁器，绝大多数分布在今吉林省的东南部，而这里正是渤海国中京、东京和西京等管辖的范围。这说明，在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地区，铁器的使用比渤海国其他地区更为普及，同时也说明，上述三京等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明显高于渤海国其他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发现的渤海国大量铁器中，铁制生产工具却并不多见，即使是在渤海国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中京显德府和东京龙原府等地区也是如此。截至目前，我们仅在和龙、敦化、白山、永吉及抚松等地发现过渤海时期的铁铧、铁铲等少数几种生产工具，而且数量也很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辽金时期的吉林境内，从东部、中部到西部，许多市、县都出土过铁制生产工具，尤其是金朝时期的铁铧、铁锹等生产工具的分布更是非常广泛，如在延吉、蛟河、桦甸、永吉、吉林市郊区、集安、靖宇、辉南、柳河、梅河口、辽源、九台、农安、双阳、前郭、长岭、双辽、洮安等地都有发现。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渤海国的铁制生产工具使用不普遍。笔者认为，在辽金时期，人们已形成了窖藏物品的习俗，常将工具、钱币、金属器皿等物品挖窖埋藏，这样，上述物品在国破家亡时就能避免遭受战火的毁坏而被保存下来，而渤海国时期的人们却没有这样的习俗。另外，辽灭渤海国后强行将大批渤海人连同其拥有的铁制生产工具一起迁到了上京临潢府和东京辽阳府等地（换句话说，也就是渤海人在被迫离开家乡的同时，也带走了绝大多数生产工具），这才是我们今天未能发现大量渤海国铁制生产工具的真正原因。”[24]
总之，“渤海国时期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铁器得到广泛使用，尤其是铁制工具被应用于农、渔及狩猎各业的史实昭示人们，渤海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也是其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渤海国时期吉林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尤其是铁制生产工具在农、渔及狩猎等各业上的大量应用以及冶铁技术的进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铁是一种比铜更为坚硬和耐用的金属。渤海人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冶铁技术并把铁器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等各个方面，标志着他们认识、利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第二，铁制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虽然不是渤海人首创的，但当时的水平确实较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例如，在汉代的吉林境内，至今尚未发现过铁铲等铁制生产工具，人们使用的往往是石制的铲、锄、斧等生产工具，即使是在中原地区，铁制生产工具也多为铸造的。而到了渤海国时期，人们已能制造出锻造的生产工具，就是与后来的辽金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铁锹形制也和金代的相差无几了，而铁铧已演变为铁木复合型，需用牛、马等大牲畜的牵引才能使用，并且已具备了后来辽金时期铁铧的雏形。铁制工具的进步不但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能力，而且还为辽金时期铁制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在吉林省各地发现最多的渤海国铁器是军事用具，如铁刀、铁镞、铁矛、匕首、甲片、铁镖、马镫、马衔、马镳等。这一方面反映了渤海国军队装备的进步和作战能力的提高；”[25]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我国史籍中所载的渤海人“骁勇出他国之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26]的史实，说明了渤海人具有尚武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像铁镞、铁镖一类的铁器，既是兵器，同时也可作狩猎工具。联系到靺鞨人‘善射猎’以及渤海国在与唐朝的往来中经常贡献兽皮的事实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铁器的使用促进了渤海国狩猎业的发展。”[27]
第四，像各种铁锅、铁鼎、棺钉、棺环、铁锥、铁剪、门枢等生活用具以及带扣、带銙、带卡、带钩、铁簪、心形饰、桃形饰等装饰用具的大量使用，显示出渤海人早已摆脱了建国前那种“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28]的落后状态，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里我们也要指出，与当时的中原地区相比，渤海国冶铁业的发展、冶铁技术及铁制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无论是从水平上还是从规模上都要逊色得多。例如，在唐朝的中原内地，从冶铁技术上看，无论是筑炉还是鼓风技术都有所提高，灌钢法（即用生铁液灌注熟铁，使熟铁中的含碳量达到适当的程度，最终炼出品质较纯的钢）已得到普及和推广。而在渤海国，渤海人在冶铁时还在使用“生吹法”，冶炼过程中“半数以上之铁变作炉渣，产量极低”[29]，足见其冶铁水平的落后。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曾经是“土无盐铁”[30]的落后民族来说，渤海人建国后在冶铁技术及铁制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上所取得的一定成就还是值得称道的。
金属冶炼与加工业 渤海国冶炼和加工的金属主要有铜、金、银等。
渤海国时期，铜的冶炼和加工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文献记载的渤海国产铜区主要是在上京龙泉府以南（今汪清县北部的铜山郡）。另据我国考古工作者调查，在今白山市曾发现古铜矿和铜矿渣，而在率宾府（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大城子遗址）则有铜渣和圆柱状铜锭出土，说明这些地方也是渤海国重要的产铜区。
铜器在渤海国的使用也很普遍。据考古调查显示，今永吉、舒兰、通化、白山、抚松、敦化、珲春、和龙等地区均出土过种类繁多的渤海国时期的铜器，如带銙、铊尾、带扣、双人驭马铜饰、铜钗、铜扣、铜环、铜镯、铜钏、铜簪、铜铃、棺环、牌饰、坠饰、鱼饰、泡饰、双环器、弓形器、佛像、铜镜、鎏金铜杏叶状饰物、鎏金铜带具、鎏金铜泡钉、鎏金铜带卡、鎏金铜铊尾、鎏金铜饰件、鎏金坠饰、鎏金铜片等。其中仅在永吉大海猛一地发现的青铜器就多达259件。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吉林省各地出土的高句丽及其以前历代铜器多为刀、剑、矛、斧、镞等各种兵器的情况相比较，渤海国时期铜器的用途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主要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装饰。这也标志着铜已退出了渤海国的生产和军事活动等领域，其作用已被铁所取代。
从技术上看，上述铜器中有很多都经过鎏金处理，说明渤海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鎏金技术。在这些铜器中，有很多都是经过精心加工的，其工艺复杂，造型优美大方。例如，今永吉县出土的双人驭马铜饰是“先铸造出双人驭马外形，然后雕剔出人物、马的眉目，造型古朴，刀法娴熟”[31]；和龙出土的铜佛像面部比较丰腴，神态庄重而慈祥，衣着华丽动人，看上去栩栩如生；菱花铜镜虽然历经一千三百多年，但镜面仍有光泽，其背面“整个纹饰图案清晰、明丽”[32]。
值得一提的是渤海人对金、银等贵重金属的加工和使用。到目前为止，除了上京龙泉府等地外，我国考古工作者仅在今和龙、白山、敦化、永吉等地发现了少量的金、银器，如金龙首饰、金带、小金带扣、金钏、金钗、金方环、金吊环、金耳环、金指环、金花饰件、薄金片、鞍形金饰、柄首金饰、刀鞘金饰、银钏、银钗、银簪、银饰件等。上述金器中，金带、小金带扣、金钗、金花饰件、金方环等在形制及风格上与唐朝内地出土的金器极为类似，很可能是唐朝皇帝赐予渤海贵族的，而其他金、银器则应是渤海人自己加工的，其中一些制作得非常精美。渤海人加工的金、银器不但供其国内使用，而且有的还作为贡品向唐朝敬献，例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渤海人高礼进出使唐朝时，就曾“献金、银佛各一”[33]。至于渤海国金、银的采矿及冶炼情况，我们除了知道怀远府的富州在辽代是“以银冶更名”[34]为银州的史实之外，至今尚未在吉林省境内发现过渤海国的冶金、冶银遗址，这有待于今后考古新发现给我们提供有力的实物证据。
陶瓷制造业 陶器是渤海国各城址、遗址和墓葬中最为常见的遗物之一。迄今为止，在今吉林省境内已发现的渤海国绝大多数城址、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过或遗留着数量不等的各类陶器，足以证明当时陶器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
从技术上看，渤海国初期的陶器，如盂、碟、钵、长腹罐、鼓腹罐和长颈罐等所用的原料一般都是含沙较多的，大多为手制且采用慢轮修整，烧制后火候也不高，质地仍粗松；然而到了渤海国中后期，陶器原料多已采用泥质，还以轮制代替了手制，并加以打磨，烧制后质地坚硬。人们也能烧制釉陶产品，如在今和龙市出土的渤海双耳釉陶罐，其上部里外两面均涂抹釉料，烧制后外表光滑明亮且很坚硬。特别是人们已能在800—1000℃的温度条件下烧制三彩釉陶器，如在今和龙市北大渤海墓葬中就曾发现了三彩陶瓶和三彩釉搅胎陶碗两件完整的三彩釉陶器[35]。又如，1998年在吉林省和龙市龙头山附近的石国墓中发现的四件三彩女俑“是全身涂抹白色化妆土，脚漆黑色，衣服上漆黄褐色釉料而制成的”。其中“女俑1的襦是浅黄褐，裙部从上流下黄褐色釉料而与绿色相掺杂，鞋近似于黄褐色。女俑2的襦是绿色釉料，裙部则是从上流下绿色釉料而与黄褐色相掺杂，鞋尖往上翘的鞋底中再见鲜明的绿色”。“两件女俑头发样式大体上属于和唐朝同一时代范畴。”“女俑反映的是吸收唐服饰文化之后的渤海女性服饰的演变，是渤海正式传入唐文化和整备中央集权体制的文王以后的遗物。”[36]渤海三彩技术的出现，也为后来辽三彩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渤海国的晚期，人们已能生产瓷器，如紫瓷盆、绞釉葫芦瓶等，考古工作者还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发现了白瓷碗、紫瓷罐等瓷器。渤海国生产的紫色瓷器甚至已达到“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37]的程度，深得唐武宗（李炎）的青睐。以上这些情况，充分显示出渤海人的制陶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制陶技术水平提高的同时，新的陶器品种也日益增多，如碗、盘、盆、甑、三足器、砚台等。各种陶器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制作工艺非常精巧，艺术装饰的花色也十分丰富，许多生活类陶器上都压印和刻画着条、网、绳、忍冬、菱形、波浪、宝相等各种花纹及汉字。
陶器按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生活类和建筑类。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只是生活类陶器，至于建筑类陶器，后面还要详细介绍。
建筑及建材业 渤海国时期，其建筑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目前，考古工作者除了在上京龙泉府发现许多大型宫殿和房屋建筑址外，还在中京显德府发现了五座宫殿址，在东京龙原府同样发现了大型宫殿台基和其他殿址多处。此外，在今和龙、白山、敦化、永吉、抚松、珲春、舒兰等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寺庙址、二十四块石址和平民居住址。渤海国的许多建筑都显示出宏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工艺，这与其建国前那种“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38]的情形相比，真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建筑业的发展也带动和促进了建材业的发展。
一是建筑类陶器。像生活类陶器一样，渤海国初期的建筑类陶器，如板瓦、筒瓦、方砖、长方砖等同样是火候不高，质地粗松，而且艺术装饰也不多见。到了渤海国中后期，建筑类陶器烧制火候有了较大提高，质地变得坚实细致，十分耐用，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品种，如条状瓦、鞍形瓦、瓦当、琉璃瓦、特殊用途的多形三角砖、鸱尾、兽头砖、尖头砖等。渤海国的砖上有宝相花纹、缠枝忍冬纹等多种图案，瓦当则多为莲花纹图案，并且很多砖、瓦上也都戳印和刻画了汉字。那些俯拾即是的砖、瓦和陶片，仿佛在向我们展示着昔日渤海国建筑业的发展和繁荣。
二是建筑石材。在渤海国各地，建筑石材的应用也十分普遍。据考古工作者调查，在上京宫城第一宫殿东、西廊庑遗址发现的础石均为玄武岩制成，其中最大的直径达1.5米，厚度0.3—0.4米，[39]而覆盖在渤海贞孝公主墓室顶部的大石板更是长达4米，宽约2米，厚度0.4—0.6米。[40]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加工如此巨大的石料，充分说明渤海国建筑石材的生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三是白灰的生产。白灰是渤海国各类建筑和埋葬中使用非常普遍且用量很大的一种建筑材料。从上京龙泉府遗址内的建筑来看，无论是官署房墙壁、寺院遗址穿廊的墙壁，还是宫城门墩壁、宫殿廊庑墙壁，到处都可发现白灰抹面，其中白灰抹面最厚者达4厘米，而残留面积较大者则高达1.4米，[41]再从今和龙市发现的众多渤海墓葬内的情况看，其中许多都使用了大量白灰抹平墙壁或勾缝。
四是建筑用木材。据考古调查发现，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内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木炭，其中在宫城门4号门址找到的一段木炭长达2.5米，宽0.2米，厚0.04米。[42]笔者认为，这些残余木炭可能是当年契丹人强行南迁东丹国时，烧毁宫殿等建筑后的遗留物。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渤海国当年的建筑物那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壮丽景象，但仅凭这些遗留物就完全可以断定，当时渤海国木材的采伐和使用是相当普遍的。
奇怪的是，目前已知的渤海砖瓦窑址寥寥无几。我国考古工作者只是于1980年在上京龙泉府遗址西南15千米处的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杏山乡发现过渤海砖瓦窑址，1985年在今珲春市凉水新兴洞发现了渤海瓦窑址（该瓦窑址遭受了严重破坏），[43]而石灰窑和采石加工场遗址至今仍未发现。那么，在今吉林省境内的广大地区所发现的渤海国陶器是如何烧制和运输到各地去的呢？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车船制造业 渤海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内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军事等方面的需求增加，车船制造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据清初文人张贲记述，虽然那时距渤海国灭亡已有数百年了，但上京龙泉府遗址却依然是“城门、石路，车辙宛然”[44]。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了铁车
、铁车辖、车轮瓦、车饰等物，而今图们、敦化等地也出土了铁车
、铁车穿等物。由此证明，各类车辆在渤海国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较为广泛。另据文献记载，辽代的富谷馆一带“居民多造车者，云渤海人”[45]，可见渤海国灭亡后，其遗裔中仍有许多人继续从事着造车业，其较高的造车技术为契丹人所利用。
渤海国造船业的发展及其技术的进步更大。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渤海国初期建造的船每艘能载客30—60人、长约20米、幅宽7—8米、总吨数100吨左右；而到了渤海国后期则已能建造载客100人左右、长25—30米、幅宽10米、总吨数为200吨的大船了。[46]
纺织与皮革加工业 渤海国的气候适宜种麻类，而上京龙泉府、南京南海府等地又生长着大片蒙古栎（柞树的一种），自然条件非常适合饲养柞蚕，因此，以这两种产品为原料的纺织业得以发展起来。当时的显州（即中京显德府）一带是麻类的主要产区，生产出了著名的“显州之布”。而龙州（上京龙泉府的首州）和沃州（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土城，又称青海土城）一带则盛产蚕丝，以蚕丝为原料的“龙州之”和“沃州之绵”[47]都为当时的名品。据文献记载，渤海国灭亡后，契丹统治者曾强迫东丹国“岁贡细布五万匹，粗布十万匹”[48]，由此可知，当年渤海国麻布的生产规模是很大的，而且还有了细布、粗布之分。相比之下，渤海国丝织品的生产量就要少得多，大部分都需要从唐朝和日本输入。从和龙北大墓葬群中发现平纹麻布以及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中人物穿绸裹缎衣着打扮来分析，[49]渤海国生产的麻布主要供平民使用，而绸、缎、锦等丝织品则是奢侈品，只有渤海贵族们才有权享用。早在我国南北朝时期，渤海人的先世——勿吉人就已是“男子猪犬皮裘”[50]。渤海建国后，人们已能利用虎、豹、熊、貂、狐等兽皮制成高级的皮革制品，如皮裘、皮褥、皮靴等。有的产品，如“暗摸靴”还享誉日本，备受人们的珍爱。
从对上述史实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渤海建国后，其手工诸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但门类众多，而且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渤海国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其自身的经济实力。这里必须指出，从已发现的渤海国各种金属器和陶器来看，无论是在制作风格还是在造型上都与唐朝内地的颇为相似，充分证明了渤海文物与中原内地文物的一致性，也反映出渤海与唐朝在手工业发展及科学技术上的密切联系和渊源关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渤海手工业的发展与中原内地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如，渤海人烧制的三彩陶器与同时期的唐三彩相比较，不仅质地较粗松，而且色彩也不够鲜艳，釉色分布也不够均匀；又如，渤海国虽然发展了丝织业，但其生产的丝织品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均远远少于中原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