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祚荣“恃荒远”建立靺鞨国
营州之乱是7世纪末东北地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历时一年多的军事和政治较量中，双方动员和调动的兵员多达六七十万，战况之激烈，伤亡之惨重，都创造了当地历史上的空前纪录，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
营州乱起，卷入者不仅仅是当地数以万计的契丹人，内迁的其他诸族也都参与了进来。其中既有与契丹族属接近即同属于东胡后裔的奚、霫、室韦人等，也有与契丹族属毫无瓜葛的靺鞨及高句丽遗民，甚至包括了为数甚多的汉族民众。而成千上万的靺鞨人以此为契机，揭开了本民族历史的新序幕。不过，靺鞨人虽然卷入了这场乱事，但却没有也不可能真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同契丹人联结在一起。这是个不肯轻易屈服的民族，对强大的高句丽政权尚且敢于对抗，又怎肯甘心唯契丹马首是瞻？故以情理言之，他们卷入这场乱事，无非是想浑水摸鱼、乘机谋求出路罢了。因之，当营州乱起、契丹势力急剧扩张之时，他们确实卷入其中并为此而获得无上可汗的青睐；而当形势急剧逆转、契丹人大势已去之际，他们绝不会继续留在那里替人家殉葬，即免不了过河拆桥、与契丹人分道扬镳，为寻求自己的出路而离开了营州，开始了“东奔”。
粟末靺鞨的两位首领乞四比羽、乞乞仲象分别率部参加了暴乱行动。因此当营州之乱爆发后，武则天一方面派鹰扬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28位战将统领重兵前去镇压；另一方面则派使者宣布，册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并赦免了他们参加营州之乱的“罪行”，力图以此来分化和瓦解暴乱队伍。但饱受赵文翙压迫欺侮的靺鞨人却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了。于是，乞四比羽拒绝接受武则天册封的爵号。乞乞仲象虽未拒绝接受武则天所封的爵号，但却仍然和乞四比羽分别率领各自的部众以及一部分白山靺鞨人和高句丽人离开营州，踏上了东奔靺鞨故地另谋发展之路。武则天见安抚不成，便下决心征讨靺鞨人。在镇压了李尽忠和孙万荣为首的暴乱队伍后，武则天立即派契丹降将、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等率大军追击靺鞨人。在与唐军的激战中，乞四比羽兵败被杀，而乞乞仲象也在此时故去，抗击朝廷军队的重任便落在了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的身上。大祚荣不但骁勇而且还很善于用兵，他面对强大的追兵毫不畏惧，很快就将靺鞨余众和高句丽人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率众继续东奔。当时靺鞨人由其居地即大、小凌河上中游流域一带通往辽东一带的现成大道有三条：一是东经燕郡城（今辽宁省义县七里河乡“开州城”村故城）和汝罗城（今辽宁省义县开州城村以东、大凌河西岸的老君堡一带），再经古辽队城而至辽阳的“南道”；二是经过怀远镇（今辽宁省北镇县南石山镇一带），东渡“辽泽”（今辽河下游一带约二三百里方圆的泥淖地带）而至辽阳的“中道”；三是由通定镇（今辽宁省新民县城北15里高台山一带）渡辽水，东南至玄菟、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市一带）的“北道”[15]。但以善用兵著称的大祚荣，并没走这些现成道路，而是出其不意地通过今大凌河的支流虻牛河谷，迂回到了营州东北一带的天门岭（大体上相当于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西北八家子乡附近的努鲁儿虎山余脉主峰——海拔831米的乌兰木头山至海拔482米的八楼子南山一带）。无须赘述，这是他在危急形势下所采取的必要步骤。因为当时的辽东城尚为都督高仇须所守，实力很强；而与其近在咫尺的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境内），则在安东都护裴玄珪的掌握之中，也有相当的实力，都不得不予以回避。《新唐书》本传在谈及大祚荣东奔时曾有“引残痍遁去”之谓，其中的“遁”字即暗示了“亡命”者被迫出走的心态和窘境，故其一路转移不能不采取隐蔽行进的手段以迷惑对手。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东奔”的数万人中并不都是武装人员，还有远比他们数量更多的妻儿老小，故这样的一支庞大队伍沿着现成大路东行，是很难不被讨伐军追及且能轻易脱身的，故迂回绕道到天门岭一带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大祚荣率领东奔的靺鞨人在天门岭一带与李楷固率领的朝廷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终于获得了全胜，打得李楷固狼狈不堪，只能“脱身而还”[16]。大祚荣等在击退李楷固，摆脱其追击后，继续“东奔”。以当时的情形言之，其目的地无疑是粟末靺鞨的老家速末水（今松花江）中上游流域一带。但由于当时的辽南地区即今辽阳、抚顺一带尚在唐朝势力控制之下，无法通过，故只能向大体上处于政治和军事上真空状态的辽北方向转移了，而其行军的具体路线，极有可能是沿用了北朝以来夫余人“西徙近燕”时的部分路线和隋唐以来粟末靺鞨人南迁进入辽西的路线，只是反其方向而行之罢了。据考证，夫余人“西徙近燕”时走的是一条从吉林一带（夫余故地）出发的由东北向西南的路线，即“沿松花江的上游的辉发河和柳河西行”至梅河口附近，顺辉发河北源大柳河支流沙河上溯西行至其河源头，越过吉林哈达岭，进入清河水系，最后落脚于今西丰县的凉泉乡城子山山城即隋唐之交的“夫余城”。[17]至于粟末靺鞨南迁的路线也大体上由速末水中上游出发，“然后桦甸苏密城（后来渤海国长岭府）西南行，溯辉发河谷道进入今海龙一带，再由海龙西行进入辉发河上游的古‘夫余城’。或稍北溯东辽河上游，进入今四平或昌图北境。由此西行，则进入草原之道的契丹腹地和古辽西‘营州’之境。”[18]因此可以推定，大祚荣等人是从今辽宁省铁岭、开原交界一带出发，东入清河流域，然后沿清河谷地北行，复东南折，在今清原县东北境的草市一带，东越今吉林哈达岭，进入辉发河支流大柳河河谷，再转入辉发河河谷并沿河东北下直抵今桦甸苏密城一带，即回到了老家粟末靺鞨的故地。但由于附近都是山区或半山区，难以解决大队人马过冬所需要的粮食和给养，加之地冻天寒，自然不宜久留，故大祚荣等人审时度势后，决定向太白山（今长白山）以东的气候温暖、资源丰富的“海东”地区进发。
于是，在几经周折和艰辛奔波之后，大祚荣所统率的大队人马终于来到了被史书称作“桂娄之故地”的地方，“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19]。但有的史书则称为“挹娄故地”[20]，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应以挹娄故地为是。那么，它在今天什么地方？学界曾大都认定其地在吉林省敦化一带而且几乎成了定论。只是，论者并没有提供出任何确实的根据。直到20世纪末，有学者正式提出“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之地在今延吉市郊区的“今属龙井市的城子山山城”。因为该“山城的山下，正是图们江流域的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相汇后，绕过山城的东、南、北三面，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并使山城恰好同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形成阻绕之势”而“与史书所记载的‘阻奥娄河’之势正合”。不仅如此，山城“脚下的海兰江即史书所称的奥娄河，而布尔哈通河就是渤海迁都上京之前的忽汗河，亦即唐朝册封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及领地的地名由来”[21]，理应是当时“旧国”地区的险要所在。这一说法当时遭到了学界的冷遇，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但2004—2005年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中出土的渤海文王孝懿皇后和简王顺穆皇后两方墓志以及附近大量的渤海遗迹，足以表明渤海王室墓葬所在地和龙及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流域应该是渤海政权当初的中心区域即所谓“旧国”之地的中心所在，从而为这一新论提供了重要的物证。随后，同一学者又发表了《图们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兼考靺鞨族源、渤海建国、东牟山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22]一文，再次论证了“靺鞨国的王都之所就是今天延吉市的城子山山城，而后来改称为渤海国的王都之所则是今天和龙市的西古城”；并第一次引用了一向被研究者忽视的唐朝时期的靺鞨人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唐右领军赠右骁卫大将军李他仁墓志铭并序》，全文千余字，记载李他仁和其祖、父一直是“栅州”（管辖包括今延边地区在内的图们江流域地区）一带贵族，本人曾出任“栅州都督兼总兵马，管一十二州高丽，统三十七部靺鞨”，这就为其如上所说的立论提供了进一步的重要补充和新的依据。不言而喻，“栅州”所在的今延边地区恰恰是靺鞨七部中白山部的活动范围，物产富庶，气候相对温和，西边一带又多山险，应该是当初大祚荣等人“保阻以自固”的理想所在。这无疑是迄今为止渤海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一大重要突破，也就不能不在学界引起应有的重要反响。而2013年出现的《渤海早期王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3]一文就是其中最有力度的代表性之作，作者依据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古籍的记载，不仅认定“西古城遗址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渤海王城，地理位置也与《新唐书·渤海传》记载的‘保太白山之东北’条件相符”；而且确信“早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西古城的城市布局在渤海王城中时间最早，渤海上京城宫城的布局受到了西古城规划设计的影响”。故尽管文中慎审地提及“目前的考古学成果还不能精确判断西古城的始建年代。分布于西古城周边的众多渤海遗存，其在渤海国存续期间所处位置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但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旧国”在吉林省敦化市一带的旧说，从而也就为渤海政权的初都之地必在今和龙市一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即物产富庶，气候相对温和的延边、和龙一带就是当初“靺鞨国”初建之际的“旧国”。
[1]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上《东夷·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27页。
[2]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77页。
[3]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78页。
[4]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59页。
[5] 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近十年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一文介绍，永吉县杨屯墓葬79M3的C14测定年代为距今1580±85年，榆树市老河深墓葬上M10的C14测定年代为距今1485±75年，大体相当于我国南北朝的中晚期，应属于靺鞨人的早期遗存（见《博物馆研究》1990年第1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一文指出，永吉县查里巴墓葬M10的木炭C14测定年代为距今1545±95年，树轮校正1480±105年（470年），其上限应为隋末唐初（见《文物》1995年第9期）；舒兰市黄鱼圈珠山出土的陶片C14测定年代为距今1500±85年，相当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典型的靺鞨遗物（见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编《舒兰县文物志》，1985年内部出版，第42页）。
[6]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58页。
[7]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00《契丹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223页。
[8]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契丹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49页。
[9]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契丹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49页。
[10]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47《韦世康附韦冲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270页。
[11]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81《东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822页。
[12]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47《韦世康附韦冲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270页。
[13]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契丹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68页。
[14] [新罗]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东文选》卷33《表笺》，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本。
[15] 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151页。
[16]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页。
[17] 参见王绵厚《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
[18] 王绵厚：《隋与唐初粟末靺鞨的南管及其驻地考》，载《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中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245页。
[19]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页。
[20]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谓：大祚荣“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五代会要》卷30渤海条中也作“挹娄故地”。
[21] 王禹浪：《渤海东牟山考辨——兼谈鸿胪卿崔忻出使震国的册封地》，《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
[22] 见王禹浪、魏国忠《渤海史新考》，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34页。
[23] 王培新：《渤海早期王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