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治理体系与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研究
治理体系与政治参与互动包含两个中观层次，分别对应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政治文化和态度、政治表达和参与两个领域。依照互动关系中治理体系显性存在或隐性存在，政治表达和参与还可被划分为两个微观层次。随着表达意愿、参与意愿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方治理体系投入了大量制度资源，或是扩大在原有政治表达、政治参与途径中的影响，或是开辟新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表达、政治参与途径来吸纳公众的意见表达和参与。概括来说，就是治理体系在公众表达和公众参与过程中的角色愈加明显和积极，以往的单纯政治参与概念已经不能完整地概括现有状况。这也就是强调“互动关系”的原因。
（一）政治文化和态度
在政治文化和态度研究方面，政治信任依旧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与此前不同的是，研究的重心较多地聚焦于塑造和影响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原因，剖析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解释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理论范畴包括世俗与自我解放价值观[134]，长期相处的政治依赖关系等。[135]与主张政府信息公开的观点不同，有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过量会削弱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136]在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中，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和大学生受到较多关注。[137]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推进并走向深入，学界对于中国公众腐败感知的研究也更加重视和丰富，表现为用于解释腐败感知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研究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从政治信任、经济绩效、政府绩效等与腐败现象间接相关的变量展开分析，形成更多的所谓“治本”的认识和建议。[138]
民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也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注意和重视。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有研究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民获得感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不同维度的获得感呈现出复杂态势，人民获得感存在着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现实问题。[139]利用CGSS（2013）的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证明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感知主要由“基本民生与社会管理”“社会保障与就业”和“公共设施与文化”三类构成；女性满意度高于男性，农村居民满意度高于城市居民，西部居民、东部居民和中部居民满意度依次逐渐降低。[140]
此外，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共外交在国际交流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公众的国际观念和国家态度也逐渐进入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基于近十年来的两轮调查数据发现，我国民众的国际观总体上较为保守，国家优越感、国族自豪感、国外关注度、集体主义、政治权威对国际观均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影响。[141]
（二）政治参与和表达
治理体系隐性存在的政治参与和表达通常意味着公众保有较强的自主意愿而治理体系的应对较为被动，或治理体系隐藏了自身的作用。就前者而言，学界关注较多的是抗争行为和邻避运动[142]，分析了公众选择并做出这一行为的机制。就后者而言，比较典型的研究就是针对互联网“去政治化”对公众政治行为和政治表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143]
更多的研究聚焦于治理体系显性存在的政治互动过程。近年来，各种沟通渠道的政治互动过程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公众参与和表达、政府回应模式是常见的研究政治互动过程的一对基本范畴。我国存在着党委主导型、混合型、政府主导型、吸纳部门主导、行政业务部门主导、督导部门主导、信访主导七类政治互动模式，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化回应绩效。[144]继网络问政平台之后，政府热线成为考察治理体系与社会成员互动关系的又一重点。基于对广州市政务热线的分析，有研究概括了政务热线的四种沟通类型；[145]对江苏省某地政务热线的研究表明，基于政务热线的互动存在着诸如民众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服务话语保护进行私利化需求的策略表达，政府利用技术治理和行政动员将行政压力转嫁给基层，村干部则通过平衡满意率、表述规范化、保留证据链等手段释放压力、规避责任等一系列问题。[146]在数据持续丰富的基础上，有研究比较了28个大中城市政府热线的运作状况，提出构建“便捷性业务办理”“智慧化数据治理”“智能化运营管理”的闭环体系，通过明确的战略定位、完善的保障机制以及清晰的建设思路，将政务热线逐步转型成为便捷高效的服务平台、协同治理的重要枢纽以及精准治理的有力支撑，从而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147]
鉴于公众参与诉求和参与能力的持续增强，各地政府主动建构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和表达渠道。[148]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就是实践中较普遍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认为，我国各地政府在吸纳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议题范围和数量上存在明显差异，民众表现出明显的行政选择性特征，参与层次和参与环节发展不平衡。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对差异的形成有着极大影响。[149]电视问政是实践中公众参与和表达的又一形式，这一形式在搭建公民问责平台，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强化社会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容易流于形式和后续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如何处理好“电视节目”和“问政平台”的双重定位问题，以及是否可以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讨论框架中，依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150]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是实践中的一项新探索。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实施得较好的城市，公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理解民众的需求，也有利于增强民众问责政府官员话语权，形成推动政府绩效改善的治理路径。[151]有别于政治表达通常强调民众表达，政府面向社会成员的政治表达也进入了研究视野。《政府工作报告》具有明显的政治表达功能，因此，提升《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沟通功能既需要应对“民意赤字”“内热外冷”等常规问题，也需要充分利用当下公众政策沟通的习惯。[152]
在关注众多新兴互动载体的同时，治理体系与社会成员互动的传统载体——民主选举和基层自治仍旧受到学者的关注。不同地区农村基层选举的经验表明，作为“公共性”构成要素的村民生活共同体和福利共同体的形成是乡村稳定的基础，也是基层选举赖以摆脱贿选和乱选的基本条件。基层选举不能完全脱离农村社会的实际，其制度的优化和完善需要有乡村组织公共福利和良好乡风的培育作为切实的保障。[153]城市居民基层自治中形成的消极应对型参与、权益诉求型参与、娱乐型参与、主导型参与和俱乐部型参与，以及农村村民基层自治中形成的动员型、分配型、保障型和监理型治理，均表明治理体系必须充分重视吸纳能力建设，甚至公民性缺失也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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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王国勤：《乡村协商民主的系统化再造——以象山“村民说事”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89] 李德虎：《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现路径——基于成都社会协商对话会的考察》，《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朱凤霞、陈昌文：《中层设计：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探索——对成都彭州市社会协商对话的考察》，《行政论坛》2018年第5期。
[90] 岳经纶、刘璐：《公众参与实践差异性研究——以珠三角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公众评议活动为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91] 袁方成、侯亚丽：《赋权的协商民主：绩效及其差异——来自社区的经验分析》，《江汉论坛》2018年第11期；He Baogang，“Deliberative Citizenship and Deliberative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One Deliberative Experimental in China，” Citizenship Studies，Vol.22，No.3，2018：294-311；Qin Xuan，He Baogang，“Deliberation，Demobilization，and Limited Empowerment：A Survey Study on Participatory Pricing in Chin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9，No.4，2018：694-708；Pu Niu，Hendrik Wagenaar，“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ule：Policy Making and Deliberation in Urban Village Regeneration in Chin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9，No.4，2018：694-708.
[92] 娄成武、何阳：《矛盾·成因·调适：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月刊》2018年第10期。
[93] 许开轶、朱晨晨：《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认同论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94] 董树彬、刘秀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发展优势到话语优势的转变》，《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
[95] 孙德海：《中西方协商民主同构异质的学理分析》，《中州学刊》2018年第2期。
[96] 钟灵娜、耿曙：《党政分工、轮序晋升与一元化精英发展模式》，《学海》2018年第6期。
[97] 孙柏英：《中国语境下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行政论坛》2018年第3期。
[98] 吕芳、胡轶俊：《在“科层制”和“契约制”之间：地方编外人员的定位》，《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99] 李媛媛、王泽：《“一社一居”抑或“一社多居”：撤销街道办改革的模式选择——基于安徽铜陵和贵州贵阳街居制改革试点的比较》，《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
[100] 李岩、张小劲：《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社区治理机制与类型比较——基于北京市四类典型社区的案例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01] 何绍辉：《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乡村病”及其应对——来自多点田野调查的思考》，《湖湘论坛》2018年第5期；夏志强、谭毅：《“治理下乡”：关于我国乡镇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02] 吴理财：《中国农村社会治理40年：从“乡村政治”到“村社协同”——湖北的表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雷国珍：《论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治理结构的构建与改革》，《湖湘论坛》2018年第4期；杨郁、刘彤：《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103] 刘志鹏：《“后撤并时代”被调整乡镇的治理现代化：困境与策略选择——以广东为重点的考察》，《学术研究》2018年第2期。
[104] 贺雪峰：《论乡镇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基层中坚干部》，《湖湘论坛》2018年第5期。
[105] 王向阳：《改革开放后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治理——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娄季春：《农村“两委”干部基本薪酬设计——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胡业方：《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安永军：《关系吸纳制度：寡头治村与基层民主的变异》，《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06] 殷民娥：《培育乡贤“内生型经纪”机制——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探讨乡村治理新模式》，《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姜方炳：《“乡贤回归”：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40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107] 郑庆杰、刘欢：《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流动精英与公共参与——基于H省R县河村的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108] 李声宇、祁凡骅：《督查何以发生：一个组织学的分析框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文宏：《权威表彰、标杆激励与地方官员晋升——基于2015年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评选的实证数据》，《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4期；李楠楠：《从权责背离到权责一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路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09] 靳继东：《政府间事权关系划分：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方向》，《学海》2018年第3期；罗婕、桑玉成：《权力向上，治理向下：关于整体性治理的一种视角》，《学海》2018年第3期；黄晓春、嵆欣：《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深层挑战——一个组织学视角的分析》，《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110] 王芃、丁先存：《县级政府“权力清单”的实践与反思》，《江淮论坛》2018年第1期；吴湘玲、叶良海：《城市社区清单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优化》，《湖湘论坛》2018年第4期。
[111] 崔野：《权力清单制度的规范化运行研究：含义、困境与对策》，《中州学刊》2018年第5期；赵勇：《规范化与精细化：大城市政府权力清单升级和优化的重要方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12] 叶敏：《迈向网格化管理：流动社会背景下的科层制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13] 叶岚：《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及其优化路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14] 吴清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关系建构与演化逻辑——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服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115] 李智超、黄吉霖、黄小霞：《国家治理中的工作组模式——基于〈人民日报〉（1978—2016）相关报道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4期。
[116] 郁建兴、任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陈辉：《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范式转型与善治逻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张翔：《“行政共同体”：对城市政府结构化过程的一种解释》，《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
[117] 张必春、许宝君：《整体性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和路径——兼析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基层治理》，《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18] 宋道雷：《专业主导式合作治理：国家社会关系新探》，《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陈天祥、应优优：《甄别性吸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样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19] 向静林：《结构分化：当代中国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120] 田毅鹏、张帆：《社会矛盾调处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嵌性”运作——以J市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为例》，《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21] 刘成良：《联村制度：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基于浙东H镇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22] 谭海波、孟庆国：《政府3.0：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学术研究》2018年第12期；胡键：《大数据技术与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型》，《行政论坛》2018年第4期；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智慧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23] 李琦：《大数据视域下的应急管理思维转变》，《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2期；周芳检、何振：《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24] 郭喜、李政蓉：《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政府转型——从网络政府到数据政府、智慧政府》，《行政论坛》2018年第4期；黎智洪：《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25] 黄璜：《数字政府的概念结构：信息能力、数据流动与知识应用——兼论DIKW模型与IDK原则》，《学海》2018年第4期。
[126] 张凤荣：《大数据社会治理研究的理论进展与政策堕距分析》，《学海》2018年第2期。
[127] 宋魏巍：《中国政府数据开放协同机制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128] 樊博：《推进开放政府数据：提升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学海》2018年第2期。
[129] 徐晓林、明承瑜、陈涛：《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府服务数据共享研究》，《行政论坛》2018年第1期；明承瀚、徐晓琳、陈涛：《政府服务数据共享研究——以武汉市为例》，《电子政务》2018年第1期。
[130] 谢治菊：《大数据优化政府决策的机理、风险与规避》，《行政论坛》2018年第1期。
[131] 李文峰：《浙江“最多跑一次”的创新实效——基于“第三方评估”的报告》，《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
[132] 陈国权、皇甫鑫：《在线协作、数据共享与整体性政府——基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33] 郁建兴、高翔：《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34] 王薪喜：《世俗与自我解放价值观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路径分析的中介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
[135] 吴心喆、余泓波：《从政治依赖视角解释中国的政治信任——一项基于大学生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
[136] 高远飞：《政府信息公开过量对政治信任影响的可能解释及治理》，《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37] 刘伟、颜梦瑶：《国企改革下岗工人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学海》2018年第3期；方曦、王奎明：《大学生政治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学校层面的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38] 薛可、余来辉、余明阳：《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邓雪琳、孙宗锋：《经济绩效、政府规模与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全国77个地级市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2期；徐士珺：《政府治理绩效与官员清廉感知——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分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139] 文宏、刘志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李强彬、李佳桧：《村庄异质性、村庄协商获得感与村委会工作满意度——基于10个乡镇1987个样本的实证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
[140] 范静波：《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感知结构与水平差异——基于探索与验证性因子的实证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141] 王鑫、肖唐镖：《民众“国际观”的理论类型与实证分析——2011年与2015年两波全国性抽样调查的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42] 刘奕：《弱者的武器：基层群众的仪式表演与抗争》，《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朱力、杜伟泉：《从底层群体利益抗争到中产阶级权益抗争——社会矛盾主体迁移及治理思路》，《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杨志军、梁陞：《风险感知盘查视角下城市邻避抗争的运动机理与治理之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43] 孟天广、宁晶：《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果——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实证研究》，《探索》2018年第3期。
[144] 孟天广、赵娟：《网络驱动的回应性政府：网络问政的制度扩散及运行模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45] 刘红波、王郅强：《城市治理转型中的市民参与和政府回应——基于广州市150个政府热线沟通案例的文本分析》，《新视野》2018年第2期。
[146] 雷望红：《被围困的社会：国家基层治理中主体互动与服务异化——来自江苏省N市L区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乡村实践经验》，《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2期。
[147] 郑跃平、梁春鼎、黄思颖：《我国地方政府政务热线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基于28个大中城市政务热线的调查研究》，《电子政务》2018年第12期。
[148] 李秀峰、张丽：《公众参与价值的多案例检验——基于民主立方理论的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149] 孙彩红：《公民参与城市政府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基于五个城市政府网站数据的分析》，《行政论坛》2018年第1期。
[150] 黄建伟、陈玲玲：《公民问责与政府服务的同步创新——我国地方电视问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新视野》2018年第2期。
[151] 马亮：《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是否奏效：基于中国部分城市的多层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152] 杨君、郑雪、王韵琪：《公共议程、媒体议程与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沟通过程——基于中国9个主要城市的观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153] 武中哲：《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差异化后果——基于对LZ市村民选举的调查》，《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154] 徐林、徐畅：《公民性缺失抑或制度供给不足？——对我国社区参与困境的微观解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陈柏峰：《村务民主治理的类型与机制》，《学术月刊》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