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语
从上述讨论可见，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围绕楚灭越的过程，可以获得以下的解释：约在公元前306年，越王无彊为楚所杀，断绝了越的正统王统。固然可以将这个事件理解成“楚灭越”，但是在无彊死后，分散的越势力仍然存在江浙地区，楚并不是在杀害无彊之后，便立刻控制整个江浙地区。在春申君进入当地之后，楚才正式开始统治江浙地区，至少直至该时间点，江浙地区还有与楚敌对的越势力残存。
再者，正如半山出土的越墓群所象征，即使在春申君进入江浙以后，越仍然没与楚同化，一直存在于江浙地区。但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
由此可知，汉代钱塘江以南的风俗被视作越俗，与钱塘江以北的风俗截然不同。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在正好位于两者分界的钱塘江河口、杭州湾南岸，出土了文化属性各异的异穴同封合葬墓，即余姚老虎山D1M10、D1M14。[18]两座墓被报告书推定为夫妇墓，但是D1M14兼具秦文化和越文化的因素，是楚文化因素浓厚的“楚式墓”，而D1M10却没出土楚式陶器，而出土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越文化因素浓厚。印纹硬陶是越文化的代表，到目前为止以D1M14为首的“楚式墓”里均没有发现，[19]而却被随葬了在D1M10，这正反映两座墓的文化属性明显不同。
报告书认为D1M10破坏了D1M14的一部分而建，指出其下葬年代晚于D1M14，D1M14是战国晚期墓，而D1M10则是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墓。[20]但是正如笔者曾指出的，D1M14出土了模仿西汉前期秦式鼎的原始瓷器，所以两座墓的下葬年代应该后推至西汉前期。[21]而且，虽说两座墓葬文化属性不同，但亦有共通的文化要素。例如D1M10的原始瓷壶便是D1M14原始瓷壶的简化型，两者属同一系统。由于同类例子尚少，还未能有所断言。但老虎山D1M10、D1M14可能处于秦汉帝国的统一，各种族群、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初期阶段。
到目前为止，余姚老虎山D1M14等“楚式墓”的出土范围，最南仅至钱塘江河口附近和杭州湾南岸。本文提到在江浙地区出现的秦、楚、越文化融合，其后将如何演变？而这一演变在钱塘江以南和以北，将会展现怎样的差异？这将成为日后的课题。
附记：本研究得到JSPS科研费JP19K01025资助。
【作者简介】太田麻衣子，女，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博士。
[1] 相关研究不胜枚举，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下：杨宽：《楚怀王灭越设郡江东考》，上海《益世报》副刊《史苑》周刊第4期，1946年9月27日；杨宽：《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两者都收录在他的选集里，前者也有附记。见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下称《杨宽古史论文选集》）；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0页；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杨善群：《楚未灭越考辨》，《史林》1986年第1期；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317页；陈伟：《关于楚、越战争的几个问题——与杨宽等先生商榷》，《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孟文镛：《越国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307页等。
[2] 杨哲峰把在江浙地区出土、具有典型楚文化因素的墓葬称为“楚式墓”。参见杨哲峰《关于江东地区“楚式墓”的发现与研究》，《东方博物》2012年第1期。
[3] [日]太田麻衣子：《越の淮北进出とその灭亡―「刘邦集团=楚人」说再检讨のために―》，《古代文化》第64卷第3号，2012年。下称《越の淮北进出とその灭亡》。
[4] [日]太田麻衣子：《江浙地区出土「楚墓」の再检讨―楚の江东进出との关わりから―》，《日本秦汉史研究》第18号，2017年；[日]太田麻衣子：《在江浙地区“楚式墓”中的楚、秦、越文化融合》，2018年9月16日，收录在《楚文化与长江流域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分发于武汉举行的楚文化与长江流域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的会议论文集正在筹备出版，论文的题目将改成《江浙地区“楚式墓”中的楚、秦、越文化融合》。下称《江浙地区“楚式墓”中的楚、秦、越文化融合》。
[5] 本文所用的底本为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6] 例如，清代学者雷学淇也曾在《竹书纪年义证》卷40中提到这一点。
[7] 参见《杨宽古史论文选集》，第230页。
[8] 以下讨论的详情，参见[日]太田麻衣子《越の淮北进出とその灭亡》。以下の議論の詳細は、《越の淮北进出とその灭亡》を参照。
[9] 关于“邵滑”“召滑”“滑”，参见李学勤《包山楚简“郙”即巴国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6期，2006年；董珊《出土文献所见“以谥为族”的楚王族——附说〈左传〉“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的读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130页。
[10] 钱大昕认为“安”乃“娄”之讹。
[11] 关于这段记载所说的“荆江南地”，《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根据里耶秦简的记载，认为“王剪平定楚江南地之后，旋即设置洞庭、苍梧等郡”。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5页。而且，陈伟推定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说的“江胡”是会稽郡的前身。参见陈伟《“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5卷第1辑，2010年。
[12] 《史记》中，关于灭楚的记载有两种。一种以《秦始皇本纪》为代表，以灭楚年代为公元前224年。另一种以《六国年表》为代表，以灭楚年代为公元前223年。
[13] 关于越迁都琅琊的问题，参见太田麻衣子《越迁都琅琊新考》，《中国柯桥·越国文化高峰论坛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4页，以及《越の淮北进出とその灭亡》。
[14] 参见《江浙地区“楚式墓”中的楚、秦、越文化融合》。
[15] 例如，可参见王正书《上海福泉山西汉墓群发掘》，《考古》1988年第8期等。
[16] 参见《江浙地区“楚式墓”中的楚、秦、越文化融合》。
[17] 关于在杭州半山出土的越墓群，参见洪丽娅《杭州半山战国墓出土玉石器材质研究》，《东方博物》第24辑；徐颖：《从杭州半山出土玉石器管窥越国贵族用玉等级》，《杭州文博》2013年第1期；沈芯屿：《杭州市半山出土战国原始瓷研究》，《福建文博》2013年第3期。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5页。下称《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发掘》。
[19] 但苏州真山D4M2出土了有印纹的原始瓷罐。参见苏州博物馆《苏州真山四号墩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
[20] 参见《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发掘》。
[21] 参见《江浙地区“楚式墓”中的楚、秦、越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