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分化到去分化：学科建制中文学角色的变迁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文学”转向既涉及语言观念的变化，也涉及学科建制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即从追求学科独立性走向跨学科研究和学科互涉，从分化到去分化。按照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大学学科的设置，人们意识到知识的独立性与纯粹性，从而致力于各门知识分门别类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形式主义思潮及其对文学性的标举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把语言视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互并列的符号系统则为之提供了动力与范式。福柯指出，形式主义“涉及西方文化依据自己在19世纪赋予自身的必然性而进行的严格的展开。在我们可称为‘形式主义’的我们经验的这个一般标志中，看到那不能重新把握丰富内容的思想有干涸和稀疏的迹象，这是虚假的；一上来就把这个标志置于一种新思想和一种新知识的境遇中，这同样也是虚假的。这个当代体验正是在现代认识型非常严格、非常融贯的构型的内部发现其可能性的”。[40]从理论生成的语境看，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诉求既是近代以来学科分化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偏重唯美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理论上的沉淀与表现。我们看到，形式主义兴起与繁盛的20世纪上半期，仍然处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分与分化期。形式主义对独立的文学学科（诗学）及文学性的追求，应和了使各门知识分门别类得到研究的学术发展大的趋势与潮流。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文学”转向既是对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反动，即从分化到去分化，从语言到话语，从寻求文学知识的纯粹性到语言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话语分析。对于这个现象需要进行审慎的分析。巴赫金、福柯等人的话语理论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其中的文学转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常认为，话语“是把语言使用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在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41]巴赫金认为，文学活动与各种社会交往活动融汇在一起，使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杂语共生性质。巴赫金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一文中称之为“全语体性”：“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切可能有的语言语体、言语语体、功能语体，社会的和职业的语言等等。（与其他语体相比）它没有语体的局限性和相对封闭性。但文学语言的这种多语体性和——极而言之——‘全语体性’正是文学基本特性所然。”[42]这说明文学自身暗含了其他各种语言文化形态的因素，文学语言具有混杂性，与其他话语形态具有兼容性。美国学者普拉特（M.L Pratt）认为，形式主义过于突出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分，其实日常语言与虚构的文学语言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日常生活中的想象、假设、梦境、希望和幻想也包含了虚构。此外，文学包含了对自身的反思，“文学作品无疑是言语和陈述，它自然承载着信息，无疑也蕴涵着理解。只有当作品拆解阻止言语成为展现的因素时，它才成为明显的展现，把信息、陈述和理解结合在一起。它使信息和陈述成为某种二元性，并在两者的悖论性差异的标志下建构它们”[43]。现代主义文学对语言表现功能的开掘，后现代主义文学、历史元小说、网络超文本文学等，打破了文学的单向性，营造了多元世界的图景。而福柯视话语为连接日常文化与科学知识的中间区域，具体说来，就是文化史或思想史的领域。福柯所谓的知识型作为“科学的历史、未来、插曲和偶然事件”背后的“法则和规定性”[44]，本身就是与话语陈述相关联的知识生成图式。如果说语言分析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关注自身的陈述形式，话语分析则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探究自身的阐释效力，即反思知识本身形成的历史条件，因而在这一轮学科去分化并走向交叉与综合时，“文学”无论从叙述层面还是阐释层面都成为其无可替代的灵感源泉。
因此，从形式主义诗学中的“文学性”到新近人文社会科学中话语的文学特征，“文学”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扩展和深化。文学性和文学价值更新了传统的“文学”概念，丰富了以往对文学范围的想象。雅各布森等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文学语言”独特性的强调，被罗蒂、格尔兹、努斯鲍姆和怀特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置换为作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的文学再现模式，能够通过主体性建构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动力，或一种弥补现代学科建制的科学主义缺陷并培养人性的人文伦理的可能性。非本质主义的文学和文学性观念，已经超出了文学学科自身的范畴，体现了认知、审美和伦理相统一的大文学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转向，从表层看，借鉴了形式主义对文学叙事和语言建构潜能的研究，内在是对“文学”所包含的想象性和超越性等人文质素的重新审视和汲取。因而也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文学转向实际是对形式主义孜孜以求地把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隔离的孤立、封闭做法的一种反拨，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的尝试。这种去分化的尝试由非文学学科的理论家开始，借引入文学作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工具，以寻求本学科理论的新建构。以文学重构学科认识传统的跨学科路径，已经呈现出对学科原知识结构的批评性反思和转向学科外部驱动标准的“认识论漂移”现象，[45]体现了纵深层面学科互融、理论革新的“学科互涉”，寄托了学界对现代学科建制中的文学存在的美好希望和想象，也是对文学死亡论和理论终结论之后的文学研究状况的一个回应。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被文学理论家所关注，促进了文学理论对社会、道德、政治、哲学等元素的重估与吸纳，文学理论在更高的层面上成为包容了多种学科和社会文化元素的理论形态，重建了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自信。
[1] [美]卡勒：《文学性》，见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史忠义、田庆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2] [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3] [俄]托马舍夫斯基：《诗学的定义》，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6页。
[4] [俄]托马舍夫斯基：《诗学的定义》，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3页。
[5] [俄]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7页，第225—226页。
[6]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80，p.172.
[7] Boris Tomashevsky，“Thematics”，in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Four Essay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5，p.84.
[8] [俄]埃亨鲍姆：《果戈理的〈外套〉是怎样写成的》，见托多罗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9] 参见[加]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史忠义、田庆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10] [英]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包华富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11] [俄]埃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见托多罗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页。
[12] [俄]雅库宾斯基：《论诗语的音》，转引自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8—219页。
[13] [俄]托马舍夫斯基：《艺术语与实用语》，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3页。
[14] [俄]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0—221、229页。
[15] See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80，pp.182-183.
[16] J.Mukarovsky，“On Poetic Language”，in The Word and Verbal Art：selected Essays by J.Mukalovsky，J.Burbank and P.Steiner（e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2.
[17] J.Mukarovsky，“Poetic Reference”，in Semiotics of Art：Prague School Contributions，L.Matejka and I.R.Titunik（ed.），London：The Mit Press，1977，pp.159-160.
[18] J.Mukarovsky，“Poetic Reference”，in Semiotics of Art：Prague School Contributions，L.Matejka and I.R.Titunik（ed.），London：The Mit Press，1977，p.160.
[19] [捷克]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邓鹏译，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
[20] J.Mukarovsky，“The Esthetics of Language”，in 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Esthetics，Literary Structure，and Style，Paul l.Garvin（ed.），Washington：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64，p.65.
[21] [捷克]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邓鹏译，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
[22] [法]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王晨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23] Roman Jakobson，“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s”，in Style in Language，Thomas A.Sebeck（ed.），Massachusetts：The M.I.T.Press，1960，p.356.
[24] René Wellek，The Attack on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62.
[25]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26]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27]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的场景》，王俊、陆月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4—65、69页。
[28] [法]朗西埃：《沉默的言语》，臧小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29] [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8页。
[30]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31]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32]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33]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34] [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35] [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36] [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6页。
[37] Simon Stow，Republic of Readers？：the Literary Turn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Analysis.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7. p.2.
[38] [波兰]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39] 陈嘉明：《人文主义的兴盛及其思维逻辑——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反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40] [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2页。
[41] [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42] [俄]巴赫金：《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潘月琴译，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43] [法]贝西埃：《文学理论的原理》，史忠义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44] [法]福柯：《福柯答复萨特》，莫伟民译，《世界哲学》2002年第5期。
[45] [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