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彻底结束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战争时期的革命政党转变为革命与建设时期交织的执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严重不足的严峻形势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面围堵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为了使全体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任务，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学习与奋斗，以适应革命转变的新要求，并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习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具体而言：

（一）在军事上革命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一方面，新中国虽然宣告成立，但在全国还有一部分地区未获得解放。国民党兵败大陆之际，在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等地作“应变部署”，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则有计划地在大陆潜留了大批特务和党政军骨干分子，妄图推行所谓的“游击计划”，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等待时机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他们还积极网罗旧军官、恶霸地主以及形形色色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土匪武装，形成一股极为猖獗的反动势力。这股反动势在各省的接合部、偏僻山区和沿海岛屿盘踞后，四处制造谣言，烧杀抢掠，欺骗群众，举行暴乱，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仅在1950年春秋间，就有4万名群众和干部被残害。匪患的存在不仅影响人民生命与财产的安全，而且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更不利于追歼国民党残敌与渡海攻台作战。能否顶得住国民党残余势力对大陆的破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为此，毛泽东在渡江战役胜利后提出“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1950年3月起，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坚决肃清和镇压土匪、特务、恶霸的指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1]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先后抽调41个军部140个师大约150万人的兵力，担任剿匪任务。从1949年10月到1953年年底，共歼灭土匪260多万人，平息了匪患，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而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特务、土匪颠覆人民政权的图谋。

（二）在经济上新中国面临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手中接过的是一副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可谓是百废待兴。由于长期以来帝国主义的掠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加上连年战乱的摧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由于许多新解放的城市新秩序尚未建立，一大批不法商人乘机兴风作浪，致使国内工业破产，失业严重；农业凋敝，饥民遍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秩序非常混乱。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曾经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资产阶级也曾经预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打百分，政治上可以打80分上，但在经济上只能打零分。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战胜经济困难，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领域要回答的最首要和最重要问题。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就是确定党在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2]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的支持，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并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新解放城市开展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投机活动，在新解放的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仅仅经过3年多的时间，就迅速战胜了经济困难，不仅解决了全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稳定了经济秩序与社会环境，使国家和人民渡过难关，到1952年年底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三）在国际上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鉴于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在“一边倒”问题上，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针对国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鼓吹的“第三条道路”，同时也为向世界阐明中国的外交策略。对于毛泽东宣告的这一外交策略，有学者认为它使新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国家交往的可能，以至于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也有学者认为，它只能搬用苏联僵化的经济模式，给后来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因为毛泽东当时强调“一边倒”主要是建立新中国的政治方针，在外交上只是一种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即“联苏抗美”的外交理念。同时须知“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其本质不是指倒向苏联，而是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早在1949年春，毛泽东在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时，就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重大方针。“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已有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则指新政府在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之前，要逐步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和文化影响彻底加以肃清。

从以上分析看出，毛泽东当时强调“一边倒”是正确的。当然，中国实行“一边倒”并非无原则，而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此举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划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所不愿意看到的。

早在1948年冬，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不可避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政府多方探讨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提出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三条件：（1）在事实上控制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2）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起国际义务；（3）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可。[4]对于第2条，艾奇逊强调的是新政权要承认国民党政权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正因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念同美国政府的要求相悖，美国总统杜鲁门1949年1月23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明确声称“我们不能和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5]

鉴于此，美国不但自己拒不承认中共新政权，且要求其盟友也不承认中共新政权。5月13日，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给共产党政权以事实上的承认将从政治上鼓励共产党，打击国民党”。“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还是法律上的承认”。[6]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西方还直接策划特务行动，妄图于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中国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时，制造炮轰天安门的阴谋案件，只是由于9月26日被公安机关破获才未能得逞。

鉴于美国对中国实行不友好的政策，中国政府担心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因此对美外交人员实行“挤走”政策。1950年6月，北京市军管会发布公告，要收回外国在京的兵营及其建筑：“一、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二、此项地产上所建筑之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地产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三、目前此项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之需要，先于征用”。[7]此举引起美国政府的抗议并扬言关闭美国在华所有领事馆。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电令：“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用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8]由于中国政府毫不让步，美国最后交出该地产，不久又关闭所有在华领馆，并撤回所有人员。

可见，美国政府出于冷战思维与围堵苏联的目的，千方百计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禁运、军事封锁，企图将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出于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需要，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坚决的抗争。能否顶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包围与堵截，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要解决的重大外交课题之一。

（四）党内居功自傲情绪开始滋长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9]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政党转变为执政党，这是人民与历史的选择。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党员数量猛增，1950年时党员数量已经超过500万，比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员数量整整增加了近400万人。500万党员中约有200万是1949年以后入党的新党员。[10]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也有部分党员是混入党内的异己，有些党员入党动机不纯。这种状况造成了党在组织上、思想上与作风上的不纯。加之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农村党员比重偏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由于绝大多数新党员是在革命高潮时期加入共产党，许多党员并没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从整体上看，全党的理论水平、文化素养都不太高，很难适应新时期的历史任务。

上述事实说明，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情况看，面临着如何在全国进行执政的新考验。能否经住考验，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优良作风，成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关键。正是在上述状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重新学习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