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学习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出于战胜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角度出发，开展了大规模的、普遍的学习活动。当时从中央到基层，从城市到乡村，从党政机关到工矿，普遍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这一学习活动当时被称之为“思想上的解放战争”。[143]

探讨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全党学习活动，主要是围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与政策和主要运动展开的。

（一）围绕《共同纲领》与学习时事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分为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7章60条。《共同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阐明了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由于《共同纲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经验，从政治、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来的一部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它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即在当前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同时，又在基本大政方针上同将来制定社会主义的纲领相衔接”。因此《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人民大宪章”。[144]

《共同纲领》颁布后，随即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学习、宣传的主要内容。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其内容不甚了解，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和工人。因此“不学习《共同纲领》就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和政治基础，就会在具体工作上犯错误。因此，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要学习，共产党人也要学习”。“只有把《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学好了，才能在新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共同发展，各得其所”。[145]

首先是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完全遵守《共同纲领》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体人民为彻底实现这一纲领而奋斗。《共同纲领》公布后，中共中央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各民族、各民主党派以及工商界人士进行宣传。华北局立即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认真落实政协会议精神，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共同纲领》；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对政协会议文件特别是《共同纲领》，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天津市委总学习委员会也向党政机关发出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共同纲领》；华中局召开所属各级政府干部会议，要求各级干部加强对《共同纲领》的学习。1950年6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中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学习《共同纲领》重视不够，不如党外人士。“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往往瞠目不知所对”。所以邓小平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学好《共同纲领》，成为执行《共同纲领》的模范。[146]

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中所规定的学习内容，明确规定“学习共同纲领”。[147]同年6月15日，全国政协又发出《关于各省、市协商委员会领导各界人士进行共同纲领学习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协商委员会尽快在各界人士中开展《共同纲领》的学习。为了民主党派人士学习《共同纲领》的需要，中国民主建国会还主持编写了《共同纲领学习资料》，由出版社印刷发行。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与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结束，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将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则初步完成了这一转变，全国人民从学习《共同纲领》转变为学习新《宪法》。

对于《共同纲领》的学习是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时事政策的宣传，是与党的中心工作结合在一起的。当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党的中心工作是为争取国家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策略方针是“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当时认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48]为了有效地合理调整工商业，《人民日报》早在1950年2月6日，专门发表《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强调我们的干部必须学会管理企业。同年2月12日，中共中央专门就《人民日报》“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要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并将其作为“目前管理企业，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149]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同年9月仁川登陆成功，不仅截断朝鲜人民军的后路，还越过三八线，直逼中国边境，轰炸中国东北，使朝鲜战局不断恶化。金日成于10月1日和3日连电毛泽东，请求中国政府支援。中共中央经过反复商讨后，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针对有些资本家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和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特于10月26日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示》一是强调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是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为了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说明，《指示》强调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纸老虎”。对于宣传的方法，《指示》作了具体规定：“对于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应在事先与他们谈通，使他们在社会舆论上起积极作用。在讨论中大体可由朝鲜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应鼓励个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150]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又向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要“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应广泛进行时事教育，开展蔑视、鄙视、仇视美国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运动”。指出：目前爱国运动应以下列三事为中心：一是“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二是“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三是“发起订立爱国公约”。[151]

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中央局宣传部应有六十至一百人，分局宣传部应有三十至六十人，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宣传部应有二十五人至五十人，地委宣传部应有十五至二十人，县委宣传部应有十人左右”。同时强调“为保证加强各级党委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各级宣传部长应是党委委员或常委之一。或使其参加党委的会议”。[152]通过机构加强，进一步提升了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学习运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一方面成立抗美援朝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另一方面，形成以《人民日报》为核心，以各省市委机关报为主要阵地，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宣传网。通过这些宣传机构和组织机构，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已深入人心，仇美、反美成为当时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信念。

（二）以整风整党为主要内容的党纲党章的学习实践活动

50年代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背景下，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水平，保持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先进性与战斗性，就成为执政党建设头等重要的课题。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和整党运动，就是希冀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

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不久，就在全国和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与整党运动，主要原因是：

第一，在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面前，一些党员和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新中国建立后，一些干部逐渐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讲级别、讲排场、讲阔气。对此，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归来，中共松江省委（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安排他住在哈尔滨的一栋高档别墅里。毛泽东看了看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他问松江省负责同志现在是住洋房，还是住平房，负责同志回答：“住洋房”。毛泽东告诫说，住洋房，脱离群众，领导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当省委负责同志请毛泽东为松江省委题词时，毛泽东挥笔写下“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10个大字。当时一些领导讲话也指出：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竟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1950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严格检查官僚主义》的短评，提出检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给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153]国家副主席朱德于5月6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上，作了《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强调指出党内违反纪律的现象主要有四点：其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其二，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滋长起来；其三，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在我们某些党员干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其四，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154]

对于当时党内一些干部犯错误的原因，中共中央做了较为深刻的分析，认为：其一，“在和平环境中，我们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许多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的侵蚀作用”。[155]这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警示的：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面前，我们党的干部容易犯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其二，“在革命胜利之后，大量抱着旧思想、旧作风而又没有来得及改造的旧政府的工作人员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国营企业中来了”。[156]其三，“在主观上则是由于我们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157]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队伍发展迅速，新党员已经发展到200万人，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所说：“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这种严重的组织不纯必然给党的工作带来严重的伤害。

基于上述状况，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迫切地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指示》强调整风的主要内容是：“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的负责人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此次整风的中心就是解决党群关系。他强调：“在整风会和整风班上，必须放手发扬民主，各级领导者应以身作则，作恳切的自我批评，保证下级有完全的批评自由，禁止压制报复，另一方面，又须加强领导，防止批评走入歧路，陷于无政府”。[158]

如何克服党内存在的错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也指明：“全党应在一九五○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159]朱德在分析党员干部违反纪律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三种解决办法：“第一，领导上自上而下逐级地、经常地抓紧纪律检查工作，同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第二，党内的教育工作同执行纪律相结合”。“第三，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随时总结经验，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以教育全党和人民”。[160]整风运动的时间：“要求在今年夏秋冬三季内完成。而在各个现正准备进行土改的新区，则要求在今年夏秋两季首先完成整干任务，以便秋后开始的土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发生严重错误”。[161]

1950年6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编印供学习使用的《整风文件》，其中主要包括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而斗争》、《不要四面出击》，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等文件。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编选整党文件和作整党专题报告的指示》。1950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整风领导中的简单急躁偏向的通报》。

1950年的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初步纠正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由于这次整风时间比较短，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等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中共中央于1951年2月决定：用3年时间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整党。关于此点，可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得到说明。《通报》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162]中共中央决定用3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

1950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讨论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的业务和机构等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整理党的原来组织和发展新党员问题。“大会最大的收获是与会同志对党员的条件与党员的标准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163]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两个重要文件。

《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首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就它的领导成分和骨干来说，无疑是纯洁的，有战斗力的”。但由于过去“我们的党长期处于被敌分割的农村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对于党员缺少着充分的系统的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即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同时，在全国胜利后，一方面，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一小部分人思想上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在发展党的工作上，疏于管理，以致又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为党员；并有一些坏分子钻进了党内”。[164]这种状况就造成“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洁现象”。要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对于我们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165]

对于此次整党的步骤，《通报》与《决议》规定分为三步：

第一步：用1年时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166]在对党员普遍进行一次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中，中央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明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即：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三、“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四、“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六、“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常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地加以纠正”；七、“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八、“一切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167]在整党运动中，均对全体党员进行了共产党员标准教育。

第二步：在进行典型试验基础上，分期分批进行整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张首先将党员中的“第四部分人”清除出去。1951年整党时，把党员划分为四种人：一、具备党员条件的；二、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168]在强调清除第四部分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区别第二、三种人，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

第三步，党组织对每一个共产党员进行认真考察并作出审查鉴定。对犯有严重错误和不够党员标准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特别强调要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一九四八年“搬石头”的经验。[169]所谓“搬石头”，即抛开原有党支部，将原基层干部一律撤职，有的地区甚至大批停止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党员的党籍。中共中央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克服了这一“左”的偏向。

对于党的队伍建设，《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采取慎重的方针来发展党员”。为了“保持与提高党的纯洁性与战斗力”，《决议》强调“应该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与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指出，“对于人民群众中要求入党和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应首先进行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的系统的教育，即关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教育，使他们真正了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170]

由于当时整党运动与抗美援朝运动同时进行，为了全力进行抗美援朝，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陆续发现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现象。为更好地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消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171]

《决定》还指出：“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172]同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市委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173]12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指示》基于西南局经验，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174]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示》认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就不能尽情地被揭发出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就不能得到适当的惩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所以，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175]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三反”运动“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最深刻、最生动的教育，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对于共产党的组织来说，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理，同时又大大地创造了建党的有利条件”。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在“三反”运动中，“结合党员的八项标准进行一次教育，是能够更好地提高所有党员的觉悟程度与改正某些党员的缺点和错误的”。《指示》还提出全国各级机关的整党工作，应争取在1952年内全部完成。[176]

“三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三反”运动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52年冬天，主要在农村基层组织进行整党工作。1953年2月，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目前整党和建党工作的报告》，《报告》对1952年冬和1953年春在全国农村进行整党运动的几个问题作了说明。《报告》宣布从11月开始，各地就将正式展开农村整党运动。《报告》首先强调：农村整党要结合“三反”的问题，一般以不提“三反”，而把“三反”内容贯注于整党之中作为整党内容的一部分为好；其次指出教育党员明确农村发展方向，反对当富农，反对雇工剥削的问题；再次强调农村整党的组织处理问题。《报告》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是劲头不足，整不彻底的问题，而是简单急躁整得过火的问题。整不彻底以后还有办法补救，但是如果整过火，整乱了，以后就很难收拾。这是过去已经有过的经验，应该记取”。鉴于此，《报告》强调“必须尖锐地反对某些负责整党工作的干部的单纯任务观点，防止为了‘赶任务’而采取急躁与粗暴的作法”。

1954年初，历时3年的整党运动宣告结束。据统计：“在已完成整顿的基层组织中，平均有90%的党员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约有10%不符合党员标准。经过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在3年多整党期间，全国共吸收107万新党员，与清退出党者相抵，全国共产党员的总数由580万人增至636.9万人”。[177]经过整风与整党运动，不仅清除了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纯洁了党的队伍，而且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

（三）以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全党学习活动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已经确定的奋斗目标。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认为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城乡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已经成为必要并有现实可能，于是在1952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翌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78]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的路线。

为了适应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宣传提纲》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背景和形成过程，强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第二部分：明确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三部分：论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四部分：论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必须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五部分：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宣传提纲》指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加强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督促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指示”。同时强调“必须教育党员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对一切违反总路线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这是对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要求。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广泛的宣传与教育工作。首先在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团结全党和为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的讲话。这次会议率先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其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同民主党派与工商界部分代表的谈话中，进一步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时阐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政策，从而减少了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思想疑虑。从1953年开始，中共中央又开始在全国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对总路线的宣传与教育活动。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社论。其后又发表《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对待农民应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争取实现今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贯彻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方针》等社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作为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相应机构。在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活动中，各地党委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用生动的语言与事例讲述国家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好处。通过向广大农民的宣传，广大农民踊跃表示拥护总路线，增强了办好农业合作化的信心与决心。

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学习、宣传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示》，要求使每一个人懂得：只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国。[179]195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辞：《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强调：“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进一步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而奋斗”。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需要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195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今后要进行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要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宣传党的总路线、宣传党的政策和决议结合起来。

由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依据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制定，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强调：“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180]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人民日报》还发表《我国合作社工作者的任务——纪念列宁论合作制发表三十周年》等社论，中央还组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先进典型到苏联考察集体农庄，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普及教育的一次大规模的学习活动。通过这次学习和宣传教育活动，不仅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真正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认识问题，进一步明确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来。

（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更长更伟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刘少奇在1950年9月10日举办的马列学院开学典礼讲话中强调：“中国革命胜利了。总的说来，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很好，但理论工作却是很薄弱的一环。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还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首先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然后再提高理论水平。……缺乏理论是很大的弱点。有的同志对于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愿意做研究理论的工作，这种思想是不对的。我们不仅要有少数人研究理论，而且要有更多的人研究理论，在职干部也要抽出时间去研究理论。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当然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是理论是实际工作的指针，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的，没有前途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181]

为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中共中央采取了以下举措：

第一，修订延安整风时期的“干部必读”书目。毛泽东首先在延安整风时规定“干部必读”基础上，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夕又重新审定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12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和《思想方法论》。这套书目被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认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教材。

第二，对干部理论学习作出具体规定。195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

首先，《决定》指出：“党内现在的理论教育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之所以令人不满意：是因为当时一是没有全国统一的关于理论教育的制度；二是缺少适当的初级和中级的理论学习资料；三是缺少理论教员和指导自修的顾问；四是缺少关于理论的通俗书籍、通俗论文和通俗讲演；五是党的报纸刊物也很少刊载理论文字，不善于运用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缺少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批评，因而使党的宣传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和低下的水平上。同时党内理论教育工作的薄弱，还“反映党内在学习问题上存在着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延安整风运动虽然使全党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当时的党内状况，“整风运动的主要锋芒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斗争还没有在同等的规模上展开”。“彻底克服经验主义，必须依靠广泛的有系统的理论学习”。[182]

其次，《决定》分析了党内缺乏理论水平的根本原因与学习的主要任务。《决定》指出：“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决定》提出党在学习问题上的任务是：“彻底纠正任何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183]

再次，《决定》对干部理论学习的步骤作出具体规定。

第一步：“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这种常识的教材，应当着重从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来浅显地解释党和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以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帮助学习者获得基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学习时间一年，必要时可以伸缩。每个新党员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凡未进行过这种学习者，无例外地都应当进行这种学习。政治常识的学习可以在支部的学习小组中进行，可以在新党员训练班中进行，也可以在机关业余学校或城市夜校中进行。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应当尽可能地加入文化补习学校学习文化，并且把政治常识的学习当作文化学习的一部分。

第二步：“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生平的事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生平的常识”。这种常识的教材应当着重利用历史的叙述来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帮助学习者从科学的即历史的观点来认识现实，并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作准备。学习时间三年，必要时可以伸缩。每个学过政治常识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党员，都应当进行这种学习。理论常识的学习可以在支部的学习小组中进行，可以在党校或城市夜党校中进行，也可以用自修的方法进行。为了准备在学完理论常识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原著，凡是文化程度不及高级中学毕业的党员应当采取适当的方法（包括参加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文化，特别是补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

第三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每个学过理论常识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都应当终身努力研究这些原著以及为进行这种研究所必需阅读的其他著作，都应当不断地从这种学习中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以便用以正确地解决中国人民事业中的各项实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原著的学习应当以有领导的自习为主要方法，而以高级党校的讲授为重要的辅助方法。[184]

《决定》还规定党员干部“每年学习时间为8个月，即每年3月初至10月底”。“其余4个月可以进行下列工作：（1）考试和编级。（2）理论教员的短期训练。（3）教材的修订。（4）关于新学年的其他准备工作。（5）整党”。要求党员干部“在学习期间，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关于时事政策的学习时间不得超过这个时间的八分之一”。

《决定》认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主要责任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发展全党理论学习的主要责任也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要求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185]

同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专门就《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发出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做好大力学习理论的准备工作，同时：“着手在今年内有重点地利用党校和整党的教育工作来训练一批理论教员，借以取得经验，逐步推广”。[186]

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试办干部业余理论学校，加强干部理论培训的号召。

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现在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同时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同时，这个学习计划要求全党干部健全学习生活，提高理论兴趣，以便为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学习政治经济学作好准备”。[187]

1954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中央认为：“必须确定党的各级干部的轮训制度，在今后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全党各方面的高、中级干部，调入党校轮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全党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准，适应今后工作的需要”。[188]翌年7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指出高级干部在职自修5门课程，原则上1年学完1门，并对干部的学习考核作出了严格的要求。

1956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把党校工作提高一步，使之逐步走向正规，以进一步适应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89]与此同时，1955年11月，中组部、中宣部发出《关于如何组织高级干部自修哲学的两项意见》。195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中若干问题的修正和补充的通知》等文献。

总之，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定与各级党校和业余干部学校的建立，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第三，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新高潮。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编辑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部党的文献集，供延安整风学习使用。两部文献集，收录1922年至1941年党的文献755篇，其中，收录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为中央起草的文献。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后，各解放区先后编印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一是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二是1945年7月苏中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三是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本书是根据《毛泽东选集》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5月初版和1945年3月的再版本，经适当增删修订而成）；四是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述版本都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阅，篇目有所遗漏，体例不相统一，文字也有错讹。所以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开始编辑由毛泽东审阅过的《毛泽东选集》，并计划于1949年上半年出版，供全党统一学习之用。1949年6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告之经毛泽东校订的《毛泽东选集》将于当年6月底正式出版，希望苏联不要翻译出版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时，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出版自己的文集。毛泽东接受了这一建议。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基本理论与根本方法，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组建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和出版一部权威性的《毛泽东选集》。1950年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刘少奇担任主任，主要成员有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斯大林派来的顾问尤金、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等。全部文稿须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审定。从1951年7月开始，经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若干篇文章，提前在《人民日报》陆续刊载，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同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1952年4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正式出版发行。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广大干部、党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中很快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纷纷举办报告会、座谈会、演讲会，撰写学习体会，畅谈学习心得。应当说，《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出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思想变化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