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底层文学相关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 底层文学的兴起
第一节 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底层”
一 “底层文学”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
何谓“底层”？
“底层”一词的源头不在中国，它最早出现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Gramsci）的《狱中札记》中，他用了Subaltern Classes一词，可译成“底层阶级”，是指一种革命力量，是指被排除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中国知识界最早对底层产生关注是从一些作家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一些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就已经开始关注并凸显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但是这些文学作品似乎并没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中，通过一些数据和资料，暴露了“底层”问题的严峻性。
社会学家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中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化做了总体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我国当下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在此基础上又将十个阶层划分为五个地位层级，即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并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做了界定。从这个社会结构阶层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后四个阶层，即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属于我国的“底层”群体。
我认为，所谓的“底层”，是指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社会结构底端；从经济收入上看，收入较平均水平低，生活比较困难；从文化话语权上看，社会公共话语权较少的一类社会人群，甚至还包括一些老弱病残等。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20世纪90年代末为0.458，中国的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大。[1]“平均主义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变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贫富悬殊社会现象背后是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社会权力的失衡构成了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和基础。”[2]这引起了学界对于社会分层的高度重视，并引入了阶层这个概念，“底层”这一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究竟如何划分“底层”？底层人群的真实生存境况怎么样？真理来源于实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一些社会学学者纷纷深入社会实践，开展调查研究。
2004年夏，上海学者王晓明先生与同事来到大别山区的L县，对当地村、镇、县三级农村的民生、民情进行了细致观察，对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如农村的退耕还林、可持续发展问题，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造成乡村“空巢”现象和留守儿童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农村女性婚姻问题，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陈规陋俗问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方式问题，非法土地转让问题，目前农村村民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向城市看齐的价值取向与趋势，农村的文化生活问题等等。据学者调查，我国在乡村教育和文化普及方面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办学条件差，学生承担不起学杂费，即使国家明确规定九年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政策，但部分中小学仍然要收一些费用。造成适龄儿童辍学率上升，学校办不下去的局面。王晓明先生将这些事实写成《Ｌ县见闻》，发表于《天涯》杂志。摩罗作为农村“逃”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城市生活二十几年，但却时刻以“农民的儿子”这一立场看待城市的一切。透过他的视角，我们了解到目前农村存在的医疗、教育、空巢、留守妇女、矿难、政府机构日益膨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文化消费等一些基本问题，更了解到农民被社会体制忽视、农民社会地位低，农民工在城市中饱受尊严被伤害、被剥夺之苦等深层次的精神体验，在谈到现行教育体制问题时，除了讲农民负担不起学杂费（即使九年义务教育后，仍有一些学校收取学杂费），更讲述了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与环境问题，并将所在城市的学校与农村学校做了对比，更加凸显了农村学校教学条件的艰苦。在现代社会，贫富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人财富的96%至96.5%；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3]
这便是现实中的底层。这些当代知识分子站在底层群体的立场，用审视城市的眼光，评述着农村的苦，才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作者为这些弱势群体所遭受的苦难，为农村这片贫瘠的土地而呼号与叹息的悲悯情怀。
“文变染乎世情”，讨论文学的发展变化，先要考察社会的发展进步。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取代了沉滞落后的计划经济，中国社会以高速发展的步伐向现代化迈进。我国20世纪末完成比1980年翻两番的经济目标，初步建立小康社会后，进而要进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以人为本”的各方面和谐发展的全面小康社会。因此，社会要越来越富裕，而且走向富裕的人口在逐年递增，所谓的“中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同时，社会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也有显著的发展，人们不但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且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城市化程度的加剧，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都产生深刻的变化。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利有弊。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体制转轨，就在各种社会制度的改革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诸如城市发展速度越快，城乡间的差距就越大，贫富差距也越悬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城市人口膨胀，生存、就业压力都增大，而农村却成为“空巢”，农业人口减少，生态环境恶化，耕地面积减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国有资产流失等等。这一切的社会问题，反映出当今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底层人群的真实生存境况却很少被人了解。
从调查报告的结果来看，报告真实地呈现了底层生存的境况，这是底层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原因。种种的社会现实，也唤起了文学作品对现实、对底层人群的关注。2004年《天涯》第6期重磅推出关于底层问题的专栏：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一组共4篇文章，包括王晓明的《L县见闻》、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正是这种社会现实，才唤起了文学作品对现实、对底层人群的关注，使文学发挥了现实主义的批判作用，真正为底层、为社会代言，体现出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真正为底层、为社会代言，使文学发挥了现实主义批判的社会功用，为当代文化视野下的精神建构做出了贡献。
底层的“失语”状态，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故乡的“亲人”，知识分子能够代替故乡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故乡连“亲人”都失去了，还能有什么？还能将想说、要说的话说出来么？同理，知识分子连故乡都失去了，还能真正地代表故乡、代表底层么？“这样的脱离，不光是底层劳动者们的损失，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自己的损失。‘故乡’没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故乡’。”[4]如何去改善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如何去反映这些社会问题带给人们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有良知的作家去表现，去呼吁，让这些弱势的底层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 文学对底层的“拥抱”
在社会学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文学家们对底层问题也深有感触，无法视而不见，于是一些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纷纷登场。
（一）纪实文学《黄河边的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是上海学者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日记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但也存在着由于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而造成的承包制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与有限性。“人多地少”是中国农村最显著的国情，中国农村中的农业人口在世界各国中最多。由于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口却在逐步增多，所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粮食中长期的供需平衡，是关系着国家稳定的重大问题。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正确处理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的关系并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在排除逐级官吏的防范与农民的疑虑后，直接进入调查现场，以私人身份查访河南农村，触摸原生态的社会事实，获得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在《黄河边的中国》中用大量的翔实的资料与真实的数据，展示出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对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等重大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与深入的思考。
从经济层面来看，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进步，出现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又加上乡镇企业不发达，大量农民选择进城务工。如何安置这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曹先生描述了目前农村生活的基本状况：“吃穿问题解决了，但缺钱花。”并分析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吃穿问题的解决主要得益于单位亩产量的提高，尤其是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缺钱花，主要是当地乡村两级企业极不发达。”[5]作者调查所在地河南省D乡L村，农民挣钱，主要是打工。“打工的主要途径，一是到开封、郑州及外省城里去打工；二是建筑业；三是商业服务业，规模很小；四是搞运输。全村560户中，多少有点非农业收入的占三分之二，另有三分之一是纯农户，没有农业外的货币收入。对纯农户来说，只能是温饱得以解决，依然很贫困。”[6]
从文化层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一套世代相传的习俗观念与行为方式仍残留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很多地方依然宗族观念很强，重男轻女观念普遍存在，靠拉关系、攀亲戚、请客送礼的方式解决自己的事情，一方面人们习惯于这种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与人们清正廉洁的政治要求相背离。可见，这些陈腐的传统观念已经与人们日益现代化的生活不相适应，农民若想完全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些落后传统观念必将被破除抛弃。河南出现一个“毛泽东热”现象。在河南很多村落树毛主席雕像，人人怀念、颂扬、崇拜毛泽东，据说河南还有一处“毛主席显灵”的地方，来此怀念、膜拜、烧香、上供的人络绎不绝。这种现象，除了是一种怀念的情思之外，我们感受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社会情绪——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这也是一种思想落后的表现，只有知识不断更新的人，才能了解国家、社会，乃至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强大，有着史无前例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近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以稳定的经济发展依然坚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正确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人，才不会盲目地怀旧，才会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看未来。“批判传统文化的旗帜只有在生活方式本身已开始变化之时方起作用；而主张‘包围’或‘恢复’传统文化，则表明传统已不再是生活方式的有机内容，而当传统依然是绝大多数村民生活其内的一种生活方式时，无论是‘批判’还是‘恢复’，基本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空谈。”[7]
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仍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在‘形式制度’内引入不少‘现代’形式：我们有‘村民自治委员会’（简称村委会，或村委），在理论上赋予全体村民广泛的自我管理权力。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赋予村民以广泛参政、议政、管理乡村公共事务的权利。然而，在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压力下选择了‘现代化之路’的一切不发达国家内，引入一项‘现代制度’只是一个开端，而要培育起使该‘现代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变化’，是一项远为艰难的任务。……在广大乡村，一方面是不能代表自我，另一方面是不让自我代表。这个‘不能’与‘不让’，依然是乡村社会政治意识与政治过程的基本内容”。[8]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引起关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人们的充分重视。曹先生说：“在我看来，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若以第一产业为主导，或说以农业，尤其是小农经济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便有可能是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制集权性质的。倘使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便有可能采取民主与法制的政体。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时，政治上层建筑方有可能从专制转向民主。关于中国，我们可以下两个判断：一是中国依然处于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工商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转移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远没有完成。二是中国内地的农业经济比重远远高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权利，尤其是内地农业社会的政治权利，存在着脱离并凌驾社会之上的经济基础方面客观原因。”[9]
另外，我国乡镇党政机构膨胀的问题值得重视。曹锦清分析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乡党政机构不断膨胀的过程，乡党政机构与人员逐年扩张的原因有四个：“一是从公社体制向乡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职能，虽大大萎缩，但机构犹存，人员未去，新机构随新需要而不断增设，人员随之扩大。这已如上所说。二是县人事劳动部门，每年硬性向乡摊派复员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本乡几乎没有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只能安插在乡政府与乡中学内。这是造成乡党政机构人员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三是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关于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如不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四是乡党政主要官员调动频繁，换一茬官员，便增加若干编制，吃皇粮。随老关系而来的不会随老关系而去，凭新关系进来的不断增加。”[10]
从社会层面上看，城乡二元对立，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较大，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到城市务工，这种现象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农村精壮劳动力都到城市赚钱了，农村成了“空巢”，剩下的都是妇女或老弱病残；二是许多城市面临着人口严重超负荷，加上许多下岗职工也急需再就业，造成无业、失业的人口在城市中占的比率增大，给体制转轨加大困难，城市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造成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乡镇企业不发达，农民除了吃饱肚子，还需要更多的经济收入，来满足医疗、教育等生活需求，导致农民纷纷外出务工赚钱。另外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值得关注，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农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生病。沿海与内地经济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也是形成农民到沿海城市打工热潮的主要原因。
（二）《都市里的农家女》（[澳]杰华著，吴小英译）
如何建构主体身份与话语权是困扰打工妹的关键问题。农家女涌入城市后，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和现代化的边缘，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做着远远超过《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间的最苦最累的工作。她们中绝大多数仍然在贫穷之中挣扎，除了遭受与其他男性打工者一样的困窘以外，还要面临性别上的侮辱与侵犯。她们始终是社会中的“他者”，无法真正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农家女》《打工妹》这样的以打工妹为主体，对她们提供物质、精神上的支持与帮助，培养她们健全的人格与坚定的自信，让打工妹发挥主体性的报纸杂志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但我们听到的她们所发出的声音仍然是被主流所修改、处理过的，是借打工妹之口所表达出的主流话语的声音。打工妹真实的生活经历、情感困惑、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被遮蔽的。所以打工妹的主体身份与话语权是很难构建的。
都市农家女对家乡以及家乡之外的务工地——北京、江浙等城市的看法比较一致，她们的感受经验往往是冷漠、受歧视、陌生、性骚扰等消极的边缘身份体验。对家乡她们的感受经验很丰富，常常描述出困苦、贫瘠的图景，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来临，农村也在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而城市的繁华使进城打工成为她们的理想。所以，打工妹们一方面要面临城市的冷漠与对城市的不适应，另一方面又无法抑制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与向往。另外，在现代化语境下，打工妹的城乡经验告诉她们，对故乡的留恋怀念，抵挡不了城市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无限潜力的诱惑。然而，经历一段城市生活后，她们的城市经验告诉我们，她们与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交往，更不会成为朋友，即使个别在北京等城市生活了十年以上，嫁给城里人的打工妹，仍然几乎没有城里人做朋友，即使有交往，她们的经验也常常是负面的，“她们最常用‘距离’和‘不平等’来描述跟这些城市职工以及与城里的管理者和雇主之间的关系特点。”[11]
打工妹们与他们的父母、丈夫之间建立的关系模式与以往的传统农村家庭关系模式不同。澳大利亚学者杰华提出一个问题并向“打工妹之家”中的女工们进行问卷调查，问题是：你离家出来打工是谁做的决定？答案中“自己决定”的占88.9%，“配偶决定”的占2.0%，“父母决定的”占19.2%，“其他亲戚决定”的占8.1%，“工作单位决定”的占1.0%，“其他”占4.0%。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年轻的未婚女性出来打工一般并不是按照她们父母的要求才这样做，也不是为了给家庭的经济做贡献。相反，这些女性作出了她们自己的决定和选择，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她们的生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实现。此外，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至少对许多人来说，打工妹外出流动是拒绝农村主流的父权制话语的一个要件，并且与教育愿望的受挫、想要躲避或至少拖延结婚和担当‘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这一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那些年轻女性外出打工已经司空见惯的地区，那些出来的女孩也是‘反叛的女儿’，她们离开家乡是对父权制的公然蔑视，也是为了逃避它的制约。”[12]
杰华将打工妹与她们父母的关系归纳为两类：孝顺女儿与反叛女儿。所谓“孝顺女儿”是指打工妹外出打工多是父母的决定并受父母愿望的驱使，为了实现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家户策略”；而“反叛女儿”是指打工妹外出打工是为了她们自己的、独立于父权制家庭并以反叛的姿态做出的决定。在这种模式中，她们的流动被视为不是出于家庭的需要，而是受到年轻女孩对个人的自主性、自我实现和改善生活机会的个体愿望的推动。[13]而在对已婚妇女流动原因的调查中，提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妇女在作出积极的选择和决策时，都同时考虑到了她们的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要求以及她们自身作为一个个体的需求。在一些家庭，男人先于他们的妻子外出打工，因为他们将这视为最合理和经济上最有益的劳动分工。另一些妇女违反了流行的性别规范，先于她们的丈夫或者在没有丈夫陪同的情况下离开家乡。”[14]
时间的流动与社会的变迁是交融互动的。农家女用她们的经历、她们的人生历程与生活故事，映射出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期间有辛酸，有血汗，有流泪，也有对城市的融入，对未来的渐近。打工妹在现代化浪潮的簇拥下迈入城市，并为城市的繁荣发展贡献着力量，创造着价值，这是伴随时间而进行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进步。这些都市中的“他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挣扎在这场由边缘向中心流动的运动中的打工妹们的生活全景，让我们了解了在农村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她们”的真正的生活状况，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变迁的理解。
（三）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著）
《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反映我国社会改革过程中农民负担问题的报告文学，欣慰的是，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本书提到的农民负担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深入调查的态度，翔实细致的记述，对问题的剖析，都堪称田野调查的经典。
书中记述的我国“三农”问题，是中国作为13亿人口中农民占9亿多的农业大国的关键问题。连续几起骇人听闻的恶性“涉农伤农”案件，尖锐地暴露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农民负担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一直存在，并且问题日渐严峻。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政策，三令五申一定要减轻农民负担，可是问题根深蒂固，反反复复一直存在，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如乡镇干部队伍庞大，政府机构日益膨胀问题；“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达标工程”给农民带来的无休止的集资和摊派；不合理的干部考核方式、任用方式；剪刀差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如何就关于农业体制综合改革的思路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价，是探寻解决“三农”问题这一难题的突破点。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历时两年，对他们所在的安徽省50个县的农村，做了深入的地毯式的采访，以翔实的材料，展示出真实而又残酷的现实事象，给读者以震撼，许多场景催人泪下，让身处优越环境的我们，灵魂感受到久久的战栗，内心感受到久久的不能安宁。作者收集并研究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甚至包括30多万字的《刑法讲义》，也从中央到地方采访了一些单位和个人，政要及学者，采用形态自然的“树状”结构，经过多次商榷与修订，三易其稿，最终将这部23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农民调查》呈现给我们。作品为农民疾苦而呼吁，为农村脱贫致富而思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而探寻。以此为主题，平实中透着理性，冷峻中透着光芒。由于作品的主题重大，表述翔实、深刻，因此，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强烈的关注。
相对于一些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文本，《中国农村调查》显得尖锐、深刻又毫无隐讳。书中将“三农”问题的复杂性、迫切性、严峻性、危险性有理有据地一一呈现出来，并作了尽可能详明、深入的分析。这是知识分子对所肩负的责无旁贷的社会使命的胜利完成，他们的无畏精神与克服困难的毅力，是当下知识分子的骄傲，“面对农民无奈、沉默、麻木的眼光，作为掌握了一定知识和话语权的人，你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想讲不敢讲，想讲不会讲，甚至不愿意讲的话讲出来。”[15]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村调查》以铁一样的事实说话，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方面切实存在的问题，体现了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时代感，他们是真正的时代的“先锋”！
以上的众多关于中国城乡社会的田野考察，真实地反映出目前我国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些调查深入现场，深入群众，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些调查数据和资料，能够帮助我们立足于现实，站在国家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视角去剖析社会变革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对于底层来说，他们的生存状态得到了关注，帮助他们寻求到了解决现实中的疾苦的可能和途径，这些调查将底层问题提升到具有普适意义和现实关怀的高度。
三 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与艺术拓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体制等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底层文学反映出社会现实内容和对现实的道德价值判断，是对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文学反映，真实记录了底层群体面对社会转型、机制改革、城乡差距拉大、工农剪刀差等问题时的思想活动、情感世界与生活境遇，对于了解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修订当前相关的社会规章制度，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底层文学为底层人群提供了一个进行精神诉求的平台，使底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使社会听到了底层的呼吁，从而帮助底层人群实现他们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因此，底层文学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底层文学的发展，更具有时代性，是文学发展历史的沿革。因此要研究底层文学，不能忽略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文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区别。
（一）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
“底层文学”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文学思潮的变化紧密相关。“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它承继于“左翼文学”，在其失败之后复苏而生。“左翼文学”又称为“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或“人民文学”，它的产生与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社会平等、抵抗阶级压迫有关。它强调对社会进行现实批判，肯定光明，否定黑暗。从更广义上来看，“左翼文学”潮流历经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1949—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直到8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渐趋式微，“左翼文学”潮流才开始逐渐销声匿迹。
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翼文学”潮流褪去，“底层文学”兴起，与此时所新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思想界、文学界的“纯文学”之争有关。“底层文学”这一写作方向与“左翼文学”方向有很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在“左翼文学”的文学传统上。只有总结“左翼文学”边缘化的历史教训，才能让“底层文学”健康长远地发展。只有在充分正视“左翼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底层文学”才能承接传统，开启新纪元。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之前，“左翼文学”的文艺思想主导了所有的文学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左翼文学”的评价有失公允。“文化大革命”过后，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充满了对“左翼文学”否定的声音，并认为“底层文学”是延安时期解放区文学的延续，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学一脉相承，许多文艺理论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文学上的倒退，是政治上极左观念在文学上的体现，也因此对一些作家的评价开始转向反面。
“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对民族形式的强调，“大众化”方向的追求，敢于面对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底层文学”对“左翼文学”的借鉴。若抛开意识形态的态度来对待“左翼文学”，“底层文学”则可以借前车之鉴，将“底层文学”放置在更宽广的领域中，这对当今的作家与文艺理论家来说也是一个实际的挑战。
“底层文学”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对“底层”题材写作的选择，或对“底层人民”生活关怀的一种文学创作。在任何国家、地域都可以找到“底层”，“底层文学”涵盖的范围很广，概念却很含混，随着学界的关注，渐渐明朗，将“底层文学”定义为由底层作者或其他阶层作者撰写的以底层人物为叙述对象，表现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和思想状况的文学作品。
“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区别在于，各自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选择。“左翼文学”就叶紫的《星》而言，它描述了底层生活的一个女性，塑造了一位从睡眠中被唤醒起来战斗的女性，通过一个女性形象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底层文学”作品中方方的《仿佛奔跑的火光》，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底层生活中一位忍辱负重的女性，最终在火光中倒下，与既是自己的亲人又是自己的仇人共同化为灰烬。前者“左翼文学”中也有底层叙事，但主要侧重于对革命的宣传与引导，如抗日文学、解放文学、十七年文学等表现的是对时代的歌颂。而“新世纪底层文学”则经过了时代的洗礼，褪去了政治上“左倾”思想潮流的影响，“底层文学”也是对大众传媒时代文艺过度商业化、经济化的反驳，带上了现实主义色彩。
从“左翼文学”的经验教训来看，如今“底层文学”应避免成为一种宣传、控制的工具，应当与其他形态的文学形式共同发展，避免“一体化”。也不应该像“左翼文学”那般，逐渐失去最初的追求，而应当在传媒时代保持警惕，对待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要予以揭露，对待当今社会的不公正的压迫要坚决抵制，保持“底层文学”理念的纯粹性。
（二）底层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底层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着骨肉相连的关系。“底层文学”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一种文学潮流，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着相同的反映现实的精神品格，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底层文学”注重底层生存状态下人民生活的真实性，充满人道主义及人民性。正如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同样注重“真实性”，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有无“真实性”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首要条件。
“底层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区别体现在，两者所面对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底层文学”面向底层人民，题材以底层生活为主，展现的精神风貌也是底层人民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作者进行创作时要围绕这些因素所展开。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则拥有更广阔的描述范围，只要是与现实主义相关联的市井人情、社会现实都能进行描绘，它更是一整套现实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它不仅关注底层，也关注其他层面的人民，所有的现实主义生活都可以成为它创作的对象，它要关怀的也不只是底层，而是各个层面。正如“底层文学”关注底层，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包含了“底层文学”，不仅着眼于底层，也侧重于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白领等社会进程中形形色色的人群，两者是不相同的。
除此以外，“底层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联系体现在，“底层文学”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类型，创作的典型，真实再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看到了新世纪社会发生重大转变后，亮丽的都市生存环境下，世界上底层人群的疾苦，描述他们真实的生活，展现了底层生活状态下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无论是来自底层作者的真实书写，还是来自其他阶层的他者书写，“底层文学”都描绘了新时代变革进程中底层的真实面貌，反映了真实的时代景象、揭示了社会现实，成为时代的传声筒。正如作家贾平凹的作品《秦腔》一般，作者描绘了西北地域的社会状态，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至今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经济、文化、思想的转变，通过对农民生活的习俗细节，如建造房屋，种植农业，葬礼，婚礼等的描述向读者呈现了西北乡土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窘境。对西北农村苦难的再现，对农民困顿状态的揭露，以引起社会的注意。于是，“底层文学”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典型，进行着现实性的追问。
对于当下两种文学形态而言，都面临着如何打破传统写作的瓶颈，让底层写作、现实主义写作在呈现不同群体现实生活的同时又不失创新性、文学性，冲破传统写作方法的藩篱，结合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使“底层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生活原本形态的同时又具有文学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底层文学”描述的范围也在发展，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涵盖的范围也在扩展，相信二者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逐渐进步，趋于完善。
（三）艺术拓展
底层文学由分散、个别、自发创作发展到集中、系统、专业创作，是底层文学的成长过程，底层文学的文学性也由最初的底层人群自我宣泄、自我精神救赎，发展到底层自身和社会精英对底层的心灵慰藉与悲悯情怀，上升到全人类的人文关怀。底层文学用文学特有的形式对人生、对苦难、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性进行现代性的探寻，以平民姿态走进人民的生活之中，对现实进行批判，对人的道德进行追问。例如王祥夫的《尖叫》就是一部具有较强风格特征的文学作品，作家用一阵尖锐的叫声反映出人为、社会等各种因素导致的一个扭曲的人性，仿佛让人看到了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笔下那张扭曲的、变形的脸。因此，底层文学作品不但具有文学性，而且其文学风格正在逐渐地发展，日渐丰富多彩起来。
从现代文学伊始，从周作人提出的文学“地域性”到鲁迅所概述的“乡土文学”再到毛泽东所推行的“文学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的本土化民族书写，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文学强烈的现实主义传统与精神。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物欲横流。文学作品在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元化发展中，迎合市场消费、迎合主流文化和市民阶层审美需求的作品日益增多，精英文学向大众文学靠拢。一度被标榜为时尚的“下半身写作”“欲望叙事”在今天已被看作低级审美趣味，荒诞派、追求玄幻、流于叙事技巧和形式的先锋实验文学向符合大众审美欲求的现实主义作品让位。此时，一批作家开始冷静思考，唯实唯利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如何真切地反映现实？如何继承左翼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普遍人生的新文学精神传统，使文学真正地成为人民的文学，关注普遍民众的生存困境，使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于是文学界自身发出了“回归”的呼吁，从呼唤回归“纯文学”再到呼唤回归“现实主义”。而底层文学正是顺应了这一呼吁，顺应了人类文化思想发展的要求，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延续和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而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左翼文学的关注与重视，也推动了底层写作的发展。左翼文学在关注民众和底层生存境遇方面为底层文学提供了传统，而左翼文学的先锋性与革命性，又为底层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勇气和力量。我们也可喜地看到了一些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底层文学作品，如陈桂棣夫妇历时两年的田野调查研究而著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中国农民调查》。一经面世，便引起读者广泛反响。
近年来，伴随着底层文学如火如荼的发展，学界对这一文学现象一直有一些争议，比如有人说底层文学是“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也有人说它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还有人认为底层文学艺术风格粗糙、缺少审美性。在今天看来，我们对底层文学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既不能全盘否定，同时又要对底层文学进行反思，从而促进底层文学更快更好地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经历了由自发、自觉创作到集中、系统创作，底层文学在思想、艺术方面日渐成熟，艺术风格不断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思想性的探寻
一提到底层叙事，人们就联想到苦难，仿佛底层是苦难的代名词。在众多的底层文学作品中，对苦难的描写的确很多，因为苦难几乎与爱情一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近年来，我们发现，一些底层文学作品在主题思想性方面的选择，有了重大的突破，叙事常与国家的宏大主题相关联，形成主题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例如贾平凹的新作《高兴》，一扫过去底层叙事的苦难、阴霾，以刘高兴在城市中拾荒生活为题材，展现出底层人乐观、自信、积极向上的一面，语言风趣幽默，格调明朗清晰，彻底推翻了“底层叙事=苦难叙事”的误读现象。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以两个打工仔的城市际遇及回乡感受为题材，全方位地反映出现存社会问题，如农民负担过重，拖欠农民工工资，关爱留守儿童，女性打工者在城市中处于弱势中的弱势，农村基础教育问题，城乡差别拉大等问题，触及了现存社会体制中的所有主干神经，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曹征路的《那儿》以下岗工人为题材，却没有仅仅选取反映下岗工人艰难生活的角度，而是通过写“小舅”几次上访的经历来反映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企业机制问题，立意宏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再如刘继明的《放声歌唱》，钱高粱进城打工，因公受伤，为讨取赔偿费而最终不得不在法院顶楼放声高唱跳丧鼔歌，引来无数观众。这一场面“以一种悲壮的形式凸显出多重矛盾和错位，是今天农民工尴尬处境的精彩写照。”[16]
2.审美性探寻
“在哲学性美学中的形式主义者看来，形式就是一切。形式就是艺术作品的本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在艺术中，使人们的知觉或经验一方面从艺术的题材转向艺术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从朴素的艺术材料或物质基础转向艺术的媒介和形式。”[17]
与最初的简单、粗糙的作品相比，近几年的底层文学作品在艺术风格与审美创造上均有很大的突破，一些作品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又不拘泥于现实，将个人的艺术风格融入创作当中，以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方式进行表现，带给人精美、新颖独特的感受。例如李锐的《太平风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距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的农具博览会，书中收录了十四篇以十四种农具名称为题的短篇小说，外加两篇内容相似的短篇，共计十六篇小说收录汇编。这些短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大多与题目中的农具有关，或以农具对人的伤害为故事线索，显示出农村生活中的悲苦与惨烈之处，更反映出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作品抓住人物心理活动进行细节描写，在深度挖掘主题思想的同时，兼顾作品的意象世界与形式结构，以一种平静、冷峻的语言风格讲述出血淋淋的惨烈故事，与以往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形成鲜明对比，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理想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艺术审美的追求方面，罗伟章也表现出非凡特征。他以一个出身农村的边缘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叙说故事，既有对自身生存回忆的记述，又有对现今底层生活的观察，并不断进行社会意义的反思，因此他的作品常常在结尾处有一段精彩的、意味深长的小结式的话语，或对故事结局进行交代，或抒发潜在的情怀，或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后的感慨，在艺术审美上达到余韵悠悠的效果。再如王祥夫的《尖叫》，对苦难的表达另辟蹊径，用德国画家蒙克的抽象派艺术手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因长期受压抑、迫害而无法鸣冤的妇女扭曲、夸张的脸孔，那不绝于耳的“啊啊啊……”尖叫声，将一切被遮蔽的苦难、伤痛一并揭开，将社会底层流血流脓的伤疤勇敢地示众，将社会体制的不健全导致的扭曲的人性示众，这种手法是一种独特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