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与中国近代社会理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陈卫平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指向的理想社会，我们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求大同”为社会理想。这并非偶然，而是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展。近代中国遭受了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时代课题。回答这个课题显然需要提出近代中国的理想社会是什么。传统儒家的“大同”正是由此而被激活，即以“大同”来诠释新的社会理想。
一 太平天国：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同
在近代中国，最先使大同理想复苏的是太平天国。它鼓动农民群众在地上建立“天国”，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境界。传统儒学的大同存在于原始的太古，社会愈向前演变则离其愈遥远，即理想社会在于过去，因此，太平天国借助基督教的思想，包含了理想社会在未来的观念。这是不同于传统“大同”的新思想的萌芽。但是，它的大同理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不合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了的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化发展方向，因而在实际上并未能够提供走向未来的理想蓝图。但是，这意味着“大同”理想从缅怀远古转向了在地上构建“天国”的现实追求。
二 维新派：由发展资本主义而走向大同
不过，真正鲜明地指出“大同”理想在未来的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康有为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三世说”，认为社会进化是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小康）再到升平世（大同），即朝着至善尽美的大同世界不断进步的必然进程。由此出发。理想的大同境界自然是在未来的。梁启超在评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时说：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确实，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世界指示了中国的未来：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充分贯彻。这样的大同理想虽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如财产公有），但主要是以理想化的西方资本主义为底本的。
根据社会进化就是向善之进步的理论，维新派以为西方资本主义比中国封建主义要美妙，因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社会日趋向善的进化程序中是必然的；然而他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并非是理想化的至善王国，因此，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在日趋向善的社会进化程序中也是必然的。严复指出，“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维新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最主要弊端有两个方面：一是贫富两极分化；二是极度的自私自利；这两个方面背离了传统大同“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而社会主义被称作“大同学”，就因为“天下为公”正是其价值追求，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无可怀疑的。梁启超说，社会主义有医疗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药方，因而“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但是，维新派以为社会主义虽然高尚美妙，但不可立即在中国实行。梁启超明确地对主张中国应早日实行社会主义的美国社会主义者表示：“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几。”他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可见，维新派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达到大同理想的必由之路。这表明了“大同”理想由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桃花源”转向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蓝图的“太平世”。
三 革命派：由后来居上的“突驾”而“一跃”为大同
孙中山等革命派同维新派一样，把大同理想设定为社会进化最终的至善目标，因而也认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的兴起是无可怀疑的，孙中山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革命派也认为社会主义的“天下为公”能够救治西方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和极端自私自利的弊病。他们指出；“民生主义（Socialism），日人译名社会主义，……自二十世纪开幕以来，……吐露锋芒，光焰万丈。”其之“发达何以故？曰：以救贫富不均”；“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专凭公道真理，以图社会进化。”
不同于维新派的是革命派的大同直接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同”理想社会，一方面以发展近代大工业和实现近代人道主义为基础，“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认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真髓就不外此二者”。另一方面消除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弊病，反对“欧美日本伪文明推行于中国”。于是，社会主义就成了“真文明”的大同理想：“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科学的进化，求世界之真文明，于是以人道之大同、世界极乐为其究竟。”
近代中国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走完西方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后来居上。革命派“一跃”而为社会主义的大同，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康有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而十分强调循序渐进，但也表露了后来居上的愿望：“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不过，认真回答中国如何后来居上的是革命派。孙中山指出，世界上有的国家曾由弱“一跃而为头等强国”，有的则“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他把这种后进赶上先进的飞跃称为“突驾”，认为中国可以“突驾”日本，超胜西方。这种“突驾”说和中国一跃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念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演绎。“突驾”说的核心，是以为社会的进化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跳越某些环节而实现跃进，中国作为后起的近代化国家，无须将西方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加以充分的展开，这就犹如发明机器和仿造机器的关系：“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情况犹是耳。”以此为前提，那么既然已看到社会主义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的恶果，中国就完全应当跳越西方经历过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环节而一跃实行社会主义，从而在社会进化的道路上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在后面。革命派将此称为“毕其功于一役”。这诚然是主观的空想，但在这空想中包含了有现实内容的信念：近代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跃为社会主义，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后来居上。尽管革命派要“一跃”而成的社会主义并未超出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他们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作为通过大同理想的正确道路，意味着近代中国的社会理想发生了又一次的转折，即开始以社会主义为旗帜。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大同
“五四”时期，中国近代的思想主流由进化论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依然把社会主义理想和大同联系在一起。但是，与维新派和革命派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从大同的“天下为公”的价值维度去认识社会主义，而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建立在注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维度上，达到了两者的统一。
这首先表现在“五四”时期，李大钊提出的社会主义大同需要对于旧社会经过“物心两面的改造”。“物”的层面的改造，就是从科学维度阐明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生产力落后的中国之所以必须选择社会主义才能在世界上“立存”，而不是“按人家的步数走”，即跟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亦步亦趋。这就使孙中山跨越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大同”的预见具有了科学性。“心”的层面的改造，李大钊指出在封建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是“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这是对于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中国化。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指明了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大同的路”。这就是通过“中国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是从科学的维度反对了“一跃”而为社会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也反对了把资产阶级专政横插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同时。毛泽东从价值维度指出：若没有“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而“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是在全面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论述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同”。
但是，1949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遭遇了曲折。这主要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面专政”，既离开了社会主义注重发展生产力的科学维度，又否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维度。这使得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倒退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扭转了这样的倒退。这个理论从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起点，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于形成发达的生产力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样的社会主义还不那么“合格”，所以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求大同的最初阶段。表面上，社会主义理想从大同退到了小康，实际上是更为突出地强调了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科学维度。同时，把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上统一了科学和价值。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以“革命逻辑”为中心的范式中，达到了社会主义大同的科学和价值两个维度的统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以“建设的逻辑”为中心的范式中，对社会主义大同理想的两个维度作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