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融合与文化互渗引发了史诗的分化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全世界曾经存在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文化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总是受到周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不论是上古时期还是中古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史诗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说，这一现象足以启示我们，史诗的发生与文化的运动和撞击密切相关。”[11]欧亚大陆上的居民自古以来发生过多次大的迁徙战争，分裂与融合，发生着“蝴蝶效应”一般的连锁反应。就是在这样激荡的历史背景下，战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也就为英雄史诗的产生提供了素材。其间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渗透融合也促使史诗不停歇地发展流变。
古代的金石之路与丝绸之路的繁华，使得物质交换往来频繁，但事实上文化交流是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宗教、神话、史诗等构成了文化交流和影响的精神内涵，形成了具有整体性和多元性的世界文化景象。文明从来就不是以一种孤立的状态存在的，亚欧大陆各民族始终保持着顽强的联系，所以需要我们把古代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印度和蒙古两个民族的史诗在主题、情节、人物塑造、审美价值观念等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例如，史诗都源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塑造了人性意味极强的英雄形象，都表现了部族间或部族内部的战争，弘扬了英雄主义精神，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等。从地理范畴看，印度和蒙古同属于欧亚大陆；从文化范畴看，又同属于东方文化圈；从文化发生看，他们之间有相同的气质和美学追求，也有趋同的思维习惯。随着历史的发展，区域性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互渗越来越频繁，人们开始潜移默化地接受异族文明的影响，并在差异、矛盾、对立、融合中不断优化自身的发展。区域性的民族生活与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与影响促使史诗从同质走向分化。区域性的民族生活主要指各个民族独特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环境，这些因素的差别决定了孕育其中的史诗形态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因开放与接纳程度的不同，人们往往会选择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并重新确立社会政治和宗教文化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思维结构也开始分化，并最终促使史诗从同质走向异质，因此研究史诗不能离开区域的民族交流和融合。黑格尔就曾说过“几乎每一个民族在它的最早的起源时代都或多或少地接收过某一种外来文化和异族宗教崇拜的影响”[12]。印度和蒙古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融合中，与其他民族和文化不断地交互渗透才逐渐形成的。
文化的交流与互渗改变着民族文化自身的面貌，而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各个民族自身也在做着适应性调整。公元前13世纪前后，在印度史诗时代到来前，生活在高加索山脉一带的雅利安人西迁，一支进入欧洲，另一支逐渐进入印度。由于雅利安民族的侵入，印度在宗教观点和文学情调方面经历过多次的革命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入侵者为了保持其血统的纯正和统治的延续性，开始建立种姓制度，宣扬灵魂演化观念。这些新的文化与文明因子势必对史诗的创作产生影响。同印度民族一样，蒙古民族也绝不是墨守成规的。古代蒙古高原地域辽阔，虽身处内陆，却毗邻欧亚大陆和印度大陆，这样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各民族的文化交往和商贸往来。历史上，蒙古民族对内不仅与汉、藏、维、哈等民族交流往来，对外还与俄、伊朗、印度和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交往频繁，这些民族、地区或国家的先进文化和优秀成果，对蒙古族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东方文明悠久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侵袭和融合过程中被蒙古民族广泛地借鉴和吸收，这种动态的过程成为蒙古族史诗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在蒙古族统一—扩散—回缩等特殊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打破历史文化环境的旧格局，建立新的格局，不断接受新的信息产生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地域空间的扩展与收缩，社会组织结构的不断更新，多种宗教的接触，使蒙古族史诗结构乃至文化结构具有多样化、信息化、复杂化、系统化的特点[13]。
文化仅仅依靠开放和吸收是不足以形成的，每个民族在面对异质文化的侵袭时，它的接受程度和批判精神是不一样的，对本民族文化的固守和适应性调整也是不一样的。蒙古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古代蒙古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流动性的生活生产方式，使其文化具有很大的弹性。他们对异族文化总是怀着比较大的好奇心，思辨精神强烈，善于吸收接纳。如在大蒙古帝国时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蒙古统治者实行宗教自由政策。于是在其统治下，萨满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涅斯脱里教等共存共生。众多外来文化的交织交汇和冲突融合，为蒙古民族的史诗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也使得他们更善于进行文化的取舍与调整，在肯定与否定中不断进行再创作、再调整，逐步使史诗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渐趋完善稳定、思想逐渐走向深刻。此外，频繁的战争和贸易也扩大了蒙古人的视野和胸襟，使他们易于摆脱狭隘的地方性偏见。
从13、14世纪的文献描述和考古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萨满教在蒙古民族信仰中已经较为成熟，形成了以腾格里信仰为主的多神信仰体系。随着历史的演进与多民族文化的接触融合，蒙古人抱着开放的心态接纳了多种宗教共存发展。佛教的传入，按官方的传统说法始于13世纪40年代。事实上在此之前，蒙古人通过契丹人、唐兀特人，特别是通过维吾尔人，已经同佛教有所接触。12世纪末，蒙古阔瑞汗镇守兰州地区，曾写信给吐蕃萨迦派高僧贡嘎坚赞，其内容证实了蒙古统治阶级已经对佛教教义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藏传佛教显密双修的特征接近蒙古人原初的萨满教文化心理，并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政策支持。这种宗教文化的变迁融合均被蒙古族史诗隐喻地记写了下来。如史诗中有许多佛教的用语和元素，但史诗的世界观以及人物塑造还是以萨满教为根本原则。当然两种宗教的斗争在史诗中也可得见，如史诗《汗哈冉惠》中，英雄交战的对手正是萨满天神，而常常作为萨满象征的鸟在史诗中成为不长毛的怪鸟，很可能是隐喻地丑化萨满教。同样，史诗《锡林噶拉珠》中，英雄咒骂佛教天神无用，并抽打佛像，也很有可能是萨满借英雄之口贬低佛教。蒙古族史诗作为口传活态史诗，民众是史诗的创作者、传播者，也是接受者，所以不同时代的心理诉求、文化信息都会被大众凝聚在史诗文本中。可以说，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直接决定了史诗的多层次面貌和发展走向。
印度史诗的创作流变与蒙古族史诗大致相同，印度民族在固守自己文化的同时，以博大的胸襟接受和融合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因子，所有这些被交织穿插在一起，体系不断庞大，意识形态日趋复杂。例如，印度教思想极具包容性，现代印度伟大的思想家S.拉达克里希南指出：“宽容是一种责任，并不仅仅是一种让步。在履行这种责任时，印度教几乎把形形色色的信仰和教义都纳入了它的体系之中，并且把它们当作是精神努力的真实表现，不管它们看起来是怎样的对立……对印度教而言，尽管神是无形的，但它仍然使无数形式有活力并且保持它们。它既不气量狭窄、不偏颇，也不是冷漠的、不可名状的。它不仅是以色列的神、基督教世界的上帝，而且是你和我、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与死、欢乐与悲哀的主宰和体现。”[14]由此可见，印度文化与他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在民族交往融合的过程中，新的素材和思想不断涌入，而且被接收下来，但对旧的宗教文化和道德理念的固守，又使得原有的文化和信仰体系没有被扬弃，因而导致了其结构体系的冗赘、宗教体系的庞杂和人物性格的矛盾。史诗在不经意间成为知识河流汇聚的载体和文化体系的总汇。
例如，《摩诃婆罗多》最初的形式或许叫作《胜利之歌》，讲述者为毗耶娑，内容是关于婆罗多一族大战的故事。之后，毗耶娑又将《胜利之歌》传授给自己的五个弟子，徒弟们在将《胜利之歌》不断传颂的过程中，内容也逐渐拓展，形成了多种版本的《婆罗多》。再之后，厉声又将此故事进一步充实、扩展，并且加入了大量的与核心故事关系不太密切的插话。而这些插话大多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神话传说、英雄颂歌、寓言故事以及婆罗门教的哲学、政治、伦理和法律论著。据此，《摩诃婆罗多》又被看成是印度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第五吠陀经”。正是由于史诗形成的复杂性，传播过程中文化的互渗性，史诗中的人物性格也就比较复杂和充满矛盾性，如坚战、阿周那等，都表现出既坚持追求正法，又常常表现困惑和疑虑。《罗摩衍那》也同样是在文化互渗过程中形成的，季羡林先生在对《罗摩衍那》的形成进行研究时提出了很有创建性的设想。他提出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第五卷第十六个故事讲到一个国王，“声动遐迩，靡不叹懿”，虽然这个故事没有提到罗摩和他父亲以及兄弟的名字，但季先生认为，这个故事与罗摩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故事。另外在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的《杂宝藏经》第一卷第一个故事叫作《十奢王缘》中，提到了十奢王（十车王）、罗摩、罗漫（罗什曼那）和婆罗陀（婆罗多）。季先生认为，如果将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就同《罗摩衍那》完全一致。这些故事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由一万两千颂增加到二万四千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摩衍那》的第一篇和第七篇普遍被认为是后撰入的，其中的神猴哈奴曼身份的变化，季羡林先生认为，在第二篇和第六篇中虽然神通广大，英武无敌，但他毕竟只是一个神猴。但到了第一篇和第七篇中，哈奴曼却被大大的神化了，成了大神，这时几乎只看到神性，猴性完全被忽略了。[15]由此可见，由于不同时期文化的发展变化，对史诗的内容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史诗最后定型的内容与原初的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
苏联学者谢·尤·涅克留朵夫在《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中写道：“种族结合的过程，部落或国家的自我意识、经济结构的变化，都直接影响正在形成的艺术机体的类型面貌。史诗的古老形式诞生了，它的基础是神话观念或者产生于更晚阶段的‘国家’内容的史诗，它奇特而曲折地反映着通常构成人民命运转折点的历史事件。”[16]大型史诗通常是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这一概念不仅指出史诗内容涵盖之丰富，也同样表明史诗的历史纵深，民族文化的分离聚合都会影响史诗的状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