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社会主义[1]
[日]不破哲三[2] 金德泉译
《资本论》是一部要弄清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法则，及其发展与衰落，再向更高阶段社会形态过渡的必然性问题的巨著。它没有把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直接的主题。但是它从全面展望的角度出发，对取代资本主义而产生的新社会将是怎样一个社会这一问题进行了必要的科学分析。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处理这种问题时，能够贯彻符合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科学观点。他没有像当时的蒲鲁东等人那样，在“社会主义”的名词下，考虑出什么理想的蓝图，指点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具体设计方案，做出束缚后代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手脚的那种蠢事。
所谓科学，就是根据客观事实来解释发展法则。因此，科学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将怎样必然得到解决以及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将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等全局性的发展方向，而不可能预先决定新社会结构的细节。这类问题，应该在它的解决被提到现实历史日程上时，要由未来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去作决定，至于如何解释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当然还要根据当时的各个民族所处的不同历史条件而各有其不同特征和内容。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890年6—7月间，德国的报纸上展开了关于未来社会产品分配问题的讨论，恩格斯在致德国党的青年理论家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它的分配方法都将不断地变化和进步，并作出如下评论：在现在，“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3]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就社会主义未来问题所坚持的科学的原则的态度。后来，列宁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
“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指社会主义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里，论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二人对这两个词汇是作为未来社会的特征的同义词来使用的）时，只限于提出他们认为是对未来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原则性问题。正因为如此，这种论述对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
人的“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大特征
在研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他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特征加以重视和强调。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最初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是这样阐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在《资本论》里，关于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的阐述，最初出现在第1卷第1章的商品论部分。在这里，是这样阐明这个社会的：“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6]在同书第1卷的积累论里，马克思又提出，取代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具有以下特征：“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自由，主要包括以下两个侧面：
其一是，一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一部分人也能够多方面地发展他们的能力和个性。可是，这是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参加实际劳动的条件下，在一部分脱离实际劳动的人，主要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人当中得以实现的。“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8]
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下得以实现的。可是，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会牺牲或妨碍别人的“自由发展”，相反地它会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其二是，组成这个社会的生产者自己就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进行生产活动的自由的生产者。在存在剥削的社会里，生产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等统治者进行生产，他们的劳动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制下进行的。但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者将是为自己也参加的合作社会进行生产，他们的劳动也不带有来自外部的强制性质。不过，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里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一定程度的经济性诱导。以后，到了共同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而且“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时，那种经济性的诱导也没有必要了。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中，对劳动性质的这种变化作了如下的描述：“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9]
那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在经济关系方面是以什么样的变革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呢？根据《资本论》阐述的展望来看，我认为以下三个问题是重要的。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剥削和阶级的废除
第一是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问题。
所谓“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那就是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合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所谓由社会管理生产资料，最初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所有制。但是，国家将随着阶级对立的消灭而逐渐走向消亡，因而，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就要自然而然地停止下来。于是，在没有国家政权的情况下，由社会管理生产资料并指挥生产过程的这种形式，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一般形式。
这个“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马克思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内容阐明为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并且认为这样组成的社会的特点是“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10]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看作是，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以来曾经失掉的“工人和劳动条件的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强调了它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11]
根据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劳动将失去它是剥削的源泉这一否定的性质，并恢复人类向自然开战的自觉行动的本来性质。对工人来说，工厂、机器等生产资料已经不是别人的东西，而是自己的，也就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的东西了。劳动也不是被别人强迫的，而是为自己也参加的合作社会自觉地进行劳动。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基础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问题上，有必要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所指出的如下几点：
（1）社会化的对象只限于生产资料，而消费资料不仅允许个人私有，而且保障人们得到日益丰富的消费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这种个人所有制包括住宅以及个人生活中所消费的各种消费资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一问题解释说：“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13]
（2）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对农民等小经营者是以实行合作化为原则，并且不容许使用强制手段。对此，恩格斯有这样的论述：“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4]
（3）在对大企业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时，也应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手段和形式，而不可能有适合于一切情况的一种答案。“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是否简单用暴力夺取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或是立刻为此付出报酬，或是分期付款逐渐地赎买这些财产。企图预先回答和针对一切可能场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情愿让别人去做。”[15]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人类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
第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每个企业内部的生产活动来说，它是很有计划性的。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它的生产活动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一直到今天的资本主义全部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没有能够消除生产活动的无政府状态。恩格斯认为，只有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才能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把共产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对比，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具有这样的特点的社会：“社会已被组成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16]并指出，在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为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有计划的分配。
“……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像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满足有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17]
在这个合作社会里，根据“社会的理性”管理和调节生产，是经济活动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作了对比，根据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部门，具体地说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18]
马克思在这里把计划经济问题作为人的自由的扩大来认识，即认为，人从盲目地受经济规律支配的被动的存在，转变为根据“集体的理性”来掌握和支配经济规律的能动的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具有人类在地球上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其他章节里，从自然界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这一大的范畴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变革问题，作了如下的阐述：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9]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问题上，把这一观点具体化了，阐明了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类将把物质生产过程置于“社会的理性”的调节之下，给一系列的人类课题带来根本解决的道路。
（1）社会成员的生活能够按照符合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内容得到保障。
（2）纠正工业和农业的不平衡状态，能为农业问题开辟根本解决的道路。《资本论》对农业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它指出了农业危机的资本主义的根源，同时对资本主义为解决农业和工业的对立而创造了“物质前提”，并依靠社会主义革命使之得以解决这一问题也作了解释。
（3）在解决公害、环境问题上，也将显示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4）从经济基础的根本点上扫除男女差别，建立基于真正男女平等原则的新的家庭关系问题，也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能使束缚于家务事的妇女回到社会的产业中就业而得到实现。
（5）从人的精神生活方面来说，在人把自然界和社会置于“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才有可能消灭人被自己制造的“思想”所支配的那种颠倒的关系。
“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20]
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劳动时间的缩短
第三，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人类向自然开战的劳动，将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变革而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1]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这虽然是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尽管已成为自觉的一种“快乐”，但是从它仍作为维持自己和社会的生活以及再生产的必要劳动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大局上看，它还是属于“自然必然性”的领域。因此，人的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这个领域的彼岸。
从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的时间，才是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生活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全部转嫁到工人身上，从而为统治阶级创造了“自由时间”。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不容许有这种转嫁，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时间”将得到保障。而且，随着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自由时间”就会越来越多。这种“自由时间”是使一切人的能力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22]
共产主义社会能够保障人的能力得以全面发展，这是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全体社会成员都动员起来，抽出一定时间为社会进行生产活动，把其余的时间都用到充分发挥人们自己的能力方面。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能力肯定会得到惊人的发展。这才是给人类带来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在《资本论》里展开的非常重要的“自由论”的含义即在于此。
从人类的“前史”进入“本史”
最后，介绍恩格斯就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类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而写的两篇文章，来作为社会主义论的结束语。
最终地脱离动物界——“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23]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4]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人类结束“前史”而进入“本史”的划时代的事件。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人类随着实现社会主义就“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也具有同样的意思。根据今天的科学成就探明，人类在地球上用双脚立行，在“物种关系”方面脱离了动物界，是距今约二百万年前的事情。而今天，人们把社会生产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时，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动物界，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真正的主人。人类从动物界里提升出来，用自己的双脚正式地走上与人类相称的前进大道，这要在世界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实现。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赋予了这样宏伟的意义。
资本主义社会同它以前的社会相比，在其发展方面是远远走在前头的。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使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的那种新的发展时期，这就是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壮丽的前景。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0期）
[1] 本文摘译自日本《前卫》杂志1982年4月号。
[2] 不破哲三，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长。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2页。
[4]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8页。
[5]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6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8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5—31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4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9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7—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