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因素

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70年，在艰难中前行，取得巨大成就，动因何在？

一 城市化

生态破坏或改善，自然的因素固然重要，但人为因素应该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人，增加到1978年的9.6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400多万人。随后，1980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在1979—2018年40年间，平均每年增加人口数量降至1000万人。每年新出生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的2600万人左右减少到进入21世纪后的1600万人左右。城市化水平，从1949年的不足11%，经过30年，仍然低于20%（见图1—1）。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人口数量增长快，但城市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几乎没有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生态恶化的时间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幅减少了人口出生数量，而且，大量农村人口离开乡村到城市进入非农行业，减少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直接破坏。尽管增加自然保护投入也是积极因素，但是，最为主要的，还是将生态破坏的原动力——人口——在空间上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就业上从作用于自然转移到制造业。而这一“双转移”的速率和效果，又为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所提速。

图1—1 中国城市化进程（1949—2015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如果说生态恢复之内在动因是人的“双转移”，那么，资源节约则是技术进步、学习效应和聚集效应。技术进步的来源，改革开放前，应该是以自力更生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则是以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为主，即以市场换技术。例如，高铁技术，20世纪60年代日本和欧洲创新开发。改革开放后，吸收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改善和提高铁路运营速度和水平；进入21世纪，在引进的基础上创新，使得高铁成为中国的亮丽名片。改革开放前，有线电话数量少、价格昂贵，只有单位和极少数家庭有安装，普通百姓多只能使用公用电话。20世纪80年代电话开始进入普通家庭，20世纪90年代出现无线通信，21世纪初中国的无线通信规模和服务技术水平等在许多方面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快速城市化引致城市人口的聚集，使得新技术的传播速率和普及成本也大为降低。所谓学习效应，也是在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在干中学，提升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例如，太阳光伏发电成本，在2005年，每千瓦时的上网电价是4元；5年后的2010年，成本下降到2元；2015年，上网电价降到0.91元；2018年，国家取消电价补贴，鼓励平价上网。

污染控制则既不同于生态修复，也有别于资源节约。原动力主要是外源的。主要表现在：第一，直接拿来主义。污染的产生和治理，发达国家有经验教训，中国作为后发者，直接拿来，成本低、效果好。第二，外资较高环境标准的拉动。尽管发达国家转移过剩产能到中国，把中国视为污染避风港，但是，这些转移的技术也多比当时中国的本土技术先进。第三，从示范到强制的强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污水处理厂、20世纪90年代的垃圾卫生填埋场，多是国际资金和技术示范，在环境管制趋严的情况下，扩散并得以实施。当然，中国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环保投入的不断增加、环境监管的不断趋严，乃至于独具中国特色的行政手段——环保督察，是外源动力得以内生化并落地生效的关键所在。

二 工业化

一方面，工业化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加剧了资源消耗，增加了排放；另一方面，工业化提升了效率，创造了财富，催生了技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工业化的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而实现发展与生态环境间动态平衡。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也就是简单外延扩大再生产，使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生态破坏呈现出线性增长。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1世纪初，主要特征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其间污染加剧，排放线性增加。20世纪90年代淘汰“十五小”[19]和21世纪初的“腾笼换鸟”，则是技术效应的功效。传统工艺的“土法”生产，在农耕文明时代，规模小且分散，自然有相应的自净能力。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规模上的量化扩大必然造成污染的等比例甚至更为严重的增加。通过采用新技术，资源利用效率更高，污染控制更有效。所谓结构效应，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域结构、能源结构、消费结构等。制造业尤其是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等原材料制造业，相对于轻型产业例如轻工部门、服务业，单位产值或单位产品的能耗高、排放高。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第二产业比重先增加而后又减少；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部门占比会不断降低，低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部门，而后又走向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发达国家多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单位产出的能耗较低、排放较少。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从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前期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阶段，再到21世纪初的中期阶段，直至2010年后部分地区开始迈入后工业化阶段。[20]

三 体制调整与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通过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制，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绿化荒山的土地所有权制约及资源调动能力，能够得到保障。华北的塞罕坝国有林场，正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生态建设的成功案例。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并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使得农村智力单向外流而得不到补偿、农业劳动的剩余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改进较为有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粮为纲”“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宏观政策环境，使得生态文明建设难以提到主要议事日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启动的改革，影响最大、效果最为深远的，是乡村集体可以办企业，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进入工业，使得苏南的乡镇企业模式、沿海“三来一补”快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以及允许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使农民可以离土又离乡，跨区域流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接轨，生产规模大幅扩张，技术跳跃升级，农业转移人口开始了市民化进程。2010年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以及不断深化经济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促使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

四 开放：从单向到双向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进入美苏冷战，中国战后恢复重建。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主要是向苏联、东欧学习引进工业制造业技术。1972年前，中国媒体有批判属性的关于发达国家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国际新闻报道，但是，直接学习引入经验的相对有限。直到改革开放，关于资源节约和污染控制，中国主要还是单向跟进，以学习借鉴为主。

20世纪70年代的开放，中国被动参与特征突出，但学习借鉴比较有效。1972年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引入环境治理理念和方法，国内自上而下启动环境保护制度的构建和环境保护法制体系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表现为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跟进。198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开始《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调研和撰写，使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认知与生态平衡的实际需求相交融。20世纪90年代，中国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演进为从主动跟进到有所贡献。1992年中国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随后第一个启动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21世纪初，中国的参与趋于积极主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对中国环境与生态相关要求倒逼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新千年目标成为政治共识。2010年后，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不仅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也表现出责任担当，积极贡献。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也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召开，中国积极参与新千年目标的制定进程。2015年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关于后京都时代即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定谈判和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都有中国积极的、不可或缺的贡献，乃至对于进程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