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言

作为中国地方政府用来缓解财政收入不足和筹集建设发展资金的独特且重要的手段，土地财政备受学界的关注。对于中国土地财政存在的原因，学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成为土地财政出现的直接诱因。“财权上移”和“事权留置”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促使各地方政府通过扩大预算外收入来缓解财政压力，土地财政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周飞舟，2006；吴群和李永乐，2010；辛波和于淑俐，2010；罗必良，2010）。另一方面，中国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晋升（周黎安，2007），为土地财政的存在提供了内在激励。李郇等（2013）、刘佳等（2012）均表明，至少从数据上，不能说明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土地财政大幅度增长，土地财政背后应存在更为根本的激励制度；蒋震和邢军（2011）认为，在当前分税制条件下，中国地方政府以经济内容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及其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使得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刘佳等（2012）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采用中国2003—2008年257个地级市政府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是引发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且这一发现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李勇刚等（2013）利用中国1999—2010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验证了晋升激励与土地财政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

正是基于土地财政与晋升激励的上述关系，现有文献对土地财政经济效应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杜雪君等（2009）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其影响机理是土地财政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并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辛波和于淑俐（2010）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财政是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地方经济增长对于土地财政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李勇刚等（2013）研究表明，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增速的重要原因。

然而，基于以下原因，土地财政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样应得到重视。第一，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会对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周业安和章泉（2008）利用1986—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通过对一个三阶段序贯博弈模型的分析表明，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行为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巨大冲击；李猛和沈坤荣（2010）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了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第二，土地财政直接将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联系起来。况伟大（2012）构建了一个包含购房者、开发商和政府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并假设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从而将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与地价和房价联系起来；况伟大和李涛（2012）还进一步考察了土地出让方式对地价和房价的影响；张双长和李稻葵（2010）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与当地房地产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之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高，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越快；吕炜和刘晨晖（2012）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测算与实证研究表明，在房地产市场上，中国绝大多数省份从2003年起开始出现明显的投机泡沫，且各地的泡沫均从2005年开始出现剧增的情形，而土地财政已成为中国房地产投机泡沫积累起来的重要原因。第三，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杠杆借债融资的模式，促使我们关注其产生的经济波动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地方融资平台的迅猛发展，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逐渐引发关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的实施[1]，更将使地方政府债务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的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偿债使得土地财政的风险与地方债务的风险交织在一起（何杨和满燕云，2012；梅建明，2011）。

本章在 Iacoviello（2005）、Iacoviello和Neri（2010），以及 Liu等（2013）的模型基础上，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纳入到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刻画和分析其在经济波动的传导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章运用中国宏观数据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并对模型受到来自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后的反应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存在，一方面会显著地放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另一方面会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传导到实体经济，放大消费、投资和产出波动。同时，模型产生的脉冲反应与来自VAR的实证证据实现了较好的匹配。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探讨了模型的福利含义。福利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带来了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且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强，福利损失越大。而政府通过土地供给政策的运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过程。

本章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通过一个VAR模型给出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主要变量间关系的实证证据；第三节构建一个包含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DSGE模型；第四节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第五节对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数值分析；最后一节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