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演化路径与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Kydland和Prescott（1982）为开端和代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一度成为经济周期研究领域的主流方法[1]。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遵循新古典的传统，认为经济波动的绝大部分可以被实体经济的冲击所解释，从而经济周期是“实际”的（与“名义”相对），是对实体经济环境变化的有效反应。可以看到，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对立的，货币是“中性”的。

然而，该理论在对现实经济波动的解释上越来越暴露出缺陷。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相继爆发让人们认识到，“金融因素正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周期波动、引发各国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周炎和陈昆亭，2014），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金融因素的忽视已显得与现实严重不符。另一方面，为了模拟现实经济的短期剧烈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要求模型中的生产率冲击等实际冲击足够大，而这种大冲击缺乏微观证据的支持。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很好地弥补了这些不足。首先，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摒弃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系统具有完备性的理想假设，通过引入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摩擦等因素，使理论模型更加符合现实。其次，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揭示了金融摩擦对冲击的传导和放大作用，这意味着小冲击也能产生大波动，从而有效解决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难以解释的大冲击问题。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对金融因素的关注，符合我们对现实经济的观察，为我们理解和分析现实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宏观经济学家对金融因素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其将金融因素作为导致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解释大萧条的产生。根据他的观点，信贷市场条件的恶化，如债务负担的增加和资产价格的下降，并不仅仅是经济衰退的被动结果，相反地，是导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然而，相关的理论研究长时间停留在局部均衡分析的层面上，直到Bernanke和Gertler（1989）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刻画。在此基础上，一批包含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涌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两篇文献分别为 Kiyotaki和Moore（1997）对抵押约束机制的研究，以及Bernanke等（1999）对外部融资溢价机制的研究。这两种金融摩擦被统称为金融加速器机制（financial accelerator），共同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基础。

从方法论的角度，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继承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技术，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工具。DSGE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具备良好的微观基础，从而可以有效避免Lucas批判[2]，且其结构性特征为数值模拟和政策分析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此外，在RBC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垄断竞争的厂商进而引入价格粘性，可以研究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该类模型也被称为新凯恩斯（New Keynesian,NK）模型（Clarida等，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