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投资
中国省区市双边贸易研究及其对泰中贸易发展的政策含义：引力模型方法
Parinda Nirothsamabut[1]
摘要：通过引力模型研究2002～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与22个经济体以及中国各省区市与泰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通过固定效应、组间效应和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影响因素对中国省区市出口和进口的影响，估计结果基本上与预计相同。研究发现，经济规模、特惠贸易协定（ACFTA和其他PTA）、GMS经济合作、中国地方对外开放政策、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影响因素一般给中国地方对外贸易带来积极效应。相反，地理距离和进口关税与中国地方对外贸易量的关系为负比。本文提出基于模型回归结果的政策性建议：泰国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扩大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及中国西南地区的经贸合作，提高物流管理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市场准入，消除非关税壁垒，减少文化和语言差异的影响，加强区域开放性政策支持。
关键词：泰中贸易 引力模型 政策含义
中国市场在泰国对外贸易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泰国商业部的外贸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泰国最大出口目的地。2010年1月1日，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CFTA）的成立对泰中双边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泰中贸易关系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很大的潜力，但是双方仍然存在一定的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此外，泰中贸易还集中在中国南部和沿海地区的几个主要省市，例如广东、上海、江苏等，而且泰国与这三个省市的贸易额约占泰中贸易总额的3/4，这显示泰中贸易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本文研究目的是检验影响泰国与中国地区（省区市）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提出利于泰中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笔者根据Anderson（1979）、Helpman和Krugman（1985）、Deardroff（1998）、Eaton和Kortum（2002）、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等所提出的引力方程的相关理论基础指出，除了双边的进出口供求能力外（以双边的经济规模为代表），贸易成本是影响两国之间贸易流量的主要原因。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以外，最终消费者（用户）为了获得产品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运输费用（货运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成本、信息成本、履行合同成本、使用不同货币的相关成本或汇率成本、法律和规制成本及当地分销（批发和零售）成本（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本文将通过引力模型实证研究影响中国地方贸易流量和贸易成本的相关因素，如中国的地区经济规模、地理距离、语言、贸易政策、地方开放政策等。研究结果将为泰国调整扩展中国市场的战略提供参考资料，促进泰国和中国各省区市的贸易合作与发展。
一 引力模型及数据
1.引力方程的计量模型
早期的引力模型出现在Tinbergen、Linnemann、Aitken和Sapir的文献中，其计量模型设定类似于MaCallum（1995）：
lnXij=β0+β1lnYi+β2lnYj-β3lnDij+β4lnEIAij+εij （1）
其中，Xij为从国家或区域i到区域j的双边贸易流量；Yi（Yj）代表区域i（j）的国内生产总值；Dij为区域i和区域j的距离；EIAij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标变量（虚拟变量），指标等于1（0），若两个区域同时参与（不参与）EIA。在MaCallum（1995）中，EIAij为国家边界指标。β0、β1、β2、β3和β4是回归系数，εij为标准随机误差。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主要通过β4的估计值来衡量EIA对i和j双边贸易流量的平均（处理）效应。传统引力模型（1）通常不引入价格变量，原因在于价格被视为内生变量，因此它不显示在简化型横断面双边贸易模型中（Anderson，1979）。
传统引力模型的缺点主要在于缺乏理论支持，而且不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但后来许多学者为引力模型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Baier和Bergstrand（2010）指出，近25年来，引力模型受到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认可，原因有三个：一是在1980年前后，引力模型的经济理论基础被正式提出；二是引力模型实证研究结果的解释能力强（高R2）；三是利用引力模型对FTA协定进行研究，其实证结果具有政策意义。在模型和数据上，引力模型可能出现模型制定偏误、非线性的估计难题或估计值的无偏性和一致性等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许多学者在模型制定和估计方法方面不断提出新的方法，如Anderson和van Winncoop（2003）的多边阻力和非线性结构模型、Redding和Venables等的固定效应（Fixed Effect）估计方法（用固定效应取代前者的多边阻力项）等。
本文根据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基于一般均衡导出的引力方程以及Rose和van Wincoop（2001）等使用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来研究中国各省区市与22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流量。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方法来取代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中不可观察的多边阻力（价格）指数变量，然后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估计模型。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将运输成本和引力方程定义为：
其中，方程（2）的Tij表示对国家i和国家j双边贸易的所有限制因素，dij为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距离，τij为国家i向国家j出口的其他边界效应，εij为随机误差。引力方程（3）显示了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其GDP和隐式价格指数的函数。其中Yi+Yj+Yw=∑Yi，为国家收入或GDP。Anderson和van Wincoop称Pi为不可观察的多边阻力指数（Index of Multilateral Resistance）。Anderson和van Wincoop将方程（3）转化为自然对数形式，然后将运输成本方程（2）带入，最后得出引力方程的计量模型：
ln（Xij）=k+lnYi+lnYj+ρ（1-σ）lndij+（1-σ）τij-（1-σ）lnPi-（1-σ）lnPj （4）
其中k为常数。
基于方程（3）和方程（4），本文将τij定义为（详细定义见表 1）：
τij=f（CB，PTA，ACFTA，GMS，EPZ，FTZ，Tariff，Lang） （5）
引力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模型（6）左边的Xijt为贸易额（出口或进口），它放宽了贸易中的单一收入弹性（Unitary Income Elasticity）的约束条件；右边的系数βi1和βj2为方程（3）中的多边阻力（价格）指数的估计值。εijt为随机误差。
2.数据说明
表1 模型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续表
续表
本文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与22个经济体（包括泰国）的双边贸易面板数据为因变量，分别为中国地方出口和进口。数据年度为2002～2010年。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印度、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和中国地方海关。表1列出了本文在引力模型中所使用的变量、变量定义、预期关系和数据来源。其中，中国地方生产总值（人民币单位）是按历年人民币汇率的平均值转换成美元单位。
二 引力模型的影响因素与假设
1.经济规模
假设1：两国的经济规模与双边贸易的关系为正比。
经济规模大小反映了国家的需求能力和进口需求潜在力，同时也反映了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出口供给潜在力。国家经济规模越大，其对外贸易流量越大。Helpman（1985）指出，国家规模越相似，其贸易流量与区内GDP之比将越高。一般研究发现，两国的经济规模与其双边贸易流量的关系为正比，且多数研究结果对GDP弹性的估计值是接近或小于1的，而不少研究将GDP弹性限制为1，如将因变量设为X/（YiYj）。本文采用出口方和进口方的GDP来代表国家（地区）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的潜在力。
2.地理距离
假设2：地理距离的增加，将提高与地理距离相关的贸易成本，而将降低国家之间的贸易额。
运输成本是贸易成本的主要成分之一，在贸易理论研究中，冰山运输成本第一次出现是在Samuelson的研究中的，后来被许多学者运用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引力模型用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来反映国家间的运输成本及其他与地理距离相关的贸易成本，而高贸易成本将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量。一般研究结果发现地理距离弹性的估计值在-0.6左右，而且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Hummels & Levinsohn，1993）。本文采用国际地理距离和中国国内地理距离来代表中国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境外和境内运输成本（见表1）。国际距离是指从中国贸易伙伴的首都到上海的直线距离。国内距离是指从省会所在地城市到中国主要港口（广州、上海、宁波、天津、青岛、大连）的最短直线距离。
3.进口关税
假设3：关税壁垒的降低将减少贸易成本，提高两国间的贸易额。
进口关税是贸易成本中的一部分，也是国家贸易开放政策的工具之一，高进口关税率将阻碍两国贸易的发展，关税壁垒的降低将减少贸易成本、促进双边贸易。一般引力模型研究发现，进口税率弹性的估计符号为负。例如Melchior、Zheng和Johnsen（2009）用引力模型估计进口关税对挪威2007年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进口税率提高1%，将降低挪威出口大约4%。本文采用最惠国设用进口税率的算术平均值（MFN Applied Tariffs，Simple Average，MFN Tariffs）①和有效设用进口税率的加权平均值（Effectively Applied Tariffs，Weighted Average，AHS Tariffs）来代表国家贸易壁垒和对外开放政策的解释变量。MFN税率和AHS税率来自世界银行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中的TRAINS关税分析系统。一般来说，AHS关税将低于MFN关税，因为它包含了国家之间特惠贸易协定中的税率，为了能估计出特惠贸易协定的效应，本文将首先考虑使用MFN税率。
4.区域经济一体化
假设4：特惠贸易协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降低双边贸易壁垒和贸易成本，提高贸易便利化和市场准入的机会，从而提高双边贸易流量。
随着多边贸易谈判的缓慢进展，特惠贸易协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国家战略性开放的潮流。一般情况下，特惠贸易协定等区域经济合作将提高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因此其关系预计符号为正，说明贸易协定给成员国带来贸易创新效应（Trade Creation）。如Rose和Wincoop（2001）测算，欧元区的系数估计值为1.38和0.86。Tang和Wang的估计结果指出ACFTA给双边贸易带来积极影响。但对某个贸易协定成员国来说，其关系的符号也有可能是负的，说明其贸易协定给该成员国带来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Poncet（2006）用引力模型观察1988～1999年GMS对云南省对外贸易的影响发现，GMS给云南省对外贸易带来积极效应，但该效应很快就回到正常状态。
本文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变量包括中国与22个经济体在样本期间所建立的特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PTA）主要包括：（1）东盟—中国自贸协议（ACFTA）、2003～2004年ACFTA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EHP）和2010年ACFTA框架下正常产品关税降为0（ACFTA 2010）；（2）其他特惠贸易协定或PTA包括：中国内地与香港的CEPA、中国大陆与台湾的ECFA和中国—新加坡自贸区；（3）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EC）。
5.中国地方对外开放政策
假设5：中国地方经济开放政策给地方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积极效应。
本文将中国地方设有国家级保税区（EPZ）和国家级出口加工区EPZ的指标变量作为中国地区对外开放政策的代表变量。设有国家级保税区和国家级出口加工区的省区市反映了国家政策对该地区对外贸易开放的大力支持。当然，中国地区政府对地区开放的支持近年来也越来越大，但本文将注重国家对地区开放的支持政策。所谓的FTZ和EPZ都是2002年或之前国务院所批准的国家级保税区和国家级出口加工区。FTZ和EPZ所规定的优惠政策有助于降低生产和贸易成本，促进地区对外贸易，以及提高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因此本文预计FTZ和EPZ的符号为正。
6.边界与文化障碍
假设6：两国（地区）拥有共同边界和文化将给双边贸易带来积极效应。
两国（地区）拥有共同边界将有利于促进边境贸易合作、降低运输及其他与地理距离相关的贸易成本，给双边贸易带来积极效应，除非双边存在比较严重的边境冲突。另外，毗邻国家或地区一般会有相似的文化或共同的语言，共同语言和文化有利于减少双边在贸易谈判与合作中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使双边感到更加亲切，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本文采用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来代表边界和文化因素变量，两者经常出现在引力模型研究领域。一般研究结果预计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与两国贸易的关系为正比或预计符号为正。如Rose和van Wincoop 的研究中对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的估计值分别为0.63和0.56（不考虑国家固定效应），当考虑固定效应时估计值分别为0.3和0.48。Eaton和Kortum（2002）研究中对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也给出类似的估计值，分别为0.31和0.51。
三 引力模型估计方法
基于上述的引力计量模型，本文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与22个经济体（包括泰国）的出口和进口贸易为样本，时间跨度为2002～2010年。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主要优点是有助于控制缺失或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因此有助于控制引力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多边阻力项。由于中国的22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各省区市出口缺乏统计数据，因此本文用中国各地的进口数据取而代之。
本文采用的统计应用软件为Stata S/E 11.2，估计的模型分别为组内或固定效应模型（Within or Fixed Effect Model，FE）、组间效应模型（Between Effect Model，BE）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RE），其中随机效应方法是取固定效应和组间效应的加权平均值。组内或固定估计量（Fixed Estimator）可用来解释自变量的组内（个体内）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而组间估计量（Between Estimator）是用来说明自变量的组间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组间效应模型的主要差别是固定效应模型假设自变量与非观测效应存在相关性，而随机、组间效应模型假设自变量与非观测效应是不相关的。
一般在选择采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时，Hausman设定检验统计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固定和随机效应估计值的差异不显著），并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此时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值是一致的，但随机效应的估计值可能是不一致的。如果Hausman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则固定和随机效应的估计值都是一致的，但后者更具效率。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检测模型时，检验结果都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在估计固定效应模型时，由于采用数据的个体n太大，不适合利用虚拟回归模型（横截面虚拟变量太多），所以选择组内中心化（Entity-demeaned）回归方法来控制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Time Constant Fixed Effect）。固定效应模型因此仅估计出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Time-variant）的变量参数，对于个体时期恒定变量（Time-invariant variable），如地理距离、共同边界、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所在地指标等，它们的影响被吸收在常数项中。数据的统计量显示，绝大多数的自变量它们的组间标准差远远大于组内标准差，因此本文同时估计组间和随机效应模型，以作为参考和比较。在估计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时采用稳健标准差来控制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或组内的序列相关（Within-panel Serial Correlation）。
四 引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表2、表3列出了2002～2010年中国31个省区市与22个贸易伙伴（包括泰国）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回归结果。表中显示参数估计值的符号一般均预测，并多数通过1%或5%显著性水平。表中的模型1～3模型采用中国省区市与其贸易伙伴的双向贸易（双向模型）数据为被解释变量，模型4～模型6采用中国省区市的出口数据为被解释变量，模型7～模型9采用中国进口数据为被解释变量。计量模型分别为固定（组内）、组间和随机效应（FE、BE和RE）模型。根据上述设定的6个模型，可以对模型估计结果做出以下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解释。
1.出口方和进口方GDP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表2和表3的GDP弹性估计值显示，出口方GDP和进口方GDP弹性的估计值支持了假设1出口供给（出口方GDP）和进口需求（进口方GDP）与双边贸易的关系为正比，系数估计值都通过1%显著性水平（p＜ 0.01），但不支持理论上进口方和出口方GDP单一弹性的假设。
在双向模型1～模型3中，FE模型和RE模型的估计值明显小于1，但是BE模型的估计值则大于1。进口方GDP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稍微大于出口方GDP对双边贸易的影响。FE模型的估计值显示出口方GDP（进口方GDP）每增加1%将提高双边贸易0.65%（0.59%）。在出口模型4～模型6中，FE模型的估计值显示出口方的GDP弹性小于进口方的GDP弹性（分别为0.476和1.014）。另外，在进口模型中，FE的模型估计值显示出口方的GDP弹性大于进口方的GDP弹性（分别为0.648和0.489），相似于双向模型。
可见，当我们将中国各地区的出口和进口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时，出口和进口模型的GDP估计值存在明显差距。这意味着中国贸易伙伴的GDP对中国地区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大于中国地区GDP对其的影响。
2.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表2和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国际和国内地理距离弹性的估计值都小于0，支持了模型假设2。这说明地理距离依然阻碍两国间的贸易，也符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
由于地理距离是时期恒量的，所以当FE模型（模型1）把数据中心化时会取值为0，不能估计出其系数。在BE模型和RE模型（模型2和模型3）中，国际和中国国内的地理距离（lnid和lnid）系数的估计值都通过1%显著性水平（p＜ 0.01）。结果显示地理距离与双边贸易的关系为负比。在BE模型中，国际距离比国内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更大（分别为-0.594和-0.238），意思是国际地理距离（国内地理距离）每增加1%将减少双边贸易0.59%（0.24%）。RE模型的国际和国内距离估计值几乎相等（分别为-0.271和-0.272），意思是国际或国内地理距离每增加1%将减少双边贸易0.27%。
当我们将因变量分别设为中国地区出口和进口时，BE估计量给出相似于双向贸易模型的估计值，但RE估计量的估计结果有明显的变化。在出口模型中，RE模型的估计值显示国际距离的影响大于国内距离的影响（分别为-0.639和-0.244），但在进口模型中，RE模型的估计值显示国际距离的影响稍小于国内距离的影响（分别为-0.295和-0.318）。这反映了国际距离影响中国地区的出口大于进口，而国内距离影响中国地区进口大于出口。也可以说，中国出口地区分布比较分散，而进口地区分布比较集中在国内距离较小的省区市。
3.进口关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表2和表3显示了MFN和有效税率系数（税率弹性）估计值的符号为负，支持了假设3。
双向模型（模型1～模型3）显示，FE、BE和RE模型的MFN税率系数（税率弹性）的估计值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估计值分别为-3.2、-4.18和-2.422。在出口模型（模型4～模型6）中，FE模型的MFN税率弹性的估计值为-2.354，低于双向贸易的估计值，但BE模型的估计值不显著。在进口模型（模型7～模型9）中，FE模型的有效税率的估计值为-2.102，BE模型的MFN税率的估计值为-27.741，但RE模型的估计值不显著。由于有效税率包括特惠税率（Preferential tariffs），MFN税率一般高于有效税率，因此MFN税率弹性会高于有效税率。
4.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表2和表3中的ACFTA、其他PTA和GMS-EC的估计值基本上符号为正，除非估计值不显著，这支持了假设4。
ACFTA：表2（模型1～模型3）的FE和BE估计量显示，ACFTA的系数估计值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151和1.198，但RE模型的估计值不显著。FE模型的ACFTA估计值为0.151，意味着ACFTA的建立将使中国地区与东盟成员国的双向贸易额提高16.3%。①但在BE模型中，ACFTA估计值为1.198，可以解释为ACFTA使中国地区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额高于中国地区与非东盟成员国的贸易额的2.3倍。
此外，在表2出口和进口模型的FE估计量中（模型4和模型7），ACFTA对中国地区出口的估计值不显著，但对中国地区进口的系数估计值为0.203，这意味着ACFTA使中国从东盟成员国进口增加22.5%，这反映了东盟成员国在ACFTA中获利高于中方。在进口模型的RE估计量中（模型9），ACFTA的估计值不显著，但2003～2004年早期收获计划（EHP）和2010年ACFTA正常产品税率为0（ACFTA 2010）的指标变量的估计值通过了1%和5%显著性水平，估计值分别为0.167（=18.2%）和0.269（=30.9%）。
其他PTA：对于其他特惠贸易协定或PTA的估计值（模型1～模型3），FE模型的估计值不显著，但BE模型给出的估计值为0.804，并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
计算方法：exp（b）-1，b=系数估计值。
GMS-EC：表2模型1～3显示，GMS-EC的系数估计值仅在BE和RE模型显著（1%和10%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215和0.191。RE的估计值可解释为GMS-EC使中国地区（云南和广西）与GMS-EC成员国（样本中包括泰国、缅甸、老挝和越南）的贸易量增加了21.2%，而BE的估计值可解释为GMS-EC使成员之间的贸易量高于非成员的2.37倍。另外，RE模型指出，GMS对中国地区出口（模型6）和进口（模型9）的影响很相似（0.300和0.298），远远低于BE模型的估计值。
表2 中国31个省区市与22个经济体的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续表
表3 中国省份与泰国的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5.中国地区对外开放政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FTZ和EPZ的系数估计值都大于0（除非不显著），支持了假设5。
表2的双向模型中的BE和RE估计结果显示，FTZ和EPZ的估计值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RE模型的估计值高于BE模型，在两个模型中FTZ系数的估计值都高于EPZ。其中RE（BE）的FTZ和EPZ的估计值分别为1.346（1.171）和1.182（0.401），意思是设有FTZ和EPZ的中国地区，其双向贸易将高于其他省份2.8倍（2.2倍）和2.3倍（0.5倍）。
在表2的出口模型（模型4～模型6）和进口模型（模型7～模型9）中的BE和RE估计量显示，进口模型的FTZ和EPZ估计值多数高于出口模型的估计值。RE模型指出，设有FTZ的中国地区其出口（进口）将高于其他地区2.5倍（4倍），以及设有EPZ的中国地区其出口（进口）将高于其他地区2.0倍（4.8倍）。由于保税区的建立比较早，且分布集中在13个沿海和港口城市，区内贸易自由，因此设有国家级保税区的省份均为早开放地区或开放程度比较大，所以它们对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
6.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表2的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的估计值基本上符号为正，除非估计值不显著，这支持了假设6。
共同边界（CB）：表2的双向贸易模型（模型1～模型3）显示，BE模型和RE模型的估计值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而且两者的估计值很接近，分别为2.520和2.492。这意味着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和地区其贸易量高于其他地区11.4和11.1倍。另外，共同边界对中国地区进口的影响大于出口，比如模型6和模型9的估计值分别为2.115（出口）和3.105（进口），等于7.3倍和21.3倍。这说明广东省与香港、云南省与缅甸和越南、广西与越南、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等之间的贸易量将大大高于其他中国地区与该贸易伙伴的贸易量。
共同语言（Lang）：国家和地区拥有共同语言将减少双边进行贸易的成本和语言障碍（中国与新加坡、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从而提高双边贸易量。BE模型和RE模型给出其系数的估计值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315和0.684（模型2～模型3），意思是拥有共同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其贸易量将分别提高38.8%和100.4%。另外，共同语言对中国地区进口的影响大于出口（模型4～模型9）。
五 对泰中地区贸易发展的政策含义与建议
引力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对泰中地区经贸关系与发展具有如下几个政策含义。
（1）由于中国地区GDP的提高对双边贸易带来积极效应，因此泰国可以考虑选择向中国地方经济规模较大以及地方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地方市场扩大出口，进一步提高泰国出口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2）由于地理距离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为负比，且影响非常显著，因此提高出口产品的物流管理效率和降低运输成本将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中国国内交通运输系统一直在扩大和升级，有利于中国国内和进口产品走向中国内地。因此，虽然地理距离是固定的，但是经济距离可以通过提高运输系统和物流管理效率等来降低泰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成本。
（3）基于引力模型结果，MFN税率对中国地区与泰国双边贸易的估计值为-0.044（-4.4%），高于中国与22个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泰国和中国的税率比发达国家高1～2倍，但非关税壁垒相对较低（参考Melchior，Zheng and Johnsen，2009）。近年来泰中之间的MFN税率保持在10%左右（算术平均），ACFTA使有效税率明显低于MFN税率，目前中方的有效税率（加权平均）在2.5%左右（2010年），而泰方的有效税率2009年在6%左右（2010年因ACFTA建成估计有效税率将明显降低）。通过AFCTA泰国可以有条件地享受特惠税率，但是该税率的下调空间越来越小，而且受到生产国原则的限制。非关税贸易壁垒将成为日后两国面临的主要贸易障碍，因此泰国应对中国当前存在的非贸易壁垒加强关注，并加强与中国相互降低非关税壁垒。
（4）ACFTA给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带来的积极作用比较显著。对泰国而言，ACFTA同样对泰中双边贸易带来积极效应，中国地区向泰国出口的影响表现在有效税率对中国地区出口的弹性为-13.1%和2010年ACFTA完全建成（正常产品税率降低为0）的显著性。中国地区从泰国进口的影响则表现在早期收获计划或者2010年ACFTA完全建成，这显示了泰国农产品出口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但在ACFTA建立的整个过程中（2003～2010年），中国地区从泰国进口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对泰国来说ACFTA的贸易创新不是非常显著。因此，为了充分利用ACFTA的有利条件，泰国企业需要增加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以及明白ACFTA所带来的好处，促进出口产品采取国内原材料，满足协议中所规定的生产地原则（Rule of Origin）。
（5）尽管GMS-EC对中国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是非常显著，但对中国地区从泰国进口的影响是显著的。除了中国云南和广西两省（区）外，泰国作为其他GMS-EC成员当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应同中国积极推进次区域内的发展与合作。例如，次区域内的国际通道（公路、铁路和航道等）的建设将有助于促进泰中及区域内的贸易、投资、旅游业等的发展。尽管目前南北经济走廊的昆曼公路和东西经济走廊等已开通，但整个项目还没完全竣工，并且还存在跨境运输的一些便利化问题。因此，泰国可以通过GMS-EC等合作形式加强国际运输合作，提高泰中之间的国际运输便利化，降低泰中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和成本，这也有利于促进泰国与中国西南部的经贸合作与发展。
（6）在模型中，国家级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中国地区外贸活动有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经济开放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对地方经贸发展非常重要。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也积极地对本地经济加速对外开放，如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因此，泰国应关注中国的地方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开放政策，与中国政府着重开发开放的地区，加强经贸合作。
（7）在实证研究结果中，共同语言对双边贸易具有积极的影响，共同语言反映了两国（地区）之间的相似文化及特殊的关系。即使泰中不算是有共同语言的国家，但是泰国北部与中国西南和南部地区在历史上有紧密的关系，且泰国的华侨华人在泰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14%。尽管如此，泰中企业之间仍然存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障碍。泰国政府应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加强培养具备外语能力的人员，以更深入地理解对方的文化社会，减少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障碍。
总而言之，为促进泰国与中国地方经贸发展，泰国应该加强与经济规模较大和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的合作；提高物流管理的效率，降低经济距离和贸易成本；充分利用ACFTA所带来的好处；加强GMS合作，促进与中国西南地区经贸合作；加强与受到中国地方发展战略和地方开放政策支持的地区的合作；加强与中国相互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双边的市场准入门槛；加强推行减少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政策措施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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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rinda Nirothsamabut，1971年生，女，泰国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中泰经贸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