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中西方的交流史来看中国墓碑形制的起源

赵超先生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谈到墓碑“在东汉时期突然勃起，而且形制十分完善，这是一个至今尚待解释的现象”[1]。虽然对墓碑的起源始终没有定论，但赵先生的推测之一是中国墓碑形制与西亚、北非等西方文化的传入有关。

古代的西亚和北非文化，前后大约经历了4000多年，主要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文明。石头上的艺术在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巴比伦等文明古国已非常成熟，树立碑石也是很常见的现象。“公元前1500年以后的新王国（古埃及第18至20王朝），制作了大量的墓碑、方尖碑等，大者重千吨。”[2]如图2-1-1为古埃及时期的方首和圆首墓碑。在公元前18世纪至前15世纪的古巴比伦文明遗址中，出土有带浮雕的石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古巴比伦王国全盛时期的《汉谟拉比大法典》[3]（Code of Hammurabi，前1792～前1750）（图2-1-2），石质为黑色的玄武石，高225厘米，圆首，整体近圆锥形，顶部为人物浮雕，下部为文字。除此之外，赵超先生还提供了几个例子，其中如：“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文化中遗存的石雕有沙尔马尼瑟尔三世黑色方尖碑等。”“公元前5世纪左右，波斯大流士一世期间镌刻的贝希斯顿铭文，在石崖上修整出多幅长方形的碑面，刻写了1200行之多的长篇铭文。”[4]

图2-1-1 古埃及石碑

图2-1-2 古巴比伦《汉谟拉比大法典》

在迈锡尼（Mycenae）和希腊都有石碑，阿提卡半岛（Affica）石碑最多，而且多半是墓碑。[5]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盛期，一种对死者寄托哀思的墓碑雕刻时兴起来。当时的墓碑雕刻多为希波战争中牺牲的将士而造，以表彰他们为城邦的荣誉而献身的无畏精神。如公元前5世纪初的一件长方形立式墓碑“阿里斯提昂”（Tombstone of Aristion），碑上以侧面刻一全副戎装的军人，手执长矛，似正在执行守卫的任务，人们的表情肃穆，显示其忠于职守。前5世纪晚期的雕刻墓碑，则不限于表现英雄人物，而且包括一般的公民、妇女甚至孩子[6]。这种墓碑在雅典周围的阿提卡等地区出土不少，其形制大致为立式长方形，高约120～150厘米，上面有一个类似神殿山墙的扁三角形顶，它的下面一条横带上刻着死者的名字或铭语，再往下左右两边各有一根凸起的柱形边框，中间刻着包括墓主在内的通常为2至3人的浮雕。浮雕内容大多表现日常生活的情景，如著名的《赫格索墓碑》（Tombstone of Hegeso）（图2-1-3）。这种以人物雕刻为主，铭文为辅的古希腊墓碑形式，在西方一直存在，而中国古代墓碑尚未出现这种类型，相反是以铭文为主，纹饰为辅。

图2-1-3 古希腊《赫格索墓碑》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征服了波斯帝国、中亚和印度。习惯上把随后的古代西亚、北非的历史作为希腊化国家的一部分。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向东扩张，先后灭亡了塞琉西王朝和埃及托勒密王朝。此后，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埃及著名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铭文撰于托勒密五世时代（前205～前180），用象形文字及象形文字的草写体和希腊文字雕刻而成。[7]

以上这些重要的石碑，在年代上皆早于我国。赵超先生认为：“在汉以前的出土器物中，很少就见到外形与汉碑相似的物件。汉碑的圭首、圆首及上部以图案装饰、表面精工磨制等形制特点，都可以在远早于汉代的北非、西亚乃至中亚古文化碑刻及遗物中找到先源。由此可见，东汉碑石的外形，很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同时，在汉朝盛行的神道柱，如北京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神道柱，外表饰直棱纹，明显地表现出古代罗马建筑中石柱造型的风格。它们同样说明西方文化中的石刻艺术对汉朝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8]对这种“强烈的影响”，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直棱纹是模仿竹制品的观点，墓碑的圭首有受玉器的影响，墓碑的碑文是完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这种争论还在继续。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历史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墓碑作为一种世界性的丧葬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墓碑的起源认识，通过查看中西方早期的交流史也许能获得一些蛛丝马迹的发现。

中国官方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前139）汉武帝派遣官员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和联络数十年前被匈奴击败而西去的大月氏。这次出使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却带回了象征希腊文化的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汉朝此后的几次西征讨伐终于打开了通往西方的商业贸易道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当时的罗马帝国与中国汉代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和文化的往来。他们之间的商业活动往往靠印度和波斯商人的传递方能完成。波斯商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阻止了东西方的这一直接交往。[9]公元1世纪末，东汉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10]，企图与罗马直接接触。甘英到达波斯湾时，打算渡海去大秦，但被波斯商人哄骗阻拦，未能继续西进[11]，从而使中国失去了一次直接了解罗马帝国的机会。这样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由于没有大规模直接的商业和文化的交流，罗马帝国和遥遥相对的汉帝国一直未能建立起一种直接的正式的联系，同样也不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详细、准确可靠的知识，两国基本保持了各自独立的文化发展。[12]

与商业往来一样，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介主要是靠印度和波斯。在古印度，原始宗教的消退，佛教占据思想统治地位，全民流行火葬习俗。在印度教徒眼里，人的生命来自“天、地、水、火、土”五种元素，对死者火葬，骨灰撒入水，变为泥土，交给大地、上天，这样就又把这五种元素交还给了生命[13]。葬塔虽然是储存高僧的舍利之地，但笔者还需进一步去收集真正意义上的印度墓碑。至于波斯国的丧葬，《魏书》卷一百二十《西域传》“波斯国”条载：“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著服。”[14]《周书》《北史》所记基本相同。“三史”修于北齐至唐初，时间较为接近，相当于波斯萨珊王朝（Sasanian，224～651）后期。由于习俗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延续性，天葬显然是波斯国的主要葬式。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在造型艺术上也可能接受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比如很早就流行于波斯和印度的石狮和异兽的题材。[15]但我们很难推测中国墓碑的形制是否也是那时从西域传入。

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地理生态环境上与罗马帝国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东西方两个统一的大帝国分别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民族精神、礼仪和风俗习惯》一书将罗马帝国时期的凯旋门、祭坛、纪功柱、方尖碑与中国汉代石阙、墓表、石碑、牌坊相比较，认为罗马的纪功柱属于纪实性叙事风格。汉代门阙、墓室内石柱、汉代墓碑碑额等属于装饰性浮雕。罗马方尖碑和中国墓碑石刻共同点属于平面雕刻线刻（阴、阳）[16]。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虽然未涉及墓碑的起源问题，但我们至少看到文化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17]。美国当代文化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指出，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中[18]。从而深化了我们对墓碑的起源的认识与理解，即使中国墓碑形制有西域的外来影响，那也只是一种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