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单极和多极之间的平衡

案例一 分歧加剧的德（欧）美关系

冷战时期有人将德国比作美国的“奴婢”，心里不满意自己的地位，但表面上还得装出驯服的样子。这一形象的比喻揭示了冷战时期德美关系的实质。冷战结束后，德美共同的敌人苏联已不复存在。德国在坚持与美国结盟的同时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意识。虽然施罗德在就任德国总理前多次表示德美伙伴关系不可或缺，但是几乎从红绿联合政府一开始执政，德美之间就龃龉不断。

2000年，德美之间就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Projekt）产生了分歧，外长菲舍尔也成为美国这一计划在欧洲最尖锐的反对者。虽然德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没有愈演愈烈，媒体也未进行大肆炒作，但是它为德美关系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2001年1月，保守的共和党人小布什（George W. Bush junior）当选为美国第43任总统。美国的共和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素来比德国的联盟党还要保守，社民党人和共和党人的相处注定困难重重。由于新一届美国政府采取了单边的环保政策，2001年夏，德美展开了一场有关“多边主义”的大讨论。2001年9月11日纽约发生的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事件使得大讨论暂告结束。“9·11”事件是美国本土有史以来遭到的第一次袭击，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德国马上表示“无条件”支援美国，并且承诺派兵参加阿富汗战争。可是施罗德“无条件”支援的承诺无法掩盖德美的分歧，尤其是绿党的反战使得红绿联合政府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政府危机。施罗德冒着政治生命的代价将派兵和信任投票捆绑在一起才侥幸闯关。恐怖袭击发生一个月后，身为绿党成员的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鲁德格·富尔默（Ludger Volmer）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中指出：正是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化以及美国强硬的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挑动了世界各地对美国的仇恨，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等恐怖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些仇恨怂恿人们制造了恐怖袭击事件（Maull und Harnisch und Grund，2003：27）。富尔默的观点代表了典型的德国左派对美国政策持有的批评态度。

2002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期间，施罗德在未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协商的情况下明确提出反对向伊拉克动武，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的对伊政策，并把自己推到了与布什正面冲突的最前线。施罗德甚至指出，“有关德意志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由柏林来做出决定，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参见Schöllgen，2003：103）。大选前夕，时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的施蒂格勒（Josef Stiegler）将布什比作“患有权力饥渴症的罗马皇帝”，随后前司法部长格梅林（Hertha Däubler-Gmelin）将布什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引起了一场外交冲突。德美关系随之也进入了冰冻期。施罗德和布什之间的私人关系也被描写为“无法修复”（beyond repair）。

德国社民党元老级政治家埃贡·巴尔（Egon Bahr）曾感叹：德国要是不必在它那大西洋彼岸的最强大的朋友和它那塞纳河彼岸的最紧密的朋友之间做出抉择就太理想了。可是，事与愿违，德国和法国站在一起，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权威民意调查机构阿伦巴赫民意测验研究所（IfD Allensbach）2005年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1995年还有50%的德国民众视美国为最紧密的盟友，只有17%的民众视法国为最紧密的盟友，伊拉克危机之后的2003年这两个比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美国从50%降到了11%，法国则从17%上升为30%（见图2-1）。

图2-1 问卷调查：“您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是德国最紧密的盟友？”

资料来源：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IfD-Umfrage Nr. 7070，Mai 2005，Graphik Lunkenheimer，转引自Gunther Hellmann，“Europäisches Deutschland oder deutsches Europa？ Deutsche Wege in der Außen-und Sicherheitspolitik seit der Vereinigung 1990”，http：//www.fb03.uni-frankfurt.de/44950101/Tutzing_2005.pdf，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2月22日。

德美关系仿佛就是欧美关系的一面镜子。在德美关系遭遇冷战后的“冰冻期”时，欧美关系也日渐疏远。围绕着是否对伊拉克动武，欧洲分裂为两个欧洲：一个就是以德法为首的“老欧洲”，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另一个就是被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寄予厚望的“新欧洲”：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有人惊呼：两个西方诞生了！还有人这样形象地比喻伊拉克危机后的国际格局：太平洋变窄了，大西洋加宽了。

一方面，以德法为首的欧洲国家在坚持与美国结盟的同时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继欧洲人无力在南斯拉夫拥有政治和军事上的自决权，不得不依赖美国和北约之后，欧洲大陆坚定了推行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决心。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政府首脑于2003年召开了四国高峰会议，提出建立一支“欧洲军”的设想。虽然这个有名无实的会议遭到了美国的嘲笑，可是欧盟坚定了走共同安全和防务的道路，后来英国加入了这一行列。2004年底，欧盟决定建立13支战斗部队，这13支战斗部队由多国部队组成，均为快速反应部队，受欧盟领导，由联合国授权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危机地区执行任务。欧洲决意在军事上拥有更多的自决权，并试图在外交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

而另一方面，美国手中有着三张牵制欧洲的王牌：第一是素来和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当初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曾坚决反对英国加入欧盟，认为英国是美国打入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如今英美在重大问题上的一致似乎证明了戴高乐的担心；第二是那些曾经生活在“铁幕”下的“新欧洲”国家。这些国家领导层普遍带有亲美色彩；第三是北约。就在欧盟决意在军事上有所作为之时，北约也决定建立受北约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欧盟致力于东扩的同时，北约也紧随其后。“北约像一套紧身衣一样紧紧地套在欧盟的身上，使之无法摆脱。”（苏惠民，2003：28）以欧盟决定建立13支战斗部队为例，自从英国加入后，布鲁塞尔四国峰会的目标（比如建立欧盟自己的部队总部等）均受到低调处理。英国、法国和德国就建立战斗部队达成一致，并借鉴了北约的结构。战斗部队在军事上听命于北约总部内一个小的指挥中心。北约副总参谋长也同时指挥欧盟部队，防止双重结构的出现。如果说美国手中还拥有第四张王牌的话，那么就是美欧在“硬实力”（hard power）上，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巨大差异。在通往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道路上欧洲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欧盟战斗部队缺乏运输兵员的飞机，唯有英国拥有大型租赁运输机，战斗直升机也十分紧缺，北约用于阿富汗的飞机就不得提供给欧盟使用。数年来，欧盟国防部长们一再许诺改善这一局面，可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此外，欧盟《稳定公约》规定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也限制了欧盟各国国防开支及军事力量的发展，从而制约了其外交政策。难怪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en）称美国是“来自火星的战神”，而欧洲则是“来自金星的爱神”。“欧洲人的欧洲”看来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理想。

案例二 难以兼顾的欧盟扩大与深化

从阿登纳政府开始，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成为德国外交的“常数”。红绿联合政府执政初期，德国总理施罗德就曾指出：“社民党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将不会改变德国外交政策、欧洲政策及安全政策的基本走向。”（王建政，1998：200）作为“欧洲中心大国”的德国一如既往地既致力于欧盟的扩大又致力于欧盟的深化。

在德国红绿联合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欧盟无论在扩大还是在深化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逐渐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引人瞩目的力量。1999年红绿联合政府刚一上台，德国就面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考验；是年，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WWU）生效，欧盟统一货币——欧元登上历史舞台；《阿姆斯特丹条约》（Amsterdamer Vertrag）生效，把共同安全与防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标志着欧盟一体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9年12月，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决定成立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欧盟独立防务建设迈出新步伐；2000年12月，《尼斯条约》（Vertrag von Nizza）出台，欧盟为东扩铺平道路，其间通过的《欧盟公民基本权力宪章》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在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倡议下，2001年成立了欧盟制宪委员会（Verfassungskonvent），致力于《欧盟宪法条约》（EU-Verfassungsvertrag）的制定；2004年10月19日，欧盟第一部宪法条约在罗马签署；伴随欧盟的深化，欧盟对非欧盟区成员的吸引力逐渐加大，这也使得了欧盟成员国范围再一次扩大。2004年5月1日，10个国家[2]的加入使得欧盟的成员国上升为25个，欧盟完成了历史性的东扩。

乍一看，红绿联合政府的欧盟政策似乎一路凯歌，可是在就一些事关欧盟深化和扩大的核心问题上，两难抉择似乎无处不在。

德法英三角关系的平衡

施罗德政府执政期间，“欧盟法德轴心正逐步向法、德、英小三角关系演化，三国相互借重、相互牵制主导欧洲事务的趋势日益突出”（孙恪勤，胡小兵，1999：9）。如何平衡德法英三角关系成为德国欧盟政策的重要挑战。

施罗德上台后，首先出访英国，以示对英国的重视。施罗德本人多次提到对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Tony Blaire）的仰慕和崇拜，两人还共同出台了颇受关注的“施罗德-布莱尔文件”（Schröder-Blaire-Papier），德国意欲效仿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实施“新中间”（Die Neue Mitte）路线。德英一改撒切尔夫人和科尔执政时期话不投机的局面，大有联手引领欧洲之势。施罗德加强同英国联系一是为了推动英国进一步向欧盟靠拢，尽快实施欧元计划；二是以英制法，使法国在欧盟建设问题上更多地向德国让步，承认德国的领导作用（参见孙恪勤，胡小兵，1999：9）。

可是好景不长。2002年伊拉克危机中，德法肩并肩站在了一起，结成对抗美英黩武政策的同盟。与此同时，德英的友谊也逐渐褪色。在欧盟经历制宪和预算的双重打击后，2005年7月1日，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布莱尔准备利用这一机会挑战“法德轴心”，掀起一场有关欧盟前途的大辩论。在英国下院和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布莱尔阐述了他对欧盟危机的思考。布莱尔指出，法德两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领导欧洲了，欧盟成立初期制定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欧洲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改革。欧盟必须勇敢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既要建设“福利”的欧洲，又要鼓励自由经济，激发竞争精神；欧盟应该强化大西洋色彩，而不应该和美国分庭抗礼（参见郑园园，2005）。德英之间这场有关欧盟何去何从的“口水仗”加深了两国的龃龉。

当然，德法在欧盟财政摊款、农业政策以及体制改革方面的矛盾依旧有增无减。德国是欧盟内的交款大户，也是有名的最大“净支出国”。法国是欧洲地区的农业大国，也是欧盟农业政策的第一大获利国，欧盟农业开支的1/4用在它的身上，与法国向欧盟缴纳的会费正好相抵（参见朱绍中，2000：103）。早在红绿联合政府执政初期，德法之间因为农产品补贴问题就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布莱尔更是多次呼吁减少欧盟农业补贴，主张建立一个自由化的欧洲。他强调，欧盟现行的财政体制过于“社会化”，过于保护法国缺乏竞争力的农业，而未更多投资能加强欧洲竞争力的科研、教育、就业等领域，从而阻碍了欧洲经济的增长（参见柴野，2005）。而法国总理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却认为，欧洲不能放弃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加工出口大户这张王牌，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更是调侃道：“英国人为欧洲农业所作的唯一贡献就是疯牛病。”（王真，2005）施罗德认为，欧洲不是一个普通市场，而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模式，它是建立在共同价值、权利和义务基础上的社会模式。谁要是借国家利己主义毁坏这个模式，那就是对后人的犯罪（参见柴野，2005）。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慨叹：由于英国的阻挠，西欧没有成为一个有效的经济共同体；由于法国的阻挠，西欧没有成为一个有效的防务共同体。红绿联合政府时期，德国仍旧周旋于欧洲大陆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之间。

积极推动土耳其入盟引发的争议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人口约7600万人，领土的97%位于亚洲大陆西端的安纳托利亚半岛，3%位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习惯上，人们将土耳其视为亚洲国家。但就是这样一个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的国家却“苦恋”了西方80多年（唐志超，2004）。土耳其的“脱亚入欧”政策要追溯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国父”凯末尔将军（Mustafa Kemal Atatürk）效仿俄罗斯的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ße）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拼音，提倡男女平等，实行八年制义务教育，提倡宗教相容。这一系列措施旨在在土耳其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使土耳其在政治和文化上同欧洲靠近，比肩欧洲强国。从此土耳其就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另类：1952年拥有特殊地缘政治地位的土耳其加入了北约，成为冷战时期西方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桥头堡；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土耳其帮助美国人监控萨达姆政权，切断了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石油管道；反恐斗争中土耳其是美国的关键伙伴；阿富汗战争后土耳其的军队成为北约驻扎阿富汗的主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早在1963年土耳其就和当时的欧共体签订了《联系国条约》，不过直到1996年才加入欧盟的关税同盟。1987年4月14日，土耳其正式提出加入欧共体。不到两年，土耳其的申请被驳回。理由主要是土耳其国内缺乏民主、军队过多干预政治、歧视库尔德人等政治问题。此外还有通货膨胀率过高、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等经济原因。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1999年底，欧盟在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决定接纳土耳其为候选国。2004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布评估报告，称近年来土耳其在政治、司法和人权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已完全达到入盟的相关政治标准，并建议欧盟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2004年12月17日，欧盟布鲁塞尔首脑会议终于决定于2005年10月3日启动和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是土耳其入盟的积极推动者。“小欧洲的设想行不通了”，德国外长菲舍尔曾对《柏林日报》表示，“欧洲不能靠它来形成战略规模”，促使菲舍尔改变想法的正是土耳其问题（《人民日报》，2004）。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004年2月23日访问土耳其时更是明确保证，德国支持土耳其入盟。施罗德认为，土耳其入盟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3]可以说，在红绿联合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土耳其在通往欧盟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与此同时，拒绝土耳其入盟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基民盟主席默克尔便向土耳其提出以“优惠伙伴国待遇”（Privilegierte Partnerschaft）取代欧盟成员国的建议，基社盟主席施托伊伯（Edmund Stoiber）认为土耳其入盟是“对欧洲提出的过高要求”，并声称一旦联盟党赢得2006年大选，将竭尽全力阻止土耳其入盟。

无可否认，人均收入只占欧盟人均收入22%的土耳其一旦入盟，将给欧盟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土耳其依靠军方强制实行世俗分离在西方民主世界也是鲜有；库尔德问题更似一颗随时都能引爆的“炸弹”。除此之外，在就土耳其入盟问题展开唇枪舌剑的争论的同时，欧洲人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一个心结也暴露无遗：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背景是否能和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相容？一个有着近7000万穆斯林的国家加入欧盟会不会成为加剧不平衡和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温克勒尔（Heinrich August Winkler）在2002年12月11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中撰文明确反对土耳其入盟。他指出：土耳其和欧洲的文化特征区别太大。土耳其入盟将不利于欧洲人培养欧洲认同感，而在一个无法拥有认同感的欧洲，民族主义会再次抬头，这势必给欧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欧盟可以和土耳其在某些领域（如防务领域）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土耳其可以享有“优惠”伙伴关系，但是欧盟不能与伊拉克接壤。施托伊伯甚至认为仅仅土耳其入盟这一前景就会导致德国团体犯罪和恐怖威胁的上升。还有一些人认为，《欧盟宪法条约》之所以在法国公投中遭到否决，罪魁祸首是以德国红绿联合政府为代表的挺土入盟的政策。而支持土耳其入盟的观点则认为，“9·11”之后，构筑联系伊斯兰世界的桥梁已成为当务之急。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民主同时又欧化的土耳其将担任关键角色：一方面，它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着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另一方面，它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在高加索地区同俄罗斯抗衡。一旦拒绝土耳其入盟，其民选政府的权威性将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样一个战略意义重大的国家要么重走军方主政的老路，要么演变为神权政府。这样的结局才是欧盟应该竭尽全力避免的。

案例三 举步维艰的“争常”之路

创立于1945年的联合国对战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若想在新世纪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联合国的改革势在必行。联合国改革的范围十分广泛，当前广大会员国最关注的是安理会改革。“安理会的改革，特别是增加常任理事国，不是简单的数量变化，而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钱文荣，2000：4）。因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改革成为联合国改革的焦点和重点。

统一实现后，德国外交愈来愈独立、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德国毛遂自荐，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红绿联合政府上台后，德国发动了至今为止最大的‘争常’攻势。”（郑春荣，2012：2）不过，这一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德国的“争常”之路举步维艰。

1998年10月20日，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出台了以“变革和更新”为题的执政纲领。在有关联合国政策方面，该执政纲领指出“联合国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最重要的层面，新政府的特别任务是：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加强联合国，并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将其建设成为具有行动能力的旨在解决国际问题的一个机构”。[4]纲领中虽然明确指出德国原则上优先考虑谋求“欧洲席位”，但是一旦“欧洲席位”无法得以实现，德国将利用机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虽然第一届任期内，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未能等到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时机之窗”，不过“争常”的步伐未曾停歇。2002年10月16日，在大选中获胜得以连任的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出台了新一届政府联合执政纲领。与四年前相比，不仅联合国政策在纲领中占据了更加醒目的位置，德国也等到了一个绝佳的时机：“联合国在应对21世纪的重大挑战时具有关键性作用。联邦政府决定在2003/2004年德国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对国际和平和安全做出贡献。”[5]

“2003～2004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由此显示出的联合国的羸弱，使得有关联合国改革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郑春荣，2012：2）2005年，联合国利用成立60周年的契机，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进程。在这一背景下，德国联合日本、印度和巴西——另外3个同样有着“入常”愿望的国家，采取“四国联盟”的战术，于2005年5月16日提出了自己的草案。该建议提出新增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4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6个新常任理事国的分配方案为：亚洲2个、拉丁美洲1个、西欧1 个以及非洲2个。4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分配方案为：非洲1个、亚洲1个、东欧1个和拉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1个。四国集团看似摆出一副共进共退的架势，然而很快就在是否坚持拥有否决权问题上产生分歧。在美国的施压下，四国集团同意“新常”暂不行使否决权，留待15年后重新审议解决。但是，四国集团的这一妥协方案并未加快“争常”的步伐。“非洲联盟成员国在其自己的决议草案中不仅坚持要求2个常任和2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还要求授予新增常任理事国否决权。鉴于非洲国家不妥协的立场以及联合国53个非洲国家对实现修改《联合国宪章》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四国集团最终放弃把自己的建议提交表决。”（郑春荣，2012：2）

就在“四国联盟”如火如荼开展“入常”攻势时，“团结谋共识”运动应运而生。“团结谋共识”运动又被称为“咖啡俱乐部”。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和德国两国提出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时，意大利等国就表示反对。“以意大利为首的这些国家经常凑在意大利代表处边喝咖啡边商讨此事，渐渐地，这些国家越聚越多，后来被称之为‘咖啡俱乐部’。”（陈勇，2005：13）2005年，“咖啡俱乐部”共有70多个成员国，主要成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反对增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反对增加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2015年5月27日，“咖啡俱乐部”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按照“咖啡俱乐部”的方案，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将从现在的10个增加到20个，所有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将为2年或3年并可连选连任。其中，亚洲和非洲将各新增3个非常任席位，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新增2个，西欧和东欧各新增1 个，该方案以《联合国宪章》修正案的形式提出，由各地区所在国家内部协商连选连任及席位轮换的具体办法。

在未能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并遭到“团结谋共识”运动的反对后，美国政府也对德国“入常”表示了不支持的立场。2005年6月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会见来访的德国外长菲舍尔时私下传达了上述立场。赖斯表示，与联合国需要推行的诸如精简管理机构等其他改革事宜相比，扩大安理会处于次要地位。美国政府对德国所作努力本身并不反对，但对所谓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联盟”提出的把安理会成员国由15个增加到25个的提议心存疑虑。[6]数名欧洲和亚洲外交官告诉《纽约时报》，他们已从布什政府高级官员口中获得美国反对德国“入常”印象。这些外交官说，他们相信导致美国反对德国“入常”的另一个因素是美方对德国总理施罗德的持续不信任。[7]

最终，“四国联盟”提交的安理会改革的草案未能通过联大2/3多数的支持，德国红绿联合政府的“争常”努力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