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气质研究综述（2006～2010年）
方刚[1]
所谓男性气质研究（masculinities study），常被简称为男性研究，是关于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实践的研究，属于社会性别研究的范畴。对于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研究很早就有，但学界一般认为，直到“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后，真正的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男性气质研究才开始出现。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概念是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对澳大利亚高中的田野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的。Kessler等人在这项研究中揭示，影响男性气质的因素可分为许多层次，包括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它们共同参与了男性气质的建构。因此，男性气质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此前所定义的单一的男性气质，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性男性气质”。而除“支配性男性气质”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男性气质（Kessler，S.J.etc.，1982）。从此，我们才开始在社会建构的意义上来讨论男性气质，讨论男人的社会性别角色实践。也就是说，即使在西方，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男性研究，也才只有30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这样的男性研究开始得更晚。
社会性别研究理应包括男性研究和女性研究这两个部分，但至少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女性研究代替社会性别研究的现象。这既不利于女性研究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更快地推进两性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 研究概述
1.2006年之前的研究状况
因为男性气质研究是新兴领域，而且是第一次被收入《中国妇女研究年鉴》，所以我们有必要将2006年之前的情况做一简要概述。
在2006年之前，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男性气质研究在中国（大陆）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有学者对2006年之前中国大陆与港台的男性气质研究做过梳理，在台湾已经有许多关于男性气质研究的成果，而在中国大陆，虽然有一些文章和书籍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对男性气质进行分析，但或者社会性别意识不清，或者没有与西方的男性气质理论接轨，显得缺乏理论根基，脱离学术脉络在自说自话。这样的研究，主要来自哲学界和文学界（方刚，2008）。
值得欣慰的是，2006年之前中国已经翻译出版了少数几本西方男性研究的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方男性气质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康奈尔的专著《男性气质》。这本译著于200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成为此后几年中国学者研究男性气质的论文中最常引用的文献。另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英文影印本Men’s Lives，这本由迈克尔·基梅尔、迈克尔·梅斯纳主编的文集，同样被认为是男性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可以说，2005年，男性研究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即将开始的迹象。一个标志是男性解放学术沙龙的成立，这个沙龙声称致力于推动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方刚，2008）。
《河南社会科学》在2005年第6期开设了一个“男性问题研究”的专题，发表了大陆学者方刚、胡晓红以及台湾学者杨明磊的三篇论文，是国内学术期刊最早以“专栏”形式发表男性研究成果的代表。此外，胡晓红于2005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自由和谐的两性关系》一书中，对于男性气质多有论述，其中明确地反思了“支配型男性气质”，并提出以女性主义为基础重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特点。
2.2006～2010年的研究概述
2006～2010年是中国男性研究从无到有的五年。这五年中，翻译的男性研究著作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比较重要的三部是《男士交谈：建构男性气质的话语》（詹尼弗·柯茨著，刘伊俐译，2006）、《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战争和男性气质的变迁》（里奥·布劳迪著，杨述伊、韩小华、马丹译，2007）、《男性气概》（哈维·C.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2009）。
五年间出版的中国本土学者的男性研究专著及论文集只有四部，分别是方刚、胡晓红主编的《男性要解放：中国男性运动的萌芽》（2006）、方刚著的《第三性男人：男人处境及其解放》（2006）和《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2009），以及荣维毅主编的《促进性别平等：男性参与的研究与行动》（2009）。相对来说，《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最为成熟，被引用率也最高。
从中国知网上，我们以关键词“男性气质”进行检索，发现230多篇论文。但对这些论文仔细阅读，真正具有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男性气质研究的论文不足100篇，其中针对媒体、广告、文学的研究占到70%以上，并且约有一半是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男性气质研究论文占据多数，这同台湾和香港男性气质研究起步阶段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男性气质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研究生更容易在此领域内有所创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新领域中，成熟的、以此为专业方向的学者比较少，相比而言，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就更凸显出来了。虽然这些论文并不一定很成熟，但是，这是一个研究领域起步阶段的必然现象。相比于其他成熟的研究领域，硕士论文占的比例更高是本领域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特点。
总体而言，男性气质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由荒林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连续出版物《中国女性主义》在这五年均设有“男性研究”专栏。《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在2010年第4期开设了“男性气质研究专题”，发表了分别从父亲类型与男性参与、男性气质神话、男性气质与公共政策角度论述的三篇论文。
一些重要的论文选集也收入了男性研究的论文。由谭琳、姜秀花主编的《妇女/性别理论与实践：〈妇女研究论丛〉（2005～2009）集萃》一书（2009），便收有方刚的《从男性气概的改造到促进男性参与》一文。同一篇论文，还被收入《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张再生，2008）中。
在性别研究的学术会议中也开始出现“男性研究”的文章，甚至以专题的形式出现。新疆大学2007年召开的“性别平等与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研讨会便设了“男性研究”专题，后来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则以“男性话题”为专栏，收入了四篇论文，其中两篇为男性气质的理论研究，两篇为影视中男性气质呈现的分析（杨霞、刘云，2009）。2009年全国妇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和男性参与”全国研讨会，并在论文集中收录了三篇男性参与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专题文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年间，还召开了两次专门的男性研究会议。第一次是2006年由京津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和北京林业大学男性解放学术沙龙等五个机构主办的、在北京召开的“男性与性别平等：多元对话与研讨会”，前面提到的荣维毅主编的《促进性别平等：男性参与的研究与行动》便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第二次是2009年11月由四川省婚姻家庭及妇女理论研究室和四川康美社区发展与市场策划服务中心主办的，在成都召开的“男性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中的参与研讨会”。前一次会议由香港乐施会资助，后一次会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显示出具有西方背景的机构更清楚地意识到了男性研究对于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性。这两次会议中，虽然真正与西方男性气质理论相接轨的高质量男性研究论文并不是很多，但毕竟是一个开始，男性研究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开始发声了。
在科研课题方面，这五年间，无论是国内的各级纵向课题，还是国内国际的横向课题，均没有检索到有直接针对男性气质研究的课题。
二 主要研究内容
男性气质研究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可以被应用于任何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具有广泛的研究潜力。但是，作为一个初始阶段的研究领域，男性气质研究目前在国内只有少数一两个学者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不仅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群体，而且在专业上也主要集中在文学、影视、传媒等领域的研究中，远远没有展现出它的重要学术价值。
（一）对西方研究的综述与男性气质总论
因为男性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所以，西方同类研究的介绍对男性研究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些介绍中，包括对西方男性气质研究的总述。西方的男性气质研究受女性主义的影响，反思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与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男性气质是建构成的，而非天生注定的”这一论述开始被普遍接受。与此同时，学者们认为男人会因为年龄、教育程度、宗教、种族、性倾向等差异，而体现出不同的男性气质（方刚，2006）。
西方男性气质研究著名学者如康奈尔的思想也被介绍进来。康奈尔提出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层面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性别秩序，即遍布全社会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康奈尔将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男性气质，分为四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边缘性。这些均是男性气质的不同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间存在着等级，它们共同建构着现代西方性别秩序中的主流男性气质模式的种种实践和关系（方刚，2008）。作为教育部推荐教材的《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一书，也收入了介绍西方男性气质研究专家康奈尔的专节，这标志着主流学界开始意识到男性气质研究的存在和意义（刘少杰，2009）。在文献缺乏的情况下，一些对西方男性研究文献的汇总介绍，甚至对想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第9卷，便收录有方刚整理、汇编的《男性研究参考文献》。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在对西方一些重要的性别研究刊物进行评介的过程中，涉及其中男性研究部分，如宓瑞新对《性别与教育》和《社会性别与历史》这两本影响非常大的英文刊物的介绍中，都强调了西方性别研究界对男性气质研究兴趣的“不断地增长”（宓瑞新，2008；2010）。
也有学者进行了一些更深入的专题类介绍，比如对某一族群的男性气质研究的介绍。其中，在西方的华裔男性的男性气质是一个受关注的角度，因为其面对着两种文化的交织。王建会（2009）对美国亚裔男性气质理论进行了反思，姜智芹（2007）则讨论了华裔男性的男性气质在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建构。
在汲取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开始提出自己的男性气质理论。方刚将西方的男性气质理论与中国本土男性气质的柔化特点进行了对比与综合，提出男性气质实践的十字轴以及男性气质实践的三维图，他认为男性气质是一个实践中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此将男性气质区分为多种变化中的“趋势”进行分析。比如他提出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柔性/从属趋势男性气质、刚柔相济/关系均衡趋势男性气质等16种男性气质，并一再强调这只是“描述”，不是“分类”。他认为，康奈尔对支配性与从属性的提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男性气质的理想类型，它们分别处于男性气质的两端。但是，与其将支配与从属视作男性气质的两种类型，不如将其视作男性气质的两种趋势。趋势不同于类型之处在于，它提供的是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种可以归于其中的静态的分类。某一男性气质的实践可能在某一时刻受到某种趋势的影响较多，比如我们可以说某人在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多的男性气质的支配趋势，却不可以说它是支配性的男性气质。这一论点对于男性气质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男性气质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并处于变动中的，男性气质的改造才有可能（方刚，2007）。
姜吉林（2010）则认识到，男性气质神话的维系依赖于权力话语的运作和现实中超常规的实践操作，因此对于权力话语的反抗与追求性别平等也必须通过话语祛魅的抵制性阅读和现实实践的批判性介入。
（二）文学与影视作品的男性气质研究
学界针对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男性气质的分析是最为多见的。其中，又以对外国文学的分析为主。
邱枫（2007）对伊恩·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家庭制造》进行分析，指出这个短篇小说通过暴露主人公的言行，对传统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挑战和颠覆，揭示了其对非主流男性及女性的压制，并在小说结尾促使读者反思这一理想化的男性气质的本质，期望建构新的男性气质体系。刘胡敏（2009）讨论了帕特·巴克在《越界》中刻画的一个因“性无能”而面临“男子气概”缺失的心理医生汤姆的形象，揭示了现代英国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对男性阳刚之气的威胁和解构。吕鹏（2009）通过对韩国偶像剧的分析，提出电视偶像剧对男性气质的表征是在时尚炫目的符号包装之下古老的、性属陈规的消费社会再生产。这样的男性气质既是理想男性气质的代表，同时也是消费社会男性气质的典型，也有学者指出，韩剧虽然提供了对现代生活反思的可能，但因其对家庭的单一关注和刻意维护，使这些反思消弭于理想化的家庭伦理和迷人的男性气质的图景之中（吴靖、云国强，2007）。
康奈尔等学者的男性气质理论成为学者分析时的主要理论依据。陈琳（2009）用康奈尔的理论对霍桑的短篇小说《我的亲戚，莫里纳上校》进行新的解读，论述了不同文化所颂扬的男性气质，以及霍桑对不同男性气质的寓言式再现，着重分析主人公罗宾通过反身实践、知识更新和话语实践实现的“男性气质”形构；还有青年学生用康奈尔的理论将施蛰存小说中的男性人物的男性气质分为支配型男性气质与共谋型男性气质两种类型（程骥，2006）；彭珍珠（2009）则用方刚的男性解放的观点，分析了《尤利西斯》中主人公布卢姆的男性形象，认为作者乔伊斯颠覆了传统定义的男性气质、性别角色，塑造了一个“解放的男性”。
东西方文化交织时的男性气质表现也成为学者分析的目标。尹锐（2010）应用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考察加拿大华裔作家的英文小说《玉牡丹》中男性气质描述；一位研究生则分析了美国华裔戏剧中的男性气质建构（张成文，2009）
战争与男性气质的关系一向引人注目，战争被认为是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途径，所以也就不缺少针对战争题材的作品中的男性气质分析。吕鹏提出，军旅题材电视剧一向被认为是霸权男性气质的生产场域，他通过三个不同性属、性向的电视观众对《士兵突击》的不同解码的个案研究，试图说明男性气质的电视生产会因解码者性属、性向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意义（吕鹏，2010）。庞菲（2010）则对美国的长篇小说《红色英勇勋章》中的描写进行了男性气质视角的分析。刘洪与刘阳（2007）分析了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亮剑》，提出当下一些电视剧仍然包含着陈旧的性别观念，《亮剑》对雄性力量的凸显和张扬以及男性价值立场的展示的两大方面，表现着不和谐的性别文化观念。
张伯存（2006）在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当代文学和大众文化中的男性气质，讨论不同时期社会规范对主导的男性气质的形塑，分析了不同时期男性气质的文化符号表象及其背后一套规范、话语、权力运作。在另一篇发表的论文中，张伯存（2009）则主要论述了“男子汉”文学的表征机制以及时代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的支撑和运作。
有人注意到，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同样参与到了主流男性气质的现代建构中（王军，2007）；也有学者提出当代女画家在艺术中向我们展现了男性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艺术中质疑了由来已久、声名在外的伟岸的男性（顾春花，2008）。曹琼（2007）则以几部主流大片为例，论述了当代中国电影中的男性气质建构。
（三）传媒中的男性气质研究
男性时尚杂志近年来变得火爆，它参与到了男性气质的建构中，而且通常在塑造着传统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因此成为学界分析的对象。
曹晋、赵潇爽（2010）提出，时尚杂志是西方支配性男性气质在中国进行扩张的一种途径，他们运用传播民族志方法将中国与美国顶级时尚杂志Esquire进行版权合作的男性时尚杂志《时尚先生》，作为研究市场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本土媒介的经典个案，结合批判取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洞察中国男性时尚杂志的商品化运作过程及其蕴藏的依附经济模式，探索后殖民国家的男性时尚媒介在版权贸易和品牌广告的掌控下，如何重构中国的男性气质、阶级与商品的图貌，从而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对男性时尚杂志中男性气质进行研究，仍然主要是硕士论文。张妹（2006）对男性时尚杂志进行了文本分析，从而完成对其中男性气质的解读。有研究生对男性时尚杂志的封面进行了男性气质视角的分析（张卓琳，2009）；有研究生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探讨了男性时尚杂志对男性气质的建构（徐宇，2009）。正如一位研究生指出的：男性时尚杂志主要以中产阶层作为目标消费者，通过建构一系列的精英、成功人士等形象引导男性受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并通过建构出的男性气质类型来引导受众成为杂志所推崇的男人（刘元媛，2010）。
除了对男性时尚杂志的分析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探讨了传媒中的男性气质的建构。郑磊、刘波（2010）选取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纸质媒体——《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2006年和2007年对姚明的新闻报道，分析全球语境下，姚明、国家形象和男性气质三者之间的关系。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影响力正在加大。有研究生通过对新浪网“男性频道”的内容分析来观察主流男性气质的变迁（李永玖，2008）。
2010年，“伪娘”现象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激发了关于男性气质的普遍讨论。有学者从传媒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性别意义（浦兰，2010）。还有人通过对媒体上发表的时装摄影照片的分析，考察男性气质的时代变迁在摄影中的呈现（傅文斯荔，2007）。媒体上的广告同样是进行性别分析的重要视域。有学者注意到，男性的形象悄然侵入女性消费品领域，许多纯女性的产品也启用了男性明星作为代言人，在女性用品广告中男性的形象开始代替恒久不变的女性形象，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男性气质的新观念的宣扬，阴柔与秀美逐渐成为可以被接受的男性气质。在阴性特质的消费文化当中，男性气质呈现多样性（王笑妍，2009）。化妆品开始进入男性的消费领域，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男性气质的消解？有学者指出，无论广告主角代表的气质类型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其本质都是传统支配性气质在消费社会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李敏，2010）。一位青年学生的硕士论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周灵慧，2007）。但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广告中的男性形象还是有新意的（庄宇，2010）。
（四）男性气质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
在西方，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男性气质研究出现之后，曾引起女性主义阵营的激烈反弹。有人支持男性研究，认为是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环节；也有人表示了担心和反对，比如担心男性研究抢夺研究资源、为男性在性别不平等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开脱等等。这一争论也出现在中国男性研究开始之初。
方刚（2006）针对男性研究与运动受到的质疑逐一做出回应。他强调男性研究与运动的思想来源于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反父权的努力是一致的。
在这一争论过程中，港台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的经验被作为重要的借鉴。在“男性与性别平等：多元对话与研讨会”上，多位香港和台湾学者发言。王雅各（2009）谈到了男性研究必须在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平等的视野下进行，同时又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性别政治；毕恒达（2009）强调了女性主义思想领导男性研究的重要性；梁丽清（2009）、梁展庆（2009）则对香港男性运动多有批评。
大陆学者也前往香港和台湾进行考察，希望可以汲取经验，认为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的领导者要站稳社会性别平等的立场，不要把男性气质研究和男性运动变成男人的“诉苦运动”，不要夸大男性受父权体制压迫的程度；同时男性研究者要与女性主义阵营多多沟通，消除误解（方刚，2008）。日本的性别研究刊物，也介绍了中国起步期的男性研究的种种困扰（方刚，2006）。
正是在争论与思考的基础上，男性研究的重要性、定位以及策略都日益清晰。方刚指出，男性研究立足于社会性别平等立场是非常重要的，男性研究的重要目标在于促进男性参与。男性参与不仅是“造福女人”，更是“造福男人”，男性将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男性气质的全面成长，而不止是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努力。他主张，要促进男性参与，必须从制度和个人两方面努力。男性气质是多样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是可以被改造的，改造支配性男性气质将在个人层面上直接促进男性参与。他还提出并论述了“男性觉悟”“男性觉悟二重性”的概念。所谓“男性觉悟”，是男性对于父权体制和文化压迫性的觉悟。所谓“男性觉悟二重性”，是指男性一方面需觉悟父权文化和体制对女性的伤害，进而帮助女性获得自由平等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则需觉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也对男性构成伤害，进而行动起来反抗这些伤害。他认为，如果男性不能认识到自己也是父权文化的受害者，便很难仅以“道德教育”动员他们参与到反父权体制的过程中。在强调个人改造的同时，方刚（2007）也强调，不能忽视体制的改变，二者相辅相成，在过程中互相促进。黄河（2008）也指出，实现性别平等是男女双方共同的责任，她反思男性研究与性别平等教育的内在联系，指出男性研究视角在教育领域的介入有利于推动性别平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和开拓新的实践可能。
李修建（2009）则注重从中国传统的男性气质入手，讨论男性参与。他将“文士”和“英雄”作为中国传统男性的典型形态，同时指出传统中国的文士型男性气质与英雄型男性气质对于男性参与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之事业，都有可吸收与可借鉴之处：男性既需要文士型男性气质对待女性的同情之理解、平等之态度，又需要英雄型男性气质的侠义精神，勇于冲破旧传统旧观念的阻挠，敢于为弱势群体伸出援手。在另一篇论文中，李修建（2007）指出，今日所谓“女性化”的男性气质体现了两性平等的观念，有助于促进男女平等。
（五）其他领域的男性气质研究
男性研究对家庭领域中的变革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方刚、钟歆（2010）讨论了男性气质如何影响父亲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父亲参与抚养孩子等家庭事务的差异，提出通过改造男性气质、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等促进“好父亲”的形成，以推动男性参与目标的实现。方刚（2010）的另一篇论文则从男性气质视角出发，讨论了家庭暴力形成、预防与干预中的问题。他认为，恰恰是阳刚/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支持了家庭暴力，而家庭暴力是这种男性气质建构与实践的一种方式，所以既需要惩罚家庭暴力中罪大恶极的人，但更需要的是教育和改造家暴实施者和有暴力倾向者，而教育与改造的切入点便是消解他们阳刚/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鼓励柔性/从属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因为男性气质是具体实践中可变化的过程，只要在社会文化、政策倡导、教育等方面做足功夫，男性气质就可以被改造。吕鹏（2010）则通过对表现家庭生活的电视剧的内容分析，解读了主流社会倡导的丈夫形象与男性气质。
在身体与性的研究中，方刚（2007）的博士论文，通过在深圳一家夜总会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卖性给女人的男人的男性气质实践过程。这篇论文中提出了男性气质多元实践的论述，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和话语中，他的男性气质实践也是不一样的。方刚（2008）的另一篇文章，则讨论了具体性关系中男性气质的建构，指出即使是性生活中充分考虑女性性感受，要让女性先达到性高潮的男人，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其关心女性的身体感受。分析显示，其内心仍然可能是以此在建构着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
裴开瑞、刘宇清（2007）也从身体的角度讨论了男性气质，他们以李小龙为例，认为李小龙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赢得国家之间和种族之间斗争的武器进行展示，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亚洲或者第三世界受压迫者的胜利；李小龙在由美国现代性所主导的跨区（国）体系和后殖民体系中对华人男性气质的改造，揭示了他作为中国男性气质的典范在获得成功时所付出的特殊代价。
在教育领域，2010年因为一本畅销书引出了社会关于“拯救男孩”的讨论，将男性气质与教育的话题提上日程。《中国青年研究》组织了一组文章讨论青少年男性的男性气质是否“缺失”，以及男孩子是否需要被“拯救”。肖富群（2010）指出，“拯救男孩”提出者是在进行传统社会性别模式的建构；方刚（2010）也认为，“拯救男孩”的主张体现着传统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对男性的要求，这种男性气质被认为对男性的全面健康发展造成伤害。“拯救男孩”主张与世界主流的社会性别理念相冲突，同样也与“男性参与”、性别平等的基本国策相违背。
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过程中，男性气质无疑同样应该被考虑进来。罗晓娜（2010）提出，公共政策可以是倡导与推动男性气质多元化的一个有效手段，而男性气质的多元化发展有助于促进男性参与。
还有学者将男性气质研究引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中。生态女性主义一直批评男性气质是生态与环境的破坏者，而女性气质是亲近大自然的。有学者在文章中肯定了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但是，主张通过改造男性气质，促进男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方刚，2008）。
服装是进行社会性别塑造的手段和内容，周振东（2006）从男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中性化的发展趋势，看出了社会中男性气质的变迁。男性气质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在微观的层面上，张若兰（2008）指出，男性在交际中想要做到自己的话语能够体现男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建构主要通过语音语调、特定的词汇和语法模式、话题选择、话语方式与策略等方面来实现。在表现男性话语气质的同时，遵循利奇提出的合作原则和格莱斯提出的礼貌原则，能使交际顺利进行。
三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总体而言，中国男性气质研究刚刚起步，基础还非常薄弱。但已经受到学界的重视。从本综述中就可以看出，从事男性气质研究的学者非常少，研究面比较窄，研究成果也难成体系。但是，鉴于男性气质研究的重要性，将其独立列入年鉴中进行介绍，本身就是对男性气质研究的一种认可与推动。
未来五年，推动男性研究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宣导男性研究意义，吸引更多学者和学生关注和参与。可以肯定的是，最有基础和兴趣进行男性气质研究的将是社会性别学者，而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进行男性气质研究，所以应该先在社会性别学者内部提高认识，增加了解。许多社会性别的学者并不了解男性研究在研究什么，有什么意义。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补上，将男性气质研究带入不同的学科中。男性气质研究提供了社会性别思维的新视角，男性研究的发展有助于弥补女性研究发展的不足，直接促进两性平等、男性参与。当前中国的男性研究应该致力于进入社会主流视野，对重要社会问题乃至公共政策的制定发挥影响力。
第二，推进男性气质研究的学术发展。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在国外从事男性气质研究的学者，鼓励他们参与到国内男性气质研究的建设中；有条件的学者应该努力在高校开设男性研究课程，培养学生；邀请境内外男性气质研究专家进行短期课程培训或讲座；性别研究的会议征文中，有意识地加入男性气质研究的视角；学术刊物定期或不定期地办“男性气质研究专栏”；争取在国家社科项目的“项目指南”中加入男性气质的题目；等等。在学术成果上，未来五年，应该多出专著和教材，这将极大地推进学科发展。
第三，注重男性研究对社会的改良作用。学术研究应该为改造社会服务，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不可分割。如果我们认为缺少社会性别意识会使许多领域的工作捉襟见肘、事倍功半，那么，缺少男性气质的分析视角同样会如此。因此，在进行各种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的时候，应该加入男性气质培训的视角，如对妇女工作者、司法工作者、媒体、性教育工作者、医药卫生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工作者的培训中，都应该加入男性气质的培训。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性别议题上，如反对性别暴力等领域，男性气质研究都可以为社会改良做出贡献。
如果说2006～2010年是中国男性气质研究从无到有的五年，那么，我们期望下个五年，是男性研究从少到多、建立扎实基础的五年。
[1] 作者简介：方刚，男，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