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贫困研究综述（2006～2010年）
金一虹[1]
一 研究概述
2006～2010年是有关妇女与贫困研究的一个活跃时期，也是一个丰产的时期。以“妇女与贫困”“妇女”“性别”“反贫困”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和万方期刊网搜索2006～2010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去除人物报道以及重复部分，共检索到期刊论文257篇（其中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论文94篇，会议论文20篇），学位论文38篇。此外，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及互联网版图书中，检索出2006～2010年间妇女与贫困研究相关专著三部（高梦滔等，2010；马凤芝，2010；高梦滔，2007），收入论文集的专题报告两篇（赵群、薛金玲，2006；尹旦萍、崔榕，2007），录有“妇女”“贫困”词条的百科全书一部（谢丽斯·克拉玛雷、戴尔·斯彭德主编，2007）。从数量上看，2006～2010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比上一个五年明显增加。[2]这五年中，还有较具规模的有关贫困的性别研究项目两个：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性别不平等与贫困关系研究”，该项目自2004年立项，对四川等4个省的4个县区进行了定性研究。在这五年中，不断有阶段性成果发表。②“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项目：“社会性别与妇女反贫困”。该项目在2010年启动，从贫困概念和社会性别敏感的贫困监测、妇女和城市贫困、社会性别与农村贫困、灾害与妇女贫困、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少数民族妇女与贫困、老年妇女与贫困、城市单亲家庭女性户主与贫困、国际国内NGO组织与反贫困实践10个方面对社会性别与中国妇女反贫困进行研究。该项目部分成果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分人群与减贫”研讨会（2010年8月12～13日）和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暨“北京+15”论坛（2010年11月29～30日）上，以“贫困与性别”专题论坛的形式发布。
（一）研究主题分布
从研究主题分布来看：首先以研究贫困妇女的健康、公共卫生服务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农村贫困妇女研究；再次是贫困与妇女教育研究（见表1）。另外，青年学子的研究旨趣也可从另一角度显示出妇女与贫困研究的关注点。笔者检索到的38篇学位论文选题分布如下：以贫困地区公共卫生、妇女健康为选题的仍然占第一位，有八篇；贫困妇女/女童教育、能力建设与反贫困研究各七篇；小额信贷研究六篇；少数民族妇女、离异单亲家庭妇女、老年妇女等不同贫困妇女群体研究四篇，国外贫困妇女研究两篇，妇女贫困研究两篇，农村妇女贫困和城市妇女贫困研究各一篇。如果把小额信贷研究并入反贫困行动研究之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减贫行动的研究处于首位，贫困地区妇女健康的公共政策研究则处于第二位。
表1 妇女与贫困研究主题分类统计（2006～2010年）
（二）研究特点
1.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分析视角多元
妇女与贫困研究领域在这五年中得到较大拓展，一些以前未曾或较少关注的领域在这一期间都有研究者涉足，如移民搬迁与贫困（刘筱红、陈琼，2008；向常春，2007）；气候灾害带来的新型贫困和性别差异化影响（胡玉坤，2010；冯媛、刘大庆，2010）；新的边缘状态的贫困妇女人群得到关注，如贫困与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研究为妇女健康与妇女反贫困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郭瑞香，2010）；而以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强化弱势群体的易受损害性也第一次进入女性研究的视域（刘伯红，2009；王凤华、秦阿玲，2010）。研究主题也变得更丰富，研究切入点更富新意。如女性贫困的代际传递（王爱君，2009；黄健，2010；朱玲，2008）、贫困妇女的精神文化贫困（金梅，2006；杨静如，2009；崔学华，2007）、时间贫困等（畅红琴，2010）。而分析视角也呈多元样态，如制度与权利的视角（吴玲，2006；温辉，2010）、资源的视角（李敏，2010；李小云、董强，2006；卢倩云，2007）、社会排斥和易受损害性的视角（王云仙、赵群，2010）、社会转型和新贫困的视角（金一虹，2010）等。马凤芝（2010）还提出“日常生活的视角”，使用叙述分析方法对城市下岗失业贫困妇女求助和受助问题进行的经验研究。这些多视角分析大大增加了贫困与性别研究的维度。
2.多学科参与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多学科参与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妇女与贫困研究的特点之一。除了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公共卫生、教育学等这些贫困研究的传统主力学科之外，也有人类学、历史文化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加入。此外，多学科综合分析的研究特点也很鲜明。例如有从家庭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综合分析贫困的形成机理（郑美琴，2006），也有以风险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理论综合分析离婚妇女贫困化的机制（祝平燕、王芳，2010），等等。
3.对反贫困战略的社会性别分析
这一时期有多篇研究报告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对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国家反贫困战略和行动进行评估和批评（赵群、薛金玲，2006）。一些研究报告对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路线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王云仙、冯媛，2010；刘春湘、陈克云，2008）。一些报告对政府的反贫困战略、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在充分肯定国家主导的反贫困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批评：政府制定反贫困政策对贫困概念的理解偏于狭窄，存在性别盲点，缺乏解构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策略，扶贫资源的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反贫困战略应体现的公平原则，现有政策未能保障农村妇女在土地和宅基地分配上的平等权利（宫君，2009；杜鹃，2007）等。
现行《婚姻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在保护女性权益的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女性平等就业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不够、单亲母亲家庭救助制度缺位导致离异妇女和单亲母亲贫困化（陈薇，2009；蔡淑燕、张庆华，2006；董琳，2007）。概言之，社会性别尚未进入国家反贫困的决策主流。研究报告提出了进行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反贫困干预的建议：倾听贫困妇女的声音，完善分性别的贫困状况检测指标，建立具有性别敏感的反贫困效果评估机制等（赵群、薛金玲，2006）。
李小云（2006）在报告中认为有效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干预不仅有助于改善性别平等的状况，还将会极大地缓解贫困，因此应该成为中国政府进行扶贫开发工作的核心指导原则。他建议在国家扶贫系统进行性别主流化和性别预算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实施由全国妇联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组织的、以推动性别平等为目标的扶贫计划。
二 主要研究内容
1.对狭义贫困概念的批判和贫困内涵的拓展
贫困概念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的核心内容。贫困的定义不仅涉及贫困状况的判断和对贫困人口生存处境的分析，而且为各反贫困主体提供认识论基础以及应对贫困策略的选择。
什么是贫困？与贫困是“收入的不足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这样狭义的贫困概念相对应的是拓展的贫困定义。蒋永萍等（2007）概括了阿玛蒂亚·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胡鞍钢等四种国际国内的拓展贫困定义；而女性主义则从资产、易受损害性、社会关系建构以及贫困人口自己演绎的贫困道理四个方面界定贫困的定义（王佐芳、赵群，2003）。
女性主义对贫困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对狭义贫困定义的批判，女性主义的译介著作批判以往绝对贫困的衡量方法使用“一般的”男性生物学标准；其次，无论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定义都是用家庭户而不是个人作为计算贫困线的基础，这掩盖了非贫困户妇女所遭受的贫困，也掩盖了贫困家庭中许多妇女比男人更贫困的事实；再次，狭义贫困忽视了与贫困风险相关的重要问题，即女性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和在经济倒退时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最后，衡量贫困的方法都是按照“阶级”来概念化，把社会性别排除在外，忽视了同样的因素如何造就了男女之间的差异（谢丽斯·克拉玛雷、戴尔·斯彭德主编，2007）。
女性主义贫困理论提出两个与女性贫困相关的概念：“易受损害性”[3]（vulnerability）（也有译为“脆弱性”）和社会排斥。所谓贫困人群易受损害性，是指个人和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以及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性。社会排斥则与“能力剥夺”相关，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被隔离于某种社会关系之外，因此限制了获得资源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机会（谢丽斯·克拉玛雷、戴尔·斯彭德，2007）。
王云仙、赵群等（2010）指出，易受损害性和社会排斥两个概念对拓展传统的贫困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前者前瞻性地预测了在应对各类风险时因缺失资本与能力导致的贫困；后者则从原因和结果中双向寻找与贫困相关联的各类因素。将社会性别、易受损害性和社会排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哪些因素导致了整体上妇女比男性更为脆弱，同时又有哪些因素使妇女比男性更易遭受社会排斥。
贫困概念的拓展丰富了贫困的内涵，形成了在广义贫困基础上揭示贫困和贫困风险的性别差异的理论自觉。在中国，反贫困最初是从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开始的，相应地，妇女与贫困的研究重点也是从研究农村贫困妇女的经济贫困开始，但2006～2010年的相关研究，已从单纯的妇女收入贫困研究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及健康领域。除了继续关注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因恶劣的环境以及非农就业机会少、报酬低，在劳动力市场边缘化等造成的经济贫困外，因接受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不足造成的能力贫困（赵群、薛金玲，2006）、教育贫困（董琳，2007；孙伊，2006；吴宏洛、范佐来，2007；叶普万、贾慧咏，2010）、福利和保障不足造成的福祉贫困（李丽，2009；胡晓红、王晶，2006）、妇女公共参与机会匮乏造成的政治权利贫困、社会资本贫困和文化的贫困（李小云等，2006）等都进入研究视域，改变了人们对妇女贫困的狭窄理解，极大地丰富了妇女贫困的内涵，构成一个多维贫困的研究路径和一个整合性的妇女贫困的图式。
2.对性别不平等与贫困关系的探讨
贫困女性化和贫困的性别差异都是相对的概念。检视五年间的研究，相当一部分研究分别或交替使用了这两个分析范畴。
（1）贫困女性化
多数国家并没有按性别区分的收入贫困衡量指标，故无法从全球范围评估贫困的女性化程度。因为“至今没有人能够提供这个论断的经验主义论据”，因此全球贫困的女性化只能被称为全球性的“猜测性评估”（李小云，2005），而这一“猜测性评估”数据被广泛重复论证。因此，在中国，贫困的女性化还是一个有待通过研究加以证实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立论的起点。为了回答中国是否存在贫困女性化趋势这一问题，女性贫困研究的学者在缺少贫困分性别统计数据的不利条件下，采取了社区小样本抽样（吴玲，2006）、利用有限的分性别统计数据进行敏感指标分析（如利用《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监测公报》中分性别的贫困发生率）（赵群、薛金玲，2006；李芝兰，2007）、贫困妇女的分群观察等研究策略。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专家提供了女性贫困化的研究路径——需要衡量按性别分列的贫困并加以检验三个基本假设：资源在家庭内是不公平分配的；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比男子为户主的家庭更容易遭受贫困的损害；在贫困家庭中妇女的人数比男性多。一些国际研究证实了其中两个假设，但也有很多研究并没有证实女户主的家庭贫困率比男性为户主的家庭更高的结论。因此，一些专家指出，把男户主家庭与女户主家庭相比较，并不是衡量贫困女性化程度的正确方法。因此，国内相当一部分研究致力于揭示贫困的性别差异。
（2）揭示贫困的性别差异
“贫困的性别差异”仅指两性间贫困率（贫困风险）、男女两性在“平均剥夺”与“相对剥夺”方面的差别。这一概念强调了男性和女性因为社会性别不同而拥有不同的贫困经历。赵群（2010）、冯媛（2010）等人的报告都揭示了女性通常比男性有更大的致贫风险、更具易受损害性；在同样贫困的条件下，男女两性对贫困后果有着不同的承担和体验。如贫困家庭的女性大多压缩个人基本消费以满足家庭其他成员需求、有病扛着不看等（吴玲，2006；王振军、牛书文，2008）。这些本土的实证研究都揭示了贫困具有社会性别差异的客观性，挑战了“家庭内贫困分布均等”的性别盲点。贫困是否具有社会性别差异，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反贫困战略的设计以及扶贫工作的效果和质量。
3.妇女贫困机制研究
妇女贫困成因是这五年中理论探讨的一个重点。对导致妇女贫困机制的研究有两个侧重面：一是揭示公共资源供给的匮乏和获得的不平等，是造成女性土地等生产资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贫困的制度性根源（李敏，2010；李小云等，2006；卢倩云，2007；王云仙、赵群，2010）。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如何影响妇女贫困化和贫困的深化也被研究论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结构调整往往对女性更为不利，暴露出公共政策、市场和社会性别规范三者如何互动和造成妇女权益的缺损（金昱彤，2010）。另一分析取向偏重于家庭结构层面。研究指出，家庭内两性间资源（包括生产、教育和健康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是导致女性贫困的重要原因。这些研究也指出，由于资产获得与分配在中国一直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因此家庭内资源分配的性别不平等具有特殊的隐蔽性（李小云等，2006）。
由于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评价和期待，传统性别规范、性别角色分工模式限制了女性对非农经济活动的参与机会。如王姮和董晓媛（2010）分析指出，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和家庭角色的分工是女性贫困的根源。性别不平等的就业模式又影响了妇女的健康、教育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弱化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导致了妇女的贫困（李小云等，2006）。
贫困与家庭结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外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瓦伦丁·M.莫格哈登对全球性的“贫困女性化”进行探讨时，就将女性单亲家庭的增长作为贫困女性化的原因之一。中国单亲家庭同样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尽管对贫困和女性户主家庭是否具有普遍关联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已有对低保户家庭结构的分析和单亲母亲家庭的研究，提供了女性户主和单亲母亲家庭有较高致贫率的依据（李玲，2008；祝平燕、王芳，2010；陈薇，2009；董琳，2007；卓惠萍，2006）。社会和家庭内两性在资源分配和能力培养方面的不平等，以及不同的角色分工，致使资产占有处于弱势的女性具有明显的脆弱性。李小云等（2006）将妇女贫困发生的机制综合为教育资源、公共卫生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网络等资产占有和使用权被剥夺的“资产贫困”，而且妇女贫困并非是一个静态过程，在妇女生命周期中劣势是在不断积累的（裴晓梅，2006）。这些研究最终都强调了社会性别机制本身是导致妇女贫困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原因。
4.建立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在这五年中，妇女与贫困研究已不再停留于对妇女贫困现状的描述上，许多研究者在建构一个更为复杂、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贫困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也是各种不平等社会机制交互作用的产物，单一的解释因子难以描述和分析贫困发生的机制。有研究对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这三种贫困分析框架进行比较后指出：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考察多层次的不利条件如何使社会的边缘群体陷入缺乏维持最低标准生活的能力从而被排斥出主流社会。脆弱性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刻分析贫困的历史成因、今后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动态地考察贫困问题，做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是理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贫困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是设计以人为中心的缓解贫困方案的建设性工具。将这三个分析框架整合成“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维的贫困分析框架可以更有效和系统地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唐丽霞等，2010）。
一些研究在实践中运用了多重交叉的视角，用以揭示社会性别机制与贫困之间隐蔽但又密不可分的关联。如胡玉坤（2010）试图建立一个“健康-社会公平和性别公正-反贫困”的三种维度分析框架，而郭瑞香（2010）在对艾滋病与性别的报告中使用了多重交叉的分析方法，指出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艾滋病是一种由贫困、失业以及穷人被迫采用的谋生手段带来的疾病。但不平等的性别机制使得女性在性暴力、性剥削和不安全的性行为下难以抗拒艾滋病的肆虐，无论作为照顾者还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要比男性付出更大的代价。冯媛和刘大庆（2010）的研究亦揭示了男女两性在灾害面前的易受损害性是不同的。妇女不仅要面对大灾带来的物质贫困、失去儿女的厄运，且因父权制所规定的生育角色，使她们还必须面临因生育带来的巨大身心压力和因此而面临的婚姻关系破裂的风险。金一虹（2010）在对城市贫困与性别的分析中，将社会性别视角导入新贫困理论，运用社会排斥和脆弱性交叉的分析框架，采取分群分析的研究策略，将城市贫困人口分为失去稳定工作和福利的下岗失业人群、工作中的穷人（临时和非正规就业者）、边缘化生存的流动人群、新市民中的脆弱者（失地农民以及单亲女性家庭）四类群体，分析显示在中国当今城市新贫困群体的每一个小群体中，女性都是更脆弱、更易受损的群体。
5.建立性别与贫困监测系统的探索
性别与贫困的监测是制定一个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反贫困战略的必要前提。蒋永萍等（2007）指出，性别与贫困的测量必须在一个具有多层变量的复杂分析框架中进行，应以拓展的贫困定义为基础，建立以性别与贫困为主题的贫困分析理论框架，选择性别敏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调查指标体系，并设计覆盖所有女性贫困的代表性抽样方案。对于性别与贫困的监测调查，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生命周期的分析框架、经济易受损害性分析框架以及伊娃的妇女贫困三大因素的理论框架可资借鉴。唐丽霞等（2010）从政治权力、就业、教育、健康、财产的获得和劳动分工的不平等方面，提出对性别与贫困关系的混合分析框架。蒋永萍（2007）建议对城乡15岁以上的男女两性人口的有关经济资源的获得与分配、就业与收入、教育和培训、健康和保健、家庭劳动分工和时间分配、社区参与和社会交往、贫困救助、社会态度八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收集调查数据。
三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的不足
尽管在2006～2010年间妇女与贫困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目前仍有一些领域还是空白，比如贫困残疾妇女，虽有报告涉及残疾妇女（郑晓瑛，2008；葛红颖，2009），但尚无专题研究报告。有些研究还局限于对贫困现状的描述。另外，无论从研究规模还是研究力度上仍显单薄，比如对因非自愿迁移、失地致贫的妇女等研究力度不够。
其次，虽然有多篇研究都涉及贫困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妇女贫困的机制，但在分析的系统化和解释力度方面还有待提高。在当下有关分性别的贫困统计数据匮缺的不利情况下，女性贫困群体致贫的各种不利因素是如何叠加发生交互作用，有待新的力作出现。
最后，缺少与主流学界的理论对话和交锋的意识。当下主流学界对贫困现象和贫困机制的研究很活跃，但是大多对基于性别视角的研究关注不够（朱晓阳、谭颖，2010）。批评反贫困的“妇女/社会性别”框架过于纠缠于两性间的“异”而将“二元对立”推到了极致，忽视了实际生活中男女往往并非以独立“个体”存在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生活的事实，这样直接的挑战却未见坚持女性主义贫困理论的一方做出任何理论回应。
（二）研究展望
未来中国贫困发生走向必然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特点相关。一个是城市化和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将带来贫困现象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另一个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高龄人口女性化、同居、离异和单亲家庭、空巢家庭逐渐增多，环境灾难增加带来“环境难民”等都将产生贫困风险。因此，城市贫困、住房、教育、健康、老年妇女及老年护理、环境等因素和性别因素叠加引发贫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未来妇女与贫困研究新的关注点。
经过贫困现状描述和研究领域扩展化的发展阶段，未来有关贫困与妇女/性别的研究将向更具深度和偏重贫困发生与性别不平等的机制性探讨方向发展。此外，通过对学位论文选题的分布分析可以预计，与妇女贫困相关的公共政策（包括家庭支持政策）分析以及如何使社会性别进入反贫困的主流决策，也将是一个可待收获的领域。
[1] 作者简介：金一虹，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访问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2]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到2001～2005年间涉及“贫困与妇女”的论文15篇，涉及“贫困妇女”的论文65篇，涉及“女性贫困”的论文11篇（其中多有重复）。《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01～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在妇女与反贫困专题下分析了30余篇论文（第109页），反贫困专题收录部分论文索引25篇。
[3] 易受损害性最早由世界银行提出并定义，转引自章元、万广华《贫困脆弱性的预测及未来贫困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http：//www.crpe.cn/06crpe/index/clinic/2007qnlt/070.pdf，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