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独立建国前的郡县时期
从象郡的建立一直到唐末宋初,中国在交趾(交州、安南)地区治理时间长达1182年。越南把这一段历史称为“北属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分为5段:象郡、南越国、两汉时期的三郡、东吴至两晋南朝时期的交州以及隋唐时期的安南。
一 象郡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分天下为36郡。此时包括岭南在内的中国南方很多地区尚未进入中国版图。
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后,继续往南推进,先后平定了东越和闽越(即今江西、浙江、福建一带)。经过7年的苦战,到公元前214年,秦军终于打败了越人,平定了岭南,在这里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
南海郡大体上是今天的广东,而桂林郡则大体上是今天的广西,象郡包括今广西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对于象郡的位置和范围,各方至今仍争论不休。中国史籍记载以及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其位于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包括今广西西南部的一些地区。《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载:“日南郡,故象郡。”但是,一些越南学者和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在桂黔边界地区,法国学者马可帛洛及越南历史学家陶维英等持此观点。
对于象郡的郡治,有学者认为是今天的中国广西崇左,也有人认为是今天的南宁,至今仍没有权威的结论。《岭南文化百科全书》认为,象郡郡治可能是在临尘(今广西崇左境内)[14]。
为了开发岭南地区,加强对该新开拓的疆土的治理,秦王朝把南下的50万大军,除战死和病死的外,将他们全部留下“谪戍”。为了让这些士兵安居乐业,留守边疆,秦始皇又从内地征调1.5万名未婚女子,送到岭南,充当戍兵的妻子,为戍守军人缝补衣服。从此,中原人源源不断地移居岭南,“与越杂处”。可见,后来不少包括今日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人是中原移民与当地百越部族通婚的后裔。
交趾地区成为中国的郡县从象郡开始,但象郡存在的时间很短,总共也就十来年的时间,公元前214年设立,到公元前207年,南海龙川令赵佗就已击并象郡,建立南越国了。
关于秦朝所设立象郡的情况,中国有一些零星的史料,但不多。越南方面的史籍很难找到相关的介绍。
二 南越国之二郡
南越国的范围大体上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岭南的范围。
“岭南”称谓是到了秦朝以后才出现的。因为秦朝以前中原的势力和文化主要在五岭以北,中原与五岭以南的交流很少。五岭以南与五岭以北在地理和人文等方面差异较大,所以人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岭南的概念。
五岭是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的交界处,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岭南,即五岭以南。汉初,岭南是南越国的辖地。《晋书·地理志下》将秦代所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称为“岭南三郡”,明确了岭南的区域范围。该地区北靠五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范围包括了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中北部。历史上,唐朝设岭南道,包括曾经属于中国皇朝统治的今越南中北部。宋代以后,今越南中北部才分离出去。
岭南所涵盖的地区地理环境相近,以亚热带地区为主,最大的河流珠江,是中国第五长河,流量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岭南水网纵横,气候温和,除水稻外,种果、种桑、育蚕、养鱼等,重视经济作物与多种经营。岭南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较早开放的港口,海上对外贸易活跃。该区域是百越部落最集中的地区,包括南越、西瓯越、雒越等。居民生活习惯有很多相同之处,如吃米粉、抽水烟等。
商周时期,岭南与中原及长江流域已存在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往来。战国时,岭北汉人因经商、逃亡或随军征战等原因,逐渐南来。但毕竟交通不便,加上语言差异,汉人大规模的南来,则是在秦代统一岭南后才开始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跨过五岭,占领了岭南广大地区,在该地区设立了南海(大体为今广东、海南)、桂林(大体为今广西)、象郡(大体为今广西南部和越南中北部)。在南征越人的过程中,秦始皇为了解决劳师费日的粮饷补给问题,派监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和大榕江镇之间开凿灵渠,支分湘水,连接漓水,建设起全长3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的完整水道工程体系。灵渠这一人造河渠工程,沟通了越人地区的湘、漓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得到连接。自秦朝始,大量的中原人移居岭南,以及秦朝强迫大批的官吏、犯人和商人等移居岭南。
秦朝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劳动人民迁来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处,他们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构成了岭南最早的汉族居民。汉唐以后也有大量的中原人移居岭南,他们与越人融合,有的地区越人与汉人融合后汉化成了汉人,有的地区移居来的汉人则被同化成越人。前来实边的中原人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不仅与当地的越族一起,胼手胝足,开发了岭南地区,而且还传布了中原地区文化技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南海郡龙川令赵佗乘机割据岭南,于公元前207年“击并桂林、象郡”,建立了以番禺(即今广州)为中心[15]的割据政权“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
南越国大体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中北部地区。当时赵佗在今越南的中北部设交趾、九真二郡。交趾、九真作为郡县首次设立。“交趾”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名称始于此。
公元前206年,刘邦统一中国,建立了强大的汉朝。西汉王朝于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83年两次派使臣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并说服赵佗称臣,这样,南越大部分时间成为西汉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赵佗取消了国号,接受汉朝的封号,称臣于汉。有越南史籍将南越列为越南国统,“赵武帝能开拓我越,而自帝其国,与汉抗衡,为我越倡始帝王之基业,其功可谓大矣”。[16]其实,南越国是中国一个地方割据政权,不能作为越南承传的国家。而且,赵佗本身就是中原河北真定[17]人。古书载,赵佗曾任南海龙川令,后来割据岭南后称王,至公元前137年去世,享年120岁,在位70年。
南越国在政治上奉行秦汉制度,“南北交欢”;经济上,输入中原先进技术,发展与中原的贸易,引进了铁器农具和牛、马、羊等畜牧品种,“教民耕种”;文化上,推广先进的汉文化,“以诗书而化训国俗”。尤其是实施保护中原移民,“合辑百越”,“汉越杂处”,加速民族融合的政策,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南越国始于公元前207年,终于公元前111年,历经5代97年,分别为:赵武王(公元前207~前137)、文王(公元前136~前125)、明王(公元前124~前113)、哀王(公元前112)和建德(公元前111)。
公元前113年,南越相吕嘉发动叛乱,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军征伐,于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在其地设置9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3郡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
有关南越国时期的交趾、九真二郡的情况,中国史料有一些,但也不多。司马迁所著《史记》卷113为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河》:“《交州外域记》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这里的越王即南越国王赵佗。
越南有关南越国的史料就更少了。
三 两汉时期的3郡
刘邦统一中国后,建立的汉朝逐步强大,统治也日益稳固。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趁南越国内乱,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军于公元前111年[18]灭掉了南越国,在岭南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9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3郡在今越南境内。9郡之上设交趾部,委派刺史统管,可见交趾在当时的中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从此,该区域由中央王朝派员直接管辖。
(一)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位置
交趾、九真、日南3郡大体位于今越南的北部、中部,共辖22县。
三郡中,交趾郡位于红河三角洲及中越边境一带,共有麊泠、羸、西于等10县;九真郡位于宁平、清化、义安一带,有居风、无编等7县;日南是一新设立郡,位于今广平、广治、顺化一带,共有西卷、比景、朱吾、卢容、象林[19]等5县。象林是历史上中国领土最南面的地方。
(二)中央对三郡的治理
一直到汉朝前期,交趾地区还是一片莽荒之地。古籍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徙,以布贯头而著之。”“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20]
从象郡到南越国,对交趾地区一般都是采取羁縻政策,由原有的部落首领来管理。总的来说,汉朝最初也是对该地区采取“与民生息”“以其故俗治”的政策,各县“诸雒将主民如故”。
随着三郡治理逐步走上正轨,中央派官员日益加强对其管理。尤其是一些循吏,如锡光、任延等来自中原的大员,积极推动地方的发展。《后汉书》卷86记载:“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21]此后,“其产子者,始知种姓”。[22]可见,在秦汉以前交趾地区的居民还处于较原始状态,连姓氏都还没有。一直到汉朝直接管制该地区,开始“教化”,把中原地区的种姓制度带到该地区,才有了姓氏。
锡光是东汉西城人,汉哀帝刘欣时被派到交趾任太守。锡光的“教化”,加速了交趾文明发展进程。
与锡光同时代的还有一名循吏为任延。“三怕传佳话,九真播美名”,这是当代中国任姓宗祠的一副对联,说的是两位任姓名人。[23]汉朝刘秀即位时,听说任延是一位能臣,把所任职的地区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就重用他,任命他为九真太守。当时九真不如相邻的交趾,当地百姓生活贫困,要从交趾运进粮食来度日。任延到任后,“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使九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古籍记载:“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曰田种百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24]
由于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该地区的人口也大大增加,人口数甚至大大多于岭南的其他地区。据《后汉书·地理志》记载,还在西汉末年,交趾郡人口就已达74.6万余人,九真郡有15.6万余人,日南郡有6.9万余人,3郡总计已接近100万人,比同时期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4郡总人口的39万余人,还多出一倍多。
锡光、任延等来自中原的官员把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器农具、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传授给当地百姓,提高了农业产量,粮食丰收,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他们还在当地设立学校,推行儒家礼教,婚嫁有度,社会文明大大进步。司马光对此评价说:“故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25]
同时,在中央派来的官员中,有循吏,也有不少贪暴者。如公元40年,交趾太守苏定的治理不当,引发了二征起事。后来中央派马援前往镇压,恢复了当地的秩序。
(三)汉朝对外交流的前沿
由于交趾、九真、日南3郡位于中国的最南,经海上对外交流很便利,是中国到南洋乃至西域的海上必经之地,所以这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前沿和南大门,是中外海上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中西方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此后,东南亚、印度,甚至远至罗马的使节便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交趾地区,有的经由此北上来到中原。
尤其是3郡中位于南面的日南郡更是中外交流的最前沿。史书记载,东汉孝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叶调国[26]曾遣使到东汉。[27]在汉和帝时,天竺国(今印度)曾多次遣使贡献汉朝。后来,西域反叛,陆路交通断绝,中印交流不得不改由海路。“至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四年(公元161)频从日南徼外来献”。[28]“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29]
四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交州
(一)中原大乱,独交州偏安
两汉中央在交趾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汉代结束后,中国进入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中原内地群雄并起,各地动乱不堪。而循吏士燮在交趾(时称交州)实施稳定的治理,当地经济文化繁荣发展。
古交州,即原交趾地区。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交州原称交趾,东汉时期的公元203年改称交州。开始交州管辖的区域很大,包括岭南7郡:南海(今广东)、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玉林)、合浦(今广西南部)、交趾(今越南北部)、九真(今越南中部之北面部分)、日南(今越南中部之南面部分)。
公元226年,士燮死后,东吴以交州悬远,始分合浦及以北的南海、桂林、苍梧属广州,以南的交趾、九真、日南归交州,实行交广分治。此后,交州、广州,各成一州,未再合并。
(二)士爕治理下的交州
士爕也是一名彪炳史册的循吏。三国鼎立之际,士爕出任交趾太守,后改任交州牧。史书记载,士燮少时游学洛阳,专攻《春秋》,体器宽厚,谦虚下士。在中原大乱之际,他把大批文人志士吸引到交趾,当时“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如刘熙、程秉、许靖、薛宗、袁徽等。袁徽在其致曹魏尚书令荀彧书中说:“交趾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30]在士燮及一批文人志士的努力下,使交州地区一度成为中国南方学术文化的中心之一。
“士燮,中国苍梧郡广信县人。王莽之乱时,士燮祖先避难交趾。士燮父亲为第五代,汉桓帝时,任日南郡太守。后来,士燮补任交趾太守,封为龙度亭侯,187年起治所龙编。”龙编也叫羸。“士燮从187~226年去世止,治所于羸。40年间,中国内地很乱,而交趾则是安乐繁荣之地。都市羸也日益扩大。不少中国内地官民避难和寄寓交趾,也必然有不少人来到首府羸立业。那时一些印度商人沿海路来到交趾,在羸经商。同时,一些印度僧侣追随商人,为商人祈求平安,也来到羸,成为在交趾地区最早的佛教传播者。羸作为行政中心,同时也成了文化、宗教中心”。[31]
越南史家吴士连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32]
(三)羸是交州地区最早最大的城市
秦汉以前,安南尚无城市。“越,方外之地,发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曾举兵入其地也。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簧竹之中,习于水战,惯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山川要塞,险阻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33]
进入郡县时期,交趾地区逐步建立城市。汉朝三国两晋时,羸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城市。羸大体位于今越南北宁省顺城县一带。“现今的顺城仍然有昔日的羸古城,城中有供奉士燮的祠庙,庙中的石碑所刻的字清楚指明这里就是当时士燮的城池。而且,周围有很多寺庙,民间也流传很多故事,如《古州佛本行》明确指出,公元2、3世纪这里是中心都市。离此稍远一点的三亚有士燮的陵墓遗址和祠庙也证明了这里是士王(即士燮)的首府位置”[34]。
越南学者认为,羸就是龙编。“一些史书记录,龙编也是在该地区”。“其实,龙编也正是羸”。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士王记》中说:“士燮转任交州太守,封龙度亭侯,建羸城(即龙编)。”法属时期,法国人在离羸不远的地方建造了龙编铁桥,将羸所在的红河以东以北地区与红河以西以南的河内城区连接起来。今龙编铁桥仍在使用。
昔日的羸是交趾地区当时规模最大的城市。“羸古城呈日字型,长约近600米,宽约300多米。城墙为土建。四角有四座烽火楼(hoa hoi)向外突出。城门向前突出,上面建有更楼。周围有外濠,尤其是城前有桑河(song dou)作为优越的天然外濠”。“羸古城现已几乎被破坏殆尽,只有黎朝在城中央建的士燮祠庙仍保留在原地”。“1970年越南有关方面对前城墙进行挖掘,获得重大发现”。“约深1.5米处,有一座三块砖斜立支撑的火灶,灶上有一瓦锅,底下有稻秆和竹子炭灰”。[35]
羸首先是一个行政中心。自秦至汉初,朝廷及南越国政权已在交趾地区设置郡治,但现已很难找到相关的城郭痕迹。汉朝以来在所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古城镇就是古螺、羸等。羸位于红河三角洲平原,离后来成为安南都护府和越南首都的今河内市区仅10多公里,一度是交趾政治、经济、文化繁荣之地。“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羸曾是汉朝治理当地郡级政权的行政中心”。“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初,东汉衰亡,形成三国鼎立。交州(今越南)统治权落入士燮父子手中,士燮就像帝王一样,建都城于羸”。[36]
居民很多是中原移民。羸城大、人多,“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也可以肯定这里的人口密度大。居民成分丰富,除本地越人外,很多是中国内地人。中国内地人中,有官僚统治者及其家眷,有士兵,有手工匠和为官僚服务的贫民。随着内地汉人的扩张和同化,内地汉人移居交趾越来越多”。[37]
羸也是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供应羸都城及当地生活的需要,当时这里还形成了一些生产日用品的作坊,如生产陶制品等。“罢定(bai dinh)古窑区位于桑河畔,距离羸城约1000米。这里生产砖瓦和陶制品,主要供给羸建设和生活之需要”。“河北省(今为北宁省)嘉良县大来乡狄中(dich trung)村紧靠墩河和羸通往嘉良的交通大道,距离羸约20公里,全村都是古陶窑区域。今这里到处都是古陶窑、陶生产工具及产品废料遗物。在此所找到的各种碗、碟与在羸及周边墓葬所找到的遗物是同样的物品”。[38]
羸存在长达约5个世纪。公元2世纪以后的多个世纪中,羸一直是交趾地区政治上最重要、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最发达的都市,一直到公元6世纪,前后长达约5个世纪。到了7世纪,隋唐时期,中央在交趾地区设立安南都护府,在紧邻羸的红河西南岸建立大罗城(即今河内)作为府治。新建立的罗城与原来的羸仅一河之隔。公元10世纪末,越南独立后的李朝建都升龙(即今河内),羸逐渐衰落。如今的河内是越南的首都及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越南北方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它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昔日的古螺、羸、罗城。羸所在的北宁地区被越南人称为“京北”,即京都的北部。“‘京北’建有很多寺庙古塔,是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是各方宾客参观旅游的地方”。从秦汉初年的古螺到后来的羸、罗城,以及越南独立后作为国家首都多个世纪,河内作为一个都市至今已经有了近两千年的历史。
(四)交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三国时,交州属东吴势力范围。公元226年(吴黄武五年),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州,后交州守吴邈又把他送到建业(即今南京)[39]。
羸“作为一个大的买卖中心,除了很多中国内地人及本地人来此交易外,还有很多印度等国商人来此做买卖”。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客商和居民都会大量使用货币。人们在羸地区发现了很多古代货币。“该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很多东汉时期的五铢钱(ngu thu),以及更早的秦朝、西汉、王莽时期的货泉钱(hoa tuyen)、大泉五十(dai tuyen ngu thap)等。货币使用越多,货物越多,客商也就越多,交流也就越繁忙,使得羸不仅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更具有商‘市’的性质”。[40]
交州对外贸易曾一度超过广州等地。
五 隋唐时期的安南
两汉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纷争,中国又进入了另一个盛世唐朝。唐代开元年间,张九龄主持扩建大庾岭新道,使其成为连通岭南岭北的主要通道。“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进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41]这一时期,安南(即交州)也有了再次的飞跃发展。
(一)隋朝、唐初时交州的经略
唐朝之前是短暂的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灭南陈,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重新归于统一。此时,交州的李佛子[42]虽然名义上臣服中央,但实际上是割据交州。公元602年,隋文帝任命刘方为交州道引军总管,率军二十七营于603年初南征交州。隋军进至都隆岭时,迅速打败阻击的李佛子军队。李佛子惧而投降,被送往长安。叛乱被平定后,隋朝依然在交州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来直接治理。
交州的南面是林邑。平定李佛子后,隋朝于604年派遣“大将军刘方为州道引军总管,率钦州刺史宁长真、州刺史李晕、开府秦雄,步骑万余及犯罪者数千人”,继续向南,公元605年进至林邑海口,大败林邑军。隋军“向南追击,径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林邑国都。范梵志弃城,遁入海中”。隋朝把林邑分为三州:一为荡州(后改为比景郡),二为农州(后改为海阴郡),三为冲州(后改为林邑郡)。
隋朝灭亡后,公元622年,交趾太守邱和、九真太守黎玉、日南太守李皎或投降,或为唐朝所败,唐朝因而建立起对整个交州地区的直接统治。
(二)唐代安南都护府的设置
隋朝时,中央王朝一度在今越南的北中部设立了6郡,包括交州的交趾、九真、日南3郡,以及平林邑后设置的比景、海阴、林邑3郡。隋末,林邑王范梵志乘中原地区混战之机,北上恢复了其旧日的统治。这样,唐朝在该地区只剩下了交州3郡,其地域含今日越南北部和中部北区,南面在河静与广平之间的横山为界,与林邑(即后来改名的占婆)相邻。
公元622年,唐朝设立交州总管府,624年改为交州都督府。唐太宗时,将全国分为10道,交州属岭南道。由于中央派往交州的官吏大多是贪腐之辈,致使州政不举,地方叛乱不断。为了加强对交州的统治,唐高宗于公元679年把交州都督府改为安南都护府。从此,该地区就叫安南。
安南都护府辖交趾地区12个州:交州、峰州、长州、爱州、州、演州、福禄州、陆州、汤州、芝州、武峨州、武安州。这12州所辖的59县是:
交州地域大致相当于今越南北部平原东部的河内、北宁、南定一带,辖宋平、南定、太平、交趾、朱鸢、龙编、平道、武平,共8县。
峰州地域大致在交州以西的红河上游地区,即后来越南的山西、永安等省,辖嘉宁、承化、新昌、高山、珠绿,共5县。
长州地域大致在南定、清化之间,相当于今越南宁平省,辖文阳、铜蔡、长山、其阳,共4县。
爱州地域大致相当于今越南清化省,辖九真、安顺、崇平、军宁、日南、长林,共6县。
州地域大致在今越南中部的北区,即河静省,辖九德、浦阳、越裳、怀,共4县。
演州地域大致为今越南义安省北部,辖忠义、龙池、思农、武窖、武金等,共7县。
福禄州地域在今越南义安省东南至河静省一带,辖柔运、唐林、福禄,共3县。
陆州地域相当于今越南谅山至广宁一带,从山地一直到海边,辖乌雷、华清、宁海,共3县。
汤州地域相当于今越南宣光省,辖汤泉、绿水、罗韶,共3县。
芝州地域相当于后来越南的兴化省,辖忻城、富川、平西、乐光、乐艳、多云、思龙,共7县。
武峨州地域相当于今越南太原省,辖武峨、如马、武义、武夷、武缘、武劳、梁山,共7县。
武安州地域大致在后来越南的广安省境内,辖武安、临江,共2县,县数最少。
安南都护府除直接管辖上述12州外,还间接管辖比较松弛的41个“羁縻州”。由于这些羁縻州都位于山区,交通不便,都是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所以由其酋长直接统治。公元711年,唐朝增设峰州都护府,兼管红河上游各羁縻州;以及州都护府,兼管与老挝交界的各羁縻州。
(三)隋唐时期安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均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发展。安南作为中国的州县,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安南地处南部沿海,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作为一个重要的对外口岸,在唐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实行多种经营,除了种植双季稻、薯类粮食作物外,还发展了棉花、麻类、果树等经济作物,以及种桑养蚕,在峰州至爱州一带每年收获蚕茧达8次。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安南的手工业发展也很显著。由于生产出大量的棉、麻、丝,引入纺织技术和印染技术,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棉布、麻布等纺织品产量大增,且丝绸品质优良,一些红霞花布、锦缎、绉纱等往往作为贡品向朝廷缴纳。同时,采矿业、冶炼业和陶瓷业也有很大的发展。[43]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也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内地到安南,以及安南地区各个州县之间,水陆交通都很便利。通过连接内地的陆路和广州至交州的海路,内地商人主要是运来瓷器、茶叶、中药等商品,从安南运回的主要是当地的各种丝绸和土特产品。[44]
在文化方面,唐代高度发展的文化在安南地区也有着充分的表现。首先是科举制度在安南实行,不少人通过考试,入仕为官。如爱州的姜公辅在唐德宗时登进士第,做到唐朝的宰相。唐代以诗文取士,欲为官者,先通诗文。安南人能在内地甚至朝廷做官,可见唐代安南的文风之兴盛。唐代王福畴、杜审言、沈佺期、刘禹锡、张籍、贾岛等一些著名文人在被贬官寓居安南期间,既以文教施行当地,也以诗文抒发情怀,留下了大量不朽的文学作品。杜审言(约645~708),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唐中宗神龙初年,他被流放到安南峰州(今越南越池东南),在此期间创作了著名的五言律诗《旅寓安南》: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
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
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
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45]
(四)高骈在安南的功业
上述可见,唐朝国势强盛,特别是前期政策措施得力,安南尽管地处边陲,但后来由于一些循吏的治理而获得飞跃的发展。其中,高骈在安南打退南诏,修筑州城,疏浚海道,最为后人所称道。
安南一度被西北的南诏所侵扰。公元864年,唐懿宗任高骈为安南都护。866年,高骈大破南诏军,克复交趾城,南诏退走,安南在被南诏侵扰10年后重新回到唐朝直接管辖之下。同时,唐朝改都护府为静海军节度使,晋升高骈为静海军节度使。
高骈打退南诏,收复安南,是其最大的功绩。此外,在他任职安南期间,治理政绩卓著。尤其是修筑大罗城、疏浚海道,造福安南百姓。
高骈在前人已开始筑城的基础上,于唐咸通七年再次修筑和扩建大罗城(今河内)。据《越史略》对高骈修筑的罗城记载:“周回一千九百八十丈零五尺,高二丈六尺,脚广二丈六尺。四面女墙,高五尺五寸。敌楼五十五所,门楼五所,瓮门六所,水渠三所,踏道三十四所。又筑堤子,周回二千一百二十五丈八尺,高一丈五尺,脚阔三丈。又造屋五千余间。”而据《资治通鉴》和《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高骈造屋多达40余万间。上述书籍记载的造屋数字出入很大,不过,可说明当时的罗城确实是一座大城市。
唐朝以前,交州往广州的海路,沿途多有礁石横阻,常倾覆舟船,运输艰难。高骈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奏请朝廷疏浚从广州至交州的海道。疏浚该海道,工程量大,需要克服很多艰难险阻。但高骈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所以决定迎难而上,以厚利招工开凿,终于清除暗礁,使这条岭南海道畅通无阻。史载:“以广州馈运艰涩,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鸠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46]
高骈任安南节度使5年,殚精竭虑,多行善政,造福百姓,深受当地人民爱戴,生为立祠,尊为高王。今越南的北宁、义安等地尚保存有高王庙。越南史学家吴时仕说:“高骈在安南,破南诏,以拯一时之生灵,筑罗城,以壮万年之都邑,其功伟矣!至于通漕路、置使驿,凡事皆奉公而行,无一毫之私。”“张舟破占、环城、、爱,高骈累败云诏,保全安南,皆有功于我土,而骈之任久于舟,今国中妇孺能言之。前后牧守皆不能及骈,盖骈之功为独盛也”。[47]
(五)安南的内忧与对外交流
唐朝,内地与边远地区一样存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剥削压迫,社会阶级矛盾严重,尤其是唐朝中后期,安南地区的社会阶级矛盾更是十分尖锐。安南都护府下辖的州县,不仅每年向唐王朝纳贡土特产,还征收盐税、铁税、珠宝税、麻税等,有租(交农业税)、庸(服劳役)、调(征收手工业产品)等,成为对当地百姓剥削的主要形式。唐代中叶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削弱了其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安南地区,不少官吏贪污行贿,鱼肉百姓,加上自然灾害,使得社会阶级矛盾变得日益尖锐,当地人掀起了多次的反抗斗争。
在内忧的同时,安南还面临严峻的外患。8~9世纪,先后有阇婆(爪哇)、林邑和南诏从南北两个方向入寇安南,尤其是西北的南诏不断侵扰安南。南诏是中国云南境内由白族先民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9世纪中期以后,南诏不断侵扰安南,一直到高骈任安南都护后才把南诏击退。
隋末中原战乱,林邑王范梵志乘机恢复了原隋朝占领的3郡,遣使到中国谢罪,并遣使朝贡。由于安南多年被南诏侵扰,唐朝无暇顾及环王(即此前称之林邑)。环王发展至第五王朝的公元859年,因国王毗建陀跋摩无嗣而告终。自第六王朝起,中国史籍记载该国事迹,不再称其为环王,而称其为占婆或占城。
尽管当时的安南有不少的外患,但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海运便利,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交流前沿,所以除了与内地的贸易外,唐朝安南的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安南与真腊(柬埔寨)、文单(老挝)、昆仑(马来亚)、骠国(缅甸)、天竺(印度)以及中亚和西亚各国的贸易交流很频繁。安南用丝绸和各种土特产品交换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商人的香料、药品、锡器、玻璃器皿等货物。
自秦至唐末宋初,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下达1182年。从汉灭南越至安南设置郡县也有1079年。一千多年里,交趾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巨大的发展。
对于这一段历史,有学者认为是越南古代史的一部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范畴,还有学者认为这应该作为中越关系史来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值得人们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