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个世界：地方读书人的差异

维新报刊流传虽广，但毕竟为新生事物，且夹杂西学，未必全然为传统读书人所喜好和接受。正如廖梅的调查，《时务报》的主要读者是“上层、中层和中层偏下的士大夫，特别是中层士大夫”。[28]无论上、中、下的标准划在何处，身在乡里空间、位置偏下的张棡和刘大鹏，是否与这一波思想变革有密切的互动，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与此前两年一样，爱好读报的张棡，其视野没有落后于同时代的上层绅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二十七，《时务报》出刊不久，他就出资购买——“寄信项申甫，盖托伊买《时务报》也”。[29]不过，可能由于温州乡下并无代售处，直到八月十三他才看到这份报刊，“抵城即过项君申甫处，取来《时务报》四册”。[30]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报阅读，反映了他对时代的积极态度。

不过，此间的维新报刊，似也对他造成一些困扰。在普遍褒扬的氛围中，张棡却对《时务报》文字的艰涩产生疑虑。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六他写道：“下午看《申报汇编》学校类《泰西教法》四篇，《女学堂议》一篇，较之近日《时务报》中《不缠足会议》、《倡女学议》，颇觉明白晓畅。”[31]二月初五，他又读到《蒙学报》，或是以启蒙视角来看待，其观感也是“颇有可开童智处，而艰深处亦尚有之”。[32]尽管两条读后感可能非常偶然，但也稍能瞥见地方下层读书人对报刊文字通俗与否的在意程度。

相比张棡的紧跟时代潮流，刘大鹏还处于另一个“停滞”的世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八日，刘大鹏破天荒地接触了一次邸报，知悉“辽东盛京一带遭水灾处甚多”。[33]尔后，他又听闻科举已改“策问”，便托人购买《皇朝经世文编》，作为应考的枕中秘鸿。自此，前朝奏章、前代文人的论述文字大量进入视野，虽也涉及水利、河工等实际事务，但毕竟与时代的潮流相距甚远，他所遵从的不过是科举考试的召唤。

所以，维新时代的社会图像，于他而言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省城的“设招商局”、“开官钱铺”、“修铁路”、“开矿务”诸事，听来只觉“谣之甚紧”；即便是休戚相关的科举事宜，他也无法获知确音。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初十有如下记录：

近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不知是否真切。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凡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盖士子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谣之起真耶假耶，不得而知也，真令人二三其心。[34]

如此可知，1896年的刘大鹏，仍然依靠流言网络理解世事，对现实世界表达的心态大抵不离“人心皇皇”之类。他对开矿、铁路、学堂等新事物表现出来的保守态度，除受传统文化和个人境遇的影响之外，缺乏对现实的清晰了解、缺乏对新思想的阅读，也是重要的原因。

柯文（Paul Cohen）曾说，近代中国的沿海和内地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自1842年以后，两者的反差逐渐显著，“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35]。而阅读报刊正是外向型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张棡和刘大鹏在思想上的差异，根源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