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逆流而上：从江西到湖南的“时事之网”

相较而言，得益于新闻纸，远离政治中心的皮锡瑞卷入战争的程度反而最深，贯穿1894年秋冬至1895年春夏的日常生活。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四，在江西的经训书院里，他和朋友第一次谈及朝鲜事宜：“邹殿书至，谈洋务，云英国或出排解，朝鲜想不至大决裂。”[21]关于此事的话匣一经打开，便无法停顿，以学问为中介的交往从中心沦落为边缘，讨论时局开始成为首级议题，学生的课业也“与时俱进”，增加东洋战事的篇章。总之，原本谈诗说文、以科举为第一要义的书院生活，骤然间就被“痛言时事”、“谈时事”、“言国事”的窗外事所占据，譬如：

六月二十八，晚间夏鉴臣、少村叔侄同至。闻陈荪石放江南副主考，甚善。东洋已开仗，互有胜负，中国兵饷船为水雷所轰，损两千馀人，可伤矣。

七月初一，晚间至殿书处，谈海上战事……

七月初二，殿书早至，云吴淞口炮台之炮，已为奸细以镪水淋坏，奸细已捉得，然无益于事矣。丁军船带四船出洋已回，云不见敌。聂军坐困于朝鲜，云其王已为日本捉去，日本增兵不已。兵法云：“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中国诸事落后，可为扼腕！[22]

不过，如孙宝瑄一样，此时身处江西的读书人，获取战事的消息来源同样不够明朗。直到七月十二，皮锡瑞才解开谜底：“见《申报》言海上战事，陆战多胜，海战互有胜败……”[23]九月初四，在书院散馆回乡的客船上，他一改过去依靠诗文度日的状态，代之以《申报》做伴，将大局变动和对时局的议论，随时写入日记，譬如，“报云平壤失守，李相亦得处分，甚有讥讽之词。此人致寇负乘，固不足惜，将来大局可虑耳”。[24]

“久客回家，有如梦寐”，然他到长沙仅两日，就急切地与友人相见——九月十八“见俞伯钧，谈京师事”；二十五“至孔搢陔处，谈时事甚悉”[25]。讨论时事的氛围丝毫不逊于江西书院，可见，这场战争确已成为中国读书人心头大事。回乡初期，皮锡瑞的消息来源还不够稳定，有时只依靠京城的私人书信，如“受明出颂年信，云京城人心惊惶”。有时依靠电报间歇传来简短消息，如“闻陈舫仙有电报回，已至山海关，九连城已收复，是好消息”。[26]这两种获取信息的方式，都具有偶然性。直到十月二十四，皮锡瑞才终于在湖南看到新闻纸，《申报》成为稳定的消息来源，阅读报纸、记录日记成为常态。

报纸进入阅读世界，使消息传递不仅再依靠传统的私信，不再以传闻的形式到来，遥远的战争成为一个正在进行中、可以长期追随的“媒介事件”。追随这些变动的消息，作为报纸读者的皮锡瑞，其心情也随之起伏不定——既有“不知何以不用兵船”的质疑，也有对京师中人“铺张如旧”的寒心；既有“诚不料大局至此”的失望，又有“论时事，扼腕久之”的激愤。这些交织混杂的情感，成为批判现实的导火索，他一改早年“困于名场，议论无所施”的压抑，“感时事，作五律八首”、“作《兵车行》，痛言时事”等字眼频繁出现。十一月二十一，读到与战争无关的后宫新闻，他也讽刺地评论道：“现已兵临城下，两宫有隙，亦当容忍。如此举动，愈为敌人窥破矣。以诗书礼乐之邦而内乱，何以能国？”[27]

至此可说，1894年至1895年战争期间，各种消息来源在皮锡瑞身边编织了一张“时事之网”。无论在江西还是湖南，他的读书人圈子都进入了一个原本比较遥远的现实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思虑和讨论骤然成为生活的重心。诚然，传统书信、邸报、人际网络甚至新式电报，均参与了这个网络的编织，不过将这个世界描述得最清晰，也最受人倚重的显然是来自上海的现代新闻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