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2014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4年，世界经济总体复苏进程缓慢，但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不仅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出现分化，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增长分化也在不断加剧，展望2015年，尽管美国经济增长趋稳，但受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和新兴经济体经济集体放缓的影响，全球经济将步入低速增长“新常态”。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经济、金融、政治和外交等相互影响不断加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增加，这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需要全面把握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动态变化，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智慧的选择，从战略高度制定相应对策和政策，以期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得更大利益。
一 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经济格局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全球经济增长很难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快速增长速度，总体看世界经济将步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
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不仅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开始出现重大分化，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也在不断加剧，多元化发展态势中的世界经济将步入低速增长“新常态”。
（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分化，“美扬”与“日衰”、“欧缓”并存
——美国复苏势头明显，经济增长逐步趋稳。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但美国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这从美国的各项经济数据可见端倪。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除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受到严寒天气影响萎靡外，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4.6%，第三季度更是实现了5%的增长速度。此外，从美国公布的几大关键数据如采购经理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房地产销售价格、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来看，美国经济已经步入复苏的轨道。以消费数据为例，第二季度美国个人实际消费支出增长2.5%，第三季度个人消费增长2.2%，而第四季度是传统的消费旺季，个人消费的增加无疑给美国经济带来利好。美国GDP的增长70%都是由消费拉动的，强劲的就业增长、家庭财务状况改善以及汽油价格下跌都有利于消费上升。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该国11月非农就业人数32.1万，远超此前23万的预期，创下自2012年1月以来的最高值，失业率5.8%，而不断改善的就业市场将持续降低失业率，到明年底美国失业率约降至5.4%。[1]可见，国内需求上升，尤其是消费支出上升，将使得美国经济继续领跑其他经济体。
展望2015年，社会各界普遍对美国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4年11月25日发布报告称，预计未来两年时间里全球经济将会逐步改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认为，2014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达到2.2%，2015年则上升到2.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本土机构的预期更为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12月初预计，美国经济将在2015年获得3.5%的增长；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预计2015年美国经济将增长3.1%，超过2014年的2.2%。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美国经济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第一，当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预期不断增加，全球货币政策的博弈和分歧，不可避免会通过资本流动、资产价格、货币汇率等渠道扩散至全球，给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第二，美国通胀上升则可能使美联储加息，从而增加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第三，美国政府债务比重依旧很高，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第四，政治地缘的不确定性在2015年也会增加。此外，诸如新兴市场经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增速放缓，原油价格的变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也可能间接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
——日本安倍经济学受挫，经济复苏或重陷泥潭。所谓“安倍经济学”即释放三支“箭”：一支箭是货币“注水”，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一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财政赤字不变；再一支箭就是刺激民间投资。在2013年“安倍经济学”两支利箭刺激下的日本经济迅速膨胀，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连续6个季度的正增长，个别季度的增幅甚至超过了4%，但自2014年4月日本决定将消费税由原来的5%提高至8%开始，日本经济形势迅速发生逆转，出现与预期相反的两个意外，一是国内经济复苏势头受消费税拖累，二是日元贬值加大了贸易赤字。据日本最新资料显示，日本经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在2014年二季度大幅萎缩1.9%（换算成年率为-7.3%）的基础上，日本经济第三季度增长-0.4%（换算成年率为-1.6%），全年可能为-6%，日本经济正在重新陷入低迷，安倍经济学面临质疑不断增加。实践证明，通过大量印钞和举债以拉抬日本经济的“安倍经济学”正在走向灾难，其结局恐怕是通胀性萧条——典型的经济滞涨。数据显示，日元持续贬值对日本经济的积极效应不断弱化，而消极作用不断凸显；积极财政政策使日本财政债务危机雪上加霜。据统计，在安倍执政的过去两年中，日本政府债务已经从997万亿日元增加到1038万亿日元，债务占比达到245%，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半。尽管安倍政府最近决定将原定2015年10月开始的再次提高消费税的实施时间推迟到2017年4月，为日本经济获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但必将危及日本政府大幅削减财政赤字的承诺，无法完成到2015财年将财政赤字减少至2010财年一半的目标，更无法达到在2020财年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
可见，“安倍经济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人口老龄化加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费用增加、企业不断向海外转移带来的国内产业空心化、国内需求长期低迷等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把“安倍经济学”放到历史长河中看，其经济政策的政治化，把治理国家的行为变成一种疯狂的政客行为，使日本经济在2013年的短暂繁荣仅仅是一种幻想，具有不可持续性。据日本《朝日新闻》进行的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已有1/3开始不信任“安倍经济学”，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12月5日发表的42位民间经济学家的经济预测平均结果显示，2014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将出现回升，但回升乏力，2014财年全年日本经济规模将萎缩0.5%[2]。展望2015年，尽管日本出台了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这些刺激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本经济复苏态势并不明朗。
——欧洲经济依旧在危机中苦苦挣扎，复苏步履维艰。2014年欧洲经济复苏依旧缓慢。据欧洲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2%；第二季度GDP环比持平，即零增长；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0.2%，好于之前预期的0.1%。首先，欧元区总需求不足、负债率较高和失业率高企等问题，对欧元区经济复苏构成了威胁。目前，欧元区的工业产出和投资依然低于危机水平，第三季度投资支出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1.3%，危机带来的遗留问题不容忽视，经济复苏动力依然薄弱。其次，通缩顽疾难以改善。据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11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速创下5年来新低，距离欧洲央行接近2%的通胀目标相去甚远，通缩隐忧日增。再次，高失业率和高负债问题依然存在。可见，增长乏力、通货紧缩和负债累累影响了2014年欧洲经济复苏进程。国际组织纷纷调低了对2014年全年和2015年欧洲经济增长预期。欧盟委员会发布的秋季经济展望报告也下调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和通胀率预期，与春季展望报告相比，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预期从1.2%调降至0.8%，2015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从1.7%调降至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2月发布的领先指标显示，欧元区经济增长将会放缓，甚至可能重回萎缩。IMF的预期则较为乐观，预期欧元区2014年经济增速或平均为0.8%；2015年有望实现1.3%正的增长；中期看来，欧元区增长或徘徊在1%～1.2%[3]。
我们认为，欧元区将继续面对疲软的就业市场，但油价下跌、欧元贬值、财政紧缩或下降、主权债务风险缓和以及宽松货币政策，对欧盟经济复苏来说是积极因素，将有助于2015年欧洲经济的整体复苏。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1月26日宣布启动一项为期3年、规模高达315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此拉动投资注入实体经济，如该计划实施顺利也有望带动欧洲实现经济复苏，欧洲经济或恢复正增长。然而，欧洲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内外风险仍然存在，从内部来看，欧洲国家结构性改革不足和内需疲弱将会继续令经济承压，从而延缓经济复苏进程；从面临的外部风险看，地缘政治风险、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等不确定性，都或将对欧洲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二）新兴经济体分化加剧，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
2014年，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加剧。中国和印度等主要大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集体放缓。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一、二、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为7.4%、7.5%和7.3%，创下近6年以来的新低；印度第一、二、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为4.6%、5.7%和5.3%。受东欧动荡，尤其是包括国际油价在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资源型国家巴西和俄罗斯在经济增长边缘徘徊。数据显示，俄罗斯经济一、二、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为0.9%、0.8%和0.7%；巴西经济第一、二、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为-0.2%、-0.6%和0.59%。Capital Economics研究公司整理的19个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数据显示，2014年8月大型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和第二季度消费者支出，双双跌至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出口增长也大幅下滑。自2011年末以来，IMF已六次下调新兴市场增长预测，2014年4月，IMF将2014年新兴经济体增速预估从5.1%下调至4.9%；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修订了其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预测，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20个最大新兴市场国家2014年整体GDP的增长预计将为2.1%。当然也有积极的方面，非洲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较为稳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2014》预测，受区域融合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动，2014年和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将稳定增长，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和5.75%，其中东非共同体经济增长率可达6.0%和6.4%。
（三）2015年世界经济更加纠结，总体上看低速增长成为“新常态”
展望2015年，受中国、印度经济下行和欧元区、俄罗斯以及巴西经济增长疲软预期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还将继续放缓，世界各主要机构下调了对新兴经济体增速预期，如IMF对2015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3.5%。亚洲新兴国家2015～2016年两年的GDP增长预期则分别降至6.5%和6.6%。不过，油价下跌、全球流动性充裕以及欧美经济提速，以及新兴经济体通过区域合作和经济融合、主动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等因素，都将给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带来利好。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贸易、资本、通讯、人员等的流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增加。1800年衡量贸易一体化的传统指标——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仅为2%，1989年上升到22.3%，目前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6%[4]。全球外汇、金融市场一周连续五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运营，成百亿的交易通过一台电脑终端设备在世界的某一角落可以瞬间完成。据联合国预测，到2020年，全球旅游到访人数将达到近14亿。全球经济相互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轮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极不平衡，尽管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凭借良好的经济就业数据，显示其已经回归到经济增长的正常轨道，但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依然在经济增长危机中苦苦挣扎；与此同时，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也在加剧，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成为“新常态”，世界经济多元化趋势明显。可以预见，全球经济增长很难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快速增长阶段，将步入低速增长“新常态”，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当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自身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创新引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正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和新型材料等技术的应用，但美国本轮经济复苏强劲主要得益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得益于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将自身的经济风险传导甚或转嫁到其他国家，即通过攫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实体经济利益而实现，美国内部实质性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新的经济增长点尚不明朗。
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出现了资本失衡、发展失当、民主失真、市场失灵、治理失效、贫富失调、生态失衡等七大问题，使得全球人类社会发展面临共同困境，而这是由于个别国家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政客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局部的市场力量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冷战思维形成的旧机制、旧规制凌驾于新规则之上，地缘一体化凌驾于全球一体化之上等五个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所造成的。
三是从更长时期来看，本轮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将成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整体放缓的新常态。由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内部结构因素和外部环境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都面临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中经济增速的放缓是必然趋势。同时，受发达国家超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影响和推动，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态势会随着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博弈而发生变化，金融市场将动荡不定。
因此，在出现大规模科技革命之前，在全球治理机制和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全球经济还将处于低速增长“新常态”。
二 世界经济增长与货币金融、政治和外交等政策相互交织影响不断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风险增加，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变量因素增加
当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金融政策相互交织影响不断加强，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隐患增加，成为影响2014～2015年，甚至更长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一）变量之一：全球货币政策的博弈与分化
自金融危机之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率先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仿效这一政策，全球出现货币竞相贬值的货币之争，世界经济陷入流动性泛滥。由于本轮经济复苏进程缓慢，2014年世界各国货币政策仍以宽松为主，市场相对稳定，开始产生分化，展望2015年，美日欧等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将会继续产生分化，这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美国全面退出量化宽松（QE）政策，货币政策有望回归正常状态。金融危机后，为了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美国先后实施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第四轮的力度最大（俗称“货币注水”）。但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状况好转，就业市场不断改善，2014年9月美国失业率已降至5.9%，通胀水平一直低于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但长期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因此，美国经济复苏对QE依赖下降。自2014年1月起，美联储就已经将量化宽松额度从850亿美元缩减到750亿美元。2014年10月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结束被称为QE的资产购买计划，并决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加息，着手实施收紧的货币政策，这标志美国货币政策的重大转折。
QE是为了应对经济缺乏活力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非常态下的一种经济刺激手段。美国QE的退出取决于美国经济增长状况，与就业市场状况和通胀水平，尤其是失业率的变化挂钩。随着经济走向健康状态，美国必然会选择退出QE。从美国经济复苏的实际情况看，量化宽松政策对推动本轮美国经济复苏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自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美国经济复苏逐步增长，据统计，美国2012年、2013年、2014年（惠誉评级预计）经济增长分别达到2.3%、2.3%和2.8%。失业率也在不断下降。
可见，从美国当前经济形势来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退出是现实和明智之举，也是美国保持美元霸主地位和世界货币地位的需要。因为作为世界货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美元充当世界货币实际上一直面临“特里芬两难”。美元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一直处于贬值通道中，美元与黄金的汇兑比例不断上升，从一盎司35美元，一路飙升到一盎司1800美元，再回归到一盎司1000美元。随着美国退出QE，美联储或将打开加息窗口，美元从2015年开始有望进入升值的上升通道。但是，美元的升值可能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升值（全球现有的10万多亿美元储备量中，发展中国家占到三分之二，中国占三分之一以上），如是美元贬值的退出意义并不大，美元将重新面临“特里芬两难”。因此，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研究人员认为，配合美元的周期升值，美元应退出部分货币职能，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如石油美元、储备货币等。当然，美元货币政策的变化将会对全球资本市场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将继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于2012年紧跟美国推出了无限度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从目前来看，并不会随着美国的退出而退出，还将继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通过限度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用日元贬值来拉动日本经济复苏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所在。日本央行在2013年4月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其经济增速明显加快，日本经济在2013～2014年一季度实现了6个月的增长。不过，现在看来也仅仅是流动性泛滥驱动下的“复苏幻景”，2014年第二、三季度日本经济连续大幅下降，陷入技术性衰退。在美国10月宣布退出量化宽松之际，日本央行意外地在10月扩大量化宽松的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日元加速贬值。从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情况看，2014年6月号称“第三支箭”的一揽子经济结构性改革计划效果并不明显，而经济的低迷迫使日本政府在公布三季度GDP数据后次日就紧急宣布将再次上调消费税至10%的时间延迟18个月至2017年4月。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短期股指上扬和经济复苏，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效应，日本也还将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挺住日本经济复苏，巩固安倍政权。
“安倍经济学”不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顽疾，除非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得到有效改善，日本经济将长期处于徘徊之中，陷入第三个“衰退的十年”或将成为现实。考虑到未来政权巩固的需要，日本本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欧元区货币政策逐步放松，2015年步入全面宽松货币政策。自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货币政策经历从宽松到从紧，然后逐步放松的过程，2015年有望走向全面宽松货币政策阶段。
本轮经济复苏进程中，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2014年欧元区经济基本停滞，各界对2015年欧元区经济发展态势并不乐观。由于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协调难度大，货币政策成为推动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的首选，2014年6月欧洲央行推出了包括4项措施在内的一揽子宽松货币政策，2015年1月欧央行就推出了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启动欧版QE，实施更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以扩大资产负债表，决定从今年3月起每个月购买600亿欧元债券，持续到2016年9月，总规模预计1.08万亿欧元。欧洲推出QE希望从两个方面刺激经济发展：一是通过汇率贬值刺激出口，增加贸易，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压低利率水平，促使资产价格上升，推动资产价格重估，推动贸易获利。这一切充分证明欧元区经济极度虚弱。
无论从经济增长看，还是从制度层面看，2015年欧元区均将推行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经济增长上看，主要是由欧元区整体经济形势所决定的。一是欧元区通货紧缩风险依然存在。欧元区通胀率在2014年11月下降至0.3%，与五年来的最低水平持平。受油价暴跌的影响，欧元区通胀率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中下降至负数；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德拉吉预计2015年通胀率将达0.7%。二是由于欧元区传统的货币政策因银行贷款传输渠道的不畅而失效，因此非常规的流动性注入政策无可避免，也是欧洲央行实现自己之前的承诺。三是由于前期欧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规模相对较小，加大政策力度还有一定空间，且美国退出QE使欧洲经济复苏进程受阻，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欧央行的现实选择。
——新兴经济体内部货币政策博弈分化加剧。2014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市场带来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挑战加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使得新兴国家内部货币政策博弈也发生分化。
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将实施趋紧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和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压力。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外溢效应，即通过货币、金融渠道传递给其他国家，为新兴经济体带来资本的流入（出）及货币升值（贬值）的压力。2014年以来，受美元货币政策影响，很多投资者开始抛售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如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等，并买入美元避险，这使得在2014年已经有一定跌幅的新兴市场货币，在2015年随着美元升值和加息而面临进一步下跌的风险。数据显示，2014年巴西货币雷亚尔已经下跌9%，11月雷亚尔对美元汇率更是快速下跌2.6比1关口，创9年新低，展望2015年，巴西将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加快升息步伐。俄罗斯2014年也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来缓解卢布下跌，但仍然无法阻止其下跌态势，受油价下跌和经济制裁拖累下的俄罗斯要想维持经济稳定，2015年趋紧的货币政策成为其必然选择。
中国、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在日本和欧洲加大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亚洲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集体走向趋于宽松。2014年以来韩国已经两次降息，2014年11月韩国财政部表示将控制韩元走势与日元一致，以缓解日本贬值对韩国出口的影响；菲律宾实行负利率政策并终止加息；中国在2014年也采取定向宽松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印度货币政策也从年初的从紧向从松货币政策转变。亚洲货币政策主要是当前亚洲经济形势所决定的，当前亚洲经济增速较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基数而言表现仍显疲软，亚洲主要国家信贷需求尤其是企业信贷需求下滑，信贷增速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加上通胀紧缩，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等因素的综合性影响，2015年主要亚洲国家货币政策趋于宽松。
此外，部分中东、拉美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大幅下跌的影响，将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改变会通过金融渠道传导到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还有自身的特点，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竞争性的货币政策，则可能产生以邻为壑的效果，如果一个国家做出贬值安排，其他经济体则不得不跟随，其货币联系具有一种传染的、连带的效果。
实际上，各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差异，从表面来看是基于各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目标，而从根本上来看，在于各国自身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化。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加剧，复苏进度不一，货币政策的分化是必然趋势。货币政策的博弈和分化，将会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也使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大大增加。
（二）变量之二：政治外交博弈与经济交织影响加深
当前大国间战略性经济关系已成为引发新时期国际格局演变的“矛盾丛”，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矛盾、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矛盾、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矛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既有规则之间的矛盾以及军事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都体现、渗透和影响其中。2014年在美欧“双煞”之下的俄罗斯经济苦苦挣扎，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也使得中日贸易和投资意愿下降，大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博弈（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冲突对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将成为影响2015年乃至更长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大国之间博弈尤其是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2014年，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激烈碰撞，中美关系的动荡调整，中俄关系、中欧关系的交融合作，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深化等多维关系的交织并存，构成了大国关系的基本走向，也使得全球经济除在局部范围内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外，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态势。展望2015年，围绕国家核心利益的竞争与合作依然是大国之间关系博弈的主旋律。中美作为全球经济总量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两大经济体，两国之间的关系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据统计，2013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5210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额累计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中美双方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两国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同时中美关系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两国能否友好相处，其影响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畴，关乎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
纵观2014年，中美两国关系在围绕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基本态势。2014年，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实施再调整，美国一方面巩固与原有盟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还不断加强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军事合作，中国南海、东海矛盾一度激化，亚太局势一度呈现紧张态势，中美关系亦一度绷紧。但随着美俄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东地区危机的白热化，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尤其是APEC会议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达成了多项重大协定：如双方同意尽快恢复和结束《信息技术协定》扩大产品范围的谈判；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商务、旅游、留学签证等方面做出互惠协定，促进两国经贸往来；中美还就建立重大军事行动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外，中美还在反恐、反腐和共同抵抗埃博拉病毒等方面取得了共识。因此，2014年也被一些媒体称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元年。
展望2015年，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尤其是作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持续的竞争与碰撞，将是中美关系不可回避的事实。中美关系的竞争冲突主要体现在：首先，正在崛起的中国客观上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美国一定会不遗余力削弱中国以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7.6万亿，超越美国17.4万亿的经济规模荣登世界之最[5]。据统计，2012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是全球128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远远超过美国的76个。中国的迅速崛起挑战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作为全球主要贸易国的地位，并将逐渐转变为政治影响力。中美摩擦是一个长期趋势。实际上美国近年来实施的“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等战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实现其于亚太在军事、经济、外交等全方位对中国的围堵，以维系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其次，中美经济竞争一直并将长期存在。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投资等方面的摩擦和分歧一直较大，尤其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美国长期以来严重高估对华贸易逆差：根据美国海关发布的最新统计，2014年1～9月，美中货物贸易额达到4400亿美元，其中，美国进口3531亿美元，出口869亿美元，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高达2662亿美元。为此，中美的贸易摩擦一直没有间断过，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频繁剧烈，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层出不穷：从单纯反倾销，演变到反倾销和反补贴并用，进而发展到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的337调查。此外，随着2015年美国货币政策改变，美元加息以及美元升值等都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中美在货币政策、汇率等方面的分化和竞争，也将在2015年持续。再次，是地缘战略冲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的转移，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TPP，事实上形成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冲突格局。这种格局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博弈从长期来看趋于激化。不过中美关系相互依存，美国对中国任何激烈措施都可能会导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因此，中美关系会呈现在对抗竞争中合作、在博弈中妥协的此消彼长关系。
——地缘政治冲突与博弈的影响也将存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地缘经济和政治冲突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国家之间的外交和政治冲突，反过来又使得经济的不确定和风险增加。2014年乌兰克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事件，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2014年3月，美欧等西方国家联手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压力激增。在人为因素影响下，2014年国际市场油价暴跌。这使得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经济损失惨重，据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安托·西卢阿诺夫表示，国际市场油价下跌将使俄罗斯经济损失达到每年近1000亿美元。油价的下跌严重挫伤了市场对俄罗斯卢布的信心，卢布大幅贬值，国际资本大幅撤离。2014年以来卢布累计下跌了28%，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中跌幅最大的币种。据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9个月俄资本净流出额达852亿美元，规模是上年同期的1.9倍，全年预计资本流出规模将高达1280亿美元。严峻的外部形势引发了俄罗斯国内的通货膨胀，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透露，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8%，2014年年底可能达到9%，远远超过中央银行设定的5%的目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俄罗斯央行2014年先后6次加息，现基准利率已上调至17%的历史高位，但这并没有使得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反而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可见在“双煞”之下油价下跌，货币贬值，资本出逃，国内通胀，投资乏力等，使得俄罗斯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4年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期为0.2%，2015年为0.5%；俄罗斯央行报告预测则显示，2015年俄罗斯经济将为零增长，2016年预计仅增长0.1%。彭博社对32位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未来12个月内俄罗斯陷入衰退的概率高达75%。
此外，中东、北非局势动乱也影响了2014年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但上述地缘冲突溢出效应（即对周边和外围国家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
展望2015年，俄罗斯与美欧地缘政治冲突、中东和北非地缘政治冲突的态势没有发生改变，其对世界经济复苏影响还将持续。
（三）变量之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主题，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2014年，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出现难得的齐头并进。经济全球化突出体现之一，世界贸易组织自成立19年以来正式达成了首份全球性的贸易促进协议《贸易便利化协议》。经过此前12年艰苦甚至一度停滞的多哈回合谈判，世界贸易组织终于于2013年12月在巴厘岛达成了涉及贸易便利化、农业、发展等方面问题的共包括10份文件的“巴厘一揽子协定”。据估算，该协议的达成，将为全球经济增加1万亿美元，并创造2100万个就业机会。但在2014年7月举行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议上，受印度和欧美等国态度影响曾一度陷入僵局。该协议的通过，标志着以WTO为框架的多边贸易机制重焕生机，多哈回合谈判进程重启步入正轨。
由于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之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受到各方利益的牵绊进展十分缓慢，许多国家不得不开始谋求双边和多边的市场自由开放，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尤其是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重要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WTO统计，截至2014年1月，全球范围内向WTO通报的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共有583个，其中277个正在实施。目前全世界约有1200个自由贸易区，几乎所有的WTO成员国都加入了一个或者几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它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自由贸易，重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平台，成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重要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贸易区经济结盟背后隐含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盟和军事结盟，成为其政治、外交、经济和战略共同体。如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就是多维战略联盟。2014年自贸区仍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再如欧盟官员11月19日表示，欧盟和日本计划在2014年12月8日开启第八轮为期一周的自由贸易谈判，2015年3月和6月将继续谈判，并计划于2015年年底或2016年春天结束欧日自由贸易谈判。11月21日在布鲁塞尔表示，将寻求重新推动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2014年，中国也在加速推进自由贸易区进程，APEC期间中国分别与全球第十四大经济体韩国和第十二大经济体澳大利亚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决定与21个APEC成员国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截至目前，中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达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在与韩国和澳大利亚自贸谈判完成后，中国仍在谈判的自贸协定还有6个，涉及21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10+1”）升级版（“10+6”）。其中，RCEP进展很快，于2013年启动以来已经进行了5轮谈判（2014年进行了4轮谈判），按照计划，RCEP将于2015年底正式完成所有实质性的谈判。相关研究报告显示，RCEP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建成之后，RCEP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此外，中国于2013年推出的“一路一带”构想和重大倡议，也在2014年加快推进，已经得到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这将对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等产生巨大影响和积极效应。
展望2015年，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依然会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不过由于WTO多边贸易体制下各方利益牵绊受阻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仍将是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的主旋律之一，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也将越来越泛化为区域一体化之间的博弈。
（四）变量之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与融合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席卷传统行业，全球步入产业互联网的时代，掀起新一轮的产业变革。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与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其转化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开拓新市场。本轮经济危机推动了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创新引领经济转型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因此，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和融合掀起的产业变革，将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本轮经济复苏的亮点之一就是重振制造业，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更加重视利用互联网与产业融合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运用高端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相应的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战略。美国宣称，未来20年通过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等将重构制造业的竞争格局，“工业互联网”概念开始推广。2014年4月，美国AT&T、思科（Cisco）、通用电气（GE）、IBM和英特尔（intel）等五家行业龙头企业联手组建了工业互联网联盟（IIC），以期促进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12月，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与日本软银公司签署Predix软件平台许可协议，标志着美国通用电气提倡的“工业互联网”进入实质运作阶段。通用电气预计，未来20年工业互联网会为全球GDP增加10万亿～15万亿美元，相当于再造一个美国经济[6]。与此同时，德国提出了“工业4.0”。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认为，未来10年，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的智能化，将使人类步入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本也加大了对人工智能和3D技术应用方面的投入和政策优惠。此外，中国走向工业智能化的步伐也在加快。2014年10月，中德两国签署《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其中工业4.0方面的合作是重要内容。
从2015年和更长时期来看，不论是工业4.0还是互联网工业，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有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实质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等的出现与融合。在这场革命中，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人工、机器的方式，制造业开始走向数字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产业形态，如智能制造，供应链重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现代流通对制造流程的再造，能源革命等。可见，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碰撞与融合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五）变量之五：大宗商品价格跌宕起伏和政治博弈交织更加紧密
2014年，大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表现疲软，世界银行能源价格指数继2014年上半年保持稳定后，第三季度下降约为6%。11月以来，大宗商品市场依然继续着下跌态势，大宗商品价格指数BPI已从月初的853点跌至840点。展望2015年，国际大宗商品或将持续疲弱，世界银行在10月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或将持续至2015年。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突出体现在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暴跌，自2014年6月以来，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尤其是受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石油市场供应充足及需求疲软等综合因素影响，世界石油价格开始暴跌，很快从超过100美元/桶，到11月中旬跌至80美元/桶以下，到12月30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0美元/桶以下（WTI为54.12美元/桶，布伦特为57.90美元/桶）。据统计，2014年美国原油价格下跌46%，是过去6年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年。石油的暴跌造成了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1月，能源、化工、橡塑等原油直接下游板块纷纷下行（汽柴油、纯苯、LLDPE等品种与原油几乎同步走向），纺织、建材等板块也间接受到影响。与此同时，铜、铁矿石等大宗矿产资源价格也出现了下跌，铁矿石价格跌幅达50%。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金属价格预计下降5.5%。全球棉花价格呈现下跌态势，2014年11月，全球棉花库存创下历史新高，棉花价格跌入谷底，期棉价格一度跌至逾5年低点[7]。
从经济理论看，本轮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态势是由供求所决定的。2014年以来石油市场供应与需求出现不平衡，供大于求特征十分明显。从需求方面来看，受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尤其是欧元区和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实际石油需求增长减缓）增长放缓的影响，2014年以来全球石油需求较为疲弱，2014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量为60万桶/日，而此前10年的平均年增长量达到110万桶/日。从供给方面来看，北美地区，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深入，美元石油产量上升和进口规模下降成为最大供应变量。此外，此次石油价格下跌，国际石油巨头们（如欧佩克、沙特阿拉伯等）并没有像以往一样进行减产供应以维持石油价格的稳定，这进一步凸显了供给需求的不平衡。
我们认为，本轮油价下跌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态势不仅仅有供求等经济方面的因素影响，还体现了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政治、外交因素与经济交织影响在不断加强深化。众所周知，本轮大宗商品格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和美元升值的影响，既有最初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原因，也体现为石油等传统能源生产大国（OPEC国家）与页岩气新能源国家（美国）之间对抗的结果，仍然是美国为了配合本国货币政策，通过美元操作等金融手段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攫取他国实体经济利益的战略手段，因为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价格某种程度受美国和美元因素影响最大。不可回避的是，通过石油、天然气价格暴跌，打击俄罗斯也是应有之意。因此，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页岩气成本不断下降，美元进入上升通道，以及美国、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2015年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或仍将维持低价态势。
三 全面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在尽最大努力推进人类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整体设计我国一揽子对外开放与竞争的新战略，适时调整国内的政策与策略，从战略的高度提升我国抵御和防控外部风险的能力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还将缓慢进行，我国要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推进全球利益的实现。同时，我们在兼顾各经济体整体利益的同时，应切实防范由于各种非理性行为带来的风险对我国的冲击，切实保障自己的利益。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脆弱，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博弈分化会使我国“紧松适度”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还将持续，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将更多与政治、外交关系等相互交织影响；区域一体化之间的碰撞更加激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会泛化为区域一体化之间的竞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动荡还将持续。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增加。因此，我们需要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以更加开放的视野，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从战略的高度提升我国抵御和防控外部风险的能力。面对全球整体利益的需要和防范个别风险对我国的可能冲击，我们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来制定和部署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一）顺应世界大道，尽最大努力推进全球利益最大限度实现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全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各经济体的利益彼此联系更加紧密，不存在泾渭分明、彼此分割的单独利益。每个经济体利益的实现总是会引起相关经济体利益的消长。因此，面对各经济体为自己利益而努力的局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要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增进自己利益的同时，推进关联经济体乃至全球所有经济体都能从我国的行动中获得收益，推进全球整体利益最大可能地实现，多做对己对人都有利的国际大行动，推进全球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推动集体理性最大限度地实现，消弭个体非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各经济体走和平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克时艰。在当前形势下，就是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进全球市场增量的开拓，带动沿线乃至全球各经济体的发展，避免由于全球市场存量争夺可能带来的冲突，造福全人类。“独行快，众行远”是人类大道，当前我们要有长远眼光，特别要注意多做带动大家共同发展的事情，团结带领大家同走繁荣昌盛之路。
（二）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制定和部署我国经济政策
——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我国“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使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积极有效。2014年，为了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经济环境下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央行适时采取了多种货币工具组合措施如债券回购、短期流动性操作（SLO）、短期抵押贷款（PSL）、常设借贷便利（SLF）以及降息等调控我国经济增长。2015年，全球货币政策博弈分化加剧：美国全面退出QE，货币政策有望回归正常轨道，但日本和欧元区将推行更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增加。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使得我国“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应更加注重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放宽存贷比限制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加强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降低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实行定向宽松、定期宽松和定量宽松相结合的组合政策，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
——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本轮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以邻为壑的宽松政策以及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极大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我国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有利时机，通过加大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规模、扩大实行人民币互换的国家规模、加速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等方式，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2014年以来，以央行之间货币互换、人民币国际结算和人民币清算行为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2014年7月、10月和11月，中国央行分别与瑞士国家银行、欧洲央行和加拿大央行签署规模为1500亿元人民币/210亿瑞士法郎、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元和2000亿元人民币/300亿加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跨境业务加快发展，据统计，2014年前三季度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超过4.8万亿元，人民币跨境收支占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比重为25%，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超过15%。目前全球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金融机构正在积极使用人民币作为中国的付款货币，人民币清算安排不断增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不断增加。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多种路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在俄罗斯卢布暴跌、中俄贸易风险增加背景下探索以人民币为主要结算手段的经贸关系。探索以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实现人民币从结算货币、交易媒介到储备货币，从周边化到国际化的目标。
——适时调整我国外汇储备，促进储备资产多元化。理论和实践证明，储备资产多元化可以分散风险，是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和全球经济及资本循环的必然要求。本轮危机中美元和欧元的弱势，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性面临极大挑战，需要找到一条能够将外汇储备风险降到最低、投资保值增值的投资渠道。尽管我国储备资产多元化投资已经走过了较长的路程，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进行战略设计，以确保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战略得以真正实现。我们需要紧紧抓住本轮美元上升通道的小周期，把部分美元储备资产转变为实物量，如抓住黄金下跌时机增加黄金的储备量；抓住石油价格下跌时机，增加石油储备量。尽管黄金地位已今非昔比，但作为最后的清偿手段和信誉凭证，其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据世界黄金协会2014年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黄金储备总量占世界首位，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71.8%，而中国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仅为1.1%，在以外汇储备占比计算的100个国家和组织中排列倒数第十。因此，建议制定黄金储备增加计划，选择合适的时机增加黄金等实物储备，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为国家争取更大利益。
（三）从战略高度构建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经贸外交关系
当前经济发展与政治、外交等政策交织影响不断加强，因此，处理好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和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将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处理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经济利益格局是新时期把握国际格局整体演变态势的关键，决定和塑造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会直接影响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2014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在很多方面都达成了共识，中俄、中欧关系稳步推进，中日关系破冰。展望未来，顺应新一轮全球化深入发展之势，借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之势，造中国快速发展促进全球各国共同利益和共同福祉之势，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国际环境之势，从全球化方向寻找大国利益汇合点，推动经济外交与政治、安全和军事外交相互促进，加强与大国经济外交的轨道化、机制化建设，应是我国处理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战略选择。具体而言，就是要积极主动把推进中美经济外交作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处理好主轴大国关系与分轴国家关系相结合，紧紧抓住中美经济外交这一大国关系主轴不放，发挥中俄经济外交的平衡作用，中印经济外交的共进作用，中欧经济外交的助力作用，同时要把对日经济外交关系放在国家发展和地缘战略框架下全面思考和妥善应对。
——强化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外交合作关系。发展中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据统计，1980到2010年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从25%增加到47%，在世界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从33%提高到45%。195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的经济总产出仅占全球经济总产出的10%，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六个传统北方工业强国则占到一半以上。发展到今天，巴西、中国和印度这三大领先经济体的经济总产出与上述传统六国总产出基本相当，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的经济总产出将占到全球经济总产出的40%，远远超过预测的当今七国集团的经济总产出[8]。与此同时，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在从军事结盟、外交结盟发展到经济结盟，世界陷入越来越失衡、越来越无序、越来越纠结、越来越无奈的境地，发展中国家整体面临的外部风险不断增加。因此，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进一步强化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外交同盟关系，以整体力量应对当前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风险，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
（四）以更主动的姿态多路径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态势，一个更多元化、更具活力的世界格局，正在取代以前的由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中心打压一群欠发达国家的世界格局。但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代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这些治理机制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全球人口、财富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再平衡”的新形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升级，要求对维护全球关系的相关规则制度做出改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多路径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
——探索多种路径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将会反映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困境，会体现发展中国家实力发展的变化，提升我国乃至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既要积极参与世界银行、IMF、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建设中，积极推动WTO框架下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贸易规则体系的建设，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推进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也要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多样化、多元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尤其是，在当前多边治理机制进展缓慢背景下，以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为依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将成为现实选择。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际银行和“丝路基金”，成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正能量，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为世界经济治理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思想”。
——继续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APEC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区域经济组织，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政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对全球经济贸易走向将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目前，APEC21个成员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4%，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6%，直接投资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量的45%。亚太自贸区推进将为该地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其实，早在2010年日本横滨举行的APEC部长级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FTAAP），但直至2014年北京峰会前，受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影响，亚太自贸区的建设一直处在停滞阶段。2014年11月10日，APEC领导人就中国提出的建立经济自贸区的倡议达成了协议，亚太自贸区进入实质阶段。西方媒体认为，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之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管西方媒体如何评说，FTAAP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明确的发展框架说明了在亚太地区中国的经济吸引力。因此，我们应继续积极推进并利用亚太自贸区战略，提升我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构建区域治理新机制，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谋得更大利益。
——积极推进“一路一带”战略构想的落实。2013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分化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重点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而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则是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最终可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互动、互补、互联、互通和共赢的区域布局。“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既是亚欧合作的伟大构想，又是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伟大构想。随着周边和沿线国家的响应和互动，对世界经济，对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都会产生积极效应。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制造业大国，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切入点和抓手，以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金融合作平台，将会实现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形成互利共赢、经济互补、政策互动的新格局。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能对冲美国主导的试图孤立中国而推进的TPP和TTIP，还能在“一路一带”经贸关系中把握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的主动权。这是中国基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并符合沿线国家利益的主动战略选择，表明中国国际经济合作方略已经从过去的被动响应和应对转向主动参与和积极引导。
参考文献
1. 陈文玲：《未来十年经济形势研判（国际篇）》，《理论动态》2013年12月20日第19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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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文玲：《启动亚太自贸区的条件分析与可能性》，《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11月7日。
4. 陈文玲、颜少君：《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结构的构建》，《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撰稿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战略研究部部长、博导陈文玲；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颜少君）
[1] 汇通网：《美国11月非农就业人数激增32.1万，失业率持稳5.8%》，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05/133337710.shtml，2014.12.5。
[2] 新华网：《经济观察：安倍难解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4-12/08/c_1113565417.htm，2014.12.08。
[3]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4，October 7，2014.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第6页。
[5]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4，October 7，2014.
[6] 新华网：《工业互联网将再造一个美国经济经济效益显著》，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41218/2857654.shtml，2014.12.18。
[7] 刘叶琳：《全球棉价跌入低谷》，《中国国际商报》2014年11月26日。
[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