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和他的门生熊元锷[1]

沈国威

Abstract：In May 1900 Yan Fu（1854-1921）fled Tianjin for Shanghai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Boxer Rebellion. While Yan Fu was in Shanghai，a young man from Jiangxi named Xiong Yuan’e（1879-1906）came to pay his respects to him，and eventually became Yan Fu’s favorite student. Even after Yan Fu returned to Beijing in March 1901，Xiong Yuan’e continued writing to him for advice. After studying under Yan Fu，Xiong took first place in the Jiang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1903. One of the questions on the exam concerned reform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terms of both language usage and content，Xiong’s test answers naturally reflected Yan Fu’s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is paper，articles written by Yan Fu and the test answers given by Xiong Yuan’e are analyzed to explore Yan’s and Xiong’s principal ideas on the issue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and to reveal heretofore unknown detail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en.

Key words：Yan Fu Xiong Yuan’e science examination

一 小引：严熊初识沪上

1900年5月天津义和拳乱起，严复“仓皇由津避地赴沪，所有书籍，俱未携带”，[2]至1901年3月（一说5月）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邀严复赴津，主开平矿务局事止，在上海逗留了将近一年。严复到上海后，赁屋闸北长康里，还曾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如开名学会于上海，讲演名学；又曾参加唐才常所创立的国会。才常自为总干事，而举容闳为正会长，严复为副会长，[3]但是实质性的活动并不多。可以说严复在上海最开心的事是结识了江西青年熊元锷。严复回忆道：

复之得交季廉也以庚子。当此时，中国北方，啧啧大乱，欧美日本之兵，满于京师，皇帝奉太后出居陕，而复亦避地江南，江南与各国为约互保才无恙。秋，季廉至海上，先以书自通，继而执贽造吾庐，求得著籍为弟子。神采玉流，言论泉涌，灼然有以知其为非常人也。扣其学，经史而外，历举明张太岳、王船山以对。讲道籀学，相得甚欢。[4]

严复在离沪北上时赠熊季廉诗云：

去年北方致大祸，至今万乘犹尘蒙。

亦知天心未厌乱，南奔避地甘长终。

岂意逃空得謦欬，知交乃遇四五公。

就中爱我最真挚，屈指先数南昌熊。

心期浑欲忘彼此，圭角相遇加磨砻。

人生行止不自诡，扁舟又欲随南风。

临行执手无所赠，惟有真气如长虹。

横流他日傥相遇，窃愿身道双加丰。[5]

严复北归后，“季廉书问旬月至”，[6]师生二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至熊元锷去世。

本文通过发掘史料，再现严复与熊元锷始于上海的交往，考察师生之间新思想新学术之传授，以及在当时语境下的近代学术史之意义。

二 熊元锷其人

在分析严熊二人的交往及学术传授之前，先对熊元锷做一简要介绍。[7]

严复在《熊生季廉传》中写道：“季廉姓熊氏，名元锷，晚字师复，世南昌人。父辉祖，母雷。兄弟同产八人，季廉居次少”。[8]熊的挚友陈三立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说：

君南昌熊氏，名元锷，字季廉，一名师复，为严先生易也。曾祖讳世昌，祖讳谏和，考讳辉祖，官某县训导，有文学行谊，君生十七年而卒。曾祖妣氏吴，祖妣氏雷，母雷夫人。兄弟八人，君次居七，兄元鋆、元锽、弟元鏊尤与余亲善，皆美才。[9]

关于熊的人品学问，严复说：

生而颖异，父母钟爱之。稍长，知自矜贵，不喜无用之学，为议论文章，皆切究利病。每众议盈廷，事莫折中，季廉为批隙导窍，为分析是非利害，如分水犀。（中略）笃于同气，尤爱穉弟元鏊，学为之师，疾为之母。善择交，平生气类，皆天下豪英。最善义宁陈君三立。居恒默观世变，隐然以天下为忧。而践履翔实，不妄取与，视纷华势利，泊如也。[10]

陈三立亦在墓志铭上写道：

君始为学好桐城方氏，湘乡曾氏所为书，故其意志皎然，论议文辞，崭口不苟。其后尽揽近人撰著译述言新法者，独服膺侯官严复氏之说，以谓渊览眇惛，根据道要，不为剽猎，偏曲蹇浅，犁然当人心，无如严先生者也。于是君年二十一，过谋其友陈三立，孤身走上海，执贽严先生门下。

陈三立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之子，他在熊元锷墓志铭中追忆与熊氏亲交缘起的情形说：

先是余从先侍郎罢官居南昌也。君为论学书以达，先侍郎叹为重器。既见，猥执师弟子之礼。先侍郎弃其孤西山别墅，君来吊，余始识君。由是交日密，言议意趣，益符契无间。两人者交相引重，世亦颇知之。盖余尝略阅四方贤士，即吾乡后起俊髦，亦往往有闻焉。然欲得志高而学劬，识沉而魄毅，砥德业堪世变，如君其人，杳未之屡睹也。

可知熊陈相识是在陈宝箴逝世的1900年，其后不久又与陈三立商量投于严复门下。熊元锷一年之内结识新旧学两大学者，其后严复又通过熊与陈三立亲交。[11]

1901年3月，熊元锷与严复沪上分手后，

还南昌，遂创设乐群学堂，后更为宗塾曰“心远”。有学徒数十百人，君与弟季贞亦附其列，习海国语文图算。凡江西学堂历久有名誉，以君所倡设为最著。既补县学生赴岁试，则为学政吴君士鉴大赏异之，屡拔冠其曹，食廪饩，复举应经济特科，是岁复举癸卯科乡试第一，赴会试河南不第归。[12]

严复也在《熊生季廉传》中写道：

先是，朝廷以经义文弊，士争模袭声调，猥琐陈腐，不究义理之安，无以裁成人才，济时急。光绪二十八年，始罢帖括为策论，且令直省举经济才，江西学使者则以季廉应诏书，偕计至都下，昕夕必造吾庐，则已融会通贯，言下了然，虽李延平之得朱晦庵，其为乐不是过也。

罢归，应癸未（按，应为癸卯）试，主者发问，多士夫所不能言，季廉条列旧所闻以对，蔚为举首，里俗荣之。[13]

由上可知，熊元锷回乡后参加了1902年的江西岁试，其文章、学识为江西学政吴士鉴所赏识，获岁试第一，并被荐举参加1903年在北京举行的经济特科。以策论取士之议始于1898年，康有为奏请废八股改策论，光绪上谕诏示“自下科为始，废八股为策论”，又命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此后考试以实学实政为主。[14]但戊戌维新百日即告失败，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又打乱了科考的正常节奏。1902年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虽然未能完全废止八股文，但第一次加入了策论。[15]1903年7月10日几经周折的经济特科终于开考，第一场和复试论题、策题各一道。[16]但是熊元锷同众多有改革志向的士子一样未能进入复试。同年秋，癸卯恩科乡试举行，继壬寅恩科之后，癸卯恩科同样在义题、论题之外加试了策题。在严复的教诲下，熊元锷以其丰富、扎实的新学知识荣登1903年癸卯恩科江西乡试的榜首。[17]其后熊元锷参加了1904年4月在河南举行的会试。严复对熊元锷科考寄予厚望，在给熊的几封信中写道：

执事客岁既一鸣而冠一乡；今者再接再厉，骅骝开道，瞬息万里，真意中事耳。科举已成弩末，而国之得人不在此论。诚得英贤为之冠冕，他日言掌故者必云，科举于就废之日，犹得熊南昌，然则制科果何负于天下耶，一笑。[18]

足下文极利市，此番所派同考诸公，闻颇有明眼者。而总裁如张、陆二公，皆具识别，固知必隽无疑义也。[19]

是书达日，计揭晓已久。再接再厉，定当辟易干人。本朝白陈继昌后，三元嗣音阒然。得贤者以三捷为科举之殿，亦后世学界一故实也。[20]

尽管如此，熊元锷未能及第。对于科场的失败，熊元锷似乎并不以为意；严复也在熊的传记中赞赏熊元锷荣辱不惊的人生态度：“季廉顾冲然，未尝以是稍自憙也，求学益急。尝恨名声日甚，以此为人之事，諈诿滋多，不克息交闭门，期所学之日益可信”。[21]

三 熊元锷从严复那里学到了什么？

熊元锷成为严复门生之后不久，严复在信中对他的文章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

大著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此事固不可以文字计较短长。但无似既承厚爱，许在他山之列，自当以直谅自处。窃谓以贤者之年力才气，事事宜力争上游；则文字一道，言为心声，不可不加之意也。况以言感人，其本已浅；言而不工，感于何有？必求大作之疵，则下笔太易，语多陈俗，一也。过为激发之声，闻者生倦，二也。义俭辞奢，以己之一幅当能者之一行，三也。今欲谋所以救之之术，宜熟读古书，求其声与神会，而下笔力求戞戞其难之一境；而又讲求事理，以为积厚流光之基。[22]

“大著标本两论”据《严复集补编》即为《救亡标论》《救亡本论》。[23]严复指出的熊元锷文章的三大缺点，同时也是梁启超文的特点（即吴士鉴所说的“能摹梁文”）。而“言为心声”是严复在《西学门径功用》（1898.9）等文章中反复强调的观点。在严复的教诲下，熊元锷的学识、文章大有精进。[24]陈三立说：

严先生亦惊其英亮卓荦，深相爱重，君之学亦日邃而月变矣。当是时，天下方多事。后生少年猖狂恣睢，异说蜂起，嚣杂靡一世。即君初时，盛气发愤，亦颇激昂，用高语惊座人。至是愈惩其害。研口极变，敛抑锋锐，归之大适。[25]

如陈三立所述，熊元锷 1902年参加江西岁试，“为学政吴君士鉴大赏异之，屡拔冠其曹，食廪饩”，[26]并被吴士鉴荐举为癸卯经济特科考生。严复说1903年7月，熊元锷随吴进京赴考经济特科时，“昕夕必造吾庐，则已融会通贯，言下了然”。熊元锷未能进入经济特科的复试，显然这不是学识的问题。[27]返乡参加癸卯江西乡试的熊季廉在考试中对“多士夫所不能言”的问题，“条列旧所闻以对，蔚为举首”。江西乡试策论五题，首题为：

西国学术 有形上形下之分 其已成科学者 凡几 要旨若何 何者最为切用 宜审其先后缓急之序 以资采择而收实效 策

这道策题在“西方的学术分为形上之学和形下之学”的预设下，[28]向应试士子提出了如下的问题：①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术”如何能成为“一科之学”？②各学科的内容和主旨，以及各科之间的次第如何？③以中国当时的形势，哪一学科最为实用？采用西方各学如何分别缓急，以速收实效？1902年，京师大学堂乱后恢复，关于教育、人才登用制度的改革也在酝酿中。江西乡试的策题就如实地反映了清政府内一部分官员意欲改革旧有教育内容、建构新的学科体制的摸索。[29]如果说策论题目直接反映了出题者，或为政者的考量，那么解答则是应试士子知识水平的缩影。熊元锷答卷包含哪些内容，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何种关联，严复的思想、主张在其中是否有所反映？这些都令笔者极感兴趣。所幸《江西乡试录》《江西闱墨》等收录了熊元锷的全套答卷，这些答卷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分析严复熊元锷学术传承的绝好素材。以下我们对熊元锷的策问首题答卷进行初步的分析。为了方便讨论，笔者为原文加了句读，并切分成十二段如下：

一 横尽十方，竖尽尘劫，弥纶于凡我人类所可栖息之处，挟无对之力，争无形之胜。大之为体国驭群之所资，小之为利用前民之所赖，而为一切事物原理之所从出者，其学术乎哉！其学术乎哉！

二 輓近三百年来，泰西学者积其姱心缮性之用，制为内籀外导之方，操必然之权，责未然之效，䆮强䆮富，绝景而驰。继今以往，方且潮长川增，蒸蒸日上而未有已。就其已成立之科学言之，夫固足以牢笼万化，纲纪全球矣。

三 一曰元科、二曰间科、三曰著科。三科者为一切西学所莫能外。元科分名数两大宗，名学所以定思想语言之法律，数学有空间时间。空间如几何、平弧、三角、八线、割锥；时间如代数、微积之类。盖二学所标之公例，精微洁净，妙万物而为言，取一切形神道器、表里精粗而莫不苞举。用以察不易之事理，究不通之物情，其功最宏，其用最溥者也。

四 间科分力质两门，力如动力学、静力学、水学、火学、声学、光学、电学皆其属也。质如有机、无机二化学，所以名曰间科者，以其立于元科著科二者之间也。盖必力质学明，然后知事证符验之相待。无无因之果，无无果之因，因同则果同，果钜则因钜。一切怪妄妖异，休咎禨祥之说，俱不足以惑之矣。而其用之尤大者在于民生日用制器尚象之间，切于人事，莫过乎此。

五 至于著科者，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天有天文，地有地质，有气候、有舆志、有金石；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伦理、有生学、有群学、有历史、有法律、有财政、有海陆空军、有农工商。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凡此，所以使心德之能习于悠久蕃变、博杂错综之故。用前二科之公理大例，以考专门之业，而研至深之几者也。

六 此三科大略也。盖怃言之，则有形上形下之分，精言之，则是三科者乃统挈之而无遗义。英儒培根有言其物为两间之所有者，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所以无小大，无贫贱，无秽净，知穷其理，皆资妙道，此真为学之真谛也。

七 顾勤学之时月有穷，生人之精力无几，虽欲兼营并骛，其势不能。但使于元科得其法则，则于间科得其用事，于著科得其效成。其于学也，亦庶几矣。

八 抑尤有要者，学问之事，体一而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一普通之用，普通之用所以炼心制事。培根所言学者之事是也。专门之用则如算学用以核数，三角用以测量，化学用以制造，电学用以敷电，法律用以司直，植物学用以敷栽种之类。含生之族，所以用其手足之勤，心思之智，食于其群是也。

九 程功之初，宜先其实学而后其空言，急其会通而缓其偏至。使学者之心思模范于朴茂不可摇之真理，而杜绝其叫嚣不可近之浇风。

十 庶异时学成有起弱疗贫之实效，破旧学之拘挛矣；又能择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以不与守死握固者，相龃龉而伤于两败。此真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

十一 斯宾塞曰天下大势继此将皆视学术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

十二 呜呼，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追，尚虞勿及，吾愿谋国者早为之所焉可耳。

第一段是文章的导入部分，强调学术的无所不在的重要性，而将学术，即西学对于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加以阐述的正是严复《论世变之亟》（1896.2）、《原强》（1896.3）、《救亡决论》（1896.5）、《原强修订稿》（1897秋）和《西学门径功用》（1898.9）的主旨。[30]第二段大意是：二百年来西方学者重视科学思维的训练、分析能力的培养，采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很多知识内容成为一科之学，获得了支配、改造自然的主动权。这一段里的“姱心缮性”是严复的词语，意为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和训练，《天演论》（1898）、《原富》（1902）、《群学肄言》（1903）中都有相同的或相似的词语。“内籀”今译“归纳”是英国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1561～1626）加以完善、确立的科学方法。首见慎始基斋版《天演论》中的“译天演论自序”，署“光绪丙申重九”，即1896年秋［但手稿本中的自序作“内导”，《西学门径功用》（1898.9）中也作“内导”］。《天演论》以后，如《原富》《群学肄言》等定型为“内籀”，“外导”首见《天演论》手稿本的译者自序，后改为“外籀”，今译“演绎”。严复在《西学门径功用》《穆勒名学》（1905）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详细的介绍。“操必然之权，责未然之效”语见《救亡决论》，意为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预测未来，改造自然；“牢笼万化，纲纪全球”意为驾驭自然，控制世界，《天演论》《原富》中有类似的说法。在第二段，熊元锷为回答策题的西国学术“其已成科学者 凡几 要旨若何”做了铺垫。

第三段是对策题的正式回答。熊氏先说西学分为“元科、间科、著科”三种，然后对元科的种类、功用做了介绍。熊元锷指出：元科包括逻辑学和数学，逻辑学研究思维和语言的规律；数学有几何、代数、微积分等内容。逻辑学和数学的法则非常抽象，所以对形上之学和形下之学（形神道器）都有指导意义。这两门科学的作用最大、最广。第三段，以及以下各段的知识内容主要来自《原强》、《原强修订稿》、《西学门径功用》和《群学肄言》（1903）。尤其是《西学门径功用》与《群学肄言》第十三章“缮性”主旨相近，语词相仿。[31]在《群学肄言》中，“元科、间科、著科”分别为abstract science，abstract-concrete science，concrete science 的译词（惟严复使用的不是“元科”而是“玄科”，详后）。

第四段解释间科，熊说间科分为物理与化学两科，前者包括所谓的声光力电，后者分有机、无机两种。之所以称为“间科”，是因为其处于元科和著科之间。间科可以告诉我们世间诸事之间的因果关系，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更重要的是间科的知识利于制造，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最大。

第五段讲解著科，著科所含最为庞杂，天文地理、气象矿物、动物植物，乃至生理解剖等学在今天为自然科学；历史法律、军事财政为社会科学；社会、伦理为人文科学；熊元锷将这些相互之间并无显著共性的学科，都置于著科之下。熊元锷并没有说明“著科”命名的缘由，只是指出了著科的各个专门学科，可以运用元科、间科得到的公理加以深化研究。熊特别提到通过著科的学习可以使思维的方式、习惯适应事物演化的连续性、复杂性和偶然性。“悠久”“蕃变”“博杂错综”是严复分别用来对译连续性（continuity）、偶然性（contingency）和复杂性（complexity）的译词，但是熊元锷是否理解了这些是进化论不可或缺的关键概念则不得而知。

第六段熊元锷回答西学形上形下的区别，他说：既然形上形下各学受元间著三科的“统挈”，因此这种粗旷的区分已经无关紧要了，并引用培根的话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32]和这段话意思相同的文字，首先见于《天演论》（卷下 论一 能实），然后在《西学门径功用》中再次出现。培根主张自然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认知的源泉，一切自然现象，无论是最低下、最卑贱的事物还是最庄严、最华贵的事物，都有着同样的权利被认知，都是人们直接观察、研究的对象。严复在《天演论》中还说“古之为学也，形气道德岐而为二，今则合而为一。所讲者虽为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径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证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尤为重也。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耳。”[33]严复试图清楚地告诉中国的读者：西方古昔的学问分为形下（形气）形上（道德）两类，但现今合二为一了。这是因为形上之学也必须运用形下之学的方法，即“实测（观察）”“会通（经验、归纳）”“试验（检验、演绎）”的三个步骤的结果。此三者缺一就不能称之为科学，而其中尤以“试验”为关键，古昔的学问不如现今的科学正是由于缺少了这一环节。熊元锷全盘接受了严复的主张。

第七段熊元锷说明了元、间、著三科的不同功效，这同时也是三科之间的次第；第八段熊元锷说，学问还有两个更重要的作用，一是专门之用，一是普通之用。这段大致涵盖了关于科学（学术）意义和功用的文字是熊元锷从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中引用的。熊元锷还指出应该先实学，后理论，先普通（即基本常识），后专门。这样做的好处是即能培养人的科学精神，又能避免和守旧派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最后熊元锷借用斯宾塞的话，指出世界各国将学术的发展程度视为文野判定的基准，中国已经落后了，必须急起直追。

以上是对熊元锷答卷进行的简单分析。《江西乡试录》《江西闱墨》所收高中的数篇答卷中，熊的答卷是最详细、最有系统的。主考官李家驹批其答卷“详悉源流”，张仁黼批“洞达中外”。[34]之所以能如此，自然是因为熊得到了严复的亲自教诲和对严复著述、译著的认真研读。

1902年岁试乡试导入策问，考生们需要在四书五经以外了解“五洲政教、万国艺术”，因为策题“皆重西政西艺”。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成为应试“秘册”，[35]《申报》上也有策论参考书的广告。[36]但是翻检当时的《申报》《新民丛报》《大公报》以及被考生奉为圭臬的梁启超的言论、著述以及前出两种策问资料汇编中，都没有学科分类和次第等方面的内容。严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严复早在《原强》（1895，及修订稿1896）中已经初步介绍了西方学科体系的相关知识，三年后的《西学门径功用》（1898）首次出现了“玄学、玄著学、著学”的名称，[37]至《群学肄言》（1903）严复最后完成了“玄科、间科、著科”的命名。[38]熊元锷曾两次将散见于当时报章的严复文章结集出版，即《侯官严氏丛刊》（熊元锷等编，1901年刊行）和《国闻报汇编》［爱颖（熊元锷）编，西江欧化社，1903年6月刊行］。两书均收录了《原强》《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不难想象熊元锷对严复的《原强》等文章熟谙于心，故能在答卷中直接引用严复著述中的大段文字。[39]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即不论是在《西学门径功用》中，还是在《群学肄言》中，严复都只使用了“玄科”，没有使用“元科”。从其他考生也一致使用“元科”这一点上看，我们需要考虑：仅仅是因为避讳，不约而同地把“玄科”改成了“元科”？还是另有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的共同的知识来源？其二，他们对严复的著译是否有了正确的理解？熊元锷受到严复的亲自教诲，乡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即使是熊元锷也没有回答“术”作为一门科学成立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熊和其他二人一样将“玄科”改为“元科”，而严复使用“玄科”是有命名之理据的，[40]“玄”“元”的一字之改，译者的意图就发生了错位。

最迟于1898年，严复已经对西方的学术形成了以下的看法，即近代以后的西学确立了观察、会通（经验、归纳）、试验（检验、演绎）之三大步骤，内导外导是使上述步骤得以实现的重要方法；根据斯宾塞的学说，西学是一个以sociology（亦作social science）为顶点的庞大体系，严复将其称之为“群学”，其终极目的是“修齐治平”。严复在《群学肄言》中将斯宾塞的学科翻译如下：[41]

1903年8月，严复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更详细地整理为：[42]

同年10月，熊元锷策问答卷中列示“已成科学者”如下：

除了“元间著”三科名称有若干变动外，下位学科内容、名称大致相同。惟严复祖述的是斯宾塞所示通往“群学”的阶梯，而不是科学体系本身。脱离了群学所“统挈”的各科，只不过是“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的专门专业而已。[43]然而，包括熊元锷及其他考生在内的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究竟有几人真正明白了严复的苦心孤诣？

四 熊元锷去世

严复在《熊生季廉传》中写道：

季廉之以礼部罢归，浙、皖、赣、闽自办铁路议起，乡之人推举之，令驻沪司通转。季廉心喜与复近也，则欣然应之。既至沪，而吴淞有复旦公学者，聚数十百少年，茫然不知所向，则又群起挽季廉持校事。季廉素重教育，尝以谓救亡之事，莫此亟也，则又诺之。由是冒犯风雨，冲涉波涛，既往日本，为铁路稽验成法，数月而归，又为淞校办筹榰柱，盖期月之中，无一顷得自暇逸。至丙午正月，而季廉始病矣。自溢强固，即少愈，不自休。洎暮春，其病遂笃。复于是时，适以事赴安庆，行时，即榻前与季廉别，泪眶盈盈，若去乳子。复至皖，不数日，以急电召归。诸医束手，乃议开割，既割而疾终不治，乃死。[44]

陈三立撰墓志铭云：

赴会试河南，不第归。浸寻去居上海，从严先生游处讲肄，会以筹江西铁路及监复旦公学，劳累致疾益剧，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月二十九日遂不起，得年二十八。卒后几日得君绝命书，枕函中絮语老母家人外，并及严先生与余云。[45]

严复极其悲痛，三年之后为其作传时回顾当时的情形：

方其在医馆弥留，与复四目相向，但闻季廉微呼先生而已。盖季廉目暝而意无穷，距今三年，不佞每怀音容，未尝不伏面流涕至失声也。呜乎，天夺此贤，酷已！

昔韩愈为欧阳詹生哀词，谓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范嶷嶷然。观其心，有益于愈，将忘其身之贱而为之也。愈之于詹，与余之于季廉，其情事岂异也哉！且愈既为文，又自书之，缀其后曰：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过时而悲，此其事又与余合。嗟乎，向使季廉无死，其道德功业，学问文章，所自表见，岂仅如向所云而已，此不佞所为掷笔慨叹，不知彼苍生才之意谓何也！[46]

并作挽联哀悼熊季廉。

五 结语

熊元锷21岁时成为严复的门生，深得严复赏识，结为忘年之交。28 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溘然去世，令人扼腕。

熊元锷留下的文字不多，他给严复的信或“缄高半寸”，[47]曾令严复兴高采烈，但都没有保留下来。现在只能通过严复、陈三立留下的传和墓志铭了解他的生平事迹，而熊元锷的癸卯乡试试卷也许是他唯一传世的文章，[48]从中我们又可以追寻严复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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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由笔者前文《严复与其门生熊元锷》（《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5 号2012年213～223页）改写而成。此次改写除订正了文字、史料上的讹误以外，加写了第3 节，删节了旧稿中人物传记的部分内容。本文使用的基本文献为：王栻主编《严复集》（全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以下只标出册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严译名著丛刊》系列，以下只标出书名。

[2]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第1549页。

[3]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60～61页。另严复离开开平矿务局后的行止如下：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以李希圣为编译书局总纂，以严复为总办。1904年严复辞译书局总办职，返回上海。

[4] 严复：《熊生季廉传》，《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第104页。本文与《严复集》2所收《熊生季廉传》（第273～275页）文字多有不同之处。《严复集》中，此处还有以下一段文字“适有季廉同里人，以高才巍科为名流所宗，向意季廉乡里少年，脱有崇拜，法当先及其门，而季廉愿舍彼取此，则大憾之。游说当涂，欲中伤季廉与其党三五人以危法，然而季廉湛然不为动也，会事解乃已”。

[5] 王庆成等编《严复合集1严复文集编年》（台北），1998，第246～247页。

[6] 《严复集》中并没有收录两人的书信，《严复合集5 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收严复致熊季廉信38 通。

[7] 涉及熊元锷的研究，管见所及有：熊柏畦《心远中学与熊氏兄弟》，《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第99～104页；李平亮《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族与地方政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第277～287页。

[8] 《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105页；《严复集》2，第274页。

[9] 陈三立撰《熊季廉墓志铭》，《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第106～107页。

[10] 《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第105页；《严复集》2，第274页。

[11] 严复在1902年夏给熊元锷的信写道，“义宁公子近况如何？（中略）有书问徃还，祈代道念。仆与此老虽未经一谋面，然甚相思也。”又在9月9日的信中再次请熊代为致意：“义宁公子，复心仪其人六年于此。有书去，深为道念，千万、千万”。见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第235页。

[12] 陈三立撰《熊季廉墓志铭》。柴萼说：“吴士鉴典试江西。尤喜新词。解元熊生卷上士鉴批语。直奖其能摹梁文。”《梵天庐丛录·新名词》，中华书局，1926，卷27，33 叶下～35叶上。惟“解元”是1903年乡试以后的出身。

[13] 《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第104页；《严复集》2，第273页。

[14] 关于康有为一系列奏折及光绪的上谕，见陈元晖，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7～48页。

[15] 江西壬寅乡试策题中关于教育的题目为：欧洲学派导源希腊师徒授受以何人为最精学校规模以何国为最善异同得失试详言之策；西人精求格致多就物土之宜悟出农工专门之业然新艺之振兴无论繁简若何利用若何必通译其字义乃得端倪试证其理策。《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江西闱墨》，图书集成局版。

[16] 1903年7月10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经济特科举行，第一场首题（论题）为：大戴礼 保保其身体 傅傅之德义 师导之教训 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次题（策题）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 分为三品 当钱多少 各有定直 其后白金渐贱 钱制亦屡更 竟末通行 宜用何术整齐之策。7月21日，举行特科复试，复试首题为：周礼 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次题为：桓宽言外国之物 外流而利不外泄 则国用饶民用给 今欲异物外流 而利不外泄 其道何由策。

[17] 严复：《熊禧祖家传》（《严复集》2，第354～355页）可见“严复曰：吾之始交南昌熊氏也，由熊季廉元锷，即传中所谓秋赋领解者也。当是时，清德宗方倡变法，罢八股文，以策论取士，故季廉魁其乡试，浸假而时论又变，则悉废科举，而大中小诸校之制立焉。盖将以教育之事，普及国民，其所议可谓闳远者矣。惜乎犹未睹其效也。熊君成就，不由学堂。顾其所立，卓卓如此，则吾安得起季廉于九京，而与之深论此事耶！

[18] 《严复集补编》第249页。

[19] 《严复集补编》第250页。

[20] 《严复集补编》第252页。

[21] 严复：《熊生季廉传》，《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

[22] 严复：《致熊季廉》，《严复合集》5，第4～5页。据孙应祥、皮后锋的考证此信写于1901年初春（《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第230页）。

[23] 《严复集补编》的第229～230页。

[24] 严复在致熊元锷的信中说：“翰札明秀，即书法亦进乎前。知足下不虚度日也。”《严复合集》5，第21页。

[25] 陈三立撰《熊季廉墓志铭》，《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

[26] 柴萼说：“吴士鉴典试江西。尤喜新词。解元熊生卷上士鉴批语。直奖其能摹梁文。”《梵天庐丛录·新名词》，中华书局，1926，卷27，33 叶下～35 叶上。惟“解元”是1903年乡试以后的出身。

[27] 康大寿、潘家德：《清末经济特科述论》，《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第81～86页。

[28] 我们需要考虑对于出题者来说，所谓的“形上形下”和西政西艺有何种关系。

[29] 癸卯江西乡试的典试考官为御史张仁黼和湖北学政李家驹。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1894年进士。1898年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1903年任湖北学政，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09年（宣统元年），授学部左侍郎。似对教育问题有所思考。其他考区的策问中关于教育等策题情况如下：陕西“泰西学校大抵专门之业 岁时考试及格者予以学凭 号其人为学士 为艺师 为文学 其仕进则或出乡举 或出明律 或出军功劳绩 不必尽由学校试详考之以资参证策”（本题取自严复译《原富》的第113页及618页，笔者注）；甘肃“学堂之设上仿周宣王遗意 旁采东西各国成法 虽当风气初开规模草创 宜如何定其宗旨 得其会通 期有实效而无流弊策”；浙江“日人论学堂谓以东洋道德西洋工技合之始成是其得力西学只体育智育而德育仍属之本国中国伦理至粹惟博采西法应与日同然日能合并东西陶镕一冶非徒恃美备之法度尤在运用之精神今学堂欲仿日制应如何考镜以握其要策”；湖北“泰西小学教育之旨斯巴达雅典寛严异尚教育名家或主家庭教育或主学校教育或主体育智育德育诸义孰得孰失宜融会贯通折衷至当以端蒙养之基策”；福建“泰西各国学校孰多 其成效若何策”。湖南策题中无教育方面的内容。

[30] 《严复集》1，第1页，《论世变之亟》第1～5页；《原强》第5～15页；《救亡决论》第40～54页；《原强修订稿》第15～32页；《西学门径功用》第94～97页。

[31] 由此可知严复在1898年9月至少已经将《群学肄言》译出了三分之二以上。

[32] 严复在1901年初“赠熊季廉”中曾写道“大哉培根氏告我，即物观道冥纤洪”。《严复集补编》第364页。

[33] 《天演论》，“导言十八新反”第44～45页。严复在此增加了赫胥黎原著没有的内容。参见沈国威《严复与译词：科学》，《翻译史研究》，2011年，第114～137页。

[34] 李、张的四字评语或没有实质意义。但严复在给熊元锷的信中说：“不谓英贤褒为举首，此非所谓一鸣惊人者耶！李柳溪固自有具眼哉！”《严复合集》5，第30页。

[35] 柴萼在《梵天庐丛录·新名词》中说“而梁氏新民丛报。考生奉为秘册。务为新语。以动主司。”“梁益为世界大势论、饮冰室自由书。以投时好。［梁自言为赚钱、盖专为考生作也］”。［］中为双行夹注。

[36] 例如 1903年4月、9月间有《中外策问大观》（28卷，1元6角）、《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32卷，1元6角）等的广告。关于应对策论的参考书问题，参见孙青《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清末射策新学选本初探》，《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 期，第81～103页。

[37] 据编者解题，本文为严复在通艺学堂所作的演说辞，原载1898年9月22、23日《国闻报》。

[38] 《群学肄言》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

[39] 清末科举可以将参考书带入考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即便如此，不熟谙于心，在考场上也无法拈手即来。

[40] 对于为何命名为“玄”，严复解释说：“字书玄者悬也，盖其德为万物所同具，而吾思取所同具者，离于物而言之，若虚悬也者，此其所以称也。”《群学肄言》第244页。“玄科”在斯宾塞原著中为abstract science。

[41] 严复：《群学肄言》第243～253页；H. Spencer，The Study of Sociology，1874，pp.316-326。

[42] 严复：《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严复集》1，第129～131页。

[43] 严复《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严复集》1，第130页。“以上三科而外，所余大抵皆专门专业之书，然如哲学、法学、理财、公法、美术、制造、司帐、卫生、御舟、行军之类，或事切于民生，或理关于国计，但使有补于民智，则亦不废其译功。”其语气不过是有聊胜于无而已。

[44] 《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第104～105页；《严复集》2，第273～274页。

[45] 《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第106～107页。

[46] 《南昌文史资料》第1辑，第105页；《严复集2》，第274页。

[47] 《严复集补编》，第245页。

[48] 据《严复集补编》（第229～230页）辽宁博物馆收藏有熊元锷的《救亡标论》《救亡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