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切入点与政策建议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都是美日印俄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主战场，决定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推进起来不可能一帆风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虽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不容忽视，但是，已经有一些“早期收获”，比如有比较成熟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GMS）、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以及正在发展中的RCEP区域全面伙伴关系（10+6）作为支撑，因而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关键是必须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联动，促进相关国家特别是中印之间的政治互信，在开放与互利中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
（一）共识——加强交流与沟通，力促四国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与认知
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理念从提出到现在也已经有16个年头了，其间相关国家虽然掀起了一阵研究的热潮，但总体上孟印缅三国的反应比较复杂，既有积极评价，也不乏消极与疑虑，更多关注投向猜测中国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意图。如果孟印缅三国的积极性不高或缺乏主动性，依靠中国“单枪匹马”推动，中国就会陷入战略被动。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中国恢复“南方丝绸之路”的构想，可能引起东南亚、南亚国家对“中国威胁”的进一步担忧，以至于可能会引发周边的猜测和疑虑，毕竟一直以来东南亚、南亚都是地缘政治关注的重点领域。而且，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必将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陆海连接，这也可能引起印度方面的更多疑虑，毕竟印度一向对中国进入印度洋本能地怀有谨慎和排斥心态。因此，要从政府层面、学者层面和民间层面，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孟印缅国家的交流与沟通，强化相关国家彼此之间的认知与认同，形成新的次区域合作共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理念，才能有效促进四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规则制定。
（二）共谋——以经济与安全合作形成陆海丝绸之路的良性互动，助力利益共同体构建
构建利益共同体，需要各国共同谋划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民间交流的同步推进与相互支撑。通过挖掘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中积淀的历史文化价值，以文化认同促经济合作，研究整合四国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形成全方位开放与合作的新格局。同时，四国加强在打击海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安全合作促相互信任。同时，借助各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以金融制度改革和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优先考量方面，以经营重点合作项目为突破口，瞄准沿海节点城市确定重点项目，由易到难逐渐推进。在经济上要更加考虑合作项目的合理性、经济利益的对等性以及长远利益的均衡性，特别是在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金融服务、产业园区建设、服务平台构建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以“早期收获”形成示范效应，通过示范工程和重点项目，形成可推广的合作模式，分阶段、分层次整合区域合作优势，促使相对分散的合作更为机制化，发展更具开放性。只有在相关国家认同并取得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共同谋划政策与制度的衔接，才能加速经济整合。这也是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亚洲崛起的现实需要。
（三）共建——加快通道建设的同时，选择重点项目和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形成示范效应
要力促孟中印缅四国加快交通联通，未来金砖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能够为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陆路连通提供资金支持，各国应该抓住机遇，共建共发展。公路方面，应该加快建设南线，即昆明—瑞丽—缅甸曼德勒—马圭—皎漂的大通道建设。同时，支持建设中线，即昆明—腾冲—缅甸密支那—班哨—印度雷多公路，以及北线，即昆明—瑞丽—缅甸曼德勒—孟加拉国达卡—印度加尔各答公路。如果缅甸密支那至印度雷多公路贯通，从昆明经腾冲到印度雷多，全程仅需要十多个小时。在加快陆路连通的同时，需要选择相关国家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在贸易与投资合作效率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早期收获”，激发四国共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在选择先期合作项目时，要同时关注非资源性合作项目和民生领域合作项目，以免引起周边国家的误读误解或产生认知误区。
（四）共发展——商业力量对于地区繁荣甚至稳定，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2100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连接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在2000多年前，中国与东南亚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与衰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海洋及航海贸易对大国和文明兴衰的深刻影响，更可以看出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走廊，将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发生冲突与战争共有11次，而没有发生战争的仅4次，今天能否避免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发生冲突，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领导人在反复地强调，必须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魔咒，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一路一带”战略，正是想通过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合力应对当前国际上的激烈竞争，从而创造一个合理的制度来维持地区长久的繁荣与稳定。
[1] 朱翠萍，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印度洋经济体研究》编辑部主任、《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印度洋战略、南亚问题与中印关系。
[2] 季羡林：《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第3页。
[3] 沈济时：《丝绸之路》，中华书局，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第8页。
[4] 沈济时：《丝绸之路》，中华书局，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第23页。
[5] 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40页。
[6] 庞昌伟：《能源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突破口》，《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7] 易鹏：《西部开放战略影响中国改革》，搜狐财经，http：//business.sohu.com/20130903/n385767091.shtml。
[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9] 王金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4日，第660期，2014年10月27日。
[10] 《西方设置圈套挑动印媒舆论》，求是理论网，2011年9月26日，http：//www.qstheory.cn/special/2011dd/20111009/6/1/201109/t20110926_112869.htm。
[11] 〔印〕杰伦·兰密施：《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蔡枫、董方峰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第69页。
[12] 〔印〕莫汉·古鲁斯瓦米、左拉瓦·多利特·辛格：《追龙：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王耀东等译，时事出版社，2010，第10页。
[13]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97页。
[14]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