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
中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
肖立辉[1]
改革开放之后进行的省管县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原有的“市管县”体制进行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国的地方政府体系经历了“市管县”到省管县的改革进程。2009年，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要求到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尽管财政省管县只是省管县改革的一部分，但这实际上为整个省管县改革制定了一个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值得指出的是，中央文件“省直管县”改革的提法，经历了一个从“可以推进”到“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的转变，我们不难看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我国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究竟遇到了哪些困境，这些困境的根源是什么？现有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有哪些不足？如何有效解决？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 从“市管县”改革到省管县改革
（一）“市管县”体制的优势与弊端
“市管县”体制是指以中心地级市对其周围县实施领导的体制。“地级市”分为三种：一是地市合并型，即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省直辖市与地区行署合并；二是合并升级型，即地区行署与所在的县级市合并升格为地级市；三是县改市型，即将新设的县升格为地级市。我国“市管县”体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全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实行了省政府领导下的“市管县”体制。[2]
1.“市管县”体制的源起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市县分治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其结果是农村由于没有城市的带动陷入停滞，中心城市由于缺乏农村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发展。80年代以来，人们加深了对中心城市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发挥中心城市作用，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经济区的设想，并相应地进行了改革，其中重要的是试行“市管县”体制。1982年，辽宁省率先试点“市管县”体制，同年中共中央51号文件《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作出“改革地区体制，推行市领导县体制”的决定，要求在经济发达地区将省辖中等城市周围的地委行署与市委、市政府合并，市管县、管企业。并以江苏为试点，撤销江苏省所有地区，地区所辖各县划归11个市领导。198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实行地、市合并”。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地级市并存一地的地区，实行地市合并；与县级市并存的地区，所在市（县）达到地级市标准的，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其余地区建制也要逐步撤销，原地区所辖县改由附近地级市领导或由省直辖，县级市由省委托地级市代管”，“地方行政管理层次由原来的‘省—县—乡’三级，变成‘省—地级市—县（县级市）—乡（镇）’四级。”截至2006年，全国共有333个地级行政机构，其中地级市283个，下辖2007个县（包括县级市、自治县、旗等）。[3]目前，“市管县”体制已成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基本的区划模式，构成了最基本的纵向权力结构体系。这一体制的实行，使我国的行政区划由宪法规定的四级制向五级制转化，改变了我国政府体制的层次结构。同时也使地级市的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原来仅仅是城市政府转变为既担当城市职能，又承担农村和农业管理的职能，使地级市政府的管理活动日益复杂。[4]
2.“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功绩
“市管县”体制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产物，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在特定的时期内对增强大中城市实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1）促进了城乡分割的区域经济趋于统一。“市管县”体制打破了经济发展的条块分割与城乡分割的局面，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腹地，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紧密协作，摆脱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有效地发挥了城乡之间的优势互补，实现了人力、物资和信息的自由合理流动，促进了区域市场的进一步统一，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整体。（2）壮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市管县”体制能够有效地避免“市县分治”导致的城乡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资源浪费问题，统一协调城乡、市县的经济发展，减少了区域间恶性竞争所带来的资源内耗，形成并壮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3）确立了省县之间行政层级的实体地位和法律主体地位。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增加了“市”这一行政层级，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由虚变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人事安排等都由人大批准和监督，并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地方财政。（4）推动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地实现了农村对城市的支援，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另一方面，加强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交流，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逐步融入城市化的进程中。因此，“市管县”体制推动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5]
3.“市管县”体制的弊端
尽管“市管县”体制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绩，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具体来说，（1）“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管理层次，提高了行政成本，大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市管县”体制的设计，人为地制造出一个中间层级，省县之间权力被层层截留，信息沟通受到阻滞，行政效率大大降低，同时由于过分倚重行政力量，政府管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往往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成本增高、效益降低，也阻碍市场经济发展主体的形成。（2）“市管县”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旧有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并且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甚至与宪法中有关地方行政架构的规定相违背。比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规定，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自治州、县级市）、乡（民族乡、镇）三级制。显然，“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与这一规定有所抵触。（3）“市管县”体制加剧了县级财政的困难，“小马拉大车”问题依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市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以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拉动所辖县乡的经济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的市都能起到这一作用。事实上，除传统的省会城市和一些中等经济发达城市具有较强的带动力量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是由县级升为地级规格的城市根本很难有力量来帮助县级市和乡村的发展，这些城市一般都远离中心经济区，需要带动的县的数量也较多。（4）“市管县”形成城乡悖论。在市与其所辖的县（或县级市）竞争发展过程中，加剧了各个县（或县级市）与市之间在人、财、事三方面的矛盾，加大了市所辖各个县（或县级市）之间的离心力。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一些地区，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和繁荣，有些县级市的实力甚至已经与地级市本市区的经济实力相当，各县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惜在资源、市场、人才、投资等方面与中心城市展开竞争，为争取到项目，市县争相到省城跑计划、跑指标，为争取投资，竞相进行政策攀比的事情也时有发生。[6]（5）“市管县”体制与大都市圈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市管县”体制只是实现了城市经济区与行政区在形式上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旧的条块分割，但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区域经济依然处于“行政区经济”的状态下，“市管县”体制使得每个地级市有了更大的行政地盘和回旋余地，客观上反而阻碍了各中心城市之间的横向交流协作，这必将形成新的“块块”分割。[7]（6）县级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问题突出，并且政府权力太小，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一是地级市政府在地方财政收支中占的份额过大，影响了省级财政调控能力和县级财政实力。财力向上集中，基本事权却向下转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负担繁重，事权所需的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现在的突出矛盾。二是在县政府头上的管理层级过多，县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力制定相应政策优化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发展，或者政策的行政审批程序复杂、环节多，导致时效性差，不利于行政决策和管理贴近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8]（7）实行城乡合治，违背国际惯例。我国当前实行的“市管县”体制，将城乡共置一个行政区内，这样既无法实现城乡平等，同时也不利于针对城乡的各自特点进行分类管理、优化管理。[9]
（二）“省管县”体制的改革进程、做法、成效
“省直管县”体制是指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此体制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是财政直管。即从财政上实行市县平级，县级财政直接与省财政挂钩，省财政决定县级的财政预算和收入分成。财政直管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初级层面，很多试点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改革。第二层面是行政直管。即行政管理上实行省政府直接管理县政府，将我国原来的“省—市—县”的管理体制改为“省—（市、县）”，在省与县之间，减少了地级市这一级，县级的人事、财政、审批权等全部由省一级政府掌握。行政直管是“省直管县”的深层改革，涉及行政体制问题。[1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在这里，“省直管县”主要强调的是省对县财政上的直接管理。[11]
1.改进进程
正是基于“市管县”体制存在诸多弊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开始探讨“省管县”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扩权强县到省管县，由财政省管县到行政人事省管县的发展过程。（1）在财政方面。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200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管理方式的改革。2008年8月《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继续推进省直接管县（市）的财政体制改革，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管县（市）的体制，以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权限。2009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2009年7月9日，财政部又公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确定了时间表，即至2012年底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推行。（2）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2009年4月12日，中组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应按程序报经省级党委常委会议审议，要求“2009年上半年，各地要建立制度，落实此项规定”。该规定可以看作在人事权限上对“省直管县”探索的一种支持。有学者认为，县委书记地位的提高和任用方式的变化表明行政上“省直管县”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触及了我国地方权力体系和体制的核心。[12]
2.省直管县改革的做法
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财政和人事方面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一般的做法是直接推行，如浙江等省；而行政管理方面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则主要是通过“扩权强县”实行，在这种做法中一般是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条件下，将一部分本属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县，使县里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从而达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目标。目前在全国影响较大的省管县改革主要是浙江模式和海南模式。（1）浙江模式。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市、县的主要干部都是省委决定；二是财政体制一直是省管县的做法；三是渐次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权限，保持地级市的级别层次。浙江省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逐步推进到行政上省管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浙江模式仍是目前多数地区推行省管县改革可供参考的路径。（2）海南模式。海南模式有其具体特殊性。其省域面积小，县级区域少且是新建独立行政区划的省情，海南从1988年建省开始就没有实行市管县，海南省共有20个地、市、县、开发区、办事处等单位，地、市、县等都是由省直接管理，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不存在地级市对县的行政管理的隶属关系。海南模式代表的一种方向，即是新建的省级单位，采取的是一套全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回归宪法规定的地方三级行政管理体制。[13]从各省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权、事权以及人事权是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各省的具体做法都是围绕财权、事权的分配展开的，因而我们在对“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研究过程中也应该特别注意财权、事权的问题。
3.主要成效
总的来说，我国的“省直管县”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有效地发挥了省级政府统筹协调能力，提高了财政资金的运转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增加了管理的透明度，同时也调动了县级财政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1）有利于增强省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性和布局特色性。（2）有利于增强对省域经济利益关系的统筹协调和社会公平的把握，提高城乡统筹协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增强省级财政调控能力，建立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均等化机制。[14]（3）有利于中央和省进行分类指导和政策支持，可以清晰定位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15]（4）有利于通过减少行政层级，实现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改革，可以有效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政策信息传递的准确性、有效性和管理的绩效。（5）省管县财政改革明确划分省、市、县固定收入的主体税种及共享收入分成比例，相应增加省对县的定额补助基数，将上划中央“两税”返还、所得税返还、出口退税返还数额核定到县，专项拨款、专项资金和转移支付补助分配到县。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县域经济清道除障，松绑放权，解决体制和机制性的障碍，赋予活力、动力和能力。（6）有助于实现扩权强县。在行政管理方面结束市对县的领导，避免多层次行政干预造成的市场竞争中各种关系的扭曲，能极大地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原动力，提高省级市场化水平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性。[16]（7）能够更好地消除“权力截留”的情况。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很多地区内部竞争多于合作，特别是市所在的地域“截留”了大量的应该分配给县区的资源，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而“省直管县”能够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17]有学者认为，这项改革与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方向一致，[18]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政府行政改革的突破点。[19]
二 存在的问题
在省管县改革过程中，涉及省级政府及其部门、地级市政府及其部门、县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关系。省市县三级对这场改革的态度以及利益诉求有所不同。简单来说：（1）对于省级政府来说，省管县改革没有太多问题，但省级政府部门需要负责各部门的具体事务，就会面临管理幅度过大的问题。（2）对于地级市来说，态度是多元的、复杂的，既有支持的市，也有不支持的市。支持的地级市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较快、财政收入较高，不需要发展腹地，或者所辖的县比较贫困而且需要市里的补贴。而不支持的地级市则情况相反，它们需要发展腹地，省管县将县的管辖权上收从而制约了该市的发展，或者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缓慢，往往会控制所辖县的调控资金而服务本市的发展，但省管县改革削弱了地级市对县的控制。对于一个具体的市来说，既有支持的方面，也有不支持的方面。对于经济基础好的县，地级市希望将管辖权保留，而对于经济基础差的县，地级市希望省里将管理权上收。无论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级市还是经济发展较慢的地级市，都希望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能够尽量扩大自身的经济发展空间，减少权力的流失。（3）对于县级政府来说，绝大多数是支持省管县改革的。因为在这场改革中，很多原来由市来管理的权力直接下放到县，这有助于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县级政府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比如由于财政省管县与行政省管县改革不同步，县里的财政控制权由省里掌握，而具体事务的管理权由地级市掌握，这使得县级政府面对“两个婆家”，处境尴尬。另外县与县之间、县与市之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竞争加剧，区域性合作关系难以维持，等等。具体来说，存在如下问题。
（一）省管县改革的总体问题
有学者认为，省管县改革缺乏顶层设计，整个改革的思路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比如说，改革只涉及放权，对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配置的同质性问题没有涉及，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职责同构”的问题，此为其一；其二，权限的划分主要依据是省政府的政策文件，没有制度化为地方法规，这就意味着，只要上级政府认为权力下放得不妥，又可以收回；其三，放权是局部性的，县级政府领导人的任免权仍然由市级政府掌握，这使县级政府领导人仍然只对上负责。[20]
1.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滞后，法制化水平有待提高
长期以来的“市管县”体制运行过程中，地级市对县级政府的管理在财政体制、干部人事、政绩考核、项目审批、资源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已经全面制度化、程序化了，省管县改革将重新建构省市县的制度关系和运行机制，这就需要制度上、法律上给予相应的规范和调整，新的制度框架与旧有制度模式存在一定的紧张与冲突。[21]具体来说，（1）目前的财政省管县改革与现行的《预算法》相冲突。按照《预算法》第二条的规定：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五级预算。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后，实际上改变了市级政府管理所辖区的财政管理权，与现行法律规定有冲突和矛盾。[22]（2）规范上下级政府社会经济管理权限分工的法律条文缺失，造成对社会的条条管理不顺畅，强县扩权领域模糊不清；规范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管理分工的法律法规缺失，导致县级政府扩权后，无法高效利用权力为经济发展所用。[23]（3）当前对全国800多个县的扩权、放权试点是一种带有尝试性的利益激励。由于不同的地方享有不同的权力和不同的优惠政策，这种“选择性放权”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不平等，势必与法律上的均权精神相悖。[24]（4）绝大多数地方的强县扩权改革是通过出台政策的形式推进，因此将部分权限以红头文件而非法律法规的形式授予县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并不符合法律规范与原则，一旦发生纠纷也将面临难以厘清的法律问题。[25]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制建设滞后的改革实践，立法的意识和水平与省管县改革不相适应。
2.职责权限不清的问题仍然存在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间的关系都存在各层级政府共享权力、共担职责、职权界定模糊的顽疾，中央、省、市、县、乡级政府共同管理范围广泛的社会事务，政府间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受各层级政府间职权未能明确划分的影响和制约，各层级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财权划分以及财力配置问题也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26]改革过程中，省与市（县）、市与区县政府共同享有的权限划分不清，哪些政府该管什么事，应该具有哪些权力以及这些权力的大小，在许多领域内，在许多情况下，尚未规范清楚，工作程序混乱。[27]一些地级市在改革中下放了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但一些关键利益部门的权限则紧握手中。在一些同志看来，县级政府是基层政府，上面不改动，下面改不动，实际上，县级政府的职能配置与省管县改革前比较没有任何改变。[28]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传统行政体制的“职责同构”和机构的“对口设置”，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间关系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一致。[29]
3.管理能力与管理幅度不匹配
在一些学者看来，省管县改革没有实现政府层级由形式上扁平化向实质上扁平化转变。省级越过地级市直接管县（市），在管理体制上意味着减少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这在理论上，有利于加快沟通速度、提高信息的真实性，也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办事效率。但实际效果如何，还取决于管理幅度的大小。[30]有学者指出，改革前，一个省份只需处理与几个下属地级市的关系，虽然各地级市在争夺项目、财政支持等方面也存在竞争和讨价还价，但由于地级市的数量少，而相对比较容易协调。而改革后，县一级竞争者数目增加，并直接参与相关资源的争夺，这就意味着省级政府要同时跟几十个下级单位讨价还价，不仅会耗费大量的行政成本，而且容易加剧下级政府之间，以及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矛盾。此为其一。其二，省直管县后，省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权力监督风险加大。省直管县以前，省与县之间有一个中间的地级市层级，可以帮助省级政府分担一部分对县的监督职能。而省直管县后，县级政府拥有了大量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然而，对于省级政府而言，无论是在行政县的数量、距离上，还是在对县域经济发展和人事的熟悉与掌控上，都存在很大的管理难度。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鞭长莫及”等问题必将随之显现，权力监督出现“真空”的风险随之增大。[31]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管理效能、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的关系，一般来说，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之间成反比例关系，但如果管理幅度过大，管理的效能就不会充分发挥出来。有学者认为，与实现政府管理层级扁平化的初衷相悖，省管县体制改革仅仅只在形式上减少了政府管理层级，在形式上实现了政府管理的扁平化，而没有能够在功能上实现政府管理层级的实质扁平化。[32]
当然，影响到管理效能的因素，除了管理层级和管理幅度之外，还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1）同一区域内县级单位原有经济水平：理论上是经济发达县越多，管理幅度可以越大，但实际上还必须考虑同一区域内发达县与落后县的比例。（2）县级单位的自主权和能力：自主权越大、能力越强，意味着可以减少省级单位的管理工作量，因而管理幅度可以加大。（3）同一区域内县级单位的差异性：差异性越大，意味着调控难度越大，协调工作量越大，因而管理幅度不宜大。（4）地理位置的接近程度和交通发达程度：如果县级单位之间的距离遥远，交通又不发达，理论上是管理幅度越小越有效，但实际上还必须考虑政治意义和省级之间的相对平衡。[33]
4.横向、纵向上政府间协调机制不完善
政府间关系是省管县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多数学者认为，目前的省管县改革在横向上的条块之间以及纵向上的市县之间都存在需要协调的矛盾，需要建立健全一种良性的协调机制。具体来说，（1）横向上的条块矛盾。省以下的土地、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已经实行了垂直管理，即各自实行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在没有实现垂直领导之前，这些部门既接受同级政府的行政领导，又接受上级垂直单位的业务领导。实现垂直管理后，这些部门的行政领导权也逐渐上收到上级垂直管理部门。但在改革过程中，缺乏实行垂直管理的法律标准，各方主体的权限范围不清晰，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各方的权利主体地位不明确。对于如何解决垂直领导中的新问题，目前存在广泛的争议，有的主张继续强化，有的主张尽量减少，有的主张加强协调配合。对于一些垂直管理部门来说，既要服务块块，也要服从条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一些垂直管理部门扩权前是“一个婆家”，扩权后变成“两个婆家”，工作程序重叠，难度加大。[34]（2）纵向上的地级市与（省直管的）县或者扩权县的矛盾。从地级市的角度来说，在市管县体制中，地级市与县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一种纵向上的府际关系。但是在省管县改革过程中，地级市与县的关系演变为横向上的平等的竞争与伙伴关系，不再具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不仅如此，市与县、县与县之间还会引发利益关系的重构，出现市县争利、县县争利的情况。此为其一。其二，省管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将地级市的人事、财政、资金、项目等各项权力剥离出去，这对于地级市来说，是利益的流失方。为了维护地级市的原有利益，地级市会采取“县改区”的做法，将原来所辖的县变成城市的一个区，或者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截留一部分权力，从而引发市县之间更为复杂的矛盾。其三，省管县之后，有学者担心，过去的“市刮县”、“市卡县”等问题有可能转化为“省刮县”、“省卡县”。[35]从县的角度来说，大部分省份所推行的“强县扩权”改革虽然扩大了县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行政审批权、社会管理权等多种权限，但县级领导人的任免、考核、升迁等权限仍直接受控于地级市政府，扩权县既要维护对省一级部门的话语权，还要维护与地级市及各部门的关系，增加了县级政府的协调难度。[36]不难想见，随着省管县从财政体制转变到行政体制，地级市与县的矛盾将变得更加复杂，市县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5.区域性经济中心和地级市的发展遇到困难和阻力
有学者认为，省管县还是“市管县”争论的实质，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不同发展道路的争论。在他们看来，省管县在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和中小城镇发展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大中城市发展滞后和区域内缺乏有经济辐射力的中心城市等弊病，不利于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内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不利于中心城市的培育。[37]特别是在当前，大多数地级市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初期，在资源、产业、市场等方面还离不开所辖各县的有力支撑。实行“省直管县”体制不利于地级市自身发展，也不利于城乡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制约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地区城市化进程。[38]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在有效地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的一个重要代价就是中心城市及其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功能发育滞后，无法形成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分层次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省管县财政体制在激励县级政府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同时，却制约了地级市的资源汲取能力，抑制了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对地级市等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造成了不利的影响。[39]
6.机构改革和人员安置问题
有学者表示，20多年来，地级市从一个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行政公署）转变为实体一级的地方政府，有权力机构、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各类机关，还有事业单位的对口设置，其行政体系完备、人数庞大。[40]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虽然目标不是人员精简，只是减少行政层级，但由于实行省直管县后，地级市就不再管理原有的县级财政，必然要出现一些多余机构和人员，包括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这是各地改革过程中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很多地市级官员担心，省直管县以后他们将何去何从。一些地方政府处于两难之中。要安排无编制，不安排有压力。[41]
7.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冲突问题
省管县改革大都遵循从财政体制的省管县到人事体制上的省管县再到公共行政体制上的省管县这样一个进程。有学者认为，当前的行政管理采取的是省管市、市管县，而财政实行省管县后，财政管理体制、转移支付、项目结算直接对省，直接实现了省级与县级财政管理权限的衔接，无形中越过了市级，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单兵突进”，不但造成了与行政权相匹配的财政权的架空，也将严重影响到地级市行政管理权的有效实施[42]，从而引发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摩擦：一方面，市县财政平级，而在行政上，县级仍隶属于市级管辖，市级事权仍覆盖全市，明显超出财权所能承载的范围；另一方面，从财政的性质来看，财政只能是为一定的政权服务，是依附于行政体制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换句话说，财政体制是行政体制的组成部分，必须遵循行政体制的组织原则。如果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财政的调节功能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为财政系统毕竟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子系统，它直接受到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当市级对省管县（市）没有了财政拨款和管理权，市级政府在统筹省管县的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大打折扣。[43]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隐藏在事权和财权背后的更为重要的权力，是干部人事权。如果县级政府的干部人事权还是由市一级政府掌控，那么明处的财政权还会受到暗处的人事权的牵制。[44]除了人事权之外，还有行政权、司法权、县级财政收入的目标考核，以及工商、土地、金融、税务等其他事权仍然掌握在地级市手中，形成政府的财政管理责权与公共事务管理权限相脱节，使得本应赋予扩权县的权力没有真正放开，本应由扩权县享受的政策没有真正落实。[45]
（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存在的单项性问题
1.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重新界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范围，但是对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划分没有做出统一规定，各地在推行分税制时也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实质性改革，并且出现了事权下移、财权上收的问题，致使基层财政普遍困难。虽然省直管县后减少了财政层级，但省市县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划分依然不清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几乎都成了共享税，致使财政收支划分带有很强的人为色彩。[46]另外，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只是财政管理方式的单项改革，行政权、审批权、人事权等其他行政管理体制都没有同步改革。对于市一级来说，市级各职能部门的事权覆盖全市的行政区域范围，但市级所掌握的财权则仅限于市区，从而造成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47]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市级履行综合平衡本地区发展的职责，市县政府领导层认同的一些区域性政策行动，由于市县财政的分离与管理权力限制，在落实当中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体制性矛盾，直接影响到行政管理权在全市区域内的实施，长此以往，市级党委政府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从县的角度看，县级财政实行省直管后，财力和资金都由省统一对其结算、拨付，但其他的行政体制如人事任免权却归市管，这就必然形成县级既要向省政府和省财政跑财力、资金、项目、政策，又要向市政府汇报工作、争取理解和支持。不匹配的财政与事权的体制性摩擦使县级政府无所适从。[48]
2.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权责匹配问题
有学者认为，省管县后，原体制中市与县的纵向贯通变为横向协调，“市管县”变为市与县平行，这种关系的调整势必导致市与县在收入上争权、支出上弃权。[49]（1）在财政收入问题上，省与市、市与县、县与县之间税收竞争明朗化。省将县直接纳入管理，而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关系变成了平等的关系。趋利避害的本能必然导致出现这样的现象：两级有利益的事项相互争夺，而涉及要承担责任的需要投资的事项，如江河湖泊的维护、按行政区域配套计划生育经费、血防经费的配套等，两级政府相互推诿。[50]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政府间纵向竞争方面，上级政府希望将事权向下集中，而为了提高自身管理调控能力，又集中了本辖区内大部分的财政资金；下级政府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势必通过各种手段尽力推脱事权和滞留财政资金，这就形成了不同层级的政府间财政竞争。政府间横向竞争方面，省直管县后，县一级竞争者数目增加，原先处于不同地级市管辖下的县一级直接参与财政资源的争夺，原先处于同一地级市管辖下的县一级利益冲突更加明显和复杂，其引发的竞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升温。[51]
（2）省以下各级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明晰。在实行“省直管县”之前，地级市政府拥有所辖县域的财政分配权，相应地承担着全市区域性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物品供应责任，包括涉及跨县（市）的大中专教育、路桥建设、抗旱排涝、卫生防疫、环境保护等事权。实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后，按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统一支出划分原则，设区市不得要求直管县分担本属市事权范围内的支出责任，即取消了设区市集中县财力的权力。这有利于避免“市刮县”行为，但是也容易造成跨县的某些经费支出难以统筹到位。上级出台的一些支出政策要求市级财政配套，然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已使市、县财政处于分立状态，市级承担的区域性公共管理事务与公共产品供给，如涉及多个县的抗旱排涝、卫生防疫、科技推广、水利建设、环境保护等，在跨区域协调上容易出现新的矛盾。地级市政府由于失去了集中县级财力的权力，要么无力承担这项区域性公共事务，要么不愿意承担这一事务。其结果是，一些公共物品的支出责任难以落实到位，从而容易造成跨县区域性公共物品供给出现“真空”。[52]
3.地方税收体系不尽相称
有学者指出，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缺乏稳定的地方税体系。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并未形成稳定的主体税种。地方税收规模过小、主体税种缺位，不具备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内生增长机制，导致地方政府没有长期、稳定、可预期的税源。在实际中，地方税权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借助于收费来筹集资金。收费的膨胀不仅扰乱了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秩序，而且还严重破坏投资环境。[53]
4.转移支付制度尚待完善
在一些学者看来，目前的财政管理体制之下，转移支付名目过多、标准不一、透明度不高，转移支付比例的合理性有待提高，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偏小，许多社会事业和民生支出，尚未纳入省对下转移支付保障范围。同时，专项转移支付需要配套的压力大，导致越是困难的县乡越难以保证配套资金，争取专项资金的难度也越大。[54]具体来说，（1）转移支付的结构还不够合理。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财力性转移支付比重偏小，专项转移支付较大，在不少县甚至占到一半以上；现行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具有均等化意义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更小，使自身财力困难的县乡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同时也影响转移支付作用的最大限度发挥。（2）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繁多，设置交叉重复，资金投向比较分散。（3）硬性要求配套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此外，由于目前专项资金均由省直接下达到县，时间相对较晚，往往集中在下半年特别是最后一两个月，使项目资金不能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落实到位，给基层财力调度带来一定困难，也直接影响资金及时发挥效益。[55]
5.市级财政陷入困境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目标，既要有利于县的发展，也要有利于市的发展。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各地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往往过分强调如何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而忽视了对地级市利益的考虑，造成市级财政陷入困境。具体来说，（1）省直管县后，由于县与市地位平等，地级市无法继续分享县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市政府只能在市区范围内集中财力，失去了从各县集中财力保证本级财政正常运转的权力。（2）省直管县后，地级市不仅要跟省域内的其他地级市继续争夺各种发展资源（包括省级政府给予的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而且又会凭空多出很多县政府瓜分资源，竞争的对手和激烈程度都与改革前不可同日而语。（3）地级市的发展空间可能受到限制。省直管县后，一方面，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随即形成，城市发展空间将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解除了地级市与县的上下级关系，封死了“县改区”的路子，使得地级市无法继续通过“县改区”扩展地域空间。（4）此前被市级政府集中的县（市）级政府财政收入上缴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不能再聚集县（市）级政府财政收入，城市聚集甚或过度集中区域内资源和资金策略受限，市级政府财力减弱，尤其对经济财政实力弱的市级政府影响较大。（5）财政省直管县后转移支付程序发生变化，市级政府丧失截留、挤占和挪用中央和省级政府农业、水利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机会，进一步削减市级政府财力。（6）我国现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下，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大部分转移支付项目资金设计为针对县级政府层面，市级政府无法享受优惠政策。[56]
6.省管县财政体制运行尚缺乏相关配套制度支撑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和一些现行体制之间存在矛盾。有学者指出，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要求在财政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结算等领域实行市县脱钩，相互平衡，而现行的土地、项目审批等经济管理体制却还是“市管县”。（2）财政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市县财政关系将完全平行，然而行政管理体制上却仍然是“市管县”。以上两个方面的矛盾将导致市县谈判势力的不对等，最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市卡县”现象，改革的效率将大打折扣。（3）“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之间的矛盾。由于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所依据的法律层次低于《民族区域自治法》，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自治州的权限又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要求有一定的冲突，这也是一个矛盾，现阶段“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此采取了回避的办法，即民族地区暂不实行改革，维持原来的“市管县”财政体制，但这又会带来两套管理体制并行的新矛盾。[57]
（三）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面临诸多挑战
多数学者对省管县行政体制将面临的难度都有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财政机关是地方政府部门，财政体制是一种具体的部门管理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省直管县”改革只是涉及管理中的技术性问题，影响面较窄，而行政体制省管县改革牵涉的面较广，复杂困难很多。有学者认为，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看起来是简单的扩大县行政管理权限的问题，实际上是面临巨大的通盘性体制再造的压力，如对地级市如何进行职能定位？如何发展？县一级的政府部门接受直接管理的能力问题，以及由此将带来的公安、工商、海关、银行、司法、环保、质监等直属部门的层级设置的调整。实行行政省管县体制，必然要对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牵扯各级各部门行政权力的重新划分，牵涉到数以万计的干部，政治上的震荡将很大，并且原有体制转换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新的牵涉众多利益的行政省管县改革必然是困难重重。[58]
就具体的问题而言，省管县体制需要解决的行政体制难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1）财政体制上县直接与省结算，但人事任命权等其他权限仍然保留在市里，不利于干部的任用和责权考核。（2）省直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事权、财权难以界定，在没有中央统一规范的政策下，新的摩擦和矛盾势必造成新的内耗；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地级市管理县（市）行政，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放权力度不到位，很多矛盾很难调和。（3）行政管理中最核心的内容和最有效的手段是财政制度与人事制度，它们基本在原管理模式下运行，使财政制度与人事制度脱节，不利于省管县效能的发挥。（4）扩权试点县拥有了大量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如何有效监督约束县级政府的行为，防止出现投资冲动和重复建设，是关系到扩权强县改革和未来省管县体制成败的关键问题。省管财政经济，市管行政，形成监管不顺、脱节，随着权力的下放、自主权的增加和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必然会造成一系列新的不平衡，背离可持续发展。[59]
三 政策建议
在推进省管县改革过程中，需要对改革可能遭遇的困境进行全面预测，并从建立地级市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理顺“条块关系”、构建公共服务跨域治理体系、摒弃“以级别定规模”的错误观念、合理划分纵向政府间事权关系、构建有限责任的地方政府体系等方面进行推进。[60]
（一）推进省管县改革的原则、方向、步骤
1.改革目标和方向
总的方向应是：改变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强县扩权，地级市不再管县（级别可保留），市和县分治，双方不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平行的“兄弟”关系，统一由省直管，即省既直管市又直管县。改革后，市的主要工作是加快城市发展，强化城市管理；县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县域经济，服务三农；市与县的经济合作联系要以市场推动为主，政府协调配合为辅，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体，区域协调向复合行政方向发展。[61]为此，通过减少财政层级，来推动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调整和规范，理顺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最终建立起一个各级政府事权明晰、财权规范的地方二级财政体制，为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提供一个有效的切入点。[62]有学者提出，经过省管县改革，建立一种府际治理新模式。这种模式主张，要打破传统的区域和层级观念，建立强调权力或资源相互依赖和合作的新地方主义，代表着以合作为基础的互惠的政府关系模型。它一方面强调政府间在信息、自主性、共同分享、共同规划、联合劝募、一致经营等方面的协力合作；另一方面强调公私部门的混合治理模式，倡导第三部门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实现地方治理。[63]
2.改革的原则
学者提出以下几项原则：（1）事权—财权对称原则。（2）属地管理原则。（3）均等化原则。（4）差异化原则。在均等地提供公共产品的量和质的前提下，由于各地的物价水平不同，公共产品的成本也不同。在对贫困地区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时，上级财政部门应该仔细核算，根据成本差异来实施财政转移支付。（5）补偿性原则。[64]（6）系统性原则。改革应体现全局观念，综合平衡，克服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65]（7）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相匹配的原则。[66]（8）坚持近期工作与远期目标相结合的原则。（9）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10）坚持小试验、大调整的原则。[67]
关于改革的进程，有学者提出，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分阶段逐步推进的原则。具体来说，（1）有条件的先行试点原则。可以考虑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省域面积小、已经长期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地方进行试点。对条件不成熟的，则应继续发挥市管县体制的积极作用。[68]（2）采取分类实施模式。对中心城市与其所辖县（市）有相似经济实力的匀质型地区，市管县体制优势失效，可以实行省直管县；对已经与中心城市形成依附关系的县，可以继续保留市管县或将其改为市辖区；对经济带动能力一般的市，或者市县经济发展差距大、关联度低，则应当实行省管县；对现在少数地方尚在实行的行政公署，可以继续保留，将来视情况再改革。[69]（3）适度推进、梯次展开。首先改革要从财政管理体制入手，要在财政上实行省级直接对县（市）的管理体制。其次是整合县级政区规模与结构，优化和调整县域政区架构。（4）各方兼顾、合作分工。“省直管县”是一种通过重新分配公共权力资源推进城市区域经济按市场规律运行的重要举措，是将本来属于县市的行政权力归还于县（市），促进省域内形成扁平化政区与行政管理结构。在推行“省直管县”中要兼顾市县关系，县与中心城市之间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竞争—合作—分工关系，尤其在经济领域，市与县双方都要减少政府的干预，让企业选择投资环境和市场，逐步形成城市—区域经济共同体，使城市和区域共生、共荣，相互依托，合作发展。[70]还有的学者强调，改革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一蹴而就。条件不成熟的应继续发挥“市管县”体制的积极作用，条件成熟的应采取省管县的扁平化公共行政体制。改革要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兼收并纳地域型和城市型两类政区，当地域型的县转变为市时，可以自然过渡，不会引起政区层级的变化。对层级不要刻意划一，要考虑到地区的特殊性。[71]
3.改革思路和步骤
多数学者认为，这项改革总体上可以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改革初期，在维持市对县行政领导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实施省主要对试点县的财政进行直管，并适当下放经济管理权。第二步，改革中期，逐步实行市、县分治，重新定位市、县功能与职能，市、县由省直管。第三步，改革后期，在合理扩充县级职能、合理扩大市辖区基础上，撤销传统意义上具有管辖县行政、经济职能的地级市，实现省直管县。[72]有学者指出，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后，市（省辖市）由广域型的行政建制转变为城市型的行政建制，其管理范围只是市区和郊区，而不再管理周边的广大农村区域。市（地）与县之间，不再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协商与合作的关系。[73]还有的学者提出，到2020年完成向行政体制的过渡。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基本实现由财政体制省直管县改为行政体制省直管县，西部少数县（市）实现行政体制省直管县，多数地方实行财政体制省直管县，部分乡镇政府可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74]
（二）推进省管县改革的总体措施
1.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
有学者认为，省直管县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表面是扩权县（市）与省里、市里对接不好，沟通不好，对扩权政策掌握不够，用得不足、不活。实际上是缺乏顶层设计和规划，缺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央政府的充分授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细则。伴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深入，地方能自己探索的领域已所剩不多，从下往上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少，需要从上往下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多，如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改革、省以下司法体制的改革、垂直部门领导体制改革等，均需要有权威的路线图。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内含着中央对这项改革战略安排、系统设计、改革次序等。[75]
2.完善法律制度，为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规范省市县的权力。有学者认为，尽管我国《宪法》没有地级市，但长期以来按照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体制来建立各种相关制度，使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在许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已得到承认和体现。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地级市政府部门的一些管理权限进一步得到明确，权力下放反而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合。为此，应规范地级市的权力。[76]还有的学者建议，尽快制定《政府间关系法》或者相应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从法律的角度明确市县的平等地位，都由省管辖。城市治理要职能专一，主要负责城市社区的管理，不再负责管理农村地区的职能；县级政府应收缩经济职能，主要转向社会服务、市场监管、公共产品供给、搞好环境治理、维护社会治安，[77]以便重新进行中国行政区划的科学划分。[78]有学者建议，尽快研究出台新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各级别行政权力，如财政权、人事任免权、社会事务权等权力的赋予权及使用权，构建省、市、县三者之间新的体制结构和运行模式，以此减少摩擦和内耗，推动省管县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79]另一方面，出台效力层次更高的官方指导文件，增强推进省管县改革的行政效力压力。有学者认为，之所以省管县改革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目前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只有一个财政部的部门指导性意见，而各省级政府作为推进省直管县的重要主体，与财政部行政级别相同，故此可以合理预期，财政部财预〔2009〕78号《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的行政效力有限。[80]
3.必须重构政府间职能—结构—机构的关系
在行政管理中，职能、结构和机构是统一的整体。省管县改革必须与职能设置相结合，与机构改革相结合，与行政区域相结合，必然关系到省市县三级政府的职能结构与机构的调整。[81]（1）有学者建议，应从整体上、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体制，合理划分政府间的职责权限，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使地方政府逐渐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代理机构”转化为地方公共利益的“合法代理者”，发展和维护地方公共利益，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明确中央、省、市、县的职责。有学者指出，政府职能的纵向配置应遵循自上而下呈现从宏观到微观的层级递减的趋势。中央主要集中在对全国性事务的宏观调控方面，政治性管理占主导地位，省级政府主要以管理职能为主，负责协调省级政府以下政府间关系，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省、市、县政府要结合实际，在全面履行职责的基础上，突出各层级政府履行职责的重点和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形成全面衔接、分工合理的职能体系。省级政府及所属部门应该集中力量履行规划发展、政策指导、统筹协调、执行和执法监督的职责；市县政府的重点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制定的政策法规，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管理体系，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2）在明确各级政府职责的基础上调整现有的机构设置。中央专有的事项由中央垂直管理，中央设立相应机构，并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中央与地方相交叉的事项，可考虑坚持目前上下对口的机构设置，但需明确以哪一方的领导为主，以避免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发生。地方专有的事项根据需要因地制宜设置机构，上级无须设立类似的主管机构。[82]改变原先依行政级别配置职能、设置机构和确定编制的方式，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区域特点和发展，在政府职能的配置上赋予更大的自主权，科学设置机构和确定编制总数，并在核定的机构编制总数内由各级政府自行设置机构和分配编制。积极调整相关部门的人员力量配置，腾出人员编制充实加强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力量。探索推行“大部制”，对现有部门中职能交叉、业务相近的机构及其职能进行整合，理顺和规范部门间的职责分工，推行政府事务综合管理。（3）在行政区划方面。一方面，适当地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部分规模较小、区位相邻的县进行合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从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角度，将一些靠近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纳入地级市的城区，这有利于完善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促进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城市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4.协调省与市、省与县、市与县之间的府际关系
有学者建议：（1）在处理省与市的关系上，既要求省级财政对发展滞后的地级市给予财力支持，促进其发展，又要求地级市处理好发展本级经济与协助省级做好省直管县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2）在处理省与县的关系上，省级应时常关心县的工作进展，加强与县的直接对话，及时了解县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县也要积极向省级汇报，主动反映工作中的障碍与困难，或者新想法、新思路。（3）在处理市与县的关系上，县在行政上仍然是由市级领导，市级仍然要加强对县的协调和监督，同时，市级也需要转变思想，加强与县的合作意识，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出发促进地区间协作与共同发展。[83]在协调省市县府际关系问题上，省级政府负有更大的政治责任。对于省政府来说，一定要合理协调好县市利益关系，要采取渐进的、较为低调的方式，要将改革的重心放在发展县域经济、协调城乡关系上，要满足中心城市想获得发展的愿望，要考虑到地级市长远规划和未来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协调好县市利益关系，建立地级市和各县的竞争与合作的互利关系，适当维护地级市的利益，减少地级市“干扰”。[84]
5.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区域协作机制
有学者建议：（1）建立地级市的利益补偿机制。首先，适当补偿地级市政府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的“财政损失”。省级财政应该适当通过增加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帮助地级市尽快渡过改革过渡期的“财政危机”。其次，要适度平衡市县之间的资源分配。省直管县后，市县处于平等的竞争平台，对省级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作为省级政府，既要照顾到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也要顾及地级市的可持续发展，不能顾此失彼。最后，适当预留城市发展空间。（2）完善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首先，横向上，要实现市县错位发展。省直管县后，地级市建制仍然要保持，只是市和县分治，相互之间不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作为省级政府，应该积极考虑如何在战略性框架下，充分发挥市和县的各自优势，推动市县的错位发展，在此基础上谋求市县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共同发展。同时，要尽快构建市县之间、县县之间的利益纠纷处理机制，化解横向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次，纵向上，要合理划分清楚省、市（地）、县政府的职责管理权限，并赋予各级政府相对独立的、专门的权限，使纵向间各级政府在履行自己职权范围内的职责时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尽量减少上级政府干预下级政府职权行使情况的发生。[85]（3）建立健全区域合作与协调机制。为此，有学者建议，应组建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加强县与县、市与市和市与县之间的协调沟通，引导走差异化竞争轨道。对于国家有关部门规定须经设区的市审核、审批的事项，确保采取委托或者授权的方式下放到县，对于县尚无能力承接和运行的权限，需要积极争取省和原辖市的大力支持；打破传统等级制的行政理念，倡导不同层级间开展互利合作，县实现直管后，还需要继续巩固和原辖市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部门工作对接和区域协作，提高社会重大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应急协调处置能力，促进彼此间共同发展。[86]组建跨界的区域性协调机构——都市联盟、城市联盟或相关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在省的领导下，调节城乡利益矛盾，自主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同时也可派出专员，负责省、县之间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等工作。[87]
6.理顺垂直管理部门与市县政府的“条块关系”
有学者认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意味着一系列政府管理层级的扁平化，这必然要求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调整现行的条块关系。[88]具体来说，（1）按照“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服务经济、条块共管、发展县域”的原则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必要调整，省的垂直机构不宜过多、过泛，应该给市、县以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扩大市、县政府的经济调节权限，尽量消除当前行政权力条块分割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2）扎实转变市、县级政府职能，扩大市、县级政府用人自主权，同时加强市县领导班子能力建设。不宜再统一增设垂直管理部门，而是应当结合发展实际逐渐调整或改革。（3）不断强化和完善县级政府功能，应逐步将垂直管理部门改为分级管理，以解决县里“责任大、权力小、权责不对等”等问题。[89]（4）省直管县后，条块之间要加强沟通，相互支持。可以考虑适当扩大市、县政府对省垂直管理部门管理工作的参与度，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建立更加高效的“条块”协调配合和有机衔接的工作运行机制。[90]
7.处理好管理幅度与管理规模的关系
管理幅度问题，有三种意见和建议：（1）并县论，主张大规模合并县（市）域来减少县（市）域数目，从而在现有省级行政区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省直管县。（2）缩省论，主张划小省区范围，增加省区数量，目前国内大多学者持缩省论观点。（3）并县与缩省并举，并尽量在现有省区框架内进行改革。对经济实力强、城市发展受到空间限制的地级市可将邻县并入；城市化水平高、城镇成片分布的县（市）也可以共同成立新行政区；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可继续实行市管县。至于省级区划调整，原则上不宜大动，可进行微调。对所辖市、县超大的个别省区，可以考虑适当划小；对城市辐射功能强大而辖区偏少的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可以适当扩大其管辖区域，将周边部分县市划入其行政区域。[91]
（三）加强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减少财政层级，来推动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调整和规范，理顺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最终建立起一个各级政府事权明晰、财权规范的地方二级财政体制，为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提供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二是从制度创新角度去寻求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治本之策，从根本上解决束缚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地方公共服务，尤其是农村地区公共商品的能力，为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财力保障。围绕着这一目标定位，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减少财政层级，当前的改革还需继续深化，需进一步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92]
1.实现财政事权的匹配和统一
有学者提出，规范各级事权和财权是“省直管县”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应明晰政府间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划分，为政府间财权划分和财力配置创造先决条件。针对当前市县两级事权缠绕不清的实际，务必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93]（1）遵循职能下放原则，凡是能够由较低一级政府行使的职责，就尽量下放事权。因为基层政府更接近公共商品的消费者——居民，能更好地了解居民的偏好，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在确立好事权的基础上，根据事权划分的结果，确定财政的支出责任，从而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上级政府“权大责小”、下级政府“权小责大”以及事权财权不对称等问题。（2）支出范围。与省、市、县专有事权对应的支出责任应由省、市、县各自承担；区域性事务的处理应按照区域覆盖的范围和任务的性质和特点，由中央、省、地级市、县根据权责和能力的大小分别负担。凡属于县级事务的，应划归县一级，市级财政支出应主要负责市级包括统筹直管区级的公共安全、机关运转、公共服务、公共工程、公益企业等方面的财政支出。（3）调整有关政策。全面清理市本级对县的财力集中情况和专项支出情况，按市县和乡两者兼顾、取予基本平衡的原则重新核定市与县之间的财力分配。（4）减少资金配套。一方面，对于今后新出台的政策，应不再要求市级配套；另一方面，对业已执行的要求市级配套的政策，应分项目分阶段逐步取消。在规范事权与财权的统一过程中，有学者建议，应将规范事权财政关系制度法制化。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的调整也需要通过法律的程序加以规范，而不能再依据行政上的权力随意改变，以保障各级政府都能独立地行使其职权，从根本上理顺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消除基层财政困难的制度因素。
2.处理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1）在现有分税制框架内，重新调整划定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收入，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收入范围。一是适度提高地方在税收分成中的比重，如适当调高地方所得税分享的比重，将金融保险的营业税全部划归地方等，同时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加快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确保地方能够形成上规模、可靠的、稳定的税性收入。二是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94]（2）明确省市县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结合我国各省的实际情况，遵循适度分权、受益和职能优势原则，在省—市、县（市）两个层级上具体规定省、市、省直管县的各自专有事权，以及省、市、省直管县的共有事权。依据事权划分的结果，确定省、市、省直管县的各自支出责任。总体上，凡规模庞大、需巨额资金和高新技术支持的经济社会事务支出，应由省财政承担；财政支出受益范围遍及全省的，应属于省政府财政支出范围，仅及于某一市或县的，由市、县财政承担；须全省统一计划或标准的财政支出，属省级政府支出，需市、县因地制宜的，归于市、县财政支出。[95]
3.加强省市县财政管理能力
有学者认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行为能力及行为方式的规范性问题。具体来说，（1）提高省级政府财政保障能力和管理能力，这就要求省级政府有相当强的财政实力来提供资金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此，省级财政要在调动下级政府积极性的同时夯实本级财政。（2）加大市（地）级财政的退出维度。首先，要将过去对下级财政的关注和管理退出到城市管理上来，要逐步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市本级经济、培植市本级财源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其次，市级财政要不断推进中心城市的建设，拓展中心城市功能，增强中心城市实力。（3）规范和引导县级财政支出行为。县级政府要充分利用省财政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及手中的自主权，创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投资一般竞争性领域转向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特别是形成依法行政的环境，构造良好的发展平台。[96]
4.理顺省直与市、省直与县、市与县财政关系
有学者提出：（1）省财政在处理与市级财政的关系上，要坚持扶持发展市区经济，加大投入力度，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建立收入激励机制，以支持市区经济发展；加大对市级的政策性转移支付，支持中心城市及经济开发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市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应确保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弥补体制转换中市级财政的损失，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市级财政加快发展。（2）就省对县而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增强县级财政面向农村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强化省对县再分配功能；帮助县立足优势，突出个性，准确定位，发挥县级财政调控县域经济的功能；强化县城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建立一批县域经济增长点；落实分税制改革地方税制建设和基层税基建设。（3）在理顺市与县财政关系上，市级财政要继续加强对县财政的管理，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做到放权要放到底，管理要管到位。县级财政也应自觉服从市级管理和指导。对跨县地域范围的公共品供给，市、县两级要取得共识，协商协调到位，划分责任，县级要合理承担支出责任和义务。市级财政还要发挥配合省财政调查研究、决策、监督等方面的作用。[97]应该允许和鼓励市县构建合作型财政管理关系，这有利于推进区域间的经济社会事务合作，有利于继续发挥现行“市管县”的体制优势。[98]
5.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有学者提出，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用以弥补不同层级政府间收支缺口，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实现专项转移支付均等化，保障县级财政有效运行。有学者提出[99]。（1）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保证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大体一致，淡化并逐步调整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2）压缩专项拨款规模，精简当前繁杂的专项拨款项目，建立专项拨款项目严格的项目准入机制，减少专项拨款项目设立的随意性和盲目性。（3）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为蓝本，结合本地实际，推进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建设。（4）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5）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法制化建设，使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有法可依。（6）进一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力度，精简繁杂的专项拨款项目，压缩专项拨款规模，减少专项拨款项目设立的随意性和盲目性。（7）增加转移支付的内容。转移支付按区域的功能设立，如支持经济发展的转移支付、保护环境的转移支付、支持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保民生的转移支付、保基本运转的转移支付等。（8）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的分配办法。按财政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法，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分配因素及其权重，减少分配中的人为因素，体现客观公正的原则。（9）加大对贫困县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对县级的项目配套资金要适当地减少，这样能够改变财力不宽裕的县级在争取项目时进退两难的局面，使县级财政发挥最大效用。
6.构建科学的地方税体系
有学者建议[100]，（1）从规范省以下分税制的角度出发，应由中央来设计一个全国性、规范化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方案，各省在这一框架下根据本地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去贯彻落实。（2）在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职能的基础上，遵循财权与事权相对等的原则，根据各税种的特点，采用按税种划分收入的规范办法，确定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税收收入的划分，使各级政府都能够有稳定的收入来源。（3）保留一定数量的共享税，实行同源课税、分率计征的方式，使各级财政收入随经济发展稳定增长，使共享税成为地方财政的辅助甚至主体税种。（4）在收入划分的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地方税体系的建设。应将营业税作为省级财政的主体税种，并适时开征财产税。（5）按照“双重财政平衡”原则进行财税分配改革。省市政府除维持本级财政平衡外，还应承担辖区和跨区财政责任。当前县乡财力不足、县乡公共设施缺乏等问题，实际是科学财税体制的缺位。
7.积极推动财政省管县向行政省管县改革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财政“省直管县”改革长期“单兵突进”，终究难以调和财政管理权和行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长此以往，单纯的财政管理方式调整将很难保证改革成果的延续。需要以财政改革为突破口，及时综合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推动行政区划调整，促进政府职能转变。[101]为此，有学者建议，应通过财政体制的“扁平化”渐进带动行政体制的“扁平化”，大力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的对接。在他们看来，财政管理体制的扁平化主要体现在以推行省直管县为核心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减少层级的创新。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改革，形成分税分级在省以下的实质性贯彻。政府管理体系随着财政体制的“扁平化”，可以有效实现政府机构的精简，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促使政府职能合理定位，并提升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协调水平。[102]
（四）探索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
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是整个省管县改革中最为关键、难度最大的部分，其基本目标是在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实行省对县的行政直管，即在人事权、财政权、计划权、审批权、经济社会管理权等方面都由省与县对接，逐渐实现市县分治，形成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体系。[103]
1.“省管县”行政体制的路径选择
对于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有学者综合了学术界提出的建议[104]，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扩权强县。扩权强县是减少政府管理层次、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发挥基层政府创新积极性的必由之路。它能够“富民强省、留利于县”，实现名义上的城乡合治向城市独立经营、乡村自我治理的转变，有利于进一步调整理顺省、市、县三级政府的权责关系，探索扁平化的行政管理新模式。（2）市县分治。其核心是根据城乡分治的原则，对市县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实行分类管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省与市县，以及市与县之间的职责权限分工体系。其目的是解除市县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市县能够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辖区内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来确定市县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105]（3）应以“市县分治”为突破口，大力实施都市化战略或者说中心城市战略，及时、合理扩展中心城市市辖区，从而将中心城市培育成为支撑“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106]
2.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建立健全职责权限分工体系
以政府间行政权力纵向划分和配置为突破口，深入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明晰中央—省—市、县（市）级政府职能定位。[107]有学者认为，省管县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建立政府责权利相统一的分工体系，一方面，以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为核心，重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形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平等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转变职能，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108]具体来说，（1）应当以政府间的职责分工为基础划分管理权限，一级政府承担的职责范围，也应是该级政府的权限范围。从原则上说，政府间的权限划分与职责划分应该一致，以减少政府间财权与事权配置不对称的现象。[109]（2）建立健全职责权限分工体系。有学者认为，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市县分治”，根据城乡分治的原则，对市县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实行分类管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省与市，以及市与县之间的职责权限分工体系。通过“市县脱钩”，将中心城市政府的精力从领导县（市）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到城市发展的合理规划，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城市现代服务业和现代消费方式的培育上来。市县脱钩不是要弱化地级市的地位，而是要充分发挥市与县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角色功能，推动市县按照市场秩序扩展的内在规律形成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分工合作体系。[110]在分权改革上，还有学者提出建立跨行政区的公共服务体系。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经交叠、嵌套，可以形成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合作机制。此外，有学者还提出，可以借鉴国外管理经验，组建跨界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城县联盟、都市联盟或相关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在省的领导下，调节城乡利益矛盾，自主协商、解决共同问题。[111]
3.渐进调整省市县的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体制的基础性问题，其设置的合理与否，关系到政府行政效能的高低乃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学者认为，省直管县的前提配套改革就是划小省级行政区划规模，增加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在他们看来，应根据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综合考虑，有条件的划小省区、增加数量，有助于社会管理和疏解省级政府的压力。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省直辖县，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这样，不仅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过大，维护中央权威和祖国统一，而且有利于最终实现中央、省级、县级三级行政，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和行政扁平化，彻底解决经济发展大区化和行政管理高效化所造成的经济区与行政区不统一的矛盾。[112]由于我国的县级行政区划设置不科学，造成了地方行政资源与经济资源的配置不合理。笔者以为，可考虑通过少部分县升为地级市、适当合并过小的县、逐步减少镇乡建制、创建新市制来减少层级。[113]不少学者认为，（1）增设直辖市，同时通过分拆和重组等方式适当增加省级政府的数量，将现在的省级单位面积缩小、数量增多。（2）调整县级行政区划范围，适当合并部分幅员较小的县，减少县级行政区数量，扩大县级行政区的规模。（3）对经济实力较强，城市化水平高的县（市），可考虑升格为地级市由省直辖，同时按照“地域相邻，经济互补”的原则将一两个县并入该市，使其成为市辖区。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牵涉面广，不仅极其复杂，而且比较敏感，必须整体规划，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114]
4.谨慎推进行政层级的改革
目前我国实际上建立了中央—省—市—县—乡五个行政层级。不少学者主张将目前的五级变为三级，即中央—省—县，取消地市一级和乡镇一级。省管县改革就是减少行政层级的重要举措。在他们看来，“省直管县”是加快行政层级改革，实现政府扁平化变成三级政府的一个重要契机。实行“中央—省—县”三级政府架构能够提高行政效率，保证中央政策的统一性。当然，也有学者反对盲目地减少行政层级，反对“一刀切”式地取消地级市的改革措施。在他们看来，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相匹配，减少行政层级未必能够提高行政效率。根据管理学的原理，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相匹配。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成反比例关系。当管理对象规模扩大时，有效办法是增加管理层次。他们认为，减少行政层级，虽然会减少冗员，从纵向角度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会从横向降低行政效率。尤其是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大省来说，当前四级政府能够保证政府的社会动员效率，进而也使政府能够借助强大的行政执行力去顺利实现各种社会管理目标和应对复杂的突发事件。而如果将政府级次改设为三个级次，政府纵向密度将下降，极可能造成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失效，进而会严重威胁中国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115]
5.继续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有学者建议，应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配合扩权强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帽子”由省直接管理，级别均为副厅级，以此避免对全县干部和全县经济的束缚；县的机构设置和人事编制由省直管，做到避免机构上下对口的简单重复和人员肿胀；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平衡地方干部的行政级别，实行市县平级的工资待遇，以利于加大市县干部的交流力度，调动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扎根基层的稳定性。[116]
四 相关研究的评述
（1）从研究的主题来看，主要集中在行政直管县和财政直管县。多数学者认识到，省管县的科学进程主要是先由财政直管县做起，然后由财政直管县带动行政直管县，最后达到二者的良性互动。但对财政直管县与行政直管县的关系，研究得较少。（2）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以理论层面的研究居多，与行政区划实际改革的联系较少；二是反映宏观层面的多，而对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三是依赖既有的文献资料较多，而实地访谈、参与观察等其他资料收集的方法较少。[117]有学者建议，应该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深入研究不同改革方案的制度优势、成本收益以及社会效益；应该将行政直管县与财政直管县之间的协商互动关系作为一个重点，分析财政直管县带动行政直管县的时间、条件、具体的措施。[118]
深化此项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1）省管县与强县扩权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区别，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强县扩权是省管县的前提，省管县是强县扩权的结果，强县扩权是现阶段实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内容，是由市管县体制逐步向省管县体制的有序过渡和增量改革。（2）在全球范围内考虑政府间横向与纵向的府际关系问题，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改善我国省市县乡的政府间关系，从而达到善治的目标。（3）强化研究的前瞻性和全局，将研究的视角由经济和财政的领域拓展到人事管理、机构改革等更深层次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4）注重研究政府及其官员的偏好以及利益诉求，因为这些将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效果。[119]
[1] 肖立辉，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理论教研室主任。
[2] 陈翻：《“市管县”与“省管县”利弊比较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4期。
[3] 张铁军、韩勇：《“市管县”的困境与“省管县”改革的可行性研究》，《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9期。
[4] 吕红岩：《从市管县走向省管县的体制改革》，《管理观察》2008年第20期。
[5] 楚明锟、崔会敏、周军：《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的体制转型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陈翻：《“市管县”与“省管县”利弊比较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4期。
[6] 樊建飞、周俊俊：《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理论学习》2011年第3期；宋哲：《中国地方政府层级设置比较研究——以“市领导县”与“省直管县”体制为分析对象》，《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年第1期；房金秋：《浅析中国实行省管县体制改革》，《中国商界》（下半月）2009年第7期；云霞、徐斌林：《浅析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当代经济》2011年第15期；房金秋：《浅析中国实行省管县体制改革》，《中国商界》（下半月）2009年第7期；王娜：《“省直管县”体制下的市县关系新发展——基于复合行政的理念》，《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陶希东：《“省直管县市”：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张铁军、韩勇：《“市管县”的困境与“省管县”改革的可行性研究》，《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9期。
[7] 陶希东：《“省直管县市”：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8] 鲍晨辉：《财政体制简化之路慎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弊端分析》，《地方财政研究》2007年第1期。
[9] 蔡路：《省直管县与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研究》，《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10] 楚明锟、崔会敏、周军：《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的体制转型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宋哲：《中国地方政府层级设置比较研究——以“市领导县”与“省直管县”体制为分析对象》，《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年第1期。
[11] 林建设：《关于“省直管县”改革的文献综述》，《地方财政研究》2011年第5期。
[12] 潘福能：《“省直管县”与地级市发展的对策》，《行政与法》2010年第2期。
[13] 钟晓敏、操世元：《省直管县改革：缘起、路径与未来方向》，《财经论丛》2011年第6期。
[14] 张易：《关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初探》，《财经界》（学术版）2011年第8期。
[15] 楚明锟、崔会敏、周军：《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的体制转型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6] 云霞、徐斌林：《浅析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当代经济》2011年第15期。
[17] 陈翻：《“市管县”与“省管县”利弊比较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4期。
[18] 张旭霞、陈晨：《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前景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19] 李兆友、陈亮：《从“市管县”体制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一个文献综述》，《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0] 吴红梅：《县政改革的职能定位与权力配置——省管县的视角》，《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1] 马斌、徐越倩：《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1期。
[22] 傅光明：《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财政研究》2006年第2期。
[23] 李文毫、代士林：《浅析“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中的制约因素》，《财政监督》2010年第21期。
[24] 伍文中：《“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中需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5] 张宇飞：《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析》，《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6] 寇铁军、周波：《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挑战及推进建议》，《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27] 唐晓英：《我国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学术交流》2010年第3期。
[28] 吴红梅：《县政改革的职能定位与权力配置——省管县的视角》，《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9] 刘雅静：《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可行性路径探析》，《理论学习》2010年第1期。
[30] 宋晓驰：《基于历史视角的省管县体制改革浅议》，《中国集体经济》2011年第7期。
[31] 王雪丽：《“困境”与“脱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析》，《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2期。
[32] 王仕军、冯春：《省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与理论的理性推进》，《探索》2008年第4期。
[33] 郭小聪：《“省管县”改革的难点和重点：界定各自权限 加强绩效考核提高调控能力》，《决策探索》（上半月）2009年第2期。
[34] 张占斌：《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6期；缪匡华：《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探讨》，《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35] 王雪丽：《“困境”与“脱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析》，《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2期。
[36] 黄宝、罗占松：《省管县管理体制改革探析》，《网络财富》2010年第16期。
[37] 薛建刚：《对省管县财政管理改革的初步思考》，《西部财会》2006年第1期。
[38] 姜秀敏、戴圣良：《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阻力及实现路径解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9] 刘翔：《从省管县财政体制到行政体制省管县改革的文献综述》，《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40] 缪匡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地级市面临的问题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41] 唐晓英：《我国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学术交流》2010年第3期。
[42] 张超：《关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认识与思考》，《特区经济》2010年第11期。
[43] 刘翔：《从省管县财政体制到行政体制省管县改革的文献综述》，《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44] 王金国：《刍议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完善》，《中外企业家》2010年第10期。
[45] 邵燕斐：《省管县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管理的挑战及对策研究》，《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6] 石亚军、施正文：《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迈向“省直管县行政改革”——安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调查与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2期。
[47] 徐瑞娥：《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综述》，《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60期。
[48] 骆祖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问题和对策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报告》，《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第3期。
[49] 刘慎松、吕孝胜：《省管县财政体制下市级财政如何作为》，《领导科学》2009年第27期。
[50] 傅光明：《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财政研究》2006年第2期。
[51] 李亚婧：《关于“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0年第5期。
[52] 胡春兰、管永昊：《对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经济体制改革》2011年第4期；贾康、于长革：《辖县大省“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情况探析——基于河北省的调研》，《地方财政研究》2010年第11期。
[53] 谢国财：《“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基于福建省的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54] 谢国财：《“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基于福建省的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55] 魏向前：《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56] 王雪丽：《“困境”与“脱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析》，《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2期；周波、寇铁军：《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及破解》，《财贸经济》2012年第6期。
[57] 李汉文、梁倩：《“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难点及对策分析》，《东方企业文化》2010年第6期。
[58] 钟晓敏、操世元：《省直管县改革：缘起、路径与未来方向》，《财经论丛》2011年第6期。
[59] 秦保社：《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现状和趋势》，《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7期。
[60] 王雪丽：《“困境”与“脱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析》，《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2期。
[61] 张占斌：《“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学解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62] 汪新民：《关于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探讨》，《甘肃农业》2007年第8期。
[63] 吴红梅：《县政改革的职能定位与权力配置——省管县的视角》，《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64] 林筱文、宋保庆、李伟、徐丽：《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分析与政策建议》，《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65] 洪晓静、刘华、万忠姣：《省直管县面临的难题探析》，《领导科学》2010年第16期。
[66] 齐勇、谢春：《对“省直管县”体制的反思》，《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67] 付艳凌：《从浙江扩权看如何完善省管县管理模式》，《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年第12期。
[68] 石亚军、施正文：《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迈向“省直管县行政改革”——安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调查与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2期。
[69] 石亚军、施正文：《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迈向“省直管县行政改革”——安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调查与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2期。
[70] 刘传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原则探究》，《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71] 曾小慧：《省管县体制改革文献综述》，《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72] 戴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原则》，《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73] 徐元明、刘远、周春芳：《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相关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
[74] 张占斌：《省直管县改革的步骤和政策探析》，《资治文摘》（管理版）2009年第1期。
[75] 张占斌：《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6期。
[76] 刘芬：《“省直管县”的政策支持与途径选择》，《商业经济》2010年第4期。
[77] 张占斌：《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6期。
[78] 周功满：《省管县体制改革中的法律冲突研究》，《行政与法》2010年第4期。
[79] 云霞、徐斌林：《浅析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当代经济》2011年第15期。
[80] 寇铁军、周波：《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挑战及推进建议》，《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81] 吴红梅：《县政改革的职能定位与权力配置——省管县的视角》，《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张占斌：《在实践中克难前进的省直管县改革》，《领导之友》2009年第4期；马斌、徐越倩：《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1期；马斌、徐越倩：《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1期。
[82] 吴红梅：《县政改革的职能定位与权力配置——省管县的视角》，《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张占斌：《在实践中克难前进的省直管县改革》，《领导之友》2009年第4期。
[83] 付志宇：《全面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18期。
[84] 姜秀敏、戴圣良：《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阻力及实现路径解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85] 王雪丽：《“困境”与“脱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析》，《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2期。
[86] 罗成圣：《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决策》2011年第11期。
[87] 贾仲冀、李留军：《“省直管县”实现路径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9期。
[88] 薛立强、杨书文：《省直管县综合配套改革思路探析——以政府间纵向关系为视角》，《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89] 唐晓英：《我国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学术交流》2010年第3期。
[90] 王雪丽：《“困境”与“脱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析》，《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2期。
[91] 肖庆文：《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政府行为差异与推进策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9期。
[92] 汪新民：《关于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探讨》，《甘肃农业》2007年第8期。
[93] 刘慎松：《“省直管县”后市级财政如何作为》，《中国财政》2010年第7期；汪新民：《关于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探讨》，《甘肃农业》2007年第8期；付志宇：《全面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18期。
[94] 谢国财：《“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基于福建省的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95] 周波：《“省直管县”改革应重点解决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财政研究》2010年第3期。
[96] 伍文中：《“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中需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97] 魏向前：《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98] 吴先满、骆祖春：《江苏推进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99] 汪新民：《关于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探讨》，《甘肃农业》2007年第8期；吴先满、骆祖春：《江苏推进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00] 汪新民：《关于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探讨》，《甘肃农业》2007年第8期；倪秀英：《“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中的难题及其破解》，《商业时代》2010年第8期。
[101] 唐在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面临的挑战与出路》，《中国财政》2010年第6期。
[102] 傅光明：《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财政研究》2006年第2期；周玄平、郭鹏亮：《浅议我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东方企业文化》2010年第5期。
[103] 秦保社：《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现状和趋势》，《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7期。
[104] 刘翔：《从省管县财政体制到行政体制省管县改革的文献综述》，《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05] 刘翔：《从省管县财政体制到行政体制省管县改革的文献综述》，《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06] 刘翔：《从省管县财政体制到行政体制省管县改革的文献综述》，《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07] 周波、寇铁军：《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及破解》，《财贸经济》2012年第6期。
[108] 魏向前：《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09] 王利月：《近年来省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述评》，《浙江学刊》2011年第5期。
[110] 王金国：《刍议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完善》，《中外企业家》2010年第10期。
[111] 王利月：《近年来省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述评》，《浙江学刊》2011年第5期。
[112] 唐晓英：《我国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学术交流》2010年第3期。
[113] 贾仲冀、李留军：《“省直管县”实现路径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9期。
[114] 胡春兰、管永昊：《对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经济体制改革》2011年第4期。
[115] 齐勇、谢春：《“省直管县”体制不应“一刀切”式推开》，《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16] 魏向前：《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17] 陈囡囡：《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文献综述》，《改革与开放》2012年第4期。
[118] 朝黎明：《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综述》，《北方经贸》2011年第11期。
[119] 王仕军、冯春：《省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与理论的理性推进》，《探索》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