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与变相伴 结队开路
吉家钦
这是一本关于行动研究的读书札记，它看起来如此鸡零狗碎，甚至有些啰里啰唆，但是，它的产出非常之艰难，呈现我们这一小群人在“低洼泥泞”的行动研究路上的互助与成长。基于这个角度，我有必要把与这本书相关的故事铺陈一下，以方便读者进一步了解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故事与意义。
2011年，我参加了由北京市近邻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近邻”）发起、杨静老师主持、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夏林清教授及其台湾工作伙伴协作的“农村青年工作者行动研究学习网络”，正式接受台湾“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1]的培训。在此之前，我与杨静、夏林清及这个网络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没有工作方面的正面交集，而行动研究之于我，也仅是一种实践经验的总结及其再次被推入实践的社区工作方法。这一次的遭逢，不仅让我对行动研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结识了一群可以彼此托付、相互搀扶的良师益友。这对我未来的职业生涯甚至人生轨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在2007～2009年，杨静老师领导的北京近邻曾发起与组织了一个“农村社会工作学习网络”，旨在通过不同网络成员（专家学者、社工老师、外部推动者以及在地实践者）的共同参与和经验贡献，探索一条基于本土的农村工作经验的实践性知识构建的行动研究路径。[2]在这个网络的学习计划结束后，为了进一步为其成员机构培养青年社会工作者，北京近邻继而发起“农村青年工作者行动研究学习网络”。可以说，“农村青年工作者行动研究学习网络”是“农村社会工作学习网络”的继往开来，目的在于通过提供行动研究的系统培训以帮助青年社会工作者找到可以持续行动的动力。
什么是青年社会工作者可以持续行动的动力？杨静认为，他们这一代人“站在了一个历史的交叉口”，他们肩负的责任是“如何上下打通，将前辈的历史经验细致辨识、理清、总结并能传承下去，让80后的青年人能够从前辈的历史经验中传承与学习，有一种历史感并在历史脉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前行的动力与方向；又如何打通左右，挖掘本土及个人身上带着的实践知识与来自西方、来自中国香港的社会工作知识及来自中国台湾的经验等他山之石对话，寻找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路径”。[3]简言之，社会工作的代际断裂及本土实践性知识的建构非常难，而身处特定历史脉络的“这一代人”的责任是，如何在实践的摸爬滚打中知难而上并负责任地扛起整个社会系统在高速运转时所溢出的这一股力量。另外，对杨静来说，她身上承载的老一辈妇女工作者的生命经验与培养年轻工作者的现实困难之间的张力，使得她深感时不我待而又苦无良方——即使是在后来的行动研究学习过程中，我依然感受到杨静对此的某种紧迫与不安。
在某种机缘巧合下，杨静结识了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夏林清教授，开启了“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的学习历程，并以此为新的起点接了农村青年工作者的培养计划。
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即从1986年至今，夏林清将两位导师的行动研究的理论观点，即唐纳德·A.舍恩（Donald A.Schon）的“反映性实践”和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的“行动科学”整合到与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人才培养与台湾的社会实践中，并据此发展出一支融合诸多行动研究学说的具有以实践为本与改变取向特征的“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当然，仅是以实践为本与改变取向也足以让“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这块“他山之石”被大陆的社会工作者雕成一件自如地应付实践的玉器，但是，“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之所以独具一格就在于其强调在代际传承基础上的在地知识与本土经验优先的原则，这使得基层社会工作者的主体性被激活，而不会让他们成为外来知识的执行机器。很明显，这样的知识与经验是杨静所梦寐以求的，因此两人在“对撞满怀、眼冒金星”[4]中一拍即合，并直接催生出我们这一支行动研究的学习社群（农村青年工作者行动研究学习网络）。
这一支行动研究学习社群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十几个草根社会组织，其中有些人是机构的始创者与领导者，有些人则是中层管理者。我们的工作领域、人生阅历与工作经验有所不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面临个人发展、团队建设与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困境。因此，在进入培训工作后我们都习惯性地想从社群中获得各自所需的经验，或是希望指导者直接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但是这次工作坊的训练却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在指导者的协作下，我们创造出一个“进场就直接做”的学习环境——拉开不同经验层次、设计行动议题、定位不同参与者的学习角色与责任等，并在当事人及其他参与者的反映性对话[5]中帮助当事人梳理实践中的经验与问题，推动当事人“回观反映”以及其他参与者“反省照镜”，以实现“助人自助”。这样一来的结果是，学习场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经验的收获者和贡献者，不同的学习（实践）主体都得到适当的差异对待并由此延伸为一个结伴开路、彼此支撑的行动研究社群。
我把这种基于“反映对话”的行动研究学习叫作“虚拟而真实的训练”，所谓虚拟的训练指我们的学习场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平等公开的行动关系与一个共管共享的行动空间，且我们的行动得到行动科学家和富有实践经验的督导的协同探究与现场指引；所谓真实的训练是指我们在学习场“抖出来”的问题都是我们在实践中面临的真实问题，而在学习场形成的行动目标与行动策略在返回实践后其结果将再次被带回学习场进行公开检验。更重要的是，学习网络的指导者与督导也会应邀介入我们各自的实践情境，并给以因地制宜的实践协作。因此于我而言，行动研究的学习过程就是我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或者说，我的社会实践也是行动研究的学习过程。
舍恩把反映性实践的行动研究道路称为“低洼湿地”，可见这是一条多么艰辛与坎坷的实践路径。首先，参加训练计划的伙伴必须改变学习上的“拿来”惯性思维，并卸下舍恩与阿吉里斯所定义的自我防御机制，敢于直面真实的自我与现实困难，勇于在实践中开荒拓田、落地深耕。其次，学习社群必须创造出符合第二型与组织第二型理论的学习环境[6]，形成公开检验与相互促进的学习氛围。因此，对学习个体而言，这是一个自我“革命”[7]以期破茧成蝶的历程；而对社群而言，维系这么一个携手前行且一路播种的生命结盟体，需要每一个人的感情连接与经验贡献。
毫无疑问，社群中的每一个伙伴都为之付出许多，包括经验、时间、劳动、感情甚至是常人用于粉饰自我的尊严等，但与从中所获得的相比，我们的付出微不足道。所谓师者，不仅传“术”更是授“道”，从夏林清和杨静等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走出象牙塔的可能，她们逐级而下时所散发的人性光芒犹如彩虹划过天际般耀眼。从台湾的工作伙伴身上，我们看到把社会工作当作一生志业的可能，他们活着的价值超越主流所定义的任何理想的意义边界。而这样的“道”，也是我们所习得的行动研究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内容浓缩了以上种种艰辛与价值。当然，我们慢慢习惯读书，并把读书当成行动研究学习计划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学习的收获之一。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埋头苦干的人来说，读书本是一件极其痛苦之事。但是，正如阿吉里斯所讲，行动研究是“能用于生产行动，同时又能促成行动理论的知识”。[8]的确，关于行动研究的书籍大多来自实践性知识及其理论概化，基于这个角度而把读书看作自身实践的一部分的话，读书之于我们将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如改变思维惯习与拓宽实践视野，使学习变得连贯与系统，提高实践经验总结与经验返回实践的能力，提高对行动反映的文字表达能力等。因此，在行动研究学习过程中，读书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的行动研究学习计划中的阅读书单包括：保罗·弗雷勒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唐纳德·A.舍恩的《反映的实践者》、克里斯·阿吉里斯等合著的《行动科学》、保罗·瓦茨拉维克等合著的《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Altrichter等合著的《行动研究方法导论：教师动手做研究》、夏林清的《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等。这本文集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这些书籍有关，其中有些是贴近文本的导读或阅读心得，有些则是以自身的实践经验去呼应文本的某些内容。总之，读书是我们行动研究学习计划的一项主要内容，而这本文集可以看作检查我们学习效果的一份作业。当然，我们也希望借此激发起与行动研究有关的读者阅读这些著作的兴趣，同时也希望这本文集对他们的阅读有所帮助。
为什么要选读这些书籍？因为这些书籍和我们所习的这一支行动研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知识理脉上或一脉相传，或殊途同归。
先谈三本和这一支行动研究有“血缘关系”的著作，即舍恩的《反映的实践者》、阿吉里斯等的《行动科学》与夏林清的《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舍恩与阿吉里斯都是夏林清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在《反映的实践者》一书中，舍恩对“学术领域所尊崇的知识”和“专业实践所注重的能力”进行了深入探究，在检讨与批评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及其支配下的科技理性的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行动中反映”的实践认识论与“反映实践”的实践方法论，指导专业工作者在实践中思考与行动，并为行动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基础。阿吉里斯等合著的《行动科学》进一步接住舍恩的“行动中反映”和“反映实践”的行动研究的哲学思想，在与常规科学对话的基础上把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行动研究提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因此，这两本著作标志着舍恩与阿吉里斯通过合作建立起一种超越人文社科传统研究模式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并为人文社会科学走出象牙塔提供了一个范本。夏林清则在参与与推动台湾将近30年的社会改变实践中与工作伙伴一道将舍恩与阿吉里斯的行动研究活化，打通社会关系中人的代际断裂，并把舍恩与阿吉里斯的实践理性融入在地经验与在地实践，“编织出镶嵌在亚洲历史社会纹理中的生命欲望与主体重构的瑰丽地景”[9]，而她的《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正是代表她承载老师的行动研究思想而又超越实践理性的一部作品。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三本书是师父与徒弟在行动研究路上接力传棒的结果，能清晰地呈现“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的理论脉络与实践路径。
其他三本著作的思想则与“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赖以立基的哲学认识论、科学原则与实践方法殊途同归并相得益彰。保罗·弗雷勒的《受压迫者教育学》从批判“囤积教育”入手，提出学习是一种立基于“对话式教育”的社会（实践）建构出来的经验，并把这种认识论延伸到他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将“对话式教育”赋予人性解放与社会改造的意涵。由于深受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保罗·弗雷勒的哲学认识论与教育方法具有以实践为本与改变取向的特征，而他提出的“对话性探究”、彼此介入的关系建立以及还原人性的助人自助的观点基本与舍恩和阿吉里斯共同建立的行动科学的思想相吻合，只不过由于保罗·弗雷勒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它把对话的焦点散向教育工作者、政治家与权势阶层以及社会底层民众，在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及其表述方式也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其他两本书则是在方法论上与舍恩和阿吉里斯的行动研究的观点相呼应，诚如夏林清所讲，“《改变》中提出的停止无效旧行为与重新框定的新意被克里斯·阿吉里斯与唐纳德·A.舍恩承接住，并发展出行动科学、组织学习与反映实践的一脉知识”。而《行动研究方法导论：教师动手做研究》则详细地介绍了老师如何开展行动研究，而其“背后靠山”则是舍恩的“行动中反映”的实践认识论与“反映实践”的实践模式。
到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的一些特点，如以实践为本、改变取向、批判解放、在地经验优先以及接通本土人文底蕴等，这些特点在本文集的不同内容中都有所体现。而我希望的是，读者可以从本文集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的理性与温度，从而增添哪怕是一丝可持续前行的行动力量与生命力量。因为，行动研究是彼此可以看见的“道”与“术”的合一，是彼此可以看到的行动与生命的连接。
2014年10月9日写于贵阳
[1] “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是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教授夏林清立基勒温的科学的行动研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及哈贝马斯的批判解放的哲学思想，经夏林清的导师Donald A.Schon及Chris Argyris发展完善，最后由夏林清及其工作伙伴共同承载活化出来的具有改变取向、批判解放与转化在地实践的行动研究。
[2] 学习网络的成员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在地人形——本土农村社区组织工作探索》。
[3] 杨静：《回观历史辨识经验寻找变的力量——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行动研究》，载杨静、夏林清等编著《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夏林清在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一书所做的序中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5] 此文集涉及“反映性对话”的内容，感兴趣者可查阅参考。
[6] 这些概念的注解与运用详见本书《行动科学》的导读部分。
[7] 杨静的说法，指行动研究的学习首先是谋求自身在价值观层面的改变。
[8] 详见阿吉里斯等合著的《行动科学》的前言。
[9] 廉兮：《从个人到公共——抵抗与转化的教育行动研究》，载杨静、夏林清等编著《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