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元历史学”本体论辨析
韩炯
摘要：当代西方“元历史学”理论，无论是冠以“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名的20世纪70年代前的“元历史学”理论，还是70年代之后被称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元历史学”理论，都深受分析哲学影响，坚定地批判那种思辨的、带有历史目的论和命定论特征、与现实的历史进程严重不相符的历史理论，把它作为“形而上学”的学说加以弃绝。并力图通过历史书写语言的语义和语境分析来超越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形而上学特征，但因其自身的语言本体论包含着重要缺陷，这种努力取得的成果有限。回顾唯物史观创立时奠定的史学本体论，对当代历史学理论和历史学研究实践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元历史学 史学本体论 语言本体论 唯物史观
20世纪70年代初，与历史研究实践中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大抵呈同步推进之势，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以往学者在谈及这一转变时多依据历史叙事来认识，即所谓从“分析的历史哲学”转向“叙事的历史哲学”。再者，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转变的关注也多缘于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的奠基性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但“元历史学”（metahistory）一词歧义纷呈，学界聚讼纷纭。笔者试图从分析哲学视阈中“元历史学”含义流变及其理解方面打开一条认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转变的通道，并揭示出其语言本体论的实质和困境，进而表明唯物史观在当代史学革命中的本体论意义和价值不容否定。
一 “元历史学”的分析哲学缘起与逻辑预设
“元历史学（metahistory）”一词并非海登·怀特首创，但这一称谓的确因其1973年问世的同名著作的影响才广为人知。[2]该书基于对19世纪思想史的分析研究，认为一切历史书写中都包含某种“元历史学”要素，历史著作背后都藏有某种主导的历史哲学观念。在这一点上，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等史学名家创作的历史哲学作品概莫能外。学界一般认为，怀特以其对传统“元历史学”观念的发挥，开启了继分析历史哲学之后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新平台，甚至有学者认为“元历史学”研究也推进了关于“元历史哲学”的研究。[3]但全面评估“元历史学”的含义，必须追溯其分析哲学的起源。
Metahistory系英文metaphysics（形而上学）的仿造。按照词源学的解释，meta-在希腊文中相当于“后”，或为“元（原）”，海德格尔把它解释为“超越”。Metaphysics中的meta揭示的是一种与“physics”的关系，希腊文转译为中文“形而上学”。[4]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主要回答宇宙起源、世界本源、人的本质、生命的绝对价值和终极意义等问题，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系思辨哲学的代名词。按照《方塔纳现代思想辞典》的界说，形而上学是“对世界的研究，或对什么是真实存在的研究……形而上学的主要内涵是本体论”。[5]早在1903年第七届德国史家学术会议上，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冯·哥特-奥托菲尔德（Fredrich von Gottl-Ottilienfeld）反对史学家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倡议的史学，特别把兰氏的史学称为Metageschichte（德语，相当于英语的metahistory），克罗齐认为这种用法是取自古代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6]而按照史密斯的说法，metahistory一词语出汤因比，用以指称黑格尔所谓“哲学式历史”（philosophical History），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就曾被称为“元历史学家（metahistorian）”。[7]认为metahistory是对metaphysics的仿造，借指具有思辨色彩的历史研究或者历史哲学，不无理由。
20世纪初，英语世界中Meta-与学科名词相连的用法，其含义已经不止于此，而是强调用批判审视态度反思该学科的性质、结构以及其他种种表现，它意指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它的先声是元数学（metamathematics）。元数学是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D.Hilbert）在其“希尔伯特方案”中提出来的，他试图用有穷的形式主义方法来证明无穷的数学系统的完备性和相容性，借此为数学寻找到一个可靠的第一基础学科作支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逻辑学（metalogic），把形式化、符号化的思想向着普遍有效的方向推进。[8]元数学和元逻辑学的兴起推动了哲学领域把语言当成研究对象的过程。作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始创的数理逻辑成为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的主要研究手段。在分析哲学建立过程中，罗素最先强调要把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当作哲学的固有方法，并加以广泛应用，他本人也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此后，摩尔、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一批分析哲学家相继出现。总体上看，分析哲学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通过对各门学科的概念、术语和命题的分析，达到澄清问题的目的。受此影响，形成一系列“元学科”，如元伦理学、元社会学等。
20世纪中期前后，元历史学（metahistory）开始作为“元学科理论”（theory of meta-disciplines）的一支呈现出来。天主教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1951年在History Today 六月号上撰文，专门论述元历史学的问题：metahistory一词含义丰富，它所关切的是“历史之本质、历史之意义以及历史变迁之原因与重要性。”道森相信，优秀的“元历史学”并非史学之敌，而是史学的导引与友人。[9]1957年，约尔东（Yolton）首先开始采用“元学科理论”（theory of meta-disciplines）意义上的“元历史学”，用以指代“考察某类科学的前提、方法论和概念”的某种学科。[10]总体上看，分析哲学影响下的“元历史学”，拥有“元学科理论”下述共同的逻辑预设。
第一，外部反思和跨学科性是元学科理论的突出特征。任何一门学科确立后，都会逐步澄明自身的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此后也会对学科内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但元学科理论提出了有关学科系统性理论反思的任务。它要跳出本学科范式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在跨学科的视野下重新反思本学科的合法性，为本学科在人类知识的地图上划定属于自己的地盘，体现出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和“自我建构”的渴求。传统的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中的“元”表达的是“超越”“终极”或者“源泉”的含义，而分析哲学背景下，“元学科”与关于该学科自身研究之间存在的是二阶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元学科”不属于该学科，而更多地属于跨学科门类。例如，伦理学表达的是对于道德实践的认识，而元伦理学则是对道德语词和道德陈述的意义和功能进行分析，它不制定是非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不告诉人们哪种生活方式更可取，和传统的规范伦理学有很大不同，是在另一层次上研究伦理学中的问题。[11]
就历史学而言，在分析哲学影响到历史学的学科理论之前，早在19世纪后期，狄尔泰、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新康德主义者就力图指出，历史学科有别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确立的自然科学，兰克学派奉行“秉笔直书”原则力图藉档案馆一手史料奠定历史学学科基础是不可靠的。[12]历史学界习惯于称这种对历史学的批判性反思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其时分析哲学尚处于襁褓中，更谈不上对历史学的影响。直到1942年逻辑实证主义者亨普尔抛出“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这一问题引发巨大争论后，分析哲学视阈中的历史学反思才走向深入。如上所述，“元历史学”的用法陆续见诸学界刊物。到1973年怀特的《元史学》问世，其间已经相隔二十多年，把怀特视为“元历史学”的首倡者实在是极大误解。
元学科具有超越本学科的外部反思特征，这与元学科和学科本身的二阶关系密切关联，也有学者认为这种二阶区分植根于类型理论（the theory of types，或译为“原型学”），但确定的是，学科与元学科各自所运用的语言陈述方式不同，这便涉及元语言学的问题。
第二，语言世界具有相对现象世界的优先性。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构成语言哲学基础，也是元学科理论的基础。元语言学是研究用来描写自然语言的元语言的理论学科，最初由逻辑经验主义者（语言哲学）塔尔斯基在20世纪40年代基于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区分而提出，[13]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卡姆关于语言词的分类，后来又引发了生活语言与人工语言或理想语言的区分。[14]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以现象领域为研究对象，它是对现象进行陈述，陈述采用的是经验事实的语言，属于对象语言；而当研究对象指向该学科自身时，比如对于该学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等的设定和探究，实际进行的工作就是分析对象语言，据此所做的有关语言的陈述，就变成了“关于语言的语言”，即元语言。例如，元伦理学只是把已有的道德论断作为分析批判的对象，分析道德语词和道德命题，不偏袒某一特定的道德学说和体系，宣称价值中立。
就历史学的命题而言，例如，“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这是对象语言表达法，而“‘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是真的”则是元语言表达法。由此产生了对于事实和命题的真假的不同判断标准。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这句描述与事实相符，它被认为是真理，而这只是符合论的真理观。在塔尔斯基看来，这种真理观虽然正确，但并不严密。他试图从数理逻辑的角度给出一个“内容上适当、形式上正确”的定义。以此为例，他的定义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是真的，当且仅当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789年。”这样的定义中（塔尔斯基称之为“约定等式”），左边是元语言，右边是对象语言（语义真理观的表述看似更严谨，但客观上将事实的真伪问题转换为话语的真伪。当然在语言哲学看来，话语的真伪包含事实的真伪）。鉴于任何学科知识最终都必然诉诸某些概念、命题或陈述等语言形式才能呈现出来，语言分析在元理论研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一时之间，涌现出《道德的语言》（The Languge of Morals）、《生物学与语言》（Biology and Language），以及《心的概念》等一批相关成果。
元语言学的提出开掘了学科理解的新境界。对此，约尔东在《历史学与元历史学》中指出，“鉴于元理论在语义学（semantie systems）中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元学科的多数（研究）活动都采取对既定学科的语言和书写采用语言学分析的方式”。[15]元语言引入到学科研究中，绕开对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现象世界本身的直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确立了语言世界（话语体系）相对于现象世界的优先地位。
第三，历史学没有专门的学科语言，它采用的是日常生活语言，充其量是日常有教养语言（ordinary educated language）。
元学科理论既包括基于科学语言（人工语言）分析的学科理论，也包括基于日常生活语言分析的学科理论，这主要是由分析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所致。最初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使得哲学研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其始作俑者是罗素，到 20世纪30年代，塔尔斯基以及奎因等将逻辑分析扩展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过这一时期的语言分析偏重于科学语言（另一说法为理想语言，或人工语言）。而几乎与罗素同时开创语言分析方法的还有摩尔（G.E.Moore），他通过耐心、细致地推敲语句的微妙差别开日常语言分析的先河。到二战前后，以赖尔（G.Ryle）、奥斯汀（J.L.Austin）和斯特劳森（P.F.Strawson）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分析已成语言哲学的主流，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名著《哲学研究》堪称代表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发展顶峰。
就语言学的任务而论，它是要研究涵盖所有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的普通语法理论。元学科关于学科概念的语言分析澄清了其准确含义，有助于厘清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这类对学科语言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就该学科自身的活动做出论断，或者得出相关结论：这正是对科学、伦理或者历史学等等进行批评性考察的功能，阐发的结论在本质上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元学科揭示出潜在的前提，将它们置于对它们既定含义的批判性挑战之下，而且暗示出要达到精确性中可能的矛盾。”[16]但是，对学科合法性的研究毕竟不能代替学科自身的研究内容，结果元学科与具体学科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渐趋分离。实质性的问题，尤其是道德、政治和历史等领域的问题，有着社会的、文化的和理论的根源，简单地完全归结为语言问题，或者“存而不论”，并不能抹杀它的事实上的存在。纯分析哲学因放弃追求关于外部世界（相对于语言世界构成的“自成一体”的内部世界）的知识的任务而沦为闲聊。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在英美发展成为显学，其影响力超过分析哲学的纯理论。[17]其中历史社会学派的库恩和证伪主义学派的波普尔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冲击较大。科学哲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带动了以探究科学与社会关系为主的科学学或“元科学”（metascience）的出现。[18]狭义的“元科学”是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一般科学理论的概念和逻辑结构进行分析。广义的“元科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全面地进行研究。[19]此后出现了主要探讨社会学知识的科学性、研究对象和社会学研究规则等问题的元社会学（metasociology），[20]以及重在研究心理学范围内科学哲学所考察的典型议题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21]
基于上述认识，元学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20世纪较早出现大体到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元数学、元逻辑学、元伦理学以及后来狭义的元科学等，偏重于理想语言的分析；另一类是大体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元社会学、元心理学等学科，偏重于日常语言分析。
20世纪分析哲学影响下“元历史学”的发展同时跨越了上述两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70年代，受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影响，一些历史学者在阐释自己的史学理论观念时多效法逻辑实证主义，采用形式化的语言来进行论证，比如，亨普尔的CLA模式（覆盖率模式），波普尔的猜测和反驳图式（P1-TT-EE-P2），柯林伍德和阿兰·唐纳冈、冯·赖特等发挥的LCA模式（逻辑关联论证模式）、德雷的合理解释模式等。[22]虽然他们中部分论者实际上可能不承认“历史规律”“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存在，但他们对语言本身的表现力并不怀疑，只是力图将历史学的语言和表达尽可能地精准化。他们围绕“历史规律”“因果解释”“历史必然性”“历史理解”等概念的争论展开的批判性分析而形成的“元历史学”理论，被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23]亨普尔、波普尔、柯林伍德、威廉·德雷、奥克肖特、早期的阿瑟·丹图[24]等都是此类“元历史学”学者。正是围绕上述问题的激烈争论，历史哲学逐渐形成为具有自己的研究队伍和明确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
而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常语言分析学派传到美国，与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相融合。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历史学科缺乏自己的专业语言，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中所运用的充其量只是“日常有教养语言（ordinary educated language）”。[25]加上受后结构主义文法理论影响，对历史学书写语言的语义分析转向语用分析和文本整体叙事情节的形式主义分析，70年代初出现的怀特的《元史学》就是这方面的奠基性著作。该书通常被认为推动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转型，从“分析的历史哲学”转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这类“元历史学者”除了海登·怀特外，还包括汉斯·凯尔纳、安克斯密特、基斯·詹金斯、后期的阿瑟·丹图等。[26]
不过，“元历史学”理论的上述转换[27]并非单单受到分析哲学本身的影响，就历史学发展实践而论，它与战后一段时期陷入徘徊不前的“新史学”内部反思发出的“复兴叙事史”的呼唤相关。从“分析的历史哲学”内部看，则与奉行科学主义本体论的“实证派”与坚持人本主义的 “唯心派”围绕历史规律问题各执一词、难以分晓后发生的分化有关。[28]这便涉及史学本体论问题。
无论是冠以“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名的20世纪70年代前的“元历史学”理论（其拥护者我们或可称为“元历史学”的“分析派”），还是之后被称为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元历史学”理论（其拥护者我们或可称为元历史学的“叙事派”），他们都似乎坚定地批判那种思辨的、带有历史目的论和命定论特征、与现实的历史进程严重不相符的历史理论，把它作为“形而上学”的学说加以弃绝。但是，在他们苦心孤诣地寻找和构建一种堪称“历史学的导引和友人”的牢不可破的史学理论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种超历史、非历史乃至反历史的形而上学。另外，按照其构建的理论逻辑，历史学或者沦为科学性很弱、不能揭示出规律的“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或者干脆降到历史发现与历史想象参半的“历史诗学”境地，历史学在人类知识的地盘上的合理性存在和“真实”信誉最后仅仅依赖于其作为数千年发展累积的知识“技艺”。另外，20世纪的历史学实践显示，各种各样的“新史学”层出不穷：经济社会史、人口史、计量史学、性别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日常生活史、生态环境史、新文化史、医疗史……恰好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预测的观念相悖。笔者以为，造成上述理论困境以及与历史学发展实践严重背离的关键在于其语言哲学的逻辑预设，更深层地说，在于当代西方的“元历史学”回避并放弃了对科学的史学本体论的探求。
二 被遮蔽的“元历史学”本体论：从观念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
史学本体论，是指历史学研究中关于历史现象存在的本源和性质的观点和理论。如果说哲学中的本体论是关于世界或存在的世界观，那么史学本体论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历史观。它涉及对历史存在、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发展规律、历史进步性、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限定性等的认识。[29]“元历史学”理论想要摆脱形而上学的史学本体论（其理论表现形态就是沃尔什所说的 “思辨的历史哲学”，它总是试图寻求历史发展终极动力、普遍规律、终极解释或终极判断）的困扰和纠缠，但是史学本体论如同历史学的幽灵，它从门口被踢出去，又从窗户钻进来。史学本体论是无法回避的。受20世纪分析哲学逻辑预设影响，“元历史学”在历史学本体论方面表现出下述特征。
首先，悬置乃至否定真实的历史存在，用史学家心中观念的历史世界或者历史编纂文本世界来置换现实的历史世界。
元历史学的这种主张与它关于“外部反思”不介入历史世界本身的逻辑预设相关。就“元历史学”的“分析派”而言，他们对历史事实的悬置是从对兰克秉笔直书的历史学方法的批判开始的。在“分析派”看来，兰克倚重的历史事实不是真实的历史，这并非仅仅因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世界一去不返难以在现实中触及，还在于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开展研究时总要遭遇到他本人的时代局限和认识能力局限，更在于作为“史实”判定重要依据的史料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记录者自身的价值倾向、情感偏好和主体选择（档案馆中的卷宗也不例外）。标榜“秉笔直书”的兰克史学本身就体现出浓厚的普鲁士专制主义意识形态。那种相信历史实在静静地躺在档案馆内等待历史学者去“发现”，或者认为可以排除“询问者”的个人偏见让“历史事实”“开口说话”的观点，只是一种幼稚的、朴素的“历史实在论”。历史研究工作是在“缄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基础上展开的，历史学家很少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按照《分析的历史哲学》一书作者阿瑟·丹图的看法，一些公认的“历史事实”产生之初并非作为事实而存在。例如，作为特定概念的“三十年战争”，其实在1648年之前并未采用，因为这场宗教性质的战争在1618年开始之时没有人知道会持续多久，而作为所谓“历史事实”的“三十年战争”其实只是关于它的言辞上的概括而已。同样，“工业革命”的概念并非与18世纪工业化进程相伴而生，而是直到1884年前后老汤因比（《历史研究》作者阿诺德·汤因比的叔父）的使用才推广开来。类似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一般人认为的所谓“历史事实”，只是后来历史学家的观念“建构”，而且它们很可能会随着后来历史学认识的变化而改变。再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说”“唐宋变革说”“江南农业革命说”等所谓的“事实”，并非“不可改变”。学界耳熟能详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共同表达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上述命题的提出者柯林伍德、克罗齐之所以被誉为“新黑格尔主义者”，[30]在笔者看来，正在于他们延续着黑格尔相同的理论思路和范式：用历史学家偏爱的、臆造的“观念”来化约乃至取代现实中的真正的历史现象。
同样，元历史学的“叙事派”不承认有作为历史事实的“过去”存在。叙事派认为，不存在作为具有解释性的整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通常说的“历史事实”已经包含了作者的一种判断，即认为它为真或为假（true或者false）。当提到“事实是……”或“事实上”的时候，这只能是言说者的主观认识，其他言说者认为未必如此。因此，关于历史事实的存在的讨论只有放在语言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如果一定要找出某种历史存在，它只能是作为单个的历史事件（historical accident），它涉及的是“实在”还是“虚构”问题（real或者fictional）。但是，单个的历史事件在历史解释中毫无用处，因为历史研究就是要说明许多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孤单的一个事件显然无法履行这种认识功能。[31]怀特认为，所谓“历史事实”始终是某种被想象出来的东西。历史只不过充当研究过去的假设模型而已。一切形式的历史编纂都包含有叙事的成分，而叙事之中离不开作者虚构，即使是在纯粹的编年体性质的历史编纂中也不例外。一个简单的连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表达出作者的某种态度。例如，《圣加尔年代记》记录中的一条“1065年亨利皇帝去世了；然后他的儿子亨利继位”。其中“然后”一词把两件事情连接起来。表面上作者未曾显示出对于人类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关心。但是，作者已经想当然地接受一种法则（即家族继承法）和一种观念（即把它当成是一种正当地支配着权威从一代过渡到下一代的原则）。正是这种法则和观念使得这两个事件发生了联系，由此构成了一个包括开头和结尾的简短叙事。这种观念往往是不易为读者所觉察的。即使是历史研究者本人，有时也未必认识到他进行解释所依赖的前提假设，或者隐含的假设。而怀特认为，必须揭示出这些支配着历史研究者的暗含的原则，这也是对于历史研究的“高度反思”（hyperreflective）。在索斯盖特（Beverley Southgate）看来，历史学家试图彻底澄清事实、通过资料获取真相的做法是在自欺欺人。根据他的观点，历史事实不过是主体建构的产物，无异于历史学家的一种虚构或发明。[32]
其次，否定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因果关联，倡导用“经验”“人性”“常理”的逻辑或叙事逻辑来把握历史现象间的复杂关系。“元历史学”悬置真实历史世界的必然结果就是不再关注历史现象的现实来源，放弃对于历史进程中各种复杂现象共生关系的因果探讨。
“元历史学”的“分析派”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即“历史认识何以可能”，强调在关于历史现象研究之前先澄清历史命题的基本含义，比问题的解决更有意义。没有对历史学中“因果关系”的充分认识，历史学家是不可能发现历史因果联系的。历史现象间的关联把握其实就是靠运用“经验规则”“常理”，或者借助“人性”设身处地、移情式地体验。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分析派”的理论态度可以概括为实证主义理论模式和反实证主义理论模式。实证主义理论模式包括亨普尔的普遍规律模式、斯克里文的“常理模式”和波普尔的证伪模式。实证主义总体上接受了休谟因果观的潜在前提，认为原因与结果是可以分离、单独描述的，否则原因和结果间的联系就不会是偶然的，也不会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因果解释不仅揭示出为什么如此，而且解释为什么没有如此，或者说必须排除可能发生的情形，恰好满足事件发生的充分而必要条件。“对一个历史事件原因的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规定此事件发生的必然而充分的条件。这一原则实际上纳入了概括律模式。”由于实证主义因果观不能提出严格的、普遍的解释，最后退却到“覆盖率模式”，这就为否定因果联系的可能性留下了漏洞。另外，“分析派”的反实证主义因果观包括柯林伍德的思想重演模式、德雷的合理解释模式、唐纳冈（Alan Donagan）的逻辑关联论证模式和冯·赖特的准原因解释模式。柯林伍德把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归为作为个人的历史行为者的动机与其行为之间和他的行为及其后果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局限，第一，对于解释众多个人和群体、阶层和阶级参与的历史事件和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十分困难。第二，对于解释制度兴废、人口迁移、价格波动等中长期的历史现象无能为力。第三，有将一切想法、动机、意图泛化为“思想”的嫌疑，促成有些“意想不到的事件”（unintended result）发生的动机或意图，可能连历史当事人自己都无法准确把握，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家如何能够单凭“思想”就能捕捉到呢？第四，历史活动者本身的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不得而知，也就是说，对于制约历史研究对象的思想生成变化的因素，存在解释上的盲点。其他几位学者也像柯林伍德那样，不同程度地把因果解释纳入到历史活动者的意识活动作用中，其实质是坚持历史现象的非因果解释，放弃对历史现象的科学的因果解释。
分析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加登纳列举了四项理由来论证不可解开的因果之谜。首先，“陈述事实间的联系”未必能够确证被陈述事实之间确实存在的联系，而且并不能肯定二者之间的联系就是因果联系；简单地说，因果联系并非是历史现象之间的唯一联系。其次，支撑因果关系的根据，有时仅仅是生活中的常识，无法或者不必进行清晰的阐释，只能靠理解。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即在历史解释中，常常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定，即认为两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的推理或认定是不言自明的，或者诉诸直觉就可得出的。由此以比喻或者类比来认定两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不具有足够的可靠性。第四项理由是，历史学家寻求的是“真实世界中的潜在联系”，其中的因果关系，与历史事件本身一样，不具有普遍性，对因果关系的规律性解释在历史中是不恰当的。[33]基于这四大困难，加登纳干脆主张部分程度地拒绝因果解释。作者虽然并不赞成用非因果的方式去解释历史中的一切现象，也不承认支配非因果方式的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但是至少承认它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是有用的。[34]而历史解释的关键恰恰在于不应混淆这两类不同的解释。
但元历史学的“叙事派”认为，历史现象之间逻辑关系的推定依靠文本的形式主义分析，进而言之，更多地借助修辞和想象。历史学家在开始工作之前，更重要的是要明白究竟“历史地思考是什么”。如前所述，在“叙事派”看来，一旦寻求解释，就离不开一定的方式来连接相关的系列事件。不同的解释者往往会选择不同的连接方式来加以解释，这种连接方式代表了一定的主观倾向性。由于过去不复存在，历史事件不可重复，无法用经验的方法研究，只能依靠历史解释，而且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本身因其无法证明而无所谓高下之分。因而，说一种解释是事实，另一种解释不是事实，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可靠。鉴于过去不复存在，历史一去不返，人们可资依赖的达至这个过去的历史世界的唯一工具就是文本，而人们将其历史研究的终端成果付诸表现的载体也是文本。因此，文本分析构成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根本所在。文本中体现出的 “历史思考”方式，从浅层次上看，把历史描绘为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不同类型的悲喜剧、浪漫剧或者讽刺剧，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式思考；从深层上看，其中揭示的历史构图的逻辑其实就是“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的修辞（文学中的另一说法称为转义）逻辑，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学的思考。总体上看，它是文本的叙事逻辑。因此，不仅历史事实是“叙”出来的，历史意义的全部内容和奥秘都在于“叙”的方法和“叙”的技巧，构成所谓历史事实要素的“历史事件”本身无关紧要。这在关于人类普遍历史之类的“宏大叙事”结构中表现尤为明显。
另外，在严格的因果关系论证不再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借助修辞逻辑来把握历史现象间的关系。从三段论的逻辑形式上看，进行任何历史解释之前，必然包含一个作为大前提的最初“逻辑预设”，而这个逻辑预设未经证明，其有效性是不存在的，由此必然引起历史解释中的“无穷追溯”。怀特认为，可以借助修辞逻辑来把握历史现象间的关系，以避免对“终极预设”形而上的追问。虽然修辞学的逻辑也很模糊，但是它提供了“即兴话语”的理论。“即兴话语”借助唤起读者的联想，通过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转换（转义），可以把陌生的现象纳入到读者熟悉的范围之内，由此成为一种有效的认识手段。如上所述，修辞逻辑预先决定了历史学家利用史料的方式，并且预示了历史叙事的情节编制、论证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就元语言的特性而言，一切比喻都是隐喻，而且一切历史书写都具有隐喻特征。[35]由于历史学没有类似于科学中所用的术语，它只能采用日常生活语言，而且历史语言是通过隐喻的方式运作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所有致力于再现历史事件和事实的叙事话语都具有一种先在的比喻性质。因此，这种深层的比喻结构决定了历史理解的诗学性质，而不是科学性质，即历史意识具有一种不可还原的想象维度。怀特就这样从语言学上证明了历史学不是科学，并将他设定的“什么是历史地思考”命题的答案锁定在修辞和文本分析方面。
“叙事派”的另一位学者，荷兰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对历史学家的书写语言作语义分析，受莱布尼茨“整体主义”本体论影响。在他看来，单个的历史陈述（historical statement）因为其具有特定的指涉对象，其陈述可以辨别为真或者为假。但是，作为整体的历史记述（historical account），即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它的意义来源于其相互之间的指示，它不与外部世界相对应，而只是与外部世界“相关”而已。[36]叙事实体是对于消失在过去中的实在本身的替代物，如同艺术品是对于实在中的某物的替代一样，无所谓真伪。此后，伴随实践领域内微观史学的兴起和对“叙事史复兴”的呼唤，加上这两位理论家的推波助澜，一度出现历史学的所谓“叙事的转向”。[37]安克斯密特在回应对手批判时声明，如果能够将叙事语言、文本作为历史本体看待，发展相关的一套哲学逻辑，那么，依照“现代主义”的观念，它同样具有正当性。例如，历史文本是对于不在场的过去的替代；就叙事涉及的内容而言，文本是自足的，绝非指向它外部的实在世界。[38]由此，叙事语言、历史文本、话语研究遮蔽了对作为实在的历史进程及其动力、发展规律和特征的研究。不难发现，叙事实体论的本质就是为叙事在历史学中确立本体的地位。固然，历史叙事语言作为形式可能包含一定的内容，但如果抽掉其指涉的内容，语言本身也失去了意义。更重要的是，语言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它的产生、发展、变化无不源于数千年来现实中人们生产生活的创造。语言和语言学本身的发展总体上伴随客观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加强语言学研究正是要充分认识语言的特性和特定情势下的不同功能，以便更好地认识语言和思维、语言和存在的关系。历史本体的地位只能赋予作为客观进程的、实在的历史，而不是作为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语言中的历史。围绕历史进程的动力、发展的规律性等的认识才是历史本体论的核心内容。
表面上看，“语言实体”史学本体论提醒读者更贴近地阅读历史文本，洞穿历史话语背后的内容，展示出不同于语言指涉对象本身的更多的“剩余意义”，但这种认识只能是零碎的、表面启发性的。对历史学进行文本分析，虽然有利于纠正历史客观主义的缺陷，但借此只能透过语言缝隙瞥见克里奥女神裙裾一角，永远无法欣赏到她的真实全貌。更关键的是，基于这种语言实体本体论构建的历史学，只是怀特和部分历史学家的“掌控幻象”（illusion of mastery），[39]与现实的世界实际上关系不大。因此，“元历史学从自身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迷人的主题，它被看作是语言学认识论的一个分支，但是，它与历史学家的实际活动没有什么关系”。[40]带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热闹一阵之后终于走向式微。[41]
综上所述，“元历史学”的“分析派”和“叙事派”在放逐了历史存在和历史事实，抛弃了历史现象间的科学的因果关系以及“终极解释”之后，也放逐了历史真理和历史规律。“元历史学”的“分析派”奉行的其实是一种历史学家的“观念本体论”，而“叙事派”奉行的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称为“文本主义”本体论。它们转化成历史认识论，就是否定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转化成方法论，必然是多元折中的相对主义方法论，以及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应该说元历史学超越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努力并不成功。
20世纪9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吕森也展开了新的元历史学研究。吕森同样是出于历史学学科的“自我建构”目标，即寻找“一个关于一般历史思维和具体学术思想的所有相关原则的系统规则”。[42]不过，他的研究基础是德罗伊森的“Historik”概念。与怀特把历史学的学科基础消融在更广泛的文化批评理论中进而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地位的做法不同，吕森认为，“元历史学”是要通过摆脱其他学科研究范式对历史学的干扰，以融贯一致的方式来确立历史学特有的规则、规范、前提假设以及研究目标。吕森在《元历史学领域的研究》（Studies in Metahistory）一书中，论述了历史思维的规则。在吕森看来，元历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或者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知识框架，即植根于实际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史学编撰记录中的历史知识的总规则。为此，吕森把历史知识框架概括成包括五项基本内容的总体系：第一，人类对过去的普遍兴趣；第二，历史意识在人类在时间中的定位的作用；第三，我们对过去的观念；第四，经验研究的方法；第五，经验研究的成果被呈现出来的形式。前两者属于生活实践的部分内容，会根据特定的时空情势而变化；后三者属于作为专门性学科的历史，受制于证实的原则，其有效性和自明性如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43]吕森的研究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既关注历史学成为“生活史”（living history），又关注历史学成为规范性学科和科学。后来，吕森进一步发展其前期的思考，从认知心理和情感的角度将历史思维概括为包括历史认知、政治意图和历史审美的三层次的体系。面对20世纪90年代学界的情形，吕森认为，历史知识或“元历史学”（Historik or metahistory）的任务在于，针对政治科学、经济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等新学科的侵入，重申历史学科的地位和性质：“一门为有目的和有组织地记住过去以便理解现在和预知未来的认同形成过程”的学科。要成为一门科学，历史知识必须符合通行的科学标准，而不应该被另一种科学的特定标准所同化。但是，又一个20年过去了，“元历史学”的这一抱负似乎远未实现。
三 唯物史观本体论革命的启示与当代意义
对马克思的存在论颇多微词的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44]无独有偶，《元史学》出版5年后的1978年，巴勒克拉夫指出，只有热衷神学的历史学家才会偏爱“元历史学”，摒弃历史哲学构成当代历史研究趋势中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但是巴氏仍然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是“今天仍保持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45]上述评论都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历史观在当代西方哲学史和历史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回顾唯物史观创立时期马克思关于黑格尔哲学本体论扬弃以及关于语言的批判，或许可以给今日历史哲学发展带来一些重要启示。
马克思不仅从方法论上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而且从本体论上超越和扬弃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观念，发动了当时的史学本体论革命。在社会历史观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的本质性就是社会现实性，即在社会现实中生成而后通过社会现实得以显现出来的人的实践活动及其进程和结果（表现为现象、事件以及人物本身）。朴素的历史实在论者往往把凡是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当作“历史”，“元历史学”的“分析派”认为只有那些为历史学家所发现和记载下来的过去的事实才堪称历史，因此历史学家的“观念”比事实本身更重要。而按照“元历史学”的“叙事派”的观点，用不同的形式和情节对以往发生的碎片性的事件进行组合，由此产生的话语及其汇聚成的各种“文本”才是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是形式主义的、多版本的，历史书写方式本身才是决定“历史”面貌的关键所在。[46]“元历史学”理论对历史本质性的阐释与诸多的西方历史哲学一样，都从绝对的时间、空间前提出发，恰好暴露出其社会历史观的局限与偏颇。
海德格尔上述所谓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就是社会的现实，而从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看，对社会现实的本体作用的首次发现，最初是与黑格尔哲学相联系的。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把理解社会现实作为一项科学（wissenschaft）的任务标举出来，并使这一任务的实现成为可能。[47]但是，黑格尔只是以他思辨的唯心主义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他把市民社会现象的矛盾直接归入到“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一方面对作为理念的国家的本质的揭示变成了对现存事物的哲学辩护；另一方面又使实存仅仅表现为这些理念的化身。为此，马克思把这样一种哲学的状况概括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48]尽管黑格尔试图在社会现实的内容中为历史运动找到一种深刻的表达，但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而且，由于这种表达本身的“非批判性”，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揭示的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49]相反，正是这种抽象的思想将作为本质内容的社会现实彻底遮蔽。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正在于，重新强调历史哲学应当是“有前提”的哲学，历史哲学的主体应当是“有前提”的“现实的人”。
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起源问题上，马克思把基于旧本体论所提出的最初的人和自然的创造者问题斥为一种“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说来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么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假定它们是不存在的，然而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那么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要坚持自己的抽象，那么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50]绝对唯心主义所设想的那种本质，说到底乃是与人和自然界的一切现实规定性毫不相关地生成的本质，因而真正说来乃是“非现实的本质”。[5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详尽地阐发了这个观点。他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历史发展自身的原因，或者说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终极原因”和“终极动力”。人类只有首先从理论上把自己作为自身的原因来看待，才能达到其本质和实存的现实的统一。“终极原因”所倚重的“最初”社会事实就是“人类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生产劳动”。至此，一切形而上学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终极动力”的相关“无穷追溯”问题在这一自明事实中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马克思牢固确立了“现实的个人”或“现实的人”这个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强调在“现实的人的劳动”中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锁钥”。“现实的人”首先是具有生命活动特性、“从事生产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其次，还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具有一定阶级属性的人。马克思后来的政治哲学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最后，还是依靠自身实践活动不断推动着自己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人，而不是具有抽象的“爱”“自由”“人性”的人。[5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现实的个人”依靠自身劳动推动自我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构图。
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归根结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如果我们持这样的“历史观”，那么“历史现实——历史事实”的非对应和非均衡关系就能够破解。持历史学“观念本体论”者或“语言本体论”者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作为可感的“经验现实”的东西，并非总是完全对应于历史事实。假定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能够全息记录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但毕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无论是通过历史学家构想出来的，还是通过文本表达出来的，只能是“过去事实”或者“过去现实”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一旦“现在”驶入“过去”黑洞之中，只有些微的部分有机会成为“历史事实”。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过去”不等于全部“历史”，只有重新嵌入或者与当下人们的现实生产生活、思考劳作等实践活动发生一定的“现实的联系”、打上人的烙印之后，才成为“历史事实”。典型的事例是，清末内阁多达数袋的档案，曾被醇亲王下令销毁，正是有了罗振玉、陈垣等人的抢救性保护，其中记录的部分事实才有机会成为“历史事实”。正是这种“现实的联系”使得“现实”并未完全消散在过去之中，而是部分地存在于现实的人的记忆中，或者在现实中留下若干印迹，与“现实”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切中并把握社会的现实，从而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
第二，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本质上是“现实的人的联系”，历史学的本质就在于揭示出不同历史现象之间联系生成和变化的因果关系。
历史事实的另一规定性在于历史现象之间的社会联系。单个的事实不成其为历史事实，只有社会性的事实才可能成为历史事实。“黑人天生不是奴隶”，只有在进入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成为奴隶。同样，抛开“查理一世”所处的社会关系来看待他本人，可以认为他本身不构成历史事实，“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才构成历史事实。历史学的功能不是单纯去描绘一种生物性的事实或者存在，更在于揭示出这种存在发生变化的动力和机理，透过“现实的人”的多样联系去寻找到一种本质性的联系。套用海德格尔的观念，历史“存在”不是“存在者”本身，而在于不同历史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现实的人”的联系并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只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同时也是指处于自然界中人与自然发生的联系。同时，历史学揭示的联系是“现实的”本质联系，不是抽象的神秘的天意的联系：“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53]
黑格尔认为现实就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自我实现，而马克思将它归于人的劳动和劳动推动下的人类社会的实存与本质的统一。历史发展也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活动推动下人的能力的发展，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统摄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和进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现象学的“本质直观”都是非现实的本质，只有唯物史观坚持的是“现实的本质”，即人的活动和活动中增长的能力的变化，决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当然这种生产方式不是单纯的劳动工具、劳动技术，而是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分工协作方式。这种本质性的联系同时也是“现实的规律”。唯物史观是本质的现实与现实的本质的统一。
第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和世界历史实现的可能性。唯物史观从“现实”出发，并且置换了历史学本体论的问题域，也就是说，将对于史学本体的追求与对于史学功能的思考结合起来。唯物史观认为，对历史本体的追求只有结合历史研究的目的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从前的一切哲学家只知道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正是抱着彻底改变现实世界的目的去研究哲学，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资本运行的规律，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世界历史实现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过去往往被误解成机械的教条式的“五种生产方式”，或者误解成命定的规律。这种误解严重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的规律不是既成的规律，而是随着人们永不停息的活动而变动，并不断丰富人类社会历史内涵的规律。规律覆盖的内容在扩展，规律本身的解释力也在扩展。但是，这是对于原来规律的更高层次的超越，不是一种否定和取代，是对规律中“终极事实”的深层追问，同时也因为规律的覆盖范围的扩大而将覆盖层推进到更高一级。[54]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上凸显了他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限定性和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的实践能动性的认识。这种观念是对于黑格尔和康德-费尔巴哈思想的科学继承和理性扬弃。有一位西方学者曾经指出：“马克思把以下两方面结合了起来，一方面是他以自然主义方式从黑格尔的思辨历史观中吸收过来的对发展过程之必然性的理论理解；另一方面是更能让人想起康德哲学的对于历史的实践取向。”[55]
可见，唯物史观确立的历史观（准确地说，是历史-现实观），不同于“分析派”关于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念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史观；也有别于“叙事派”关于历史学就是“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的文本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观。
那么，唯物史观如何看待作为“元历史学”前提和重要逻辑预设的“语言是一个不透明的自足世界”命题呢？
首先，从语言本身的历史性的角度阐明，语言是实践的产物，是由现实中活动的人们与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所产生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56]20世纪以前的本体论主要是围绕世界观和宇宙观问题，基本上将世界的本体归为各种各样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如“火”“原子”“气”“道”“人性”“理念”等。[57]20世纪以来，随着语言逐渐成为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58]出现了一批像石里克、索绪尔、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奎因等颇有成就的语言哲学家。他们认为，由不透明的语言所构成的世界自成一体，它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就历史学而论，语言能否构成历史学研究的本体，值得更审慎地思索。抽象地看，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似乎“以其消逝在过去中”而不复存在，历史留下的遗迹只能是语言、符号为表现工具的各类“文本”，似乎唯有透过文本的分析才能了解以往的历史构图，而且在作为历史研究终端的历史作品的语言表述中，少不了历史研究者本身的主观认识和见解。但是，“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历史观显然割断了语言与指涉对象（无论是对应指涉关系，还是所谓的“相关”关系）、过去与现实、现实与遗迹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专门给出关于语言的系统论述，但对黑格尔本体论的哲学批判所做的语言批判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9]语言意义的丰富性、多样性、特定语境下的语用功能的复杂性，归根到底，要诉诸现实世界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再者，语言本身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受制于现实世界演进规律的影响。当然并不否认，语言形成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其自身的表达规律。特定语言的形成也会“塑造”出一些历史概念和历史事实。比如，上述提到的“工业革命”“文艺复兴”等概念，更多是人们在一种特定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历史事实”或“历史实在”。表面上看，似乎这是语言“创造”历史的证据，但关键在于，这种创造出来的“历史实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真实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否则，纵然有无数历史学家无数次塑造，这也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的概念并不是伴随18～19世纪欧洲的实际历史进程同步产生的。尽管有像沃勒斯坦这样的学者也曾质疑它内涵的模糊性，但据此认为它只是一个“为理解过去而提出的一个解释工具”，“并非历史实在中一个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可能仍然有悖事实，因为该词的所指当中包含一个相对固定的核心，[60]而这个核心的确指向了这一时期欧洲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而该词之所以被继续运用而不是被淘汰，正因为其本身所指含义的不容否定性。
语言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意义王国。语言只是一种感性的、实践的因而始终是“现实的意识”，这个王国本身建筑在“现实王国”之上，尽管它与现实表现出这样那样的背离。“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61]我们从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看到的是：思想摆脱现实成为自足的王国，而语言又摆脱思想成为自足的王国。而真实的情形应当是，现实世界孕育了思想——思想诉诸语言的表达形式化、具体化而形成语言世界。那么，为什么以往的哲学家要把语言变成“特殊的王国”呢？其“哲学语言的秘密”在于为了借助哲学语言的另类运用得以更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内容。“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62]这样我们就看到，“哲学语言的秘密”其实正是对于普通语言的含义的新运用或者新发挥（马克思针对当时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做法贬之为曲解），而这种背离普通语言规则或者语法规则的新用法带来的新含义，其实就是语言哲学家所说的“能指”与“所指”的差别。马克思在这里揭示的“哲学语言的秘密”其实就是语言本体论的秘密，它不过是传统“实体”本体论的另类表现。
引申一步而论，在唯物史观看来，从历史书写者的语言风格角度去把握历史的内容和意义，是把历史消融在历史书写者“自我意识”中的做法。马克思没有探讨整体的语言形式（文本主义）与语言内容和语言意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形式主义的确尚未发展到这一步；[63]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唯物史观表明，“历史不是产生于‘精神的精神’而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成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的总和”，[64]也就是说，从每一阶段物质生产力的基础及其发展变化这一根本出发，对人类历史生成发展变化总体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远比从意识、精神或者语言等出发来得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理念终究是现实的反映形式，语言则是这种理念的表达形式。从历史作品的书写风格角度去抽象语言内容本身，无疑是“形式的形式”。依照怀特的观点，历史（鉴于其所作的思想史研究）的确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而消融在历史书写者的“自我意识”中，更确切地说，是消融在关于修辞或者关于情节结构的“自我意识”中。怀特及其辩护者可能会说，历史书写者笔下作品的形式本身已经包含了内容，是作为形式的内容而存在的，按照赫克斯特的说法，修辞陷于历史书写内容之中正如奶油已经深深地沁入蛋糕的糕体中一样。但是这种形式的内容始终只是“关于”内容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绝非内容指涉对象本身或者全部。所以这些作为历史书写语言形式的“内容”告诉我们的并非是确切的认知，而是文本解读者自己的“自我意识”。如果说诠释学的本质直观是透过作为内容的本质象征的形式去洞察现象的本质，不再设立现象/本质的两分法，或者形式/内容的两分法，那么怀特的直观则是完全抛弃了内容的直观，是从“形式的形式”去直观内容，去直观本质。结果只剩下历史的悲喜剧，只剩下历史的论证方法，只剩下修辞本身。这种直观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从心理学的元认知角度看，似乎揭示出这些历史学原型有助于理解文本的主旨和作者的意图，但是没有这种原型意识的读者同样具备这方面的理解力。如同没有文学原型概念的人，读到“黎明、春天”同样会产生关于“希望”的联想。这些原型意识或者常识，只是叙述的一种形式载体，而非叙述内容本身。
可见，那种以语言世界取代或者置换社会现实世界的语言本体论，不符合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科学的历史观。
余论
近年来，“元历史学”的“叙事派”质疑语言本身在“驯服过去”的表现力，有放弃语言本体论倾向。怀特在努力寻求“中性的”书写语言未果的情况下，提出“实践的历史”的概念。[65]而安克斯密特提出“历史经验”范畴来取代“叙事实体”的观念，将历史学的关注点引导到历史书写语言所难以到达或者为其所摒弃的过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历史书写者自我浸淫于史料所带来的极端陌生的感受，通常借助语言依靠逻辑、理性和认知建构的历史只是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情感体验的成分存在于历史研究者的书写语言之外。这个世界或可称为“历史经验的世界”。有学者已经批评这个“历史经验”本体“带有自闭症倾向和神秘主义色彩”，并质疑它是否足以支撑起新的理论范型。[66]只要不能本质地切中社会现实，这种史学本体论的价值和意义就很有限。
概括说来，与现代西方的“元历史学”理论相比，唯物史观包含的史学本体论，同样表现出对思辨历史哲学抽象本体论的批判，同样表现出共有的极致性和超越性，即都试图探寻影响历史判断、历史认识和历史价值背后的深层的理论和支配性要素，都试图探寻某种或可称为 “终极事实”“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甚至可以说都有建构历史学“第一根基”的宏伟抱负。但是，在对新本体论探索方面，唯物史观与“元历史学”迥然有别。
唯物史观将历史学的本体归结为带有“现实性”的本体，即“现实的活动的人”或者说“现实的人的活动”，它不同于西方其他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关于绝对抽象的本体的设定，相反，其他历史哲学关于“本体”的一切叙述只能从唯物史观“现实的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这一本体中得到说明和认定。传统的西方历史哲学或者将史学本体归为天命、神意，例如研究历史被认为是“寻找命运打击不到的地方”，教父哲学家奥古斯汀认为历史就是上帝意志在尘世之城和天国之城的展现，或者归结为“善”“恶”“经济人”等人性，或者如“自由”“理性”之类抽象的特性或属性。休谟更是以不可知论的形式质疑了追寻本体论的可能性。而康德对传统客体中心主义的本体论的突破，也是对旧有的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和心灵本体论的深刻革命。黑格尔则按照“实体即主体”的原则，以其“绝对理念”使得传统本体论在遭受康德重创之后再度崛起，并且一度达到思辨历史哲学的极致。总体上看，黑格尔以前的史学本体论是将某种单一化、凝固化的实体或观念当作追求目标，并用这种实体终极地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切，究其实质而言，就是“实体中心主义”，或“实体本体论”。在这一点上，唯物史观有着明显的不同。唯物史观将“现实的人的活动及其发展”视为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是由于人自身的活动推动着人类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进而推动人类从“依附性”状态向“物的依赖基础上人的独立性”状态乃至“人的多方面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的解放状态迈进。正是由于人的活动特性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身的发展，人类历史才得以绵延不止。现阶段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及其推动下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唯物史观探究的人类历史的“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因此，唯物史观本身体现了作为历史学的“终极事实”判断、“终极成因”判断、“终极价值”判断三方面的统一。它不是以某种固定的、单一的实体作为历史学的本体，而是以处于一定关系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作为本体，唯物史观确立一种“新的史学本体论”，[67]实现了对传统和近代的历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的真正扬弃。
反观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它们在弃绝形而上的本体理论的同时，仍然无法掩盖其隐含的历史本体论：它们或者秉持历史研究者的观念本体论，专注于“历史规律”“历史解释”“历史客观性”的分析；或者秉持叙事本体论，试图从语用分析的角度“发掘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所具备而为其构成成分所阙如的诸种特性”，[68]总体上将历史文本的“叙事性”这类更为超历史性的语言实体作为本体，这就进一步偏离了“现实的人的活动”本身。唯物史观正是从“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来理解和说明历史，并将其理论视域锁定于“资本批判”，才真正在哲学史上实现了明确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
“元历史学”如何才能成为历史学的“导引和友人”？针对这个困扰20世纪后半期多数历史学家的问题，唯物史观在一个世纪以前给出的答案从根本上来说不仅远未被超越，而且理应成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实际开展研究的开端。
（韩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1] 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中译本见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南京，2004。文中除用《元史学》特指这一译本外，其余都采用“元历史学”表示metahistory。
[2] 《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刊发的“metahistory的翻译及对海登·怀特思想的理解”一文指出，“怀特将‘meta’与‘history’连用，取名为Metahistory，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研究和记录，而且还是作为历史哲学，对19世纪历史学方法、目的、规律的研究和探讨”（第151页）。似乎这种用法源出怀特著作中。其实，历史学中metahistory用法由来已久，详见下文。
[3] 国外观点可以概括为，第一，开启了“历史哲学”的新阶段；第二，“元历史学”包括跨学科批判的含义，实现了历史学、文学、美学甚至政治学学科的新综合，进一步发展了或可称为“历史诗学”的“新科学”；第三，元史学摧毁了传统历史学的史学根基。国外最新研究详见F.Ankersmit，Ewa Domanska，and Hans Kellner，eds.，Re-figuring Hayden White，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2009.国内学者对于怀特metahistory的理解首先凸显在对该词的翻译上。最早译为“元历史学”，此后出现“元史学”“元历史”“玄史学”，台湾版译名为《史元》（刘世安），也有“后设历史学”（汪荣祖）。国内学者观点大体也可分为三类，第一，元历史学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它不同于以往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可以归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具体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贡献和发展前景的看法，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差别较大；第二，元历史学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第三，承认元历史学的语言学特征，但不给出明确的历史哲学归类。各位学者关于“元历史学”的见解都有一定道理。笔者看来，把元历史学等同于玄史学和形而上学加以抛弃，无疑过于武断、简单化，其根源在于混淆广义和狭义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含义。毕竟怀特苦心孤诣的论证并非没有哲学基础，而且其中的跨学科特色虽有杂糅之嫌，换个角度看也是可贵的创新。要正确认识怀特“元历史学”研究的本质，首先必须认识到20世纪50～60年代分析的语言哲学的新发展，尤其是在美国出现的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结合所带来的“语用学”转向。
[4]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关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329页；彭克宏主编《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第52页。就中国古代传统而言，凡“属地”的都为“形”，是“完成”了的，“完形”了。所以“形而上”对应指“物理学之外的世界”，很是贴切。叶秀山：《世纪的困惑——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考》，《中国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fifth impression，1982，p.386.
[6] Benedetto Croce，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trans. Sylvia Sprigge，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5，p.290.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也持此论。参见Christopher Dawson，“The Problem of Metahistory，”（1951） History Today 1（June，1951），pp.9-12。
[7] Page Smith，The Historian and History，New York：Vintage Books，1964，pp.103，200-201，261.
[8] 狭义的元逻辑学是指对逻辑理论的整体性质的研究，研究的关键在于逻辑的形式化。广义的元逻辑学是指对于一般形式系统的研究。
[9] Christopher Dawson，“The Problem of Metahistory，”（1951） History Today 1（June，1951），pp.9-12. 后来重印在The Dynamics of World History，ed.John J.Mulloy，New York：Sheed & World，Inc.，1957，pp.287-293.
[10] John W.Yolton，“History and metahistory”（1955），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5，pp.477-492.
[11]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斯蒂文森《伦理学与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赫尔《道德语言》（The Language of Morals，Oxford at the Claredon Press，1952）。
[12] 关于狄尔泰的最新研究参见张一兵论文《关联与境：狄尔泰历史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13] 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波兰逻辑学家，著有《形式化语言中的真概念》（1931年）和《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基础》（1944年）。他提出了关于“真”（truth）的语义学定义，对当时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后来的分析哲学的意义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参见蒋正峰《塔尔斯基真定义的特征及其哲学实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另见涂纪亮《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载《美国研究》1988年第2期，第11页。
[14] 徐友渔、陈嘉映著《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法德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6，第22～23、29～30页。
[15] John W.Yolton，“History and metahistory”，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55（15），pp.477-492.
[16] John W.Yolton “History and metahistory”，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55（15），p.477. descriptive language描写语言的（描述语言的使用实况而不规定使用规则的），prescriptive language（在指导语言运用方面）规定性的，规范性的。
[17]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96页。
[18] 科学学是与科学哲学相近的学科分支，它由波兰社会学家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于1925年首创，它使科学的自我反思从科学自身扩展到与社会的关系上。由此产生的“科学社会学”，几乎成为“科学学”的代名词。参见王兴成、徐耀宗著《科学学五十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19] 齐曼著、刘珺珺等译《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页。
[20] 1953年，费非（P.Furfey）首次提出。1970年古尔德纳（Gouldner）把元社会学称为“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后来乔治·瑞泽尔（G.Ritzer）提出“社会学的元理论”概念。参见G.Ritzer，Metatheorizing in Sociology，1990，Lexington，MA：Lexington Books，p.5。
[21] 雷科弗（S.Rakover）认为元心理学是比心理哲学更宽泛的概念。见S.Rakover，Metapsychology：Missing Links in Behavour，Mind and Science，1990.New York：U.S.A.Paragon House。转引自唐莹、瞿葆奎的《元理论与元教育学引论》，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22] F.R.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25，No.4，Beiheft 25：Knowing and Telling History：The Anglo-Saxon Debate，（Dec.，1986）.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3] 韩震：《关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落》，《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韩文并不认同阿瑟·丹图对分析历史哲学起始的框定。丹图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始于亨普尔，因为亨普尔坚持历史解释在形式上等同于自然科学的解释，因此基于这个原则对历史认识进行分析的哲学自然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而韩文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始于狄尔泰和柯林伍德，他们坚持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与自然科学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笔者看来，二位都未曾注意到语言形式分析（包括语法逻辑分析、语义分析和语境分析）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的重要性。
[24]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1965.后期著作有Narration and Knowled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7。
[25] Hayden White，“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Is Historiography Art or Science？（Response to Iggers）.” Rethinking History，Vol.4，No.3，December 2000，pp.391-406.
[26] 陈新：《20世纪60年代转向语言学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的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 2006年第3期。
[27] 这种转换并非完全的取代或者覆盖关系，其实是一种不同范式之间的“对抗与对话”（波考克语）。
[28]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265～287页。
[29] 庞卓恒：《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3～7页；另见《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8～9页。
[30]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1] 拙著《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从〈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谈起》，《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第28～35页。
[32] Beverley Southgate，History：What and Why？Ancient，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1996.另见“History and Metahistory：Marwick versus White”；Wulf Kansteiner，“Searching for an Audience：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the Media Age—A Comment on Arthur Marwick and Hayden White”；Geoffrey Roberts，“Narrative History as a Way of Lif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1，No.1，January 1996.
[33] 〔英〕帕特里克·加登纳著《历史解释的性质》，江怡译，文津出版社，第84页。
[34] 〔英〕帕特里克·加登纳著《历史解释的性质》，第89页。
[35] 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p.29.
[36]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1.
[37] 历史学实践中“复兴叙事史”的“叙事”含义与理论界“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的叙事含义并不一致，斯通在时隔20年后告诫指出“叙事主义”理论带来的危害是“历史学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危险”。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ed.Keith Jenkin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1997，p.258.
[38] Ankersmit，F.R.，“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29（1990），pp.295-6.
[39] Simmon Gunn，History and cultural Theory，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6，p.46.中文版参见西蒙·冈恩著《历史学与文化理论》，韩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52页。
[40] B.Tierney，Religion，Law，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1150～165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vii～viii.
[41]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思潮”专题，《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42] 陈新：《对历史与历史研究的思考：约恩·吕森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第68页。
[43] Jörn Rüsen，Studies in Metahistory，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Pretoria，1993.pp.i-ii.
[44]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83页。
[45] 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该书根据 Mouton Publishers，1978年版译出），第259页。以赛亚·柏林也有类似表达，参见该书第261～262页。Geoffrey Barraclough，Main Trends in History，expanded and updated by Michael Burns（New York：Holmes & Meier Publishers，Inc.1991），p.163.
[46] 这三派的观点可参见基斯·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亦可参见彭刚“什么是历史学——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作者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三类认识历史的路径概括为重构论、建构论、解构论，并剖析了这三类历史观的局限。另见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7] 吴晓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24页；另见《哲学之思与社会现实》，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174～176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18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第316页。
[5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第86、87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第317、332～333、335页。
[52]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第24～30页。
[53]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2～243页。
[54]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59～62页。
[55] 托马斯·麦卡锡：《对康德以来普遍历史观念的评论》，《哲学分析》2010年第1卷第4期，第90～91页。
[56]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35页。
[57] 叶秀山：《世纪的困惑——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叶先生认为，学科的困惑，来自其思考“对象”（问题、题目、课题）之困惑。“本体”“本质”“物自体”的困惑，是西方哲学的“世纪”的“困惑”，而扩大开来看，又可能是我们人类的持久的困惑。
[58] 俞吾金：《哲学思维的四个触角》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news/380145.htm。哲学思维触及的另外三个世界分别是外部世界、内部世界以及镜像世界。原刊于《解放日报》2010年2月28日。
[59]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
[60] 彭刚：《安克斯密特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61]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62]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63] 关于形式主义的发展阶段，参见刘万勇著《西方形式主义溯源》，昆仑出版社，2006。
[64]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65] Hayden White“Writing in the Middle Voice”，Stanford Literature Review，Vol.9，No.2，Fall 1992，pp.179-187. F.Ankersmit “Hayden White’s Appeal to the Historians”，History and Theory，Vol.37，No.2，（1998）pp.182-183.陈新：《实验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66] 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5～76页。另见彭刚《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安克斯密特》，《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第9页。
[67] 关于哲学界围绕马克思哲学“实践本体论”的争论可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95），哲学研究杂志社，1996。
[68] 彭刚：《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安克斯密特》，《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