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发展趋势

新世纪国际史学的特点和流向

——“21世纪国际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文涛

2014年3月30日至4月1日，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课题组与《世界历史》编辑部共同主办的“21世纪国际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研讨会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学术研究》杂志社承办，来自国内外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启能在大会主题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迈入21世纪，历史科学历经19世纪与20世纪的巨大发展，已经迈入新的时代。这里有两方面的决定性的经验需要强调：一方面，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交往的不断加强，这个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如何概括与书写能够体现这个历史进程的历史观念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另一方面，20世纪知识语境所导致的当代各种思潮，在每一个方面都对历史学的统一性提出挑战。这些思潮，是数学、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知识门类发展的自然结果，具有深刻复杂的意义。这两方面的经验，不是一两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历史学面临的境况，而是世界范围内历史学发展的共同境遇。今天我们提出“国际史学”这个概念，正是想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对人类21世纪面临的两方面的基本经验作出理论的思考与探索。“国际史学”要有体现历史“统一性”的能力，但21世纪的统一性，不是过往那种乐观的统一性。前两个世纪有过多种历史统一性的表达，既有很多理论成就，也有不少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提出新的元理论，需要诸位努力探讨。与此同时，“国际史学”还要有体现“多样性”的能力，这种多样性，不是单单承认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多样性。如果只是强调多样性与差异性，世界将无限分裂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一切组织的合法性都不复存在。从终结性来看，这一点或许没有问题。但人类的历史经验今天还未充分发展到这种地步，人们还需要更多交往与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战。哲学中“一”与“多”的矛盾，表现在社会历史中就是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国际史学”是否能做到将二者统一起来，是其想回答的最大问题，也是其最大的困难。我们的工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应当围绕这一点开展。由于历史学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不需要像宗教或哲学那样回答终极真理，因而我想，这个任务还是有实现的可能。

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洛琳娜·彼得罗夫娜·列宾娜教授在主题演讲中，对当前国际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理论创新做了深入阐述。她认为，必须把历史学放在其他社会和人文学科的语境中，才能考察它本身的变化。近几十年，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历史知识的性质、方法受到了挑战。具体地说，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构造，是想象出来的。语言学的转折，过分强调语言的作用。这些问题对历史学家很重要，但历史学家的问题必须要自己解决，历史学家也有能力自己解决。新文化史通常被视为是颠覆实在论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流派，但新文化史也要研究过程，将对象放在社会语境中，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些现象。具体研究中，历史学家应当注重研究的互补原则，包括宏观与微观的互补、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结构与时间的互补。在研究的经验与实践的过程中，比较是非常重要的方法，比较可以追溯到全球，但基础必须是个人的，个人的实践与体验是出发点。研究的答案往往不是唯一的。理论不是要求历史学家成为理论家，而是要求历史学家具有理论思维与理论的准备。

与会学者在大会上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对当前国际史学中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一 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四川大学历史系何平教授认为，世界历史的新进展，以及文化现象的新的层面的展现，包括本土文化因素混杂而发展起来的情况等，使得学者们意识到需要对文化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再抽象。旧的实质主义的文化概念把文化视为一种借以界定，并整合社会实践的规范准则，这些准则使该社会能维系连续的社会认同，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社会相区别。新的文化观念则注意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文化的混杂性。在这样一些领域中，如对“他者”的研究，对宗教的跨文化研究，对科技知识跨文化扩散的研究，对商品、物种和思想跨区域交流的影响的研究，学者们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10年出版的阿维纳的《东地中海地区的跨文化交流，1560～1660》提出，跨文化交流多发生在不同文化交界重叠的“文化特征模糊场所”，有差异的文化也能逐渐流传到文化的中心地带，引起主流文化的模仿和变化。跨文化研究可以使我们超越以民族国家的历史为主线来解释人类历史的传统范式，帮助我们增加对历史过去的了解，同时也有助于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瞻望。

二 普遍史的回归

普遍史传统曾经广受质疑，后现代主义明确倡导要告别宏大叙事。不过全球史是近几十年发展强劲的领域，最近有学者又提出大历史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鹏，以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与弗雷德·斯皮尔等人新近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撰文倡导以一种“大历史”观念书写历史的主张为例，对之进行了分析。按照克里斯蒂安的看法，大历史是对古代普遍史传统的回归，但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普遍史，新在实践上的全球性以及方法的科学性上。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大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联合愈发紧密，模糊或者打破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它不只关注人类历史，更注重考察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以及地球和宇宙的历史。大历史只有借鉴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宇宙学的知识和成果，才能构建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其次，大历史必须借助必要的科技手段，才能有效地进行超长时段的研究。再次，自然科学的历史化，也推动了大历史的科学化。最后，在对未来的预测上，大历史一改以往普遍史强烈的决定论色彩和目的论色彩，力图较为公允地提出一种开放的和科学的未来观。张旭鹏认为，这种主张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剖析。

三 现代性反思与记忆史的勃兴

在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现代史学发展中，记忆史因其材料的可靠性存疑，一直不受重视。但最近记忆史的研究，却成为了国际史学的一个亮点。这背后的原因是对历史时间理解的变化，从更深层面看，是对现代性反思的替代性选择之一。与此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艳红对德国历史学家柯泽勒克与法国史学家阿尔托格这两位著名学者的历史时间研究进行了评析。柯泽勒克与阿尔托格都认为，在欧洲历史上，过去的经验和期待的视域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大转变。传统的历史观念是以过去为导向的，如西塞罗说过“历史是生活的导师”。18世纪，有人提出与之针锋相对的观念“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以过去为导向的历史观念由此转向以未来构建为导向的历史观念。按照阿尔托格的理解，这是现代性时间的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是进步主义、未来主义和种种憧憬远大前程的革命意识形态。然而，到20世纪末，经验领域与期待视域的距离被拉大到极点，指向未来的现代时间走到了尽头，历史学中盛行的是当下主义。法国记忆史研究的巨著《记忆的场所》就是这一历史时间模式转折的征兆。当下主义的历史时间，体现出人们生活的当下有一种对未来的危机感，一种对进步的怀疑，未来被视为一种不安和威胁。记忆史的盛行是值得关注的史学新趋向。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韩炯对海登·怀特的启蒙文化批判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怀特的批判有三个特征：挑战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用“半真理”为“虚构”的历史知识预留合理空间；认为历史进步观缺乏认知基础，只是信仰或伦理的需要。这显示出怀特批判的偏颇。扬弃启蒙时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性观念，是当下国际史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

四 叙事史与口述史研究

如果说记忆史是以一种新面目出现的史学取向，叙事史则是古老传统的复兴。美国影响较大的新文化史，正是以善于讲故事而获得极大成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两位研究员从不同方面分析了中国叙事史与口述史的一些状况。诚如马勇研究员所言，中国历史学传统中，不论是《春秋》，还是《史记》《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学作品始终强调讲一个好故事的传统，并将历史叙事视为历史学的第一任务。马勇以国内几位有影响的历史学者茅海建、杨奎松与沈志华为例，提出好的历史叙事应当包含以下几个要素：新史料、新视角、价值中立与手法上的营造悬念。

左玉河研究员则对当下国内口述史的一些不足做了剖析。他认为从整体看，国内口述史学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缺乏专门的研究人才，没有正规的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依托，没有必要的研究经费加以支撑，缺乏长远的访谈计划，理论准备也不充分。这些因素制约了国内口述史的发展，需要引起重视。积极向国际上一些口述史学发达的国家学习，整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当前历史学者的任务之一。

五 国别史研究中的新问题、新现象

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分析了近30年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与西方史学对话和大陆跨学科史学的勃兴、再续传统与国学的复兴、唯物史观史学地位的下降、从西方话语拯救中国历史的“本土化”史学的回归。他认为，如何建构自主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框架，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悬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彭卫研究员对于近1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青铜铭文、汉简、墓志、徽州文书、唐宋时期的敦煌文书等一些重要文献资料的发现，古代史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理论素养和问题意识的缺乏，学术评论的缺位，以及在理解新材料上的偏差。特别是第一条，我们在舍弃了以往对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概括后，依然没有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表述，对实证的热情超过了带有宏观色彩的理论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历史的原创性理解。

南京大学教授沈汉分析了近30年来英国史学的状况，认为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著作值得关注。如在经济史领域内，有理查德·布里特内尔划时代的经济史著作《1000～1500年英格兰社会的商业化》；在政治史领域内，米切尔·布拉迪克特的《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的形成，1550～1700》，主要从权力运用而不是政治制度上论述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在文化史领域内，拉斐尔·萨缪尔的《记忆的舞台》讨论了如何重写历史的问题，作者认为历史观念不仅可以从真实的生活经验中延伸出来，而且可以从记忆和虚构中，从空想和欲望中产生；在史学理论领域内，有W.G.朗西曼的《论社会理论》和帕尼罗珀·科菲尔德的《时间和历史的成形》值得注意，等等。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孟钟捷在对德国近10年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进行分析后指出，在理论和方法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仍在持续，但跨学科的交融态势已经日趋明显；在研究视角上，出现全球史的复兴。在历史传授方面，历史教育紧跟历史学的发展。他并郑重提出“史学公众化”的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龙闪讨论了俄罗斯当代史分期问题。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当代史可分为三个时期：1985～1991年，是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期；1992～2006年，可视为后苏联过渡时期；2007年以后，则是新俄罗斯复兴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刘显忠讨论了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界在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变化，如“俄罗斯人”问题受到关注，对苏联联邦制的认识发生变化，对列宁民族问题的一些论点的质疑，等等。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赵轶峰讨论了近30年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人类学等影响下，西方学者对韩朝历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改变韩朝历史的线性解释方式，关注其各种侧面、多样性和复杂性；二是针对韩朝历史学家的民族主义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向论述；三是更多关注现代韩朝而非更早时期的朝鲜。

东北师范大学谢进东教授分析了近30年印度史学的发展。他指出，印度史学研究着重于突破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叙事框架，寻求一种更能反映本族文化特性和实际发展道路的近代史。由原来以强调英国殖民统治和本族精英阶层在印度社会形成中的作用为主，转变为以突出下层民众、妇女等群体在反抗殖民统治、塑造近代历史中的作用为主。社会史、妇女史、庶民阶层研究成为了热点。印度学者在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学术时，又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特征。

为期两天的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由于时间的限制，不少问题无法展开讨论，例如历史哲学、信息史学、当代日本史学等。课题组就今后全体成员的研究工作和进度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明确安排。

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一行赴翠亨村参观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居，重温伟人一个世纪前为改变中国历史而不懈奋斗的一生。

（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