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优秀传统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刘玉堂 袁北星[1]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内容提要】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我们应根据时代要求，对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既永葆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又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影响力、感召力。而价值观自信是人们对自己关于事物的价值评判所持态度和看法的坚定信念，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功能与社会创新功能。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事关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关键词】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自信 价值观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道德养分，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努力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使融入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树枝繁叶茂、繁花似锦。
一 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化人，就是要以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来教化人、感化人。如果文化中缺乏核心价值理念，文化就会丧失魂魄和精髓。
文化具有“人文化成”的价值塑造功能。特定的文化土壤滋养着人们最深层的价值追求，孕育生成特定的价值观。任何价值观的凝炼和形成，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都反映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思想道德结晶。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因此，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而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表明，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仍具有旺盛生命力，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拥有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博大精深的核心价值理念。
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蕴涵、凝结、渗透在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中的核心价值观，在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支配地位，持久地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我们既面临价值多元化、社会思潮多样的冲击，也面临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阵痛。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才能使全体人民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和价值共识，才能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进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它必须既能蕴含社会公认价值，又能承接民族悠久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传承着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拥有几千年绵延发展、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文化传承，这份精神文化遗产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和而不同”，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3]，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其提出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千百年来，老子的道法自然、有无相生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爱利百姓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居安思危思想，庄子的内圣外王、天道无为思想等，构成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在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二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根据时代要求，对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既永葆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又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影响力、感召力。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在治国方略上，汲取传统民本思想，强化执政为民理念。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经典表述的民本思想，彰显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特质。相对于神本、君本思想而言的早期民本思想，具有突破性意义：统治者的权力和权威来自民众拥护而非上天赋予，因此统治者地位的维持和巩固，特别是战争等政治活动的成败，都必须依靠人心向背而不是上苍佑护。西周政治家吕尚提出“敬德保民”思想。他提出的“爱民之道”要求对待民众就像父母爱护子女，像兄长爱护弟妹，看见他们饥寒就会为之担忧，看见他们痛苦就会为之悲哀。对于他们的赏罚如同加诸自己身上一样，向他们征收赋敛如同取之于自己一样。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思想大繁荣的时期，民本思想得以丰富发展。特别是考察民情民意，成为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左传》记载，郑国大夫子产把民众聚会议事的乡校作为获取民意的场所，根据民意调整国家政策和自身行为，在百姓的批评声中，改进施政方略，取得显著成效，郑国由此在晋楚两强的夹缝之中求生存数十年而无虞。子产也被孔子称颂为“古之遗爱”，即难得的古代圣贤遗风。一千多年后，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对子产的作为也十分赞赏。他在《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指出，如同江河不可壅堵，民众言论也不可禁。禁言必导致“下塞上聋”，以致危及国家政权。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丰富民本思想，尽管表达不尽相同，其核心都是强调民众对于稳定政权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借鉴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元素，就是要求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正如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所表示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在社会治理上，汲取传统公正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人类公认的一种价值尺度，公平正义贯穿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生动体现了历代仁人志士公而忘私，忠于国家社稷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周易》的“中”“正”之说，强调要持守“中正之道”；《诗经·召南·采蘩》中的“夙夜在公”[4]，说的是要勤勉工作；《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5]，标示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韩非子·解老》提出“所谓直者，义务公正，心不偏私也”[6]，意即为人正直，处事不偏不倚，不怀私心。他们都强调君子之学，不应只计较利害，而要注重正义、明道，表达了中华民族重视公义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理念影响下，传统义利观强调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与代表整体利益的“义”发生冲突时，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倡导“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必要时还要“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私利，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今天，当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司法公正一再成为舆论焦点时，我们应当更深刻地认识到：公平正义是保障现代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价值追求。习近平强调，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为此，他要求政法工作者“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在人格修养上，汲取传统诚信思想，加强诚信文化建设。诚信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个人而言，诚信是立身处世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7]；“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8]。人无信则不立。诚信之于人，如车横木上的活塞之于大车和小车，人无诚信便不能称其为人，不能立于天地之间，这正如没有活塞的车不能前行一样。对君子来说，诚信更是必备品德。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曰恭、宽、信、敏、惠。”[9]诚信是仁义君子不可或缺的五种品行之一。《礼记·大学》认为：“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诚”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人说话“谨而信”，才能使“朋友信之”；在国家治理中，为政者“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才能国运长久。古代诚信理念经后人不断地诠释和系统化，深深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之中，熔铸为重要的民族品格。建设富于时代内涵的诚信文化，就要让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这是提升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也是推动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保障。
在发展目标上，汲取传统和合思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学者钱穆指出：“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传统和合理念源远流长。《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教”加以和合，就能使百姓安身立命。古代先哲一再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之用，和为贵”[10]“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德莫大于和”。这种崇尚不同意见和合共存的思想，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包容的特征。和合思想发展到政治领域，形成“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11]的政治准则；发展到社会领域，强调“讲信修睦”社会和谐观。和合思想不仅要求个体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而且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终极追求是天人合一、宇宙和谐、世界大同。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们留给后人的瑰宝，也是我们今天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道德源泉。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正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吸纳。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面对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工作还很艰巨。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唯物辩证态度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立足新的实践，增强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道德养分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自信，对传统文化作出新概括新阐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力量。
三 切实增强文化自觉和价值观自信
价值观自信是人们对自己关于事物的价值评判所持态度和看法的坚定信念，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功能与社会创新功能。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事关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做好四个“讲清楚”，深刻阐释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强价值观自信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能否拥有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已成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习近平以“四个讲清楚”详尽阐释了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基于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最深厚文化软实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好这“四个讲清楚”，才能完整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理性思考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发展奇迹。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同时，要通过“四个讲清楚”，使我们坚定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避免误入西方“普世价值”的陷阱，在防止西方价值观渗透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在中西方比较中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概括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过开展家国情怀教育，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增强国家认同，培养爱国情感，树立民族自信，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的共同理想追求；通过开展诚信友善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理念，形成乐于奉献、热心公益的良好风尚；通过开展人格修养教育，引导人们正心笃志、崇德弘毅，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思想，形成良好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要不断提升公民道德实践能力。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近年来，湖北省充分利用丰厚的道德资源，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使之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自2007年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以来，我省共有11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吴天祥、赵传宇、黄来女、谭之平、王争艳、孙东林、董明、杨小玲、刘培、刘洋、罗长姐等“湖北群星”闪耀在道德的天空，其深厚的道德力量，为湖北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道德支撑。
[1] 刘玉堂（1956—），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北星（1967—），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2] 《习近平论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选编》，《党建》2014年第3期。
[3] （东汉）班固：《司马迁传》，《汉书》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4] 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页。
[5] （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卷二十一《礼运第九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2页。
[6] （清）王先慎撰《解老第二十》，《韩非子集解》卷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7页。
[7]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为政第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页。
[8] （清）焦循撰《孟子正义·离娄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9页。
[9]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阳货第十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3页。
[10]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学而第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
[11] （清）孙诒让撰《天官冢宰·大宰》，《周礼正义》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