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天演”和“进化”，分别是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容受“进化论”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两个词语，用以对译“evolution”这个英文词。“天演”来自严复（1854～1921）“做”（鲁迅语^[2]）《天演论》（1898）时的独创，“进化”则被认为是加藤弘之“立论”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日制汉字新词”。^[3]

“天演”和“进化”这两个词，在中日两国近代思想史上所分别具有的标志性意义不言而喻，它们不仅仅是汉字形态本身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还意味着“进化论”在两国语言中所生成的“概念装置”和知识体系的重大差别。^[4]

在中国，“进化论”始于严复已成定论，谈进化论必提严复的《天演论》及其对当时和后来的深远影响。但是从词汇和概念史的角度说，严复翻译进化论的用词似乎从一开始就与日本进化论译词存在“竞争”关系。例如，王国维（1877～1927）在当时就把“天演”与“进化”摆在对决位置，对作为译词的两者的“孰得孰失”“孰明孰昧”进行评价。

“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5]

其结果，正像早有学者指出过的那样，严复在引进“进化论”这一体系时所独创的大部分词语后来都被日本进化论词语取代。^[6]而且，一些实证性研究又不断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铃木修次所述［《日本汉语与中国》（『日本漢語と中国』），1981年］，便可获得以下一览表。

表1 《日本汉语与中国》所见译词对照一览

沈国威进一步指出：虽然严复自己在“《天演论》中已多次使用了‘进化’”，^[7]但“在进化论、经济学、逻辑学的引介上，日文译书的实际作用远远大于一系列严译名著”。^[8]

严复的进化论译词被日本进化论译词所取代，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本论当中，我想用“天演”与“进化”这两个标志性词语来概括，从而视为一个“从‘天演’到‘进化’”的过程。探讨这一过程将涉及很多问题，例如，（1）发生在该过程中的史实是怎样的？还有哪些我们至今尚不清楚？（2）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从‘天演’到‘进化’”的转变？（3）作为选择的主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通过严复接受了哪些？又通过日本的进化论系统获得了哪些？伴随着词汇和概念的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乃至思想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4）应该怎样评价严复？（5）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想的源流是怎样的？

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与进化论”的框架内，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既往的近代史、近代思想史研究、词汇史研究等很多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尤其是落实到历史人物身上，那么严复、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章太炎（1869～1936）乃至鲁迅（1881～1936）都是最被集中探讨的对象。然而，上述问题真正得到解决了吗？我还是想通过曾经“最被集中探讨”过的鲁迅来重新确认这一点。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论把鲁迅对进化论的接受不是仅仅放在“天演论”之下来看待，而是放在“从‘天演’到‘进化’”的历史过程中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