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关系研究综述
一 理论基础
(一)分工理论
1.分工与城市化
分工与城市化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有了分工与城市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思想。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认为城邦的建立是因为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被称作城邦。”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分工的意义,认为城市与分工有关。他从城市内部的分工视角进一步解释了城市的产生。“锻工、木匠、鞋匠和缝匠之间需要互相帮助……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小市镇或小村落。”随后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分工形成城市的过程中,其关键因素是交易成本。与自给自足经济相比,分工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交易双方必须支付交易成本,分工的深化会导致交易及其成本呈几何级数增加(杨小凯,1998)。只有分工的效率足够高,且其带来的好处超过交易成本,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交易成本的下降会促使分工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
艾伦·斯科特(Allen Scott)对城市和区域的研究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交易与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分析指出,分工促进了城市的产生和城市群的产生,新的国际分工会带来国际范围内城市体系的重新构建。1985年,斯科特在分析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的基础上,把纵向分解及由此产生的联系网络看成现代城市出现的原因。1988年,斯科特对现代城市的产生、发展和空间形态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斯科特把由交易关系网络连接的、空间集聚的产业综合体称为“原始城市形态”。他指出,一旦产业综合体得以产生,在这个地方便会出现集聚经济效益,由于集聚经济的吸引力,其他企业也进入该场所,从而使单一的产业综合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多重交叠的生产系统,并且随着地方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基础设施供应条件的改善,许多无关的产业会被进一步吸引到产业综合体附近以利用其市场和服务,由此形成城市。同时,斯科特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的工业区位扩散现象的研究,分析了城市群产生的原因。斯科特指出,工厂区位扩散到边缘地区后,必然会因集聚经济而在当地产生新的生产综合体与城市,并因垂直劳动分工形成都市-腹地系统。斯科特进而分析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会在国际范围内,使整个城市体系按照被少数几个全球城市支配的、由国家和次国家中心组成的等级体系进行重新构建。
杨小凯(1999)指出,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虽然专业化生产能提高经济效益,但增加了运输和议价费用,分工能否深入发展,取决于专业化经济和协调成本的比较,只有在分工收益大于因分工而产生的交易费用时,这种分工才能实现并延续下去。因此,在假设交易活动为内生、每一对邻人间的距离为外生的情况下,杨小凯利用比较静态分析,证明了当一对邻人间的距离S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会引起经济从自给自足演进为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当S足够大时,无论专业化报酬如何增长,均衡总是自给自足。但当S为中间值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使均衡从自给自足演进为生产和交易的部分分工。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通过缩小S使该经济体先从自给自足转向部分分工,然后转向完全分工。这一过程将使更多的产品进入分工,进入市场,并提高人均真实收入。杨小凯的分析通过将空间距离引入交易成本,说明了集聚能降低交易成本,获得专业化经济利益,促进经济发展,这反映的正是城市化持续发展的经济根源。
2.分工与服务业
服务业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回顾分工发展的历史可知,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效率迅速提升,分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深度进一步加深。分工范围的扩大体现在分工不仅局限于国家范围内,而且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分工深度的加深体现在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体现为不同生产环节、不同零部件以及不同生产工艺之间的分工。分工的细化、深化使一些原本由企业内部承担的服务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集合到一定规模,便形成了服务业或新行业。
黄少军(2000)指出,在现代后工业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化、生产迂回性和链条的拉长导致对中间服务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不是由最终需求推动的,而是由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和管理方式变革引起的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增加所带动的,这种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大部分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有关。此外,工业生产方式由大规模、标准化的福特制向小规模、个性化的弹性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导致中间服务需求的增加。在弹性生产方式下,灵活的管理和市场运作格外重要,这使管理和市场运作等部门逐渐强化,并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逐渐独立化,从而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
夏晴等(2004)认为,服务业的发展与分工的演进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服务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服务业对分工又有促进作用,服务业发展与分工演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他们根据中国工业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与中间消耗的占比数据(10%~23%),提出经济发展对服务的需求是由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和管理方式变革引起的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增加所带动的,是在商品生产体系内部展开的,从而得出服务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同时,他们根据服务业的网络效应与市场扩张功能以及服务业发展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费用,得出服务业对分工又有促进作用,服务业发展与分工演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还有学者从生产性服务与消费性服务两条线索出发,分析分工演进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他们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带动了众多为农业、工业服务的行业部门的产生;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城市化发展、人口集聚、生活方式的转变引起了许多为消费者服务的行业的迅猛发展,如商业零售业、城市公共交通业、城市环境卫生服务业等。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分工使产业组织纵向分解及由此产生的联系网络,是现代城市出现的原因。同时,服务业本身就是分工的产物,服务业的网络效应与市场扩张功能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服务业对分工又有促进作用。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共同演进。
(二)集聚经济理论
1.集聚经济与城市化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本质上都是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集聚的过程,都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国外学者主要运用理论模型来解释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之间的关系。Button(1976)将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进行了分类,说明产业区位集聚与城市化之间表现出互促共进的发展态势。韦伯认为,集聚实质上是企业在空间集中分布的一种生产力布局,这种集中的生产力布局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成本节约,企业从而获得比这些要素分散布局更高的要素边际效益,体现为集聚经济效应,集聚经济在空间上发挥效用的结果就是形成城市。Mills和Hamilton(1994)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学说运用到城市形成理论中,形成了米尔斯-汉密尔顿城市形成模型,反映了产业的区位选择和集聚过程与城市形成之间的关系。Somik等(2004)通过考核集聚经济对经济生产力的贡献程度,分析了集聚经济产生的三类根源:企业层面通过集聚经济来改善进入中心市场的途径;产业层面通过集聚经济来进行区域经济集中化;区域层面通过集聚经济来提高各产业间的城市化经济发展。他们同时指出,在各产业门类之间,集聚经济的根源和重要性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就企业生产率而言,通过改善区域间基础设施以进入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定位在密集城市区域内所带来的好处似乎并不会抵消企业的关联成本。赵淑玲、曹康(2005)分析了产业集群对城市化的影响机制,认为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从而提升城市竞争力,推动城市化进程。产业集群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产业集聚能够带给企业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从而降低城市化成本。产业集群在大城市形成,集群的产业可能因土地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原因向周边地区扩散,从而带动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产业集群是城市内部的集群,是城市内部系统发展演化最基础的动力源。城市群内部的各种层次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是推动城镇群体演进的根本动力。
集聚效应对城市化的推动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集聚效应会引起相关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进一步集聚,相应地带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要素集聚的过程本身就是城市产生、发展的过程。集聚效应通过降低城市化成本,使城市化过程得以深化。集聚区内的企业可以共享基础设施、技术溢出、专业人才等,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集聚区内地理、文化和组织的接近使企业的交易成本也相应降低,这些都带来城市化成本的降低。集聚效应可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产业集聚形成后,会增强产业持续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的升级带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又会加快城市化进程。
2.集聚经济与服务业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服务产品的基本属性决定了服务业本身是集聚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服务产品的基本属性是不可储存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不可储存性、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导致服务业地理空间布局的集聚性,意味着服务的交付必须在提供者与消费者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说明服务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导致服务业地理空间布局的集聚性。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空间集聚,带来人口规模或者说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服务的传统特征提出了挑战,服务的时空限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一些服务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实现储存和异地消费,如借助网路系统的远程教育等,但多数研究表明,现代技术对服务根本属性的改变是有限的,大多数服务活动仍要受到明显的时空限制。特别是作为现代服务业主体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对地理集聚性的要求更加突出。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向制造业用户提供更快捷、更优质的服务产品,要求有更短的沟通距离、更直接的交流平台,往往选择在贴近制造业用户需求的地理空间上分布,而制造业多以产业集聚的空间形式存在,客观上对服务业空间集聚性的要求更加强烈。
Scott(1998)率先将“服务业集群”概念化后,有关服务业集群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发现,服务业比工业有更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Illeris(1993)指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不可分离性、非物化性及不可储存性等特点,比工业更依赖当地市场容量,有更强的空间集聚效应。克鲁格曼认为,“源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是产业集聚向心力的重要来源,腹地大的市场更容易吸引企业进驻该区域,促进该地区的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进而强化产业集聚。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可知,集聚经济在产业层面和地理空间层面交互发挥着协同效应,从而成为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共同发挥作用的要素,集聚经济理论构筑了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理论。
(三)区位理论
传统区位理论主要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方法,分析影响微观区位或厂址选择的各种因素,其研究对象均是以所求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的抽象的、理想化的单个小厂商及其集聚体——城市。
杜能是西方区位理论的先驱者,他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提出了“孤立国理论”,即资源配置的地理空间效应。他认为,城市周围土地的利用类型及农业集约化程度都是随其与城市距离的远近而呈带状变化的由内向外的一系列同心圆,这些同心圆被称为“杜能圈”,每个圈都有自己的主要产品和耕作制度。他引入运输成本作为农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子,从而形成了农业区位论。
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首次提出了工业区位理论。他首先引入了“区位因子”对工业区位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完成了一般区位理论的构造。韦伯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并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
1933年,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提出了中心地理论。他从区位选择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和其他级别的中心地等级系统的空间结构理论。他同时指出,城市是中心地腹地的服务中心,根据所提供服务的不同档次,各城市之间形成一种有规则的等级均匀分布关系。
1964年,阿隆索提出了竞租理论。竞租理论是服务业区位选择与空间布局的基础理论。竞租理论是根据各类经济活动距离市中心不同距离的地点所愿意承担的最高限额租金的相互关系来确定这些经济活动的区位的。一般而言,付租能力较高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中的大型零售业等往往布局在区位条件最优的城市中心区或中央商务区,而占地面积大、付租能力较低、对信息区位和市场区位不敏感的交通运输服务业或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等一般布局在城市的近郊区。
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生态学派先后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即城市内部三结构理论:同心圆理论、扇形结构理论和多核心结构理论。三大经典城市空间结构理论虽然是从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布局角度出发的,但它们都涉及中心商业区的布局问题,指出中心商业区是大型零售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服务设施高度集聚的场所,同时还提出了郊区商业中心、批发业空间布局以及不同类型住宅区的分布等问题。总之,三大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实际上是基于地租理论的不同产业区位的总结,其中包括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特征,对服务业区位研究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在区位理论的有关研究中,无论是农业区位论所谈到的依据与城市距离的远近农业呈带状变化同心圆分布,还是工业区位论中区位因子对工业生产场所的决定作用,抑或是竞租理论中服务业区位分布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都是从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选择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同关系角度来阐述的,这说明区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产业空间分布与城市化的协同演进机理。
我国学者李铁立、李诚固(2003)从区域经济系统的视角来研究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的关系。把区域经济系统分为产业子系统和地域子系统两个方面,在区域经济系统向高层次结构转化过程中,产业子系统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地域子系统表现为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地域子系统)与区域产业结构(产业子系统)整合的变化趋势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离不开城市的响应和支撑。一方面,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必然带来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变化,从而推动区域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必将影响区域的供给、需求和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并以此作用于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因此,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与城市化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
二 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综述
20世纪60年代起,发达国家纷纷步入“后工业化社会”,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而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动力来源的转换、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服务业与城市化关系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城市化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基础
一些学者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服务业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得出结论:城市化是服务业的基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国外研究文献中,Singelmann(1978)首次明确了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他运用实证的方法,以实现工业化国家为研究样本,对1920~1970年劳动力转移过程进行研究,通过纵向动态比较说明劳动力在城市非农业部门特别是服务业部门集中的现象。他认为城市化是促成一个国家由农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原因是服务产品供需实现的前提是双方直接面对面,而城市设施为此提供了条件。另外,城市化还促进了政府服务和其他非营利服务行业的发展。西蒙·库兹涅茨(1989)运用需求弹性理论对13个发达国家近三百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引起现代工业增长及相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技术进步,促使生产者不断聚居于城市,居住于城市的消费者开始需要那些在农村并不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充分说明了城市化所导致的需求结构的改变,即服务业的需求主要发生在非农业部门。Daniels等(1991)通过计量分析检验了美国大、中、小城市的区域服务业成长情况,认为城市形成的区域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Messina(2005)的研究表明,政府部门规模、城市化程度等对服务业就业份额具有显著的统计正向作用,公共部门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业相对规模的发展具有显著作用。Chang等(2006)对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提出城市化通过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生活的市场倾向性引起居民对运输、零售等服务业的需求增大,因而城市化能够刺激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增加。
我国学者主要针对中国城市化推进和服务业发展的经济现实进行研究。江小涓、李辉(2004)以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人口规模作为影响一个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四个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要发展服务业,必须先提高城市化水平。郭文杰(2006)认为,城市化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化导致人口向城市流动,产业集聚效应节省了交易费用,提高了交易效率,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从业人员结构的改变最终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晏维龙等(2004)采用1960~2001年的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服务业中的商品流通业和城市化关系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化与流通发展具有纵向和横向的强相关性。城市的发展促成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差异是造成流通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二)服务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
我国学者从城市化动力转变的视角分析了服务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得出服务业成为城市化发展动力的结论。
在研究文献中,一些学者以美国城市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为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张国骥(2003)在研究了美国的城市化历程之后认为,城市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渐趋减弱,而服务业或第三产业代之而起,继续拉动城市化。美国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这时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减弱,但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使城市化仍保持了上升态势。杨治、杜朝晖(2006)通过对美国1870~1970年城市化率的变化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以及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之间求相关系数,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的进展同第三产业就业发展的正相关性要高于同第二产业就业发展的正相关性。同时,他们在对世界和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就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中发现,在工业化的后半期,城市化的发展将主要依赖第三产业的发展。陆际恩(2001)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来生存和发展。城市的发展与第三产业的关系更为直接,第三产业发展越快,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其他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也越快,城市化推进速度也相应越快。陈可、谭莹(2001)认为,第三产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为第一、第二产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服务的,特别是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通信等流通性服务业,成为其他产业提高发展水平的重要条件。它们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提高了产出效率,减少了交易费用,从而增强城市经济实力。第三产业对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教科文卫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巩固了城市的科学技术中心、文化艺术中心、政治中心的地位,使得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李健英(2002)对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城市化过程诱发服务业中新行业的不断出现及传统行业的持续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集聚使服务业发展的结构与规模不同;同时第三产业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经济源泉和后续动力,是城市发挥经济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重要条件,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李京文(2005)把城市发展分为质和量两个层面,认为从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看,制造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基本上是量的影响,即影响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服务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基本上是质的影响,即强化城市的功能、提升城市的形象。陈柳钦(2005)认为,第三产业的后续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配套性服务与生活消费性服务的增加。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配套性服务行业,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城市新的活力,使城市化进入更高的层次,在工业推动的基础上,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成了城市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更为明显;二者对城市化的作用层面也有差异,第三产业对城市功能、城市品质的作用更为突出。
(三)服务业和城市化相互促进
一些研究成果表明,服务业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发展的关系,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国外学者Riddle(1986)利用1981年的截面数据,对中上等收入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Tiffen(2003)建立了农业和制造业、服务业的三部门模型,在对非洲近撒哈拉地区的农业发展、城市化和收入增长的研究中发现,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互为市场。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的释放,服务业将获得较快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吸引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我国学者李江帆、黄少军(2001)的研究成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可以解释第三产业占就业结构的72%,在能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共同经济特征下,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共同发展,相互影响。李健英(2002)认为,在发达国家中,由工业化引发的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间呈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0.9以上。在对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后认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第三产业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经济源泉和后续动力,较低的城市化从需求方面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滞后影响着城市功能的发挥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郑吉昌、夏晴(2004)认为,城市化的实质是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的根本标志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和非农业比重的上升,即产业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城市化持续地创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稳定的、可持续的动力源。杨宜勇等(2005)认为,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服务业的发展拉动了非农就业增长,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也能够促进服务业的较快扩张。但是,从二者发展的逻辑顺序和长期进程来看,主要趋势是先有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再有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城市化率的上升。
综合上述文献研究可知,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服务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服务业和城市化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三 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关系
随着国内信息咨询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软件服务业、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关系引起学者的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Paolo Guerrieri等(2005)认为,一个国家发展具有竞争性服务经济的能力取决于其制造业的结构,制造业具有更集中的用户。而且,生产性服务业也同样具有密集的用户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信息和通信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和贸易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国家发展高效动态的服务经济的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制造部门息息相关,制造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根本性地影响着贸易。知识密集型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用户,国家对这些产业特别关注,以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甚至绝对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
宋庆迎(2005)从城市能级的角度研究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指出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城市发展与能级提升的重要保障,是城市外部经济效应的重要源泉和城市经济发挥扩散效应的重要条件。同时,现代服务业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城市新的活力,使城市化进入更高的层次,可以说,在工业推动的基础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构成了城市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陈剑(2006)则进一步研究了首都城市功能提升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可以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任博华、李孟涛(2007)研究了现代服务业对大连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提出现代服务业是城市经济系统发挥整体功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的服务业是城市内部正常运转、产业结构产生巨大系统效益的重要前提。
综合上述文献研究可知,现代服务业作为新生力量,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城市能级的提升,提高了城市生活质量和竞争力,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