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文学批评的喧闹局面
新文学批评的特殊氛围——激烈的批评态度——流派意识和宗派意识——众声喧哗的时代
文学批评总是在一定语境中进行的，如把文学批评比作树木，语境则有如空气与土壤，一株树木的成长，不仅与种子有关系，而且与空气和土壤密切相关。要深入理解某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有必要先行考察这一时期的学术语境。
1917～1927年的学术语境，充满了唇枪舌剑的论争，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新文学阵营为了证明和捍卫新文学的合法性，一开始就把旧文化、旧文学“妖魔化”，他们的语言火药味十足。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98]中就使用了“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等火药味极浓的词句。汪懋祖曾这样谈论他对《新青年》杂志的读后感：“开卷一读，乃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此虽异乎文学之文；而贵报固以提倡新文学自任者，似不宜以‘妖孽’‘恶魔’等名词输入青年之脑筋，以长其暴戾之习也。”[99]
为引起人们的关注，《新青年》阵营还导演了一出双簧戏，制造一个假想敌并给予猛烈的批判。这终于引来“古文家的林纾来放反对的第一炮”，[100]林纾的这种举动更加深了《新青年》批评家对反对派的敌意。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01]的原则。对这一原则，胡适本来是有看法的，但后来也认同了，还检讨自己“太和平了”，说是若照他自己的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102]并说陈独秀“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103]
《新青年》批评家的战斗精神和激烈态度，也被后起的批评家继承。文学研究会批评家郑振铎这样赞叹《新青年》批评家：“那些‘五四’人物的活动，确可使我们心折的。在那样的黑暗的环境里，由寂寞的呼号，到猛烈的迫害的到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兴奋与苦斗之中生活着。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是一步步的随了反对者们的突起而更为进步，更为坚定；他们扎硬寨，打死仗，一点也不肯表示退让。他们是不妥协的。”[104]因此，后起的新文学阵营继承了《新青年》批评家的战斗精神，他们在对待新文学的反对派时，态度也非常激烈。
在反击新文学的反对派之时，新文学阵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但在如何建设新文学上，新文学内部并不一致。而随着新文学合法性的建立，反击反对派的战斗告一段落，新文学内部的争论就凸显出来。这些争论的激烈性丝毫不亚于与反对派的斗争。
首先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战。
创造社批评家很有“发难”意识。他们认为《新青年》批评群体已经率先向旧文学发难，完成了文学革命的历史使命，因此便把“发难”的矛头指向新文学阵营自身。郁达夫在《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105]中指出：“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暗骂文学研究会作家“垄断文坛”。郭沫若也攻击文学研究会“党同伐异”：“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什么自然主张啦，什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106]创造社批评家把《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视为障碍，向“名闻天下的鲁迅”“胡适大博士”“周作人大导师”“以及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一些大贤小贤”进攻，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贬抑性的评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创造社的挑衅激起了文学研究会批评家的反感。茅盾充满委屈地说：“我们想，一年来我们努力提倡新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介绍外国进步文艺，结果却落得个‘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的罪名，实在使人不能心服。而且，直到此时，无论《小说月报》或《文学旬刊》都没有收到创造社诸公来稿而被‘压制’。那时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受不得委屈，也就站起来答辩。”[107]茅盾写了《〈创造〉给我的印象》[108]予以回敬，批评张资平的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结构不是短篇小说的结构”“未曾畅意的描写，颇有些急就粗制的神气”；批评郁达夫《沉沦》描写上的缺陷及对于现代中国青年的恶影响，批评郁达夫的《茫茫夜》“并没有怎样深湛的意义”“似乎缺少了中心思想”。又说创造社的作品“不能认真讲，若一认真，只好什么都不讲了”“所以更望他们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出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
之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打起了笔仗，相互指摘对方的翻译错误，贬低对方的创作，新文学阵营发生了“内战”。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战，既有文学观念的差异，也有争夺文学话语权的企图。创造社要想改变文坛既有格局，实现自己领导文学潮流的雄心，就必须要开辟自己的话语空间，通过文学批评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这一策略也为后来者效仿。
1925年，闻一多在与梁实秋通信时，曾这样规划闯入文坛的策略：“我们若有创办杂志之胆量，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故你的‘批评之批评’一文非作不可。用意在将国内文艺批评一笔抹煞而代之以正当观念与标准。上沅又将作五年来之中国新剧，本意亦在出人以下马威也。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以哄动一时。”[109]1926年，梁实秋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和《戏剧的歧途》，对新文学前辈特别是创造社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为此后新月派的崛起打开了一片天地。
早期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当时的新文学也曾提出整体性的否定意见。1925年后，郭沫若、成仿吾、蒋光赤等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并以“革命文学”为要求，对大多数新文学作家作了激烈的否定。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110]一文中强调：“我们可以知道文学的这个命名中包含着两个范畴：一个是革命的文学，一个是反革命的文学。”郭沫若将文学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种，而且是非此即彼，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恶化了文学批评的风气。1926年10月1日，潘汉年、叶灵风等创造社“小伙计”创刊《幻洲》半月刊。该刊上半部为“象牙之塔”，刊登文学作品。下半部为“十字街头”，专刊批评文章。潘汉年在创刊号的“十字街头”上发表《新流氓主义》，该文认为，世界上“一切的一切，凡是并立而绝对的两样，非争斗不可”，而“骂”则是争斗的“开始”，“骂”不仅不“有伤道德”，更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深中旧道德麻醉，被传统观念支配的我们，脑筋里还有‘恕道’这个东西。新的与旧的，是的与非的……初起冲突，还不会很干脆的取最后的‘实力’争斗手段，所以开头先用‘骂’的争斗法书来激发对立面，使得降服或反抗，希望由冲突而斗争而统一。”因此，不仅对敌人要骂，对于朋友“明明知道他有和我冲突的地方而隐忍下去了，这是懦弱的狗君子”，因此，还是要“骂”。据叶灵风回忆：“‘十字街头’的泼辣的骂人文章，不仅风行一时，而且引起了当时青年极大的同情，汉年和我，年轻的我们两个编者，接着从四川、云南边境的读者们热烈的来信时，年轻的血是怎样在我们的心中沸腾着哟！”[111]
总而言之，1917～1927年间的新文学批评，弥漫着激烈的争论气氛。当时也曾有人提倡“不争论”，但没有成为主流意见。1923年，王独清针对徐志摩的“天下本无事”的呼吁发表议论说：“我敢说社会的进化多是由这种不和的激战生出来的。……我只知道科学界有激战，科学才有进步；哲学界有激战，哲学才有进步……文学界有激战，文学才有进步。——甚么叫‘天下本无事’！我们正是要在无事中寻事去做，社会才会有活气呢！”[112]林语堂也说：“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何况以功能言之，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即以文学革命而言，虽然是胡适之平心静气理论之功，也未始非陈独秀‘四十二生的大炮’及钱玄同谩骂‘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之力。”[113]
既然反对“调和”，推崇“激战”，赞赏“骂人”，还要在“无事中寻事去做”，批评界自然就形成了激进的批评风气和喧闹的学术环境。
在1917～1927年间，出现了不同的批评家群体。批评群体的形成，除了以文会友、同气相求的原因，还有结成集团、共同对敌的动机。但是，群体意识很容易夹杂着宗派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文学观念是正确的，文学创作是优秀的，而别派的文学观念都是错误的、文学创作都是拙劣的。宗派意识的形成，使得批评家不能容忍异己，结果掀起一次次意气用事的争论。这样就造就了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学术环境。对于这一学术环境，郁达夫有这样的描述：“中国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各人都汲汲于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只知党同伐异，不知开诚布公，到了目下终至演出甲派与乙派争辩，A团与B团谩骂的一种怪现象来。长此以往，我怕几种登载文艺的新闻杂志，都要变成了骂人的机关。”[114]
这种学术环境，对于文学生产力有一定的破坏作用。鲁迅曾说：“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又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115]这种学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文学批评的公信力。成仿吾曾痛切地呼吁“从事批评的人”“勿再耗费精力为瞎闹的破坏的行为，急起而为建设的批评的建设”，[116]但可惜的是，成仿吾自己也没有停下“瞎闹的破坏的行为”。
不过，这种学术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批评的繁荣。这一时期，各方都不能“容纳异议”，但毕竟思想多元，标准多元，还存在着“异议”，而不是“一言堂”。各种批评声音虽然针锋相对，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民主和自由原则还没有遭到彻底破坏。这就使得1917～1927年间的新文学批评和研究，呈现出丰富而又热烈的气象。
[1] 雷内·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收入其著作《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第1页。
[2] 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1卷2期，1922年8月。
[3]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4] 鲁迅：《我们要批评家》，《萌芽月刊》1卷4期，1930年4月。
[5] 《民国日报》1917年2月8日。
[6] 《文艺丛报》1919年4月第1期。
[7] 严复：《与熊纯如书》，收入《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第699页。
[8] 包天笑：《小说画报·例言》，《小说画报》第1期，1917年1月。
[9] 寒云（袁克文）：《小说迷的一封信》，《晶报》1922年8月12日。
[10]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第14页。
[11]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2]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3] 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第1、2期连载，1922年1、2月。
[14]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5] 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第1、2期连载，1922年1、2月。
[16] 缪凤林：《旁观者言》，《文学旬刊》第22号，1921年12月11日。
[17] 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甲寅》1卷14号，1925年10月。
[18]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甲寅》1卷9号，1925年9月。
[19] 辛民：《言论界之分野》，《京报副刊》1925年8月21日。
[20]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21] 钱玄同：《致胡适》，《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
[22] 胡适：《致钱玄同》，《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
[23] 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
[24] 钱玄同：《复宋云彬》，《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
[25]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
[26] 《小说月报》12卷1号，1921年1月。
[27] 1928年发表小说《幻灭》以“茅盾”为笔名，此后多以笔名行，本书从此以下亦以“茅盾”称之。
[28] 茅盾：《反动？》，《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
[29] 郑振铎：《思想的反流》，《文学旬刊》第4号，1921年6月10日。
[30] 《小说月报》13卷7期，1922年7月。
[31] 《晨报副刊》1922年1月4日。
[32] 《文学旬刊》第29期，1922年2月21日。
[33] 《文学旬刊》第30期，1922年3月1日。
[34] 《文学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11日。
[35] 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第3期，1946年9月30日。
[36] 郭沫若：《致西谛先生信》，《文学旬刊》6号，1921年6月30日。
[37] 成仿吾：《歧路》，《创造季刊》1卷3期，1924年2月28日。
[38]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收入周作人《雨天的书》，北新书局，1925。
[39] 雷·韦勒克：《哲学与战后美国文学批评》，收入雷·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第298页。
[40]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7卷1期，1920年1月。
[41] 茅盾：《文学批评管见一》，《小说月报》12卷8号，1922年8月。
[42] 《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
[43] 《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
[44] 《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
[45] 《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
[46] 《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47]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
[48] 鲁迅：《〈幸福〉译后记》，《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
[49] 《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
[50] 《小说月报》12卷1号，1921年1月。
[51] 《晨报副刊》，1920年11月15日、16日。
[52] 李大钊：《我与世界》，《每周评论》29号，1919年7月。
[53]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7卷1号，1920年1月。
[54]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3卷7号，1922年7月。
[55] 郑振铎：《血与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
[56] 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新学报》第2期，1920年6月。
[57]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7卷1号，1920年1月。
[58] 茅盾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2卷8号，1921年8月）中批评五四时期“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数量巨大，占百分之八九十”。茅盾总结了三条原因，其中一条原因就是：从传统主义的束缚里解放出来，因了个人主义的趋势，特流于强烈的享乐主义的倾向。
[59] 茅盾在《什么是文学》（发表于1924年松江《学术演讲录》第二期）中批评，名士派毫不注意文学于社会的价值，他们的作品，重个人而不重社会。此文收入《茅盾全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0] 《小说月报》13卷7号，1922年7月。
[61] 郭沫若：《海外归鸿》，《创造季刊》1卷1期，1922年3月。
[62] 郭沫若：《文学的本质》，《学艺》7卷1号，1925年8月15日。
[63]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4日。
[64] 郭沫若：《文艺上的节产》，《创造周报》19号，1923年9月16日。
[65] 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民国日报·文学》周刊第3期，1925年5月18日。
[66] 成仿吾：《批评与同情》，《创造周报》13号，1923年8月。
[67]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1号，1923年5月13日。
[68] 郁达夫：《诗的内容》，《晨报副刊》1925年5月30日。
[69]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13日。
[70]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
[71] 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收入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郁文书局，1931，第160页。
[72] 茅盾：《关于创作》，《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20日。
[73] 周作人：《关于妖术》，收入周作人《永日集》，北新书局，1929，第254页。
[74]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开明书店，1930年4月第4版，第12页。
[75] 周作人：《文艺的统一》，收入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晨报社，1923，第30页。
[76]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收入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晨报社，1923，第3页。
[77] 周作人：《黑背心》，收入周作人《雨天的书》，北新书局，1935，第109页。此书1925年10月由新潮社初版。
[78]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开明书店，1930年4月第4版，第52页。
[79]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序》中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
[80]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1卷11期，1928年5月。
[81]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卷3期，1926年5月。
[82] 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洪水》2卷16号，1926年5月。
[83]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连载于《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27日、29日。
[84] 《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
[85] 胡适：《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收入《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496页。Imagism胡适译为印象主义，今通译为意象主义；Imagist胡适译为印象派，今通译为意象派。
[86] 雁冰（茅盾）：《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3卷1号，1920年9月15日。
[87] 郭沫若：《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创造周报》第16号，1923年8月。
[88]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狂飙》第5期，1926年11月17日。
[89] 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现代》4卷4期，1934年2月。
[90] 王独清：《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创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
[91]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
[92] 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
[93] 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11月6日。
[94] 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洪水》1卷7号，1925年12月。
[95] 连载于1925年5月《文学周报》172期、173期、175期及10月《文学周报》196期。
[96]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4卷83期，1926年7月10日。
[97]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卷3期，1926年5月。
[98] 《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99] 汪懋祖：《读〈新青年〉》，《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
[100]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第6页。
[101] 《陈独秀答书》，《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
[10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此文作于1922年3月，原载1923年2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收入1924年11月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二集》卷4。
[103]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东方杂志》31卷1期，1934年1月。
[104]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第1页。
[105] 《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日。
[106] 郭沫若：《海外归鸿》，《创造季刊》创刊号，1922年3月。
[107] 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108]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5月11日、5月21日、6月1日连载。
[109] 闻一多1925年3月致梁实秋信，《闻一多书信选辑（四）》，《新文学史料》1984年2期。
[110] 《创造月刊》1卷3期，1926年5月。
[111] 叶灵风：《回忆〈幻洲〉及其他》，收入叶灵风《读书随笔》，上海杂志公司，1946，第153页。
[112] 王独清：《通信一则》，《创造周报》第19号，1923年9月16日。
[113] 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语丝》第57期，1925年12月14日。
[114] 郁达夫：《〈女神〉之生日》，《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2日。
[115]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7日。
[116] 成仿吾：《批评的建设》，《创造季刊》2卷2期，19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