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源流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王松奇

自2014年8月4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在头版刊登特别报道和评论员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使“新常态”一词成为眼下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毫无疑问，这一词汇在中国的流行，关键在于最高领导人的引用和推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考察时说：“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使用了“新常态”这一概念，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大家知道，“新常态”一词最早出现于2009年年初，在美国举行的一次“探讨危机后美国各个经济领域复苏和发展新模式”的论坛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格罗斯和总裁埃利安在发言中用“New Normal”来归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可能遭受的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New Normal概念一提出，立即引起注意，论坛与会者对“新常态”在不同领域的表现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总结。

第一，金融领域。“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新常态”下的金融体系代表“更低的金融杠杆率与更多政府干预的结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说：“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金融系统，它的‘新常态’将会被严格监管，资本需求会很高，银行系统会更有效。”

第二，商业领域。“后危机”时代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商业环境也将发生改变，全球企业界要在“新常态”中重新定位，以适应这种变化。

第三，宏观经济。“后危机”时代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被视为“新常态”，大多数美国人都会慢慢适应这种宏观经济的“新常态”。

在这次论坛上，也出现了对“新常态”概念表示异议的声音，如时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的萨默斯就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这种“新常态”，实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犹存。

由此可见，美国原创意义上“新常态”，本意是让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金融恢复不要抱过高期望，主基调可用“悲观”“无奈”来概括。

对中国忽然被炒热的“新常态”，国外媒体将之称为“Pinormal”，即“习近平常态”。对于许多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外国专家来说，研究“Pinormal”就是一个雾里看花的过程，因为中国的“新常态”概念无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同于5年前美国人提出的那个“新常态”。而中国的“新常态”概念流行的权威推动者习近平总书记本人也没有做精确解说，所以就任由专家和知识分子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了。

《人民日报》在8月5～7日连续三篇的系列评论以“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显现新特征”“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为题，在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具体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和政策含义，简单概括说就是：①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②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③具体政策意向是调结构、挖潜力、激活力、补短板和强实体。《人民日报》发出的肯定是权威声音，但《人民日报》不是学术报纸，而我们从学术上对“新常态”进行分析时，也可以自由发表看法。

有人认为，“新常态”就是经济再平衡，而《人民日报》总结的“新常态”的四个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特别是“优结构”和“新动力”之说，恐怕只属于我们主观想达到的改革目标，能否实现还要看努力的结果。而《人民日报》所说的“多挑战”因为挑战不只是现在“新常态”下的独有现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所遇挑战之烈尤甚于现在，所以也很难将之归纳为“新常态”的本质特征之一。由此可见，《人民日报》的系列评论似乎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见《特供信息》2014年第31期第2页）。如果一定要总结“新常态”特征，那么可以从经济增长新阶段的事实中去总结，大体有三种：一是推动经济增长因素中出口与内需的再平衡；二是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三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三个特点本质就是经济的再平衡过程，因此，可以将再平衡归纳为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

在经济学界还有一种更权威的声音，连续六次参加过中共全国党代会文件起草工作的张卓元老师对通过“定向降准”等政策满足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支持其发展持赞成态度，但对有些地方又计划大规模搞“铁公基”建设，不考虑可行性和成本收益，以政府投资促GDP增长这种做法深表怀疑。他认为，最近在“微刺激”政策氛围下，一些地方政府又热衷于“大干快上”，继续追求短期GDP最大化，这是在走老路，这种提高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程度的做法，会加剧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因此，中国经济增速目前不必非得是7.5%，低0.5个百分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将GDP增长保持在7%左右就可以了。7%左右就是所谓的“新常态”。

关于“新常态”的阐释和应用，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例如在国家发改委对一些跨国企业开出罚单后，一些人马上跟进说“反垄断就是新常态”，更有外交国际问题学者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摩擦及相应外交行动总结为所谓的“中国外交新常态”。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幸好，金融界的跟风派们尚未行动起来，否则肯定会冒出无数个“银行新常态”“股市新常态”“理财新常态”“互联网金融新常态”等许多犹如“天凉好个秋”似的东西来。

其实，在我看来，以上有关“经济新常态”的解说不论是烦琐的还是简明的、权威的还是普通的，都漏掉一个新概念解释的必要环节，那就是语义学的说明。“常”者，长也，“态”者，形势局面也，而经济局面涉及“长”字，就至少要五年到十年，方可与“长”字相匹配。用这种语义学给“经济新常态”下定义，似乎有许多问题还可继续思考。例如美国人所说的“新常态”，是讲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局面，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因为欧债危机的接续作用，美国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还未退出，欧盟还要继续推量化宽松。从2007年到现在已有近8年的时间了，因此，这个美国“新常态”于情于理都说得通。而当下中国说的“经济新常态”也就是被外媒命名为“习近平常态”的那个“经济新常态”，如果从中共十八大开始起算，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新常态”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持续的周期长度？现在是否已经在宏、微观经济层面形成了稳定的可以总结出规律的运行特征？在政府作用历来强大的中国宏观调控当局工具篮子里有很多可动用的反周期工具，工具作用空间也远大于美国，在如此这般的环境条件下，我们的“经济新常态”宣传还可以那样或不假思索或任意假说吗？

我的意思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们既要认真学习和积极宣传，同时又要从学术角度进行严谨深入的再讨论和再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新时期“无衰退结构调整”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