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幸福哲学与科学

1.2.1 西方幸福哲学观的发展路径

既然“追求幸福”是正向心理学的终极目标，那么对幸福的哲学理解就应该是正向心理学的基础之一。

在西方，最早关于幸福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伊壁鸠鲁（Epicureasn）等伟大的哲学家对此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苏格拉底就明确提出了“长处即知识，自知是通向幸福的路径之一”的观点；柏拉图则认为幸福是心灵的一种和谐状态，需要通过发掘深层次的意义来发现，凡是幸福的人，都应该是正义的、理性的及能自我节制的；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则从感官的角度思考幸福，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体验”，“我们的一切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仍是得到快乐”。尔后，斯多葛学派进一步认为保持客观和合理能够获得幸福，他们发明了许多“精神锻炼法”帮助人们获得幸福，这些方法似乎可以看作现代正向心理学认知和行为治疗的雏形。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个人主义价值的地位获得空前提升，认为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能被剥夺。如功利主义哲学家穆勒（Mill）提出“最大幸福原理”，建议建立一门以实证为基础的幸福科学，目的是用来确定哪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

总的来说，西方幸福哲学主要经历了从片面到全面的三个阶段（图1-3）（葛晨虹，2005），逐渐构成了当代正向心理学较为全面的幸福观基础。

图1-3 西方幸福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感官幸福：这是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幸福观。这种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物欲、情欲是人的本性，应当肯定人在任何时候追求幸福逃避痛苦的合理性。于是有心理学家提出了如下的公式（Lyubomirsky，Sheldon，& Schkade，2005）：

幸福=正面的情绪（Positive Emotion）+满意的生活（Satisfaction with Life）-负面的情绪（Negative Emotion）

在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男主人公圭多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很好地表现了趋乐避苦的心理。圭多是一个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一直相信噩梦只是暂时的，人生永远是美丽的。即使被抓到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他也不愿意让儿子幼小的心灵蒙上悲惨的阴影，他哄骗儿子这是在玩一场游戏。他一边乐观地干着脏苦的工作，一边为儿子编造游戏的谎言。他在魔鬼般的劳动中，也丝毫不忘对妻子多拉的思念之情，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多拉表达自己的心声。当最后一次去找多拉被发现，纳粹押着圭多经过儿子躲藏的铁柜时，他依然乐观、大步地向前走，只当是给儿子演戏。

显然，这种“趋乐避苦”的感官幸福感仅强调了片面的如肉体的快乐，而忽视了价值、意义等重要元素，混同了人的本性与动物的本性。大多数现代正向心理学家都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快乐等同于幸福。

理智幸福：这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人性论基础上的幸福观。这种观点认为人应该在理性指导下有节制地生活，并以理性克制感性的欲望，获得一种人性的自我觉醒，积极地引导个体感受到生活赋予的意义（Snyder，Lopez，& Pedrotti，2011）。于是：

幸福=快乐（Happiness）+意义（Meaning）

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在他的专著《幸福的方法》中谈到自己16岁时的一次经历，在以色列长大的本-沙哈尔，获得了全国壁球赛的冠军。在过去长达5年的训练中，他坚信：无论身体或心理都要坚强，才能最终取胜；而胜利，一定会带来充实感，也能让自己最终幸福。终于，本-沙哈尔如愿以偿，夺冠后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庆贺。那时，他对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成功可以带来快乐。可是，晚上当他坐在床上，尝试着再回味一下夺冠的喜悦，忽然间发现，那种胜利的感觉，梦想成真的那一刹喜悦都消失了。内心感到空虚、迷惘，甚至是恐惧。他不禁问自己：“在如此顺意的情况下尚不能感到幸福的话，那我将到何处去寻找我人生的幸福？”这些变化引起他的反思。泰勒后来将幸福定义为“快乐与意义的结合”。幸福不是为了拼命爬到山顶，也不是在山下乱转，而是尽情享受向山顶攀登过程中的美好风景。

这是一种从个体层面对幸福的理解，即个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快乐，更需要生活、生命的意义；没有意义的生活，即使能够从中获得快乐，也不能够真正获得幸福。这是目前很多正向心理学家赞同的观点，而且已经通过各种研究来证明如何获得意义可以使幸福感最大化。当然，人具有社会性，因此更完整的幸福观应该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

德行幸福：所谓德行幸福，是建立在社会人性论基础上的幸福观。其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人生的价值及其幸福在于，人通过其自身的活动而满足社会和他人的需要。个人的人生价值及其幸福只有在与社会的关系中才能存在和体现出来。不能离开这种关系孤立、抽象地谈论人生价值和幸福（Ryff & Keyes，1995）。于是：

幸福=情感幸福（Emotional Well-being）+社会幸福（Social Well-being）+心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

情感幸福是指拥有较多的正向情绪（Positive Affect）、生活满意感（Life Satisfaction）和较少的负向情绪（Negative Affect）；社会幸福是指较高的社会接纳（Social Acceptance）、社会实现（Social Actualization）、社会凝聚（Social Coherence）和社会共融（Social Integration），并做出一定的社会贡献（Social Contribution）；而心理幸福是指具有较高的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较好的人际关系（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能够获得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和生活意义（Purpose in Life），同时具有掌握社会环境（Environmental Mastery）和独立自主（Autonomy）的能力。持该观点的正向心理学家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快乐，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三方面的幸福感，因此这是一种更全面的幸福感。

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17岁时发现自己真正的价值是“为上帝服务”，他矢志为社会平等与正义做一名牧师。此后他一生都实践着用爱和宽容消解仇恨与分歧。他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主张公正无私的爱、普遍的爱，爱一切人，甚至要爱敌人。这充分表现了他有着大海般广博的胸怀和世界大同的思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他的演说中处处充满着和平与爱。他积极参加和领导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如著名的自由乘客运动和自由进军运动。他常对自己说：“我希望人们怎样评价我呢？”其实他想说，如果能帮助身边的人，他的朋友，如果能用一句话或者一首歌，或者能帮他们做任何一件事，哪怕这事不可能，但只要使他们快乐，能让他们记住他们有他这样一个朋友，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有人能告诉有些人，他们选择的路是错的，不要让他们误入歧途，帮助他们，指引他们，他就没有虚度此生；如果能像一个使者一样做了应该做的事，如果带给了这个世界以拯救，如果他向上天传递了答复，他就没有虚度此生；如果他让他的朋友，他让他所认识的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就没有虚度此生。

1.2.2 东方哲学对华人幸福观的影响

西方哲学体系在时间发展上脉络清晰，而东方哲学在相对的时间轴上则流派众多，百花齐放，各自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哲学体系且相互融合、并存。因此，对正向心理学东方哲学基础的分析不能以时间发展为序。此处从三个主要的东方哲学体系（图1-4）入手，简要剖析正向心理学的东方哲学基础。

图1-4 正向心理学的东方哲学基础

儒家思想（Confucianism）：儒家思想的代表非孔子莫属，他生活在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他在一生中，始终把道德教化作为其教育理念的核心，并且鼓励关注他人的福祉。在儒家哲学体系中，如何通过自身的修炼获得“德”（Virtue）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这些“德”包括仁、义、礼、智、信，培养自己的德就是通向幸福和快乐的重要途径。

在儒家看来，幸福和快乐分为不同的层次（曾红、郭斯萍，2012），一是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的幸福和快乐，二是基本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后的幸福和快乐。前者是较低层次的快乐，而后者是较高层次的、理性的幸福，这种幸福不仅是当下的、客观的人生状态，更是内在的、主观的、经验的心理感受（李煌明、李红专，2008）。

此外，这种高层次的理性幸福已经延伸到社会关系层面，如《论语》开篇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谈到人们将“学”与“习”统一起来的学习方法，和志同道合的人交往获得的学习乐趣，以及遭到别人的不理解也不愤怒生气的处世态度，这都是获得幸福与快乐的真谛。因此，儒家学说中的幸福观已经在自身体系内完成了从“感官幸福”到“理性幸福”，再到“德行幸福”的跨越，是一种全面的幸福观。

曾国藩，30岁以前是一个庸人。他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和毛病，人格和个性上都有一些缺陷，如心性比较浮躁、坐不住，他在日记中说“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他为人也比较傲慢，修养不是很好，脾气比较差，他的祖父给他一句赠言说“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30岁以后，他不断自我完善，完成了从一个庸人转变成圣人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他每天坚持写日记，有什么不符合圣人要求的，就要甄别出来痛自反省；他不仅改掉了暴躁的脾气，还提高了自我修养。对于自己经常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等毛病，他也是高度警惕。他获得的效果中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戒烟。曾国藩通过自我完善和各种磨砺，帮助了自己、家庭和国家，这种自我价值实现就体现了一种成就感，也是一种自我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幸福感。

道家思想（Taoism）：道家思想的核心即“道”（“Dow”或“The Way”），是所有人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道家所追求的幸福不像儒家学说有很多层次，它所追求的是“至乐”，即一种不以得失为前提、不以关系为羁绊、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幸福与快乐（黎岳庭、王旻，2010）。只要顺应自然法则，合乎“道”，就能达到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获得真正精神上的幸福。

因此，道家思想中关于幸福观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精神性”（Spirituality），主要强调一种脱离世俗、寻求超脱的快乐，体现了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简单来说，精神性的幸福是一种比其他幸福更重要、更伟大的人生意义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超越、自我实现。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至乐》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与自己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去世，庄子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这是为何？原来在庄子眼里，人之生源于自然，人之死又返于自然，如今妻子睡在天地这个大屋子里即将成为永恒，所以要为她庆贺。这是一种超脱自然的人生态度，庄子认为一个人“因任自然”，保持心境或精神上恬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他对万物自然本性有理解，他的心也就不受世界变化的影响，因而他的幸福也不受外界事物的限制，可以说是已经得到了超脱世俗的绝对幸福。

道家幸福观的第二个特点是“辩证性”（Dialecticality），即我们常说的“阴阳学说”（Yin-Yang）。在感受人生幸福体验的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到好的与不好的一面，即《道德经》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即幸福与不幸福）是可以相互转换，并时常相伴的。这种观点极大影响了中国人对幸福的感受与理解，比如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中国人认为无论是福是祸，都是可以靠人去改变、转化的，在面对“福”时，不宜过分喜悦，在面对“祸”时，也能坦然面对，不过分悲伤；但从消极的一面来看，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对幸福感的追求，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明显低于西方（Diener & Suh，1999；Easterlin，Morgan，Switek，& Wang，2012）。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在2012年发表了一篇引起国内强烈讨论的文章“China’s life satisfaction，1990-2010”（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该文作者为世界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同时也是幸福经济学（Happiness Economics）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他及其研究团队发现，尽管中国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在总体水平上，国内人民却比20年前幸福感更低。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转型之初，大部分中国人，无论年龄、教育、收入水平以及区域，对生活的满意度都比较高，68%的高收入人群以及65%的低收入人群，满意度都比较高；但是在过去20年里处于国内收入下层的1/3人群对其生活满意度越来越低，而收入最上层的1/3人群则越来越满意。这就是幸福经济学领域有趣的“伊斯特林悖论”^[4]。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在北边靠近边塞的地方，有一位精通术数的人，大家叫他塞翁。有一天，他家的马跑到胡人那里去了，大家都来安慰他。塞翁却说：“这怎么就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过了几个月，他家的马带领着胡人的骏马回来了，大家都祝贺他。然而他却又说：“这怎么就知道不是一个祸患呢？”家里多了良马，他的儿子喜欢骑马，有一次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大腿，大家都安慰他，这位老人又说：“这怎么就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侵入边塞，壮年男子都拿起弓箭参战，靠近边塞的人绝大部分都因战争而死去，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摔断了免于征战，父子得以保全性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遇到福还是祸，都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福和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要以辩证的态度去看待。

佛教思想（Buddhism）：佛教认为，“从生到死，苦难充斥在人的整个生命中”。佛教文化围绕“苦难”构建了其基本体系，包括“人的苦难”（Dukkha）、“人的欲望”（Tanha）、“苦难中的涅槃”（Nirvana）和“摆脱苦难的路径”（Magga），这四条基本原理在中国被称为“四圣谛”（苦、集、灭、道）。整个佛教的修行，可以看作是从发觉苦难到脱离苦难的过程。

同时，佛教还汲取了部分印度教的思想，非常重视个人的“德”，被称为“四梵住”（Brahma Vihara），即慈、悲、喜、舍四种心境。修行这四种心境，就可以达到远离欲望、没有竞争、积德行善、无忧无虑的境界，最终获得个体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即平静的幸福。

佛教思想对正向心理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佛经中的感觉、体验、幸福和欲望等名词经常出现在正向心理学中（李庆安、艾力、定明、李远红、张龙萍，2013）。如正念（Mindfulness）已经完成了从宗教哲学到科学的蜕变，成为一种新的心理疗法，并应用到临床和科研领域，对抑郁、压力、癌症患者等疗效显著（Segal，Williams，& Teasdale，2012）。但是，佛教思想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并不广泛，因而对中国人的幸福观影响不是很大。

1.2.3 正向心理学的科学基础

除了哲学基础外，对正向心理学的产生起直接推动作用的主要是人格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心理健康运动（任俊，2006）。

人格心理学：提起人格心理学，自然会联想到其先驱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他同时也是特质理论的创始人。他首先把人格定义为“个体内决定个人特有的行为与思想的心身系统的动态结构”，同时认为人格结构具有复杂性、独特性和动态性三个特点。但是后来的研究几乎舍弃了“人格动态性”这个观点，仅认为个体的动机系统是人格形成的动力，不同的动机导致不同的人格形成。

早年的塞利格曼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实验动物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nessless）现象，即该动物在此之前已经接受过多次的电击，且不管什么情况下，它都无法逃避电击，当让它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时，虽然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逃避电击，但那种再怎么努力也逃不脱电击的经历逐渐使它形成了一种“习得性无助”特性。据此，塞利格曼通过随后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习得性无助”类人格特质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人格动态性”这个观点（Maier & Seligman，1976）。

后来，塞利格曼修改并拓展了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理论，认为乐观等一系列积极品质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这就是现在经常使用的“解释风格”理论的雏形，该理论认为人格分为“乐观解释风格”和“悲观解释风格”（Buchanan & Seligman，1995）。

“乐观解释风格”的人在面临失败时，会认为这种失败是暂时的，是由特定情景和外部原因造成的，以后不一定还会失败；在面临成功时，会认为这种成功是自己的内在原因造成的，是通过长时间努力后获得的，以后可能还会成功。而“悲观解释风格”的人会产生相反的认知，在面临失败时，会认为这种失败是永久性的，是由自己内在的原因造成的，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失败下去；在成功时，反而会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大可归功于运气好等外在原因，以后也不会再成功了。20世纪90年代末，塞利格曼的研究从“习得性无助”到“习得性乐观”，并最终在过去几十年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正向心理学的有关内容。

人本主义心理学：正向心理学对人本主义心理学采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可以看作是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超越。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类真实的自我，以人的整体意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现象学的整体分析和经验描述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尊严、价值、自我实现等；正向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和人本心理学一样，关注人类的积极面，除了研究个体的优点、长处、价值观等，还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积极的情绪体验、积极的社会组织等方面（任俊、叶浩生，2005）。

此外，正向心理学更强调社会环境和人文教育在人性成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坚持以现代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取向进行研究，这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仅强调自然因素是不同的。不难看出正向心理学正在拓展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长期感兴趣的问题，并把人本主义心理学中那些难以量化、难以实证的研究对象与内容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进行实验或实证研究。因此，正向心理学继承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树立的体现人性意义的观点，并批判性地吸收了其经验教训，体现了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和意志。

心理健康运动：Cowen和Kilmer认为当代正向心理学是早期心理健康运动中初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和增进幸福（Wellness Enhancement）两个概念的“亲戚”（Cowen & Kilmer，2002）。初级预防旨在面对相关环境改变时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预先通过相关保护性活动或方案来提升个人潜能、幸福感，维持或转变个人适应性功能，以及增强个人抵抗能力（Bloom，1996）；而增进幸福指向个体健康水平的更高层级，即个体不仅没有疾病痛楚，而且需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获得幸福感。

这两个概念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心理健康运动（任俊、叶浩生，2006），当时美国心理健康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Mental Health）为了在美国推动心理健康运动而推出了一套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丛书，其中一本名为《正向心理健康的当代概念》（Current Concepts of Positive Mental Health），第一次提出了“正向心理健康”的概念。认为正向心理健康应该由六个方面构成：正向的自我态度；全面的成长、发展和自我实现；集中统合的心理功能；自主发挥功能的能力；对现实的准确认知；掌控自己周围环境的能力（Jahoda，1958）。但正向心理学在构建其概念理论体系时没有明确地纳入“正向心理健康”这一概念，而是用“主观幸福感”概念来取而代之，这后来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